本篇文章是由《南方文物》發表的一篇文學論文，(季刊)創刊于1992年，是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館主辦的刊物。本刊立足南方，而向東南亞，主要刊登我國南方地區考古調查、發掘報告及文物博物事業研究論文，交流南方及東南亞地區文博工作信息。

　　[摘要]關于司馬相如的生平事跡，歷史文獻的記載甚少，前人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其生年、游梁時代考、是否東學七經等方面。本文主要針對司馬相如籍貫、生年、游梁及東學七經等問題進行分析，側重考辨并提出己見。

　　[關鍵詞]司馬相如;生年

　　司馬相如(?-前118)，蜀郡成都人，西漢著名辭賦家。關于他的生平，文獻記載甚少，長期以來學者們就其生年、游梁時代、是否東學七經等問題爭論不一。以下筆者就部分問題提出己見，對前賢時彥的觀點或已有定論不多贅述，關于相如作品的辨析另著有文章討論。末附其生平大事年表，以便查閱。

　　一、籍貫

　　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日犬子。”一般公認相如生于成都。近年來有學者提出質疑，認為相如原籍蓬州而非成都。引發此爭議的是清王培茍在《聽雨樓隨筆》中的一段記載：“人皆以相如為成都人，實今之蓬州人。后遷成都，又居臨邛，三處皆有琴臺。蓬州，隋之相如縣，以相如所居之地而名。明初乃省人蓬州。其故宅在州南，琴臺在宅右，傍嘉陵江。”蓬州即今蓬安縣，古稱相如縣，在漢代其境域絕大部分屬于安漢縣。其始建縣時的治所，在今四川南充市蓬安縣利溪鎮之兩河塘。相如縣得名必緣于相如，相如有別鄴于此。如《舊唐書·地理志四》：“相如，漢安漢縣地，梁置梓潼郡。周省郡，立相如縣，以縣城南二十里，有相如故宅二。相如坪，有琴臺。”又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六：“梁天監六年置相如縣，兼立梓潼郡于此。至后周，郡廢而縣存，即漢司馬相如所居之地，因以名縣，其宅今為縣治。漢司馬相如宅故居縣二十里。《周地圖記》云：‘水地有相如坪，相傳云相如別業在此宅右，西濱漢水(按：即今嘉陵江)叢薄郁然。其基名相如琴臺，高六尺，周四十四步。根據典籍記載，除“相如坪”、“琴臺”外，古相如縣尚有“長卿里”、“慕藺山”、“洗墨池”等遺址，詳見司馬研文。

　　綜合言之，就筆者目前所見，“蓬州論”所提論據主要集中在古相如縣內有關相如遺址的文物考古與詩文收集方面，諸多證據其實僅證實了一點：相如于相如縣置有別宅，可以確信無疑。然相如是否原是蓬州人，后遷成都，此事證據并不充分，尚待考證。司馬遷與相如生活時代相近，他的記載可信度應當是很高的，“成都論”不應輕易否定。

　　二、生年及游梁時代

　　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要確定相如生年，游梁時代是關鍵。迄今大致有兩種觀點：其一，以劉開揚為代表，相如生于文帝元年(前179)，游梁在景帝二年(前155);其二，以束景南為代表，相如生于文帝九年(前171)，游梁在景帝七年夏(前150)。其中以第一種觀點居主流地位。筆者認為，相如游梁當在景帝七年冬十月。

　　據《史記·梁孝王世家》和《漢紀·孝景皇帝紀》，梁孝王入朝共有九次，分別是梁孝王十四年(文帝十五年)、十七年(文帝后元二年)、十八年(文帝后元三年)(留京一年)、二十一年(文帝后元六年)、二十四年秋八月(景帝二年)、二十五年冬十月(景帝三年)、二十九年冬十月(景帝七年)(留京一月)、二十九年夏、三十五年(景帝中元六年)。相如游梁在景帝時，梁孝王三十五年卒，故可排除前四次和最后一次入朝的可能。

　　首先，相如當時同時得見鄒陽、枚乘、莊(嚴)忌三人。三人皆初仕吳王，后因勸諫吳王不成而去吳仕梁，其時間大約在景帝_一年(前154)吳王叛亂前后。《史記·梁孝王世家》(《漢書·梁孝王傳》同)所載鄒陽在梁的最早記錄是景帝四年，且與羊勝、公孫詭同時，《史記·韓長孺列傳》載勝、詭于景帝四年入梁，今存所有記載勝、詭、鄒在梁的活動，皆在景帝四年以后。

　　又《漢書·枚乘傳》：“枚乘字叔，淮陽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晃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景帝三年春正月七國反，景帝誅晁錯，七國之亂僅三個月即平息。夏四月以后，枚乘應已在京為官。可知枚乘初次游梁最早不過景帝三年初，且時間較短，最多不過幾個月，而枚乘辭官再次游梁的時間當在景帝四年或以后(《漢紀》系在景帝七年)。《漢紀》卷八系枚、鄒游梁在景帝三年正月;宋王益之《西漢年紀》卷九系三人游梁在景帝三年冬十月;惟《資治通鑒》將鄒、枚游梁連同梁王大治宮室系于景帝二年，而明顯與《史記》、《漢書》所記梁王大治宮室在景帝四年相矛盾，其說有疑。綜合各類史書記載，則景帝二年鄒、枚、嚴三人不能確認俱已在梁，而此三人去吳游梁的時間最早也應是景帝三年冬十月后。

　　其次，據《史記·梁孝王世家》，景帝三年冬十月的入朝，梁王得景帝厚遇，與之宴飲，甚至首次對梁王許傳帝位，梁王雖辭謝而心內喜，也漸漸對帝位產生了期望。同年春，七國叛亂，梁王平亂立了大功。景帝四年是梁王在政治上居功自傲并有所圖的開始，由此才大建宮室，廣招豪杰。后來成為梁苑集團主要成員的羊勝、公孫詭、鄒陽等人，可以明確此年俱已在梁，梁苑集團始具規模。因此，綜合言之，景帝二年、三年這兩次入朝俱可排除。

　　此外，景帝七年夏的第八次入朝亦可排除。據《史記·梁孝王世家》，夏四月景帝立膠東王劉徹為太子，梁王不滿，羊勝、公孫詭為之密謀刺殺爰盎等大臣，事敗自殺。此次入朝是在此事之后，梁王“從兩騎入，匿于長公主園”，“伏斧質于闕下，謝罪”，行事非常低調，當然更不可能帶上鄒、枚、莊等人了。

　　綜上所述，相如游梁當始于梁王的第七次入朝，即景帝七年冬十月。此次梁王入朝聲勢浩大，“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于關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史記·梁孝王世家》)。梁苑文學集團的成員也必定跟隨，相如與之交游及辭官游梁也當在此年。至景帝中元六年梁王逝世，相如離梁，相如在梁共居住了七年，正與《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吻合。若依劉開揚推測，則相如在梁居住了十二年，與“居數歲”不合，且與文君成婚時已三十四歲，足足大了文君記》卷二“十七而寡”)一倍。《禮記·曲禮上》：“三十日壯，有室。”即便以現代人的標準而言，這一年齡也稍顯晚了。

　　在確定了相如游梁時代后，可以推測相如貲金為郎，事景帝為武騎常侍(《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最晚不過景帝六年(前151)。據《史記·孝景本紀》和《漢書·景帝紀》，漢舊制男子二十三而傅(“傅”謂著錄于名籍)，景帝二年冬十二月后改為二十而傅。仕宦之年也大致相同。相如此年為二十歲，上推則知其大致生于文帝十年(前170)。

　　三、“東學七經”辨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相如既學”，索隱引秦密曰“文翁遣相如受七經”，所據乃《三國志·蜀志·秦宓傳》：“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于是蜀學比于齊、魯。故《地里志》日：‘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此處有兩個關鍵問題一直有爭議：其一，文翁何時任蜀守?其二，相如是否受遣東學七經?

　　據史載，文翁當是景、武間的蜀郡太守，《漢書·循吏傳》：“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余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又《地理志》：“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漢紀·孝武皇帝紀》：“是時，廬江人文翁為蜀郡太守，其為人愛學，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之風，文翁乃選郡縣小吏有才器者，輒給資用，令詣博士受業，還皆以為右職，用察舉之。”以上史料皆說明了文翁是景、武之際的蜀守。束景南以為文翁在文帝末時已為蜀守，所據乃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三《蜀志》：“孝文帝末年，以廬江文翁為蜀守，……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儒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于齊、魯。巴、漢亦立文學。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國皆立文學，因翁倡其教，蜀為之始也。”與《漢書》、《漢紀》所述不同，很明顯，《華陽國志》是將景帝末年誤作文帝末年，武帝誤作景帝，束文所據有誤。

　　關于相如是否東受七經一事，劉開揚以為事不可信，理由是既然文翁遣學是在景帝末年，所遣之人又為“郡縣小吏”，因此時間、人名都明顯與相如無關。束景南則認為相如乃文翁最早私自薦送受經，而不必等到文翁任蜀守時。相如東受七經一事，源于《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相如既學”下索隱引秦密的“文翁遣相如受七經”一句注釋，因此劉、束二位先生都認為此事發生在相如年少時。《史記》原文為：“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若依索隱，則相如東學七經，并慕藺相如更名。考漢時七經，均不言藺相如事。而十三經中與藺相如相關的僅見于《大戴禮記·保傅》：“趙得藺相如，而秦不敢出。”相如所慕藺相如之事，當非源于七經。由此可見，其實索隱有誤，“文翁遣相如受七經”并非是相如年少時，而是在景武之際文翁任蜀守時。

　　又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夏四月梁孝王逝后，相如歸蜀，之后才有文君夜奔、當爐賣酒等故事;武帝建元三年(前138)九月開上林苑;之后武帝讀相如賦而善之，楊得意趁勢薦言，相如作《天子游獵賦》，武帝以之為郎;建元六年(前135)相如出使巴蜀。因此，相如東詣京師學習，當在景帝后元元年(前143)至武帝建元五年(前136)之間。若依一年習一經，相如受文翁所遣東學七經最早不過景帝后元元年。學成歸蜀最遲在建元四年(前137)，得仕武帝最遲在建元五年。

　　四、任孝文園令

　　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相如最后曾為孝文園令。元光六年(前129)相如為中郎將出使邛、筰，雖然中途罷官，但又“復召為郎”，官職不變。中郎將一職，《索隱》引張揖曰：“秩四百石，五歲遷補大縣令。”因此最遲在元朔五年(前124)相如官職當有所變動。又大縣令一職，《漢書·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文園令，《索隱》引《百官志》：“陵園令，六百石，掌案行掃除。”《后漢書·百官志二》：“先帝陵，每陵園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園，案行掃除。”二者祿秩相近，級別當同，故相如遷為文園令當在元朔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