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喜劇的基調中如何處理死亡?這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眾所周知,王實甫《西廂記》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喜劇作品。它猶如一首優美的樂章給人以悅愉歡快的感受,可謂美不勝收。下面小編介紹一篇關于《西廂記》的文學論文。

　　摘要：《西廂記》中兩次不恰當摻入的死亡因素,即崔相國的亡故和鄭恒的觸樹而死,是這優美樂章中的不協調音,它與貫串全劇的喜劇精神是不相和諧的。

　　關鍵詞：西廂記;崔相國的亡故;鄭恒觸樹而死

　　白璧也有微瑕。我以為《西廂記》中兩次不恰當摻入的死亡因素,即崔相國的亡故和鄭恒的觸樹而死,是這優美樂章中的不協調音,它與貫串全劇的喜劇精神是不相和諧的。

　　戲曲在開場伊始就出現了陰郁的色調。我們知道,崔張愛情是在崔鶯鶯的父親———崔老相國亡故的背景中發生發展的:母女二人扶著靈柩回博陵安葬,因道途遇阻,暫停普救寺,由此演出一個浪漫、精致的愛情故事。這種把快樂置于陰郁底色中的做法違背了喜劇精神。比如,老夫人在楔子中的一番傷感道白以及“盼不到博陵舊冢,血淚灑杜鵑紅”的悲嘆,就喚起了人們悲哀的感受,引起人們消極抑郁的情緒。讓鶯鶯、張生、紅娘這些喜劇人物在這樣一個消極背景中登臺亮相,在讀者、觀眾看來頗感別扭。尤其是鶯鶯,鶯鶯作為戲曲中的愛情女主角,一出場就被置于與她的愛情使命不相稱的環境之中。倘若我們設身處地地替鶯鶯想一下,我們將會發現,鶯鶯的處境實際上是相當尷尬的。隨著劇情的發展,鶯鶯一方面要與張生自由戀愛,這是喜劇性的,它所引起的情感是愉悅的;但另一方面,至親的亡故總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它毫無疑問地只能成為導致消極情緒的因素。而把喜劇人物放在這么一種背景中來表現,實在不能算是高明之舉。幸運的是戲曲并沒有過于渲染這種死亡氣氛。在崔鶯鶯與張生浪漫情愛的具體描寫中,作者對父親的亡故給鶯鶯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實際上是采取了視而不見的淡化態度。鶯鶯的愛情心理、戀愛行為在作品的描寫中幾乎絲毫未受痛失父親的影響。也就是說,崔鶯鶯對她父親的亡故并未表現出任何悲哀。作為一位喜劇作品中的人物,作者的這種淡化處理當然是有利于劇情的發展,但我們也不能忽視,這一淡化實則與鶯鶯形象是不相符的。

　　像鶯鶯這么一位溫柔多情的大家閨秀,知書達禮的相府小姐,怎能對父親的亡故無動于衷呢?這顯然是不合常理的。

　　作者既然把《西廂記》當作一部愛情劇來寫,為什么還要在戲曲的開首安排一次死亡呢?既然喪父之痛不是戲曲的立意所在,為什么非得要鶯鶯身服重孝去談愛情呢?我們知道,崔張愛情故事是有其生活原型的,其本事最初見于唐代傳奇作家元稹的“自敘之作”《鶯鶯傳》。在《鶯鶯傳》中,作者托名張生、崔鶯鶯,實際上敘述了他自己本人少年時期的一段艷情。這就是崔張愛情故事的由來。此后,從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到王實甫的《西廂記》,大體沿用了這個故事框架。雖然故事的主旨在不同的作品中有所變化,但老夫人和崔鶯鶯扶柩回博陵這一故事背景卻從未有變動。看來,照搬生活原型大概就是《西廂記》開場有誤的原因吧。

　　藝術雖然來源于生活,但并不等同于生活。藝術要集中地表現理想,就應該對生活有所取舍,有所加工改造,不能拘泥于生活原型。《西廂記》應該有一個輕松愉悅的開場,作為作品中愛情女主角的鶯鶯更是完全沒有必要受到父親亡故的困擾。崔相國的亡故與戲曲主旨無關。如果沒有喪父這個大的消極氛圍,鶯鶯的形象會更加光彩照人,戲曲的藝術畫面會更加明朗,更有助于喜劇效果的發揮。如果說崔相國的亡故對戲曲喜劇風格的影響還是一種靜態的、隱隱約約的因素,那么,戲曲結束處鄭恒的觸樹而死就是一種明顯的失誤。

　　只有十惡不赦者的覆沒才能給人以快感。鄭恒雖然算得上是一個壞人,但他罪不至死。作品曾通過紅娘之口把鄭恒罵了個狗血噴頭。通過鄭恒的言語行為,我們也能看出,這是一個不學無術,依仗父老勢力妄圖與鶯鶯成親的小丑。為了得到鶯鶯,他甚至使出了卑劣的欺詐手段。但是,所有這些都不能成為鄭恒該死的理由。作品中的鄭恒實在不是一個惡貫滿盈、罪該萬死的人物,他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個庸俗無能、品質低劣的人物,且鄭恒并不是戲曲的中心人物,他直到最后一本才正式登場。但是,他的死卻是在戲曲的關鍵時刻,是在大團圓這一喜劇性高潮背景之下。這種死亡與全劇喜劇性基調發生的沖突是頗為強烈的。我們稍加想象便能領悟:一面是鄭恒失戀觸樹而身亡,一面是崔張婚宴喜慶成伉儷,這大悲大喜的情感我們靠什么把它們調和?靠什么才能把鄭恒的悲劇性的死統一到愉悅的主導情調中去呢?由此可見,《西廂記》對死亡問題的處理是不夠深思熟慮的,沒有考慮到相國和鄭恒的死亡在戲曲整體氣氛中的效果,作出了與戲曲中占支配地位的喜悅精神不相容的安排、處理,造成了欣賞者的情感矛盾。當然,王實甫的《西廂記》作為一部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偉大作品,自有它的過人之處,在如何處理死亡這個問題上,也還有成功的例子。戲曲中對賊將孫飛虎的結局安排就比較妥當地回避了死亡問題。孫飛虎的罪行比鄭恒要大得多,是一個杜將軍“本欲斬首示眾”的人物。圍困普救寺,那可是興兵作亂,況且他還揚言要把普救寺僧俗斬盡殺絕。但是,戲曲中沒有砍他的頭,而是杖了他一百大板。這一百大板杖得好,與全劇的精神境界是合拍的。其實,孫飛虎這個人物形象也并不是惡貫滿盈的兇神惡煞,雖然他曾揚言要把普救寺人等斬盡殺絕,但他并沒有真正做到。甚至在兵圍寺廟之前,他還進行了一番思想斗爭:“當今用武之際,主將尚然不正,我獨廉何為?”孫飛虎心中還有“廉”的想法,可見他也不是完整意義上的惡人,有著向善的一面。他在讀者以及觀眾心目中的形象應該是一個既可憎又可笑的角色,搶親不成反挨了一頓打,應該成為人們嘲笑的對象。倘若一刀把他砍了,雖說砍得不無理由,但卻掃了大伙的興。作者對孫飛虎的處理是比較妥當的。其實鄭恒也應該有一個與孫飛虎相類似的結局。我們應該想到,孫飛虎和鄭恒實際上是作為張生的情敵出現在戲曲中的,一個企圖用武力搶得鶯鶯,一個妄想依賴武建勢力,采用欺詐手段與張生爭鶯鶯。作者應該進一步完善這兩個丑角形象,從他們身上挖掘更多的笑料,以烘托喜劇氣氛,突出崔張那有著深刻感情基礎的愛情追求。崔鶯鶯與張生愛情的整個背景應該有助于渲染全劇的愉悅氣氛。喜劇就是喜劇,它追求自身內在的完滿、統一。如果在其中不恰當地摻入了死亡因素,那就如同在一套鮮艷的婚禮服上縫上了一條憂郁的黑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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