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實現現代化、實現民族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夢想。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艱辛漫長，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在現代化建設道路上的探索與實踐不斷深化。2035年我國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性質和特征日益凸顯。要加強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領導，進一步適應新的環境，加強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使黨始終走在時代的前列。

　　【關鍵詞】2035年遠景目標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現代化

　　按照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2035年我國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借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話講，這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而是“現有的前提”產生的“現實的運動”的目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產物。2035年也將成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節點。傳承中華文明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中國歷史進程的一部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決定了其歷史進程的連續性與統一性。毛澤東同志曾說過：“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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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5年，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國仍將流淌著中華文明的血液，并在這一基礎上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國社會遵循著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邏輯。正如古希臘羅馬的思想孕育出西方道路一樣，中國古代的“大同”學說也包含了對未來發展的設想。原始社會到文明時代的轉變，使先人朦朧地意識到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產生的意義，并經歷了由此釀成的社會動亂和大變革。面對“禮崩樂壞”的局面，他們以托古改制的方式表達對理想社會的追求，相關思想從《禮記·禮運》對“大同”和“小康”的描述可知。所謂“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所謂“小康”，“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禮記·禮運》雖出自儒家手筆，但“大同”學說基本為諸子百家共奉。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指出，自漢朝以后，“大同”二字已獲得了偉大的神圣力量、情感力量和革命力量。[2]他們深知實現大同理想的條件遠不具備，于是退而求其次，主張先結束混亂狀態，再經“小康”而“大同”。這一“三段式”的社會發展學說也為后世的進步思想家所繼承和闡發。近代以來，包括中國共產黨人在內的仁人志士也從中獲取了推動社會發展的精神力量，并為其賦予了新的內涵。但是，“大同”這粒種子要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還要具備歷史條件，等待有利時機。

　　1840年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節點，鴉片戰爭既是轉折又是轉機。古老的中華文明與西方工業文明正面交鋒。有識之士從中看到了中國落后的現實，并萌發出民族復興的使命意識。同時，他們也認識到，這種復興已不再是傳統社會的“中興”“盛世”，而是要“師夷長技以制夷”，必須用新的制度改造傳統社會、實現現代化。為救亡圖存，“大同”這粒種子得到了先進分子的培育和灌溉。改良思想家康有為撰寫的《大同書》，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天下為公”的信條和目標，使這種理想和情懷得以再現和傳承。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同志寫下了《論人民民主專政》，總結了近代以來的歷史經驗，豪邁地宣布：“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

　　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3]中國共產黨找到了這條道路，即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進而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但是，這一歷史進程如此漫長，當務之急還是要實現現代化。現代化不等于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現代化的基礎之上，且現代化可以通過社會主義的方式加速推進。實現現代化、實現民族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夢想。因此，中國共產黨一經取得執政地位，就開始了在現代化建設道路上的探索與實踐。凸顯社會主義性質我國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社會主義既是我國現代化的目標，也是現代化的基本途徑。

　　《建議》勾畫出了2035年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輪廓：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將大幅躍升，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臺階，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成文化強國、教育強國、人才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高度，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本實現。

　　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明顯增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平安中國建設達到更高水平，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2021年是實施“十四五”規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開局之年。為使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與科學社會主義保持邏輯上的一致，《建議》提出了“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將使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與科學社會主義保持邏輯上的一致，凸顯中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性質。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要通過共產黨的領導加以推進。

　　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一旦這個任務得以完成則意味著共產黨歷史使命的終結，這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但是，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尤其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進程中，這種領導作用仍將延續。一般說來，傳統農業社會和現代社會都具有相對穩定的特征，但從前者到后者的轉變則容易引發非穩定性因素。因此，需要有一個實行集中統一領導的政黨在這一過程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防止農民的無產階級化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沖突的發生。

　　2035年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應該具有全新的面貌。政黨由黨員構成，黨的指導思想和決策需要黨員在實踐中有效貫徹。中國共產黨現在由9100多萬名黨員構成，不論到2035年有什么樣的變化，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不能改變，黨員自身素質的提高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的前提。這種素質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具有不同的內涵，所形成的途徑也有所不同。顯然，治理一個現代化國家的方式和領導武裝斗爭的方式就有很大差別。

　　對中國人來說，不論是現代化還是社會主義，都是西方資本主義歷史進程的產物，其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不過是對西方社會的描述和抽象，如何將其運用于中國并與中國實際和歷史傳統結合起來，仍然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一個艱深課題;如何處理現代化“一般”與“特殊”的關系，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也是一個嚴峻的挑戰。通往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之路當然不會一帆風順，但只要思想緊跟實際，解決問題的手段定會通過全黨全國人民的頭腦“從現成的物質事實中發現出來”。

　　作者：劉海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