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中心主義與國家中心主義是經典意義上的國家現代化主導范式，二者分別側重社會和國家作為主導性力量來推動整體性現代化進程，并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構成了現代主流發達國家的歷史演進主脈絡。在以中國為代表的后發趕超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前兩種范式的解釋力遇到了挑戰。一種以政黨為中心主導的，先由體制外產生的政黨通過構建民族主義價值體系、規范體系與期望體系，實現新式權力結構革新，進而助推國家現代化的“政黨中心主義”新范式逐步登場，并彰顯了極具潛力的理論和道路力量。

　　【關鍵詞】政黨中心主義;社會中心主義;國家中心主義;現代化

　　傳統的國家現代化有兩種基本主導范式，一是以早發內生型國家為代表的“社會中心主義”，強調社會為社會變革的力量來源，強調弱國家、強社會，注重社會或市場的自主性1;另一種是以后發外生型國家為代表，即西方政治學語境下的威權社會中的“國家中心主義”，強調國家權力的能動性，以國家權力為集聚社會資源以通向現代化的主導性力量。這兩種范式在近現代政治文明演進的進程中，均彰顯了一定的解釋力。但是，隨著社會復雜化趨勢的日益加深，尤其是工業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的來臨，國家內部的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兩種理論的適應性均出現了不足。另一種范式理論，即連接國家與社會的“政黨中心主義”應時而生，蘊含著更大的解釋力，這一理論尤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踐具有巨大的前景性。

　　一、“社會中心主義”“國家中心主義”兩種范式的內涵

　　從宏觀歷史視野看現代化的主流道路，以歐美為代表的現代國家以國家主導或社會先行為主要演進范式。近代歐美資產階級革命標志著其文明由封建主義向現代資本主義轉型，這種轉型路徑呈現出兩種類型，一是以英國、美國為代表的“社會中心主義”范式，一是以德國、俄國與日本為代表的“國家中心主義”范式。

　　(一)“社會中心主義”范式的動力機制近代英美兩國的興起，是“社會力量、商業集團的力量起著決定性作用”2，這是一種圍繞社會或市場為中心展開發展之路的模式。當然，社會中心主義不僅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和戰略，也是一種獨特的國家發展模式和戰略。它起源并興盛于英國，并且不斷演化發展，不同時期側重點有所不同，主要經歷了古典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三個階段，是世界上影響最廣泛的發展模式之一。從發展演變來看，“由最初著眼于政治自由擴展到經濟領域的自由;在經濟領域內，由最初主張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發展到主張國家干預;當國家職能越來越多、難以保障全社會的自由時，又主張為政府減負，重提自由市場經濟主張”1。

　　這種發展模式的優點是顯著的，自由主義思想與市場經濟制度的組合使得這一模式具有極強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尤其是對從個體到整個社會層面的個性解放及生產力的極大推動，使得社會財富的創造力度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以市場機制自動調節資源配置和經濟活動，強調個人主義和自由創新，是社會本位、個人主義為核心的文化價值觀的體現。這樣全部經濟關系都是以個人為核心構筑起來，社會財產所有權結構中個人占據較大比重。“政府的干預和調控必須嚴格地保證個人財產的獨立性和轉移自由，即政府創造一個政策環境，使人們能夠發揮自己的專長。”2政府在這里主要扮演了守護者的角色，它服從于社會力量的根本性安排，社會是歷史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當然這一模式也是存在弊端的，主要是社會自發性與國家整體性及長期性利益之間的矛盾，尤其是容易導致國家必要干預的作用下降，以及控制風險的能力弱化。

　　正如拉斯基所言：“在經濟領域，國家變成了商業的附庸，國家的習慣也被商業所要求的新環境所改變。甚至國家間的戰爭也是為了市場，為了權力，也就是為了間接地增加國家在經濟上的統治地位。”3這種自由主義的影響是深遠的，拉斯基進一步分析道，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也以權力和財富為追逐目標，并且極力反對權威的干涉。“經濟個人主義的目的是獲得財富，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的目的是獲得知識。但是人們探索知識與其說是處于無用的好奇心，不如說是處于強烈的信念，即相信知識是通往權力的鑰匙。”

　　4這樣知識分子就走向了國家的對立面，因為“限制人們探索知識，就是限制人們獲得權力，而權力可以帶來財富和榮耀”5。可以看出這一范式在潛在層次上對思想價值的沖擊，以及對政治權力結構異化的風險。更嚴重的是社會中心主義經濟制度所建立的“階級關系使分配能力無法趕上生產能力”，尤其是高福利社會保障制度帶來了社會分配矛盾的激化。以至于產生了為追求高利潤而出現的“殖民地與帝國主義間的沖突以及經濟民族主義”，進而出現了一系列后來的戰爭危機，使得自由主義“成為自身目標的囚徒”。

　　(二)“國家中心主義”范式的強勢效應

　　國家中心主義以德日為代表，實際上在歐洲大陸，例如俄國、法國也是強調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主導作用。19世紀的德國內外交困、積貧積弱，尤以外交危機為甚。“由于資產階級和市民社會的孱弱，德國內部政治革命的壓力遠不及西歐工業化的經濟壓力”6，國家建構由此成為德國政治的中心議題。“從費希特到黑格爾的德意志國家主義，代表了一種與啟蒙運動對立的迥異于自由主義的后發展政治理論。德國自上而下的國家主導型現代化道路，表征著一種發展型國家的濫觴。”

　　7賈恩弗朗哥·波齊總結了早期普魯士國家機構的三個特征：軍事管理和社會公共管理的廣泛重疊、政權偏向于從同一個特權等級即容克中任命行政人員、偏向于行政單位由多個人實施操作。8這種“發達的絕對主義國家的行政體系模式”使得德國后來居上迅速崛起，但是“終因犧牲自由的專制主義而走向毀滅”。德國的“國家中心主義”范式產生的強勢效應，使得人們對國家能力產生了多維度的深度思考。國家中心主義的核心概念是“國家自主性”，斯考切波將其定義為“作為一種對特定領土和人民主張其控制權的組織，國家可能會確立并追求一些并非僅僅是反映社會集團、階級或社團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標”9。

　　在國家中心主義語境下，政治行為的主體是國家，社會的目標由國家確立，社會的控制和秩序由國家實施。進一步而言，在外在形式上是“組織凝聚力很強的國家官僚集體，尤其是與當前主流社會經濟利益相對獨立的職業官僚集團”10通過公共政策的確定實現國家自主性的能動。國家自主性的能動作用以國家能力為支撐，這種能力是“國家從社會積聚資源并將之轉化為可資運用的力量，實施對社會的統治與管理，應對他國的競爭與挑戰的整體效能”1。

　　從對內對外兩方面可分為六種能力，對應前者的是資源積聚能力、社會控制能力、經濟管理與社會服務能力;對應后者的是維護主權與領土完整的能力、參與創建國際機制的能力、國家力量提升能力。類似地，王紹光認為國家能力就是國家將自己的意志變為行動、化為現實的能力，其中有七種基礎性能力，即強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認證能力、規管能力、統領能力和再分配能力。2這樣國家就成為了“一套集中關注于積聚和行使政治權力的制度”，它本身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力量，有著自己的特定利益，自主性地、有時是決定性地影響國家自己的安排和政策”3。

　　(三)兩種經典范式解釋力的根本性局限

　　社會中心主義與國家中心主義作為歷史變遷進程中產生的理論范式，必然受到一定歷史社會條件的限制，因而具有過程性和階段性的特點。這兩種理論范式所共有的一個主要缺陷就是對社會或國家兩種政治行為主體一方的偏重，而忽略了社會整體性利益的表達，即缺乏有機連接二者的力量，造成了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對“社會中心主義”范式而言，社會的創造性與自發性的張力，構成了權力結構的多中心化和多層次性，彌合其與國家權力的制度化張力是這一范式的重要關切。對于“國家中心主義”范式而言，它容易產生國家權力的官僚化，國家權力在社會結構上起到牽引性作用，社會的創造力會淹沒在權力結構的強制力中，是一定意義上的二元對立。

　　在后發現代國家的發展歷程中，伴隨著社會結構的日趨復雜化，出現了階級群體與利益表達的多元化，如何整合社會力量和社會利益，確保國家的有序和社會的進步是每一個國家面臨的發展中的重要命題。因此，政黨作為整合和表達的工具的制度化力量出現了，并逐步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政治作用，逐漸從整合的角色走向了引領的角色。在這里，以社會和以國家為中心的理論范式顯然對政黨作為領導國家現代化進程力量新范式的主體地位沒有充分的認識，因而不可能充分揭示后發國家現代化的邏輯理路。

　　二、“政黨中心主義”的中國出場及其價值彰顯

　　有學者指出“重整社會”是晚近百年中國問題的重要內涵，社會的衰弱無法為政治確立基礎，國家建構更無從談起。自傳統自然經濟格局所形成的“一盤散沙”轉型為現代社會與經濟形態，“非得經由生產方式的重組而引致生活方式的改換，進而引發社會變革，造成新型社會形態，繼而提煉出新型政治形態不可”4。這里牽涉到了幾組核心概念，即國家秩序的穩定、規范與期望體系的確立以及權威等級的溝通有效。

　　只有基于此，中國社會與經濟的問題才有解決的基本邏輯進路。建構這樣一套體系化的秩序形態和制度框架，還需要一個貫穿其中的主體性力量，這種政治力量需要有使命的自覺性和行動的有效性，它充當的是整合力量、表達利益和塑造政治共同體的中介性角色。回溯近代民主潮流，只有政黨能置于這一角色上。

　　相對于早發現代國家內生型政黨的產生不同，后發型國家面臨的是國家的重組和失序的治理，政黨的產生在政權建立之前，政黨是主導性的政治力量，例如蘇聯國家的建立。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政治力量博弈也是以政黨為主導的。從清末革命黨人到軍閥混戰時期的多元政黨，再到國共兩黨角逐，直至中國共產黨領導與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確立。縱觀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進程，中國共產黨逐步從邊緣性的政治力量成為主導中國社會的權力和組織中軸，中國現代化的階段也可分為以黨建國、以黨治國和以黨興國三個基本階段。這個進程也即是政黨中心主義的中國出場和發展的進程。

　　中國共產黨通過系統的價值理念宣揚、整體性的社會動員以及逐步的制度供給，實現了從革命到執政的任務轉換，再到現代化進程中改革角色的時代賦予。中國的現代化邏輯和黨自身的現代化邏輯是高度契合的，黨的功能不僅具有自身現代化的使命，也具有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必然屬性。

　　三、新型主導范式的超越與文明多樣化的價值通約

　　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現代化主體力量新范式的“政黨中心主義”，從歷史和制度兩個維度構成了對“社會中心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的超越。從無產階級政黨自身歷史來看，馬克思主義也是以社會為中心的價值學說，強調社會矛盾與階級作用對歷史發展的推動作用。這在方法論層面上構成了無產階級政黨在革命活動中的社會中心取向，其經典代表是統一戰線理論，其嚴重異化的形式即是列寧強調的“尾巴主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早期以社會為中心的行動方法論，強調大興群眾性的罷工運動，有時是極端化的民主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行事，給黨的事業造成了極大的災難。

　　同時，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活動中也有以國家中心主義的階段化傾向意識，這在兩次國共合作時期及新民主主義革命后期有所表現。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黨的早期領導人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單純地認為改組后的國民黨具有充足的政治權威性與強大的執政能力。同時認為中國共產黨為了中國社會的根本利益可以做盡可能多的權力讓渡，相信兩黨合作可以建立起規范化的國家政權制度和權力運行體系，自己可以在制度化的權力制約機制中發揮本黨的主體作用，這就導致了后期理想革命的憧憬在現實中被國民黨這一有著列寧主義外在形式的“弱勢獨裁政黨”1所擊潰。

　　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出現的片面強調統一戰線作用而忽視黨的領導作用的現象，同樣是對政黨主體能力的不自信與不自覺，在后來的一元化領導的加強下才使革命形勢扭轉。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后期，國家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在國共兩黨都有表現，中國共產黨從減少戰爭的危害程度和維護中華民族利益的民族大義立場發出“聯合政府”的倡議，只是一開始國民黨政權抱有軍事幻想而拒絕了這一政治倡議。在戰爭形勢于國民黨極度不利時，國民黨后來的政權訴求都已為時已晚。

　　所以，指導執政后，中國共產黨在路徑依賴的“鎖定”情勢下，依然是政黨中心的政權建設路線，并取得歷史性的成就。從制度分野的角度來看，中西方在主導現代化力量的范式上因其制度的起源模式與權力互動機制的不同，三種范式取向都有其現實性和必然性。從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社會中心主義與國家中心主義都可以在現代化進程中獲得“支持性資源”2。

　　政工師論文投稿刊物：《黨政干部學刊》是中共遼寧省委黨校主辦的綜合性理論刊物，擔負著全面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完整、準確地宣傳、闡釋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引導廣大黨員和干部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提高馬列理論素養和實際能力，促進黨的事業發展的任務。

　　尤其是社會中心主義的“社會人”或“理性人”假設，還有國家中心主義的“政治人”假設，以至政黨中心主義的“黨性人”3假設都可以獲得文明多樣化的價值通約。然而，在前兩者出現治理和領導有效性式微的情景下，中國以政黨為中心的“匯現代政府治理體制與黨興國體制于一境的新型政府治理形態圖景的全面展現”4，就用實踐證明了這一范式與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實際的契合性。同時，應該注意到中國情境下的政黨中心論，并不完全同國家中心論相對，而是國家中心論在中國情境下的擴展和修正，更與社會中心主義的核心價值理念相一致。

　　因為，中國共產黨可以看作是國家的組成部分，它一方面追求整體的利益，同時也與國家權力高度融合。“政黨中心論關注到中國政治情境下的政黨對政權、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組織與引導，顯然超越了國家中心論的范疇。”5這一范式構成了與前兩種范式在全球文明視野下的競爭性并立，共同推動全球政治文明的發展，從不同的側面進行探索、印證與比較生存。

　　作者：張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