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晉時期，歸隱成為一種常見的現象，因此，隱逸隊伍龐大，與之相隨的隱逸詩也達到頂峰‍‌‍‍‌‍‌‍‍‍‌‍‍‌‍‍‍‌‍‍‌‍‍‍‌‍‍‍‍‌‍‌‍‌‍‌‍‍‌‍‍‍‍‍‍‍‍‍‌‍‍‌‍‍‌‍‌‍‌‍。 晉代王康琚一改之前的隱逸主題，以“反”字表明自己主張的朝隱、心隱‍‌‍‍‌‍‌‍‍‍‌‍‍‌‍‍‍‌‍‍‌‍‍‍‌‍‍‍‍‌‍‌‍‌‍‌‍‍‌‍‍‍‍‍‍‍‍‍‌‍‍‌‍‍‌‍‌‍‌‍。 王康琚的主張實則是儒道結合的產物，但是深究又會發現是一種逆反式抒情的結果，與陶淵明的隱逸相比，不是一種真心的隱逸，只是借此抒發自己的感情‍‌‍‍‌‍‌‍‍‍‌‍‍‌‍‍‍‌‍‍‌‍‍‍‌‍‍‍‍‌‍‌‍‌‍‌‍‍‌‍‍‍‍‍‍‍‍‍‌‍‍‌‍‍‌‍‌‍‌‍。

　　關鍵詞：王康琚 《反招隱詩》 主題 原因

　　一、招隱題材的演變

　　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是現存最早的關于招隱主題的文章，他在詩中用濃墨描寫山林的幽深險惡，最后呼喚“王孫歸來”。 ①到了漢代，統治者承襲孔子的想法，以至于征召隱士成為一種常見現象。 一般是皇帝親自參與征召或者下詔選拔，對隱士高度重視及態度寬容，不僅次數頻繁，而且優先考慮隱士，對隱士特開路徑，允許他們越級而進。 ②到了魏晉時期，隱逸者越來越多，隱逸詩的創作也一時興起。 此時由于社會動亂，儒學經術衰落，政權更迭頻繁，知識分子莫名地卷入政治斗爭，遭遇殺身之禍，在此種情況下，為尋找出路，古之已有的隱逸思想再次興起，出現了張載、左思、陸機等人以“招隱”為題目的詩歌，他們以尋隱為借口，最后一起歸隱為目的，這些詩歌與《招隱士》題目相似，意趣不同。

　　招隱思想的轉變是從《招隱士》到《招隱詩》再到王康琚的《反招隱詩》。 王康琚在詩中描寫山林的惡劣環境，但在題目中前置一個“反”字，與之前的作品意圖不同。 《反招隱詩》所提倡的是以適性之隱招隱山林之士，不像陸機、左思那樣被隱者所招。 他的詩不僅是對漢代《招隱士》招隱士出山的反動，也是對太康招隱詩歸隱山林的反撥。 而“反”類作品最早要追溯到《漢書·揚雄傳》：“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做賦其弘麗溫雅……又怪屈原文過相如，作《離騷》……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離騷》。 ”③揚雄為屈原的遭遇感到悲哀，不同意屈原遭遇如此的禍害而投江“自沈”，因此，以屈原的《離騷》為對象而作《反離騷》。 雖然揚雄打著“反離騷”的旗號，但實質的目的卻是在為屈原打抱不平，并非兩極化地反對屈原。

　　二、王康琚《反招隱詩》主題轉變的原因

　　蕭統在《昭明文選》中將王康琚的《反招隱詩》單列為第二十三卷，足可以看出其自身的獨特魅力及蕭統對《反招隱詩》的重視。 我們不知道王康琚的生平事跡，所以無法得知王康琚為什么不延續陸機等人招隱詩的主題。 不過細細品讀，筆者總結出了以下幾點：

　　1.逆反式抒情

　　胡大雷先生在《中古詩人抒情演進》中通過分析傅玄、張華、左思等人時，發現其作品與人品出現了“文與人乖”的現象，進而提出了“逆反式抒情”。 ④胡先生認為詩人的詩與其生活，或者詩歌題材與其個人經歷有時會呈現出不同，甚至是逆反關系，詩人通過詩歌來平衡生活中產生的困難，使日常生活中積累起來的某種感受得以宣泄。 根據此種現象，王康琚的《反招隱詩》也有可能是“逆反式抒情”的結果。

　　詩人在開頭就提出兩種不同的隱逸方式——大隱、小隱，緊接著以老子和伯夷為例，認為伯夷隱居在首陽是小隱，而老子雖在朝廷做官，實則實現了心隱，是大隱。 因此，他更贊同老子的這種大隱; 詩的第二句說天下太平時有隱士，現如今怎能沒有隱士呢，這兩句顯示出詩人對此時政局的不滿意。 第三四句用“絕跡、哀風、凝風、寒泉”等帶有悲傷義的詞語說明山林的惡劣環境，暗示它不僅摧殘人的精神，還傷害人的皮膚，告誡我們不能盲目地追求山林歸隱，又以“周長信眾人，偏智任諸己”加固自己對歸隱山林的態度。 鑒于此，最后表明自己所贊同的歸隱方式“與物齊終始”，表現真正的意向。

　　無論是心隱還是身隱，如果想成為真正的隱士，絕不是像王康琚，甚至像左思、陸機這樣明確表達自己想要歸隱的思想。 陸游《雜感十首》其一曰：“志士棲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 不須先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 ”⑤這是陸游在諷刺那些借假歸隱來博取清譽的偽君子，陸游認為真正的隱士是不會表達自己歸隱的想法，只有那些假借歸隱取得美名的偽君子才會大肆宣揚自己的歸隱想法。 反觀王康琚沒有做到像陶淵明那樣“生在人境，心里平靜”的心隱，而是在抒發自己的牢騷，就是所謂的“逆反式抒情”。

　　2.受魏晉郭象圣人觀的影響

　　玄學家郭象把道家和儒家相結合，產生了自己的圣人觀。 玄學在魏晉時期大盛，出現了以王弼為代表的“貴無論”; 阮籍、嵇康為代表的“自然論”; 郭象為代表的“獨化論”。 “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 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 此天地之正也。 ”⑥郭象認為萬物之間是相互獨立的，是各自生化的。 基于萬物是獨化的特點，郭象認為正確認識“道”的關鍵在于把握萬物所具有的“自性”。 所謂的“自性”就是事物之所以成為自身的根據，每個事物都是相互獨立的，因此“性”也是獨有的，不能隨意改變，也不能強加。 與此對應，人類也應該是這樣的，人們只需要遵從自己的內心，守住自己的“性”就可以了，而圣人應該具有“游外冥內”的特征。 孔子曾認為“方外”與“方內”有差異，但是在郭象這里是沒有差異的，“游外”指內心世界不被塵世所牽絆; 而“冥內”指在生活和行為上不脫離世俗，行事不違背常道。 基于此，郭象認為圣賢之人不必隱藏起來，只要生活在世俗，精神又自由，這就是達到了“游外冥內”。 所以，歷來被人們所推崇的伯夷、叔齊諸人，在郭象看來是“舍己救人，徇彼傷我”。 進而得出郭象贊同的圣賢之人是“夫圣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 ⑦從此，名教和自然的關系從阮籍那里的分離到郭象這里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反招隱詩》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和郭象的圣人觀相似。 王康琚提出來的“大隱和小隱”與郭象的“圣人雖居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的觀點相照應，而對老子大隱的贊美和對伯夷小隱的不贊同，與郭象對伯夷、叔齊等諸人隱居山林做法的批判又是非常相似的。 由此可以看出大隱才是王康琚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也是其政治理想。 李善注：“以出仕為周才，隱居為偏智”，反映他所贊同的圣賢觀，他認為以出仕為目的的人才是有才華的人，這與郭象所謂的“游外冥內”的圣人形象極為吻合，詩的末句“歸來安所期，與物齊始終”也正如郭象所云：“物各有宜，茍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遙也”。 ⑧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詩中包含的意思和郭象玄學思想中某些思想相一致，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王康琚招隱題材詩歌主題的轉變和郭象的思想有關系。 每位士人都有終極的奮斗目標，由于現實原因，造成了他們在出和入的道路上徘徊，王康琚有可能也是如此。 但是郭象的玄學思想卻為王康琚這種矛盾的思想找到答案，為他的招隱做了政治哲學和政治文化的論證‍‌‍‍‌‍‌‍‍‍‌‍‍‌‍‍‍‌‍‍‌‍‍‍‌‍‍‍‍‌‍‌‍‌‍‌‍‍‌‍‍‍‍‍‍‍‍‍‌‍‍‌‍‍‌‍‌‍‌‍。

　　3.與晉代對隱士的看法有關

　　晉代對隱士的看法與漢代有很大的不同。 隱士其實屬于士階層，由于古代“士”和政治是一種依附的關系，所以，為了自己的聲譽、前途，士階層會努力進入官場，而入仕的機會當然也是和統治者及其隱士政策有關。 漢代是我國古代歸隱的第一次高潮，與此相應兩漢統治者對隱士的征召也達到頂峰。 根據現存的兩漢文獻，當時招隱士出山的現象十分普遍，皇帝、三公九卿、地方官吏幾乎都參與其中。 有皇帝親自征召的，如高祖親自征召商山四皓，東漢章帝親自招攬隱士; 還有皇帝下令征召的：章帝建初五年春二月下令詔對他諫言的隱士。 同時，漢代招隱士還具有普遍性與高度重視的特點，政府每次征舉士人常常優先考慮隱士，而且允許隱士越級而進。 但是到了晉代，統治者對隱士的看法和漢代產生了不同。 雖然晉代的皇帝也征召隱士，但是次數并不多，不像漢代那樣頻繁。 如晉武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淳樸，乃咨詢朝反，搜求隱遺。 咸寧二年，……征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征南安朱沖，太康元年，復意義太子庶子征沖，雖以疾病不至，而朝野悅服”，東晉明帝太寧三年“征處士臨海任旭、會稽虞喜”。 從現存的晉代文獻只可以找到少有的統治者征召隱士的記載，它沒有漢代招隱士的普遍性和高度重視性。 漢代的招隱士規格比較高，一般是公車、玄迎召，公車和玄都是古代德高望重之人使用的禮節，由此可以看出漢代與魏晉對隱士的不同之處。

　　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一直深入人心，一旦那些渴望建功立業的隱士沒有受到重用，他們會轉移目標，出現了“顯隱在心”的現象。 處在此時期的王康琚也許會受到此種思想的影響，因此，招隱主題從左思、陸機的尋訪隱士，企羨歸隱到在朝市進行大隱。 老子雖然是道家的鼻祖，和儒家追求的出仕思想相反，但是他卻做到了在朝廷中當隱士，既獲得聲名利祿，精神上又無拘無束。 老子的這種做法正是王康琚所追求的，所以當這種“顯隱在心”的現象出現時，王康琚就抓住機會，在主題上別出心裁，成為當時的一大亮點，雖是招隱題材，但前置一“反”字，將寫作目的顛覆，以至于受到后世蕭統的注意。

　　文學方向論文：文學地理學視野下的廣瀨淡窗與王維漢詩比較研究

　　以上是王康琚招隱題材轉變的可能原因。 無論哪種原因，都可以看出此種隱逸是一種文本式的。 真正遺世的人對現實實則是無所謂的，不存在“滿”與“不滿”。 如果真的不滿，也就間接地反映對社會的關心。 所以，王康琚贊美老子在朝廷做隱士，希望過著一種所謂“大隱”的生活，但骨子里仍然存在著功名利祿之心和濟世情懷，說是心隱，實則只是對老莊思想的心儀見重。

　　注釋：

　　①季南：《 <昭明文選>中招隱詩解讀》，現代語文，2009年第5期，第23—27頁。

　　②蔣波：《漢代的“招隱士”》，秦漢研究，2011年第9期，第54—56頁。

　　③胡大雷：《文選詩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頁。

　　④胡大雷：《中古詩人抒情方式演進》，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84頁。

　　⑤錢仲聯、馬亞中，編：《陸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頁。

　　⑥劉延笛：《郭象圣人觀》，長安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第23頁。

　　⑦⑧湯一介：《郭象與魏晉玄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頁、第95頁。

　　參考文獻：

　　[1]郭慶藩.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77.

　　[2][晉]郭象,著.[唐]成玄英,疏.莊子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2011.

　　[3][宋]范曄,撰.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6.

　　[4][唐]房玄齡等撰.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5]班固,著.顏師古,注.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6][梁]蕭統,編.文選(影印六臣注文選本):卷二二[M].北京:中華書局,1987.

　　(作者簡介：田雪珂，女，碩士研究生，廣西師范大學，研究方向：魏晉南北朝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