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1年12月25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要】在中國社會史、近代城市史研究領域,王笛的《走進中國城市內部》是一部集史學理論與個案研究于一體的著作。 其方法論價值,尤其值得關注。 在問題意識上,該著從對民眾歷史的重新建構角度追求宏大的理論意義,關注大眾文化和中國社會文化、公共領域中民眾與國家權力的沖突,展示作者逐漸轉變歷史研究范式以及探索城市歷史過程中的思想觀念。 在理論與方法上,打破傳統史學路徑,凸顯了微觀史和新文化史的敘事風格和民眾與公共生活之間的關系。 在結構上,既總結了民眾歷史研究的進步與局限,又注重對圖像文學等歷史資料的運用,以及大眾文化研究中的發展與問題。 當然,無論在理論、概念還是敘述方式、問題闡釋上,該著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關鍵詞】王笛; 大眾文化; 公共領域
中國的城市每天都在發生變化,現在從南到北旅行,無論是大城市還是小縣城,似乎都在向著一個固定的格局靠攏。 當走在熙熙攘攘的舊街古巷,琳瑯滿目的是加工后的現代化商品和發展旅游的功利,而這座城市象征性保留的一點舊建筑也僅僅成了不那么和諧的點綴。 作者在關于中國城市的研究中,并沒有對20世紀初以來的現代化城市重建做出更多的溢美之詞。 他注意力放在腹地城市的公共空間、下層民眾、大眾文化和地方政治的關系上,以微觀歷史的方法與視角完整地闡述在這本書中。
一、《走進中國城市內部》的創作
王笛作為國內新文化史和微觀史寫作的代表人物,從其第一本專著《跨出封閉的世界》將視角聚焦于長江中上游的區域研究,到《街頭文化》聚焦于一個城市,再到《茶館》聚焦于成都街頭的一個個茶鋪,關注茶館與顧客以及與地方政府的關系。 王笛的著作一直受到廣泛的關注,而王笛新著《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從社會的最底層看歷史》則是在人們就這兩本書的方法、觀點以及寫作曾提出的各種問題的基礎上,從微觀歷史的方法、大眾文化的理論、城市研究的實踐三個方面展示作者的思考。 不僅囊括了他在從事《街頭文化》和《茶館》研究時探索的問題,也包括不少那兩本書中無法系統表述的一些想法。 不同于作者以往的著作是對某一個問題的個案研究,這本書是作者對于以往個案研究的理論總結。 作為微觀史、社會史研究成果的總結,亦有不易忽視的價值。
二、《走進中國城市內部》的內容
《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全書分列三大篇章:微觀歷史的方法、大眾文化的理論和城市研究的實踐。 微觀歷史的方法部分主要從微觀史與大眾文化研究,文學、圖像與歷史的真實和敘事、重構與歷史書寫等方面進行討論,體現了作者從精英到下層思想觀念的轉變以及書寫城市歷史的方法。 大眾文化的理論部分系統梳理了西方有關主要成果和討論的問題,如新文化史、微觀史和大眾文化與近代中國社會等,通過中西對比以及民眾與國家沖突與影響,表述了大眾文化研究的意義與前景。 城市研究的實踐部分主要是作者以微觀歷史眼光和方法研究公共領域中的士紳、官僚,以及城市下層民眾的生存策略,特別是公共生活與國家控制的一些成果,來具體實踐微觀歷史和大眾文化研究的路徑。
在歷史研究中,學者通常在新資料和新對象的發現上進行史學研究的突破,理論方法則是學者闡述歷史切入的角度,理論的革新尤為重要。 當其他學科介入到歷史學中,就可以從同樣的主體、事件、人物中看到過去沒有意識到的問題。 作者在第一篇章:微觀歷史的方法中指出從《跨出封閉的世界》到《街頭文化》以至于《茶館》,他是如何在學術興趣、學術觀念和學術方法上進行轉變。 引導我們在研究一般民眾、日常生活時,應該重視那些發生在大眾生活中具有普遍意義的重要事件。 作者通過“三幅圖的故事”形象地闡述了圖像資料的珍貴以及運用的解讀與局限。 圖像作為文字資料的補充,可以直觀地重新認識城市的過去,但圖像文本與城市本身之間又有相當的差距,圖像的呈現不僅包含著攝影者本身主觀的選擇,也包括瀏覽圖像的我們主觀的理解。 正因如此,作者多個方面提醒學者在使用圖像資料時應該注意的問題:強調客觀、保持懷疑的態度、了解記錄者的思想經歷、多學科多維度解讀圖像以及注意圖像中缺失的東西。 這不僅是王笛在微觀史研究中使用圖像史料的方法,也對其他學者在分析解讀圖像、音像等史料時的思路有所啟發。
第二部分大眾文化的理論,主要闡述了大眾文化與公共空間研究中的概念界定。 作者開篇介紹了西方新文化史的發展以及理論淵源,并以史景遷《王氏之死》、羅威廉《紅雨:一個中國縣七百年的暴力史》為例介紹了新文化史和微觀史與中國歷史研究,以此來幫助讀者理解西方史學新趨勢對作者關于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影響。 作者以茶館研究為中心,通過挖掘在成都茶館中所發生的形形色色的大小事件,建構茶館和公共生活的歷史敘事和微觀考察,從而再現城市的公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象。 這不僅可以將讀者帶入到城市內部,也為讀者觀察中國城市及其日常生活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 學者在進行民眾和大眾文化研究的時候,經常涉及地方、國家、街頭、社會、日常生活等詞匯,對這些詞匯理解的偏差,會影響到讀者深化對大眾文化的研究。 作者將中國的茶館與西方的酒吧、咖啡館相比較,從中發現他們在公共領域和公共政治上的相似之處,從而在空間和時間的轉換中找到研究的參照物,對中國與西方公共空間的活動異同的考察幫助我們加深了公共領域中精英、民眾和國家權力的認識。
第三部分城市研究的實踐中作者以四川袍哥為例,考察他們的隱秘語言,以此來揭示他們的政治思想、身份以及行為,觀察在清政府的鎮壓下,一個特定的社會集團怎樣創造了一種特殊的語言,這種語言又如何成為幫助其組織及其成員生存的工具。 同時以成都為對象,探索茶館作為社會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是如何體現20世紀初城市社會、公眾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變遷,由此引出了公共生活與國家控制。 下層民眾為生計掙扎以及維持權力的時候,街頭經常成為各種力量的爭奪對象。 正因如此,作者嘗試從大眾文化的角度切入,從下往上的角度觀察辛亥革命,揭示大眾文化是如何來動員民眾的。 正是作者并非對“乞丐”等群體進行簡單描述與刻畫,也不是為了給既有歷史結論的事例進行補充,而是通過對下層民眾的廣泛關注來分析重要歷史事件,這應當是社會史“自下而上”的一大要義吧。 在這一篇章,作者運用了許多以往學者還不曾使用的檔案材料,如《成都市政府工商檔案》《成都省會警察局檔案》《成都市文化局檔案》等等,作者還使用1949年馬悅然在成都茶樓上做過的一個采訪錄音,將口述資料與新文化史、微觀史的研究結合起來,體現了研究成都城市歷史的實踐過程。 并從《成都日報》《國民公報》的角度探索歷史時間背后的虛虛實實,這種方法的運用在學術研究中意義重大。
三、《走進中國城市內部》的價值
第一,以小見大,從微觀折射宏觀。 作者不僅通過研究茶館來分析小商業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同時為讀者詳細闡述作者在以茶館作為社會最基本單位進行研究時,是如何反觀國家重大的歷史事件的。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讀罷此書,可以發現歷史研究并非只是“階級關系——社會政治斗爭”這一單方向的解釋歷史的思路,而可以立足不同的社會要素、社會成分,多層次、多維度的探索歷史,把握多樣化的社會結構關系。 第二,由政治的歷史轉向日常社會生活的歷史。 新史學提倡整體史學,多元的研究對象以及跨學科領域研究,使得歷史學研究展示了強烈的生命力。 但我們以大眾的、微觀的角度選擇處于歷史中心地位、能夠以小見大的“碎片”進行研究,但研究的成果卻不應僅僅仍是微觀的。 我們在研究“碎片”的過程中時時防范“碎片化”的意識,才能對大眾文化和微觀事件的有更深一步的認識。 第三,資料運用方面更加翔實。 在《走進中國城市內部》一書的寫作中,王笛研究茶館的過程為例,展示其廣泛詳盡的史料基礎,以成都市檔案館豐富的茶館檔案為支撐,結合地方報刊中與茶館相關的資料,探求地方性文件與官方文件的相關聯系以彌補檔案的不足,更涵蓋了旅行者和訪問者的游記、私人日記以及竹枝詞等文學資料,并且書中使用了大量豐富的圖片,是民眾生活百態最直觀的展示。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以真實的史料為基礎,研究別人未及的領域,避免了歷史研究中煩瑣論證,使得該研究開闊了新的史學研究視角。
正是人們對《茶館》與《街頭文化》提出的各種問題,促使作者將自己大眾文化和下層研究的思考加以總結。 在品讀作者前兩部著作的同時,這本《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可以作為理論的參考,也可作為對其中問題的解答,著重表現了作者在對城市研究中的實踐以及問題意識的思考。 作者在本書的內容的呈現上,難以避免有著明顯的重復之處。 例如作者在第七章詳細介紹了茶館作為公共空間與西方酒吧的異同之處,并考察了茶館是怎樣演變成社會政治空間的,但在第十一章,作者以茶館與中國城市社會生活為題,再次指出茶館作為中國社會的縮影來類比西方的酒吧、咖啡廳。 但對于這本書的價值來說,這是瑕不掩瑜的。
總之,王笛的《走進中國城市內部》是繼“三部曲”之后的又一力作,把讀者帶入到民眾歷史研究的一個探索過程,不僅感受到作者在研究茶館、街頭文化、袍哥等社會因素過程中的所思所想,更像是同讀者在探索城市歷史進行的思想上的對話。 作者的學術觀點以及學術態度都引導讀者在歷史研究中開發新的思路與視角。
參考文獻:
[1]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從社會的最底層看歷史[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
[2]王笛.街頭文化:成都的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3]李金錚.小歷史與大歷史的對話:王笛《茶館》之方法論[J].近代史研究,2015,(3).
[4]王笛.近代中國大眾文化研究敘事方法的思考[J]. 史學月刊,2006,(5).
[5]馬敏.追尋已逝的街頭記憶——評王笛著《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J].歷史研究,2007,(5).
作者:曹世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