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為孝子作傳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傳記傳統，借此可以透視類型人物傳記的文體流變與互滲‍‌‍‍‌‍‌‍‍‍‌‍‍‌‍‍‍‌‍‍‌‍‍‍‌‍‍‍‍‌‍‌‍‌‍‌‍‍‌‍‍‍‍‍‍‍‍‍‌‍‍‌‍‍‌‍‌‍‌‍。 從雜傳正史到散文小說，“孝子”這一類型人物傳記的寫作文體跨越了史部、集部與子部‍‌‍‍‌‍‌‍‍‍‌‍‍‌‍‍‍‌‍‍‌‍‍‍‌‍‍‍‍‌‍‌‍‌‍‌‍‍‌‍‍‍‍‍‍‍‍‍‌‍‍‌‍‍‌‍‌‍‌‍。 考察孝子傳的文體流變史，發現各體傳記之間存在著文體互滲的現象，這與孝子傳的史部基因帶來的基本情節模式、人物類型劃分方式以及虛構傳統有關‍‌‍‍‌‍‌‍‍‍‌‍‍‌‍‍‍‌‍‍‌‍‍‍‌‍‍‍‍‌‍‌‍‌‍‌‍‍‌‍‍‍‍‍‍‍‍‍‌‍‍‌‍‍‌‍‌‍‌‍。 明清之際的孝子傳是散文與小說文體互滲的典型案例，突破了前代孝子傳的情節模式與形象內涵，具有鮮明的易代特色。

　　【關鍵詞】孝子傳; 類型人物; 傳記文; 散文小說化

　　東西方文學中普遍存在著類型化的人物形象，這兩種不同文化土壤下的類型人物寫作有著相似的內涵，即用提煉單一的共性特征的手法來塑造某類人物，往往導致其形象扁平、缺乏個性與變化。 一般來說，西方文學的人物類型論可追溯至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關于如何刻畫人物“性格(ēthos)”的論述; 接著，古羅馬的賀拉斯在《詩藝》中繼承了亞里士多德的類型說，強調的仍然是一種“按人的自然屬性分類”的原則; 直到17世紀法國的布瓦洛等古典主義理論家才發展了類型論，其“對類群的認識，從早期的自然屬性轉到了社會屬性方面”[1]。

　　作者：林 莉

　　此后，浪漫主義的個性特征理論、黑格爾的典型理論、馬克思主義典型論等人物理論逐漸興起并取而代之。 總之，西方文學的人物理論經歷了類型論、個性論、典型論的發展歷程。 這種文學批評范式影響頗深，許多古代文學的研究者在分析戲曲、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時自覺地接受了類型論與典型論的批評方法，甚至嘗試歸納中國古典文學的人物理論。

　　同時，東西方文學中類型人物的寫作及其理論也有著不容忽視的差異。 西方文學的人物理論源自戲劇與詩歌實踐，包含著對特殊與普遍、共性與個性、一般與個別的辯證關系的思考以及對形而上學問題的回應。 中國古典文學的類型理論同樣在戲劇實踐、文化觀念與文學傳統的影響之下，有著自身的發展路徑與思維方式。 目前古代文學研究中運用類型理論的文章大多數集中在戲劇和小說作品，從文本逆推人物所屬的性格與道德類型，這些并非本文要探討的“類型人物”。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中國古代傳記文學中的“類型人物”，涉及的是史部類傳、集部傳體散文與子部小說等文體。 在此定義的基礎上，本文以“孝子傳”為案例，探討類型人物傳記的發生與流變，考察史部基因對孝子傳文體的影響，并分析明清之際的時代背景下孝子傳如何在文體互滲中傳遞特殊的易代情感。

　　孝子傳的文體流變

　　自司馬遷《史記》作《循吏》《儒林》《酷吏》《游俠》《佞幸》《滑稽》諸傳之后，正史與雜傳皆延續了為某類人物作傳的傳統，這部分作品統稱為“類傳”。 然而，《史記》雖然創立了類傳的傳記寫作模式，卻并不是孝子傳的直接源頭。

　　從古籍文獻的書名來看，“孝子”作為類型人物可以溯源到史部的雜傳類著作之中，這類作品通常命名為“孝子傳”“孝友傳”或“孝德傳”。 漢代劉向的《孝子傳》是最早以“孝子傳”命名的作品，據佚文知為雜傳類作品。 [2]晉代以“孝子傳”為名的雜傳數量大增，有徐廣的《孝子傳》、虞盤佑的《孝子傳》、蕭廣濟的《孝子傳》、王韶之的《孝子傳》等; 這一風氣延續到南朝，則有師覺授的《孝子傳》、鄭輯之的《孝子傳》、宋躬的《孝子傳》等。 [3]隋朝之后，史志目錄的史部雜傳類就鮮有孝子傳了，僅《明史·藝文志》著錄“耿定向《二孝子傳》一卷”[4]，但該文原本收錄于《耿天臺先生文集》卷十五“傳”類，顯然并非唐前雜傳之體。

　　正史中的類傳也是“孝子”形象成為類型人物的重要來源，所謂“晉唐作史，始立孝友，勸勵后世，靡然向風”[5]。 據王玉樓考證，正史類傳中最早以“孝子傳”命名的是西晉華嶠的《漢后書》。 [6]從此，歷代正史幾乎都撰寫了孝子類傳，例如《晉書》有《孝友傳》，《宋書》《南齊書》有《孝義傳》，《梁書》《陳書》有《孝行傳》，《魏書》有《孝感傳》，等等。 正史中的孝子傳一般較雜傳中的孝子傳篇幅更長、敘事更全，二者共同奠定了“孝子”作為一種類型人物的傳記寫作傳統與史部基因。

　　唐宋時期，“孝子”作為類型人物開始從史部擴散開來，進入集部的傳體文中。 現存的唐宋傳奇小說中沒有以“孝子傳”命名的作品，唐宋散文中倒是有著一些以“×孝子傳”形式命名的傳體文。 唐代部分，《全唐文》僅收錄了歐陽詹的《南陽孝子傳(并論)》與黃璞的《林孝子傳》。 其中《林孝子傳》能看出模仿史傳的明顯痕跡，尤其是“及踰葬期，獨廬墓側。 飛走助哀，神祇薦祉。 故白烏再集，甘露聯降”[7]的描寫，完全挪自史部雜傳中孝子守喪的情節模式。 到了宋代，文人為孝子作傳已經形成了一種風氣，“侵史官之職”[8] 者多矣。 《全宋文》收錄了以“某孝子傳”命名的文章6篇，分別是白顏暉的《孝子茍與齡傳》、孫處的《趙孝子傳》、蘇舜欽的《杜誼孝子傳》、胡瑗的《許孝子俞傳》、范浚的《蔡孝子傳》、文天祥的《蔣孝子傳》。 可見，這種命名方法已經固定下來。 不論是文體形式還是精神內核，宋人的孝子傳都呈現出自覺的仿史寫作，并流露出強烈的補史意識，作傳“以俟史氏之求”[9]、“冀他日萬一獲私于良史氏”[10]。 元明時期，集部孝子傳的創作數量更為可觀，作者紛紛自命為“鐵史”[11]、“太史氏”[12]、“史氏”[13]發布議論。 清代孝子傳散文的數量達到巔峰，清人也感到“國朝名人集中，多紀述孝子遺跡”[14]。 伴隨著孝子傳的散文寫作，宋代至清代還出現了許多贈孝子詩。 至此，“孝子”這一形象已經完全成為一個跨越史部文體與集部文體的類型人物。

　　除了正史、雜傳、傳體散文之外，小說中也有一些以“孝子傳”命名的作品，主要集中在清代的文言小說集中，呈現出散文與小說互滲的文體面貌。 明代的筆記小說《戒庵老人漫筆》卷四中的《二孝子傳》[15]是一篇較早以“孝子傳”為小說名的作品，其敘事生動，人物語言詳盡，已經是一篇典型的書寫類型人物的傳奇小說。 直到清初的文言小說集《虞初新志》才開始大量收錄此類以類型人物命名的傳奇小說，其中涉及孝子的有《鬼孝子傳》《吳孝子傳》《孝賊傳》《啞孝子傳》《孝丐傳》《閔孝子傳》等。 這些傳奇小說多采錄自文集，嚴格上來說是小說化的傳體散文，后續的虞初體小說集中多仿此書將一些傳體文收錄進小說集。 同時代的陳鼎在《留溪外傳》中撰寫的13篇孝子傳也呈現出文體模糊的狀態，如今研究者一般將這些敘事鋪張、虛構成分極大的作品劃入小說文體。 清代文言小說中的孝子傳最能體現傳記文學內部的文體互滲，勾勒出“孝子”作為類型人物從史部、集部最終進入子部的擴張路線。

　　孝子傳的史部基因與文體互滲

　　從史部正史和雜傳中的類傳、集部傳體文到子部小說，孝子傳的文體流變史中存在著文體互滲的現象。 例如，傳體散文中的孝子傳的情節模式、人物內涵、結文方式有著正史和雜傳的影子，有時又與傳奇小說中的孝子傳寫作相類。 這些文體互滲的現象不僅模糊了文體的邊界，還帶來了人物形象趨同的問題，使得各類孝子傳中具體的傳主形象最終為“孝子”這一類型人物的形象所取代。 這一點或許與孝子傳的史部基因有關。

　　第一，史部類傳奠定了孝子傳的基本情節模式，導致其他各類孝子傳在情節的取舍與組織上趨同‍‌‍‍‌‍‌‍‍‍‌‍‍‌‍‍‍‌‍‍‌‍‍‍‌‍‍‍‍‌‍‌‍‌‍‌‍‍‌‍‍‍‍‍‍‍‍‍‌‍‍‌‍‍‌‍‌‍‌‍。

　　作為跨越文體的類型人物，“孝子”攜帶了一些基本情節，構成各類孝子傳的通行寫作模式。 這些基本情節在唐前的史部雜傳中已經大致形成，例如：侍奉雙親時，傭力供養、盡色養之道、不違后母、兄友弟恭; 飲食上滿足父母口腹之欲、不敢獨食; 暑天能以身當蚊; 老年仍有孺子之慕; 疾病時為父母求藥延壽; 處理喪事時親自營墳、哭泣哀號; 使動物、神明受到孝感; 生則萬里尋親，死則忍辱復仇; 孝行獲得薦舉或表旌，而孝子征辟不就或避名，等等。 李劍國曾將雜傳中的“孝感”故事概括為“感天得食，感天愈疾，感天得金，喪葬感物，感天償債，感天明冤”6個類型，就是精要地把握住了孝感類故事的規律。 [16]元代之后，孝子割股、遇盜、尋親等情節逐漸成為新興的重要情節。 從情節角度來看，不論是正史、傳記散文還是傳奇小說中的孝子幾乎都參照著上述情節模式來行動，這樣才能獲得“孝子”所對應的道德稱譽。 所以，許多孝子傳都可以視作這些基本情節模式的組合。 例如，戴名世的《程孝子傳》是孝子侍病、哭孝、驅蚊行為的組合。 [17]再如唐紹祖的《俞孝子傳》是孝子侍病、哭孝、引發鳥類孝感、營葬、推辭表彰行為的組合。 [18]由此可見，傳文的作者通過取舍傳主的生平事跡來貼近史部孝子傳的寫作模式，于是傳主的個性特征也就愈加被類型人物的共性特征所替代。

　　第二，史部類傳的分類方式是類型人物創作的原始邏輯，賦予了“孝子”形象特定而穩固的人物內涵，也限制了“孝子”形象的復雜程度。

　　史部類傳大致都依據人物身份屬性進行劃分，并在寫作中凸顯身份所對應的道德特質，體現在類傳的命名上則是多采取“道德特質+身份屬性”的形式，例如“孝子傳”“忠臣傳”“高士傳”“高僧傳”“高逸傳”“高隱傳”等。 也有單用身份屬性或道德特質命名的形式，例如“耆舊傳”“先賢傳”“孝友傳”“忠烈傳”等，此命名方式仍然指向的是人物的主要社會身份。 在這種用人物身份建構道德秩序的邏輯下，“孝子”作為類型人物無疑是一個象征著“孝”的價值符號，其首要任務即是宣揚孝道、教化風俗。 因此，許多孝子傳散文和小說都延續了史部類傳的寫作模式，集中刻畫傳主的孝行，忽略人物的其他道德屬性。 “孝子”形象還具有“忠”的隱含含義，是忠臣身份的委婉表達。 在儒家道德體系中，“忠孝”本為一體兩面，晉朝蕭廣濟《孝子傳》中就有“蕭芝忠孝”[19]的記載。 所以，孝子傳的撰寫者常常將“孝子—忠臣”的認知模式運用至寫作中去，例如：

　　舒頔：《邢孝子傳》：“夫忠臣出孝子之門。 ”[20]

　　貝瓊：《馬孝子傳》：“臣必忠其所事，子必孝其所出。 ”[21]

　　朱右：《孫孝子傳》：“人有言：‘國有忠臣，國之至不幸也。 ’第觀孫孝子，亦家之至不幸歟? ”[22]

　　同修撰史部類傳的目的一樣，歷朝還采取提拔、表旌的政策強化“孝子”身份的道德價值。 據《明史·孝義傳》記載：“自圣賢之道明，誼辟英君莫不汲汲以厚人倫、敦行義為正風俗之首務。 旌勸之典，賁于閭閻，下逮委巷。 布衣之甿、匹夫匹婦、兒童稚弱之微賤，行修于閨闥之中，而名顯于朝廷之上。 ……明太祖詔舉孝弟力田之士，又令府州縣正官以禮遣孝廉士至京師。 百官聞父母喪，不待報，得去官。 割股臥冰，傷生有禁。 其后遇國家覃恩海內，輒以詔書從事。 有司上禮部請旌者，歲不乏人，多者十數。 激勸之道，綦云備矣。 ”[23]可見，明太祖下詔舉薦孝子，受薦者可禮遇遣至京師; 明代官員離職守喪可以免去上報流程; 禮部每年都表旌孝子。 體現在寫作上，許多孝子傳都選擇將孝子受到表彰作為高潮結局與議論切口。 不得不說，正是類型化的劃分方式建立了孝子傳的基本寫作模式，最終也使“孝子”形象陷入扁平化的危機。

　　第三，史部類傳的虛構傳統在文化意義上塑造了讀者對虛構與實錄的心理感受，成為孝子傳散文小說化的契機。

　　史部類傳中的“孝子”形象允許一定程度的虛構。 《孝經·感應章》有言：“孝弟之至，通于神明。 ”[24]在這種鬼神觀的影響下，即使是正史中的孝子傳也有虛構的成分。 以《晉書·孝友傳》為例，其中夏方、許孜守墓時引發動物孝感，顏含死而復生、獲得青鳥送藥，劉殷感天得粟等事，都是體現孝性通于神明的虛構寫法。 [25]而雜傳原本就是“史官之末事”[26]，神異現象更加泛濫。 對此，熊明指出魏晉南北朝諸《孝子傳》所載虛誕之事“符合儒家哲學的‘天人感應’觀念，以科學之理推之，則是心理與事理的‘真實’”，但如此也“無疑淡化或者模糊了其史傳身份，而表現出了鮮明的小說品格”[27]。 盡管魏晉南北朝雜傳中的孝子傳充滿了虛構情節，古人還是認為這些孝子傳應該歸入史部，而非流于子部小說。 宋代歐陽修撰《新唐志》時，曾將《隋志》史類中雜傳類的部分作品移入《新唐志》子部小說家類，例如張華的《列異傳》、祖沖之的《述異記》、干寶的《搜神記》、劉義慶的《幽冥錄》等書。 [28]可見一部分魏晉雜傳在小說觀演變的過程中被后世歸于志怪小說之類。 然而同為雜傳的諸部《孝子傳》并沒有隨著這些虛構作品歸入小說之屬，從《隋書·經籍志》史類雜傳類、《舊唐書·經籍志》史部雜傳類、《新唐書·藝文志》史錄雜傳類到《清史稿·藝文志》史部傳記類，這些《孝子傳》一直穩居目錄書的史部。 可見，古人認為孝子傳中的虛構情節在文化意義上是可以作為歷史真實來呈現的。 這也解釋了為何歷代集部作品中的孝子傳都出現過散文小說化的現象——作者在模仿史傳的寫作傳統為孝子創作神異情節時，不知不覺偏離了傳記文的實錄追求，語體上又不如史傳莊重簡練，便沾染了小說氣味。

　　明清之際孝子傳的寫作特色

　　在明清之際的孝子傳中，“孝子”形象具有特殊的意味，其情節模式也更為豐富，是類型人物作品發生文體互滲的典型案例。

　　康熙年間，正在編纂《虞初新志》的張潮收到友人甘表的一封來信。 信中，甘表先是贊美了張潮的這部新書，又談及《山海經》中皆真實之事，最后自薦文章《趙希乾傳》。 他說道：“趙孝子事，弟同鄉共井目擊之人，今死未二十年，自開辟至再混沌，恐未必更有此人此事。 ……弟常謂此人此事，不得有道德而能文章之史筆記載之，則后之人必有不信之而不傳者矣‍‌‍‍‌‍‌‍‍‍‌‍‍‌‍‍‍‌‍‍‌‍‍‍‌‍‍‍‍‌‍‌‍‌‍‌‍‍‌‍‍‍‍‍‍‍‍‍‌‍‍‌‍‍‌‍‌‍‌‍。 ”[29]若是光看這段誠懇的言辭，定要以為趙孝子割心救母、矢從胸出事必不為虛妄。 但以現代的眼光來看，這無疑僅是一則夸張的傳聞，因為傳記中的趙希乾找不到心臟，便將腸子割為藥方來為母治病，從此腸道掛在體外而不死。 除了甘表目擊此事，張潮在陳鼎的《趙孝子傳》后還補充道：“吾友王不庵云：‘曾親見希乾大便時，以竹筩置胸前穴口，糞從竹筩中出。 ’”[30]說明時人王煒也親歷此事。 另外還有邱維屏的《述趙希乾事》[31]，故事情節大同小異，則有關趙孝子事的親歷者、三篇文章的作者與編者之間達成了共謀——將一個具有虛構成分的情節寫進真人傳記，以“史筆記載之”，使后人信之。 最后，《趙希乾傳》被張潮慷慨地收錄到《虞初新志》中。 這部書打著“事奇而核”的幌子，多收錄此類“理之所無、竟為事之所有者”[32]的文章。

　　可以發現，甘表的《趙希乾傳》、陳鼎的《趙孝子傳》與那些純粹模仿史傳的傳體散文寫法不同。 [33]以陳鼎的《趙孝子傳》為例，首先要說明的是，收錄該文的《留溪外傳》是一部稗史、外傳[34]，又被《四庫全書總目》收錄于史部傳記類存目，所以該文至少從作者的角度看屬于史傳散文的范疇。 《趙孝子傳》先是介紹孝子名字、籍貫、家世信息，與尋常傳記無異; 次敘孝子割心救母事; 末二三句敘趙孝子明亡后棄舉業、奉母入深山事，附外史氏評價。 其中，割心救母事為文章主體部分，敘事詳盡，涉及了孝子割心的事前準備、一波三折的過程、家人的反應、腸肉的療效、身體的變化、受旌的過程。 僅就割心一事費如此筆墨，順手點染出叔嫂等人物，還顧及到“大風陡作”“殘燭于庭”“血流地下”等細節描寫，無疑正是運用了小說筆法。 而正史中的孝子傳未必只寫傳主的孝行，更不必就一事敷衍大段情節。 由此看來，《趙孝子傳》意不在于傳寫趙希乾其人，而在于傳寫具有虛構成分的孝子之事，即通過將趙希乾的生命活動納入“孝子”情節模式中，向讀者呈現真實人物與類型人物在文學世界中的疊像。 如此一來，這篇史傳散文何嘗不是一篇小說呢?

　　無獨有偶，明清之際以孝子傳為代表的一些類型人物傳記都發生了文體互滲現象，具有介乎散文與小說之間的文體風貌，甚至更近于小說文體。 此類傳記文的代表作家有侯方域、王猷定、毛奇齡等，他們的古文寫作招致了黃宗羲、汪琬、吳德旋、李祖陶、李慈銘諸家的批判。 [35]當然，并非所有明末清初的孝子傳都屬于性質模糊的文體，例如龍膺的《程孝子傳》[36]、錢謙益的《雷孝子傳》[37]、孫奇逢的《仇孝子雪廬傳》[38]等文就可以避免“小說氣”的批評。

　　如何分辨散文是否具有小說氣? 一個較為簡易的判斷方法是是否屬于“虞初體”[39]。 康熙年間張潮選編的《虞初新志》可謂集中反映了明末清初散文小說化的寫作現象，并從接受角度將這些文章作為小說流傳了下來。 此集中涉及“孝子”這一類型人物的作品有宋曹的《鬼孝子傳》、魏禧的《吳孝子傳》、王猷定的《孝賊傳》、甘表的《趙希乾傳》、吳晉的《閔孝子傳》、王晫的《孝丐傳》、王潔的《啞孝子傳》等8篇。 另外，由于《虞初新志》收錄了陳鼎《留溪外傳》中的大量作品，所以不妨擇取《留溪外傳》卷三孝友部的15篇作品作為補充。

　　采用以上述標準進行考察，可以發現這些孝子傳通過因循、突破“孝子”這一類型人物形象的情節模式與形象內涵，自然流露出一股“小說氣”，使散文文體向小說文體轉化，并折射出易代之際的特殊心理。

　　在情節模式上，一方面，明清之際的孝子傳仍在沿用古孝子傳流傳下來的“孝子”的情節模式，但是引入了更為復雜的“生死”問題。 例如，同樣是“求藥治病”情節，古孝子傳中的孝子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即可獲得賜藥，例如夏侯訢、焦華僅僅靠孝誠感動神靈，便能在夢中獲得賜藥。 [40]然而，魏禧的《吳孝子傳》中的孝子則經歷了“自投舍身崖下代父死”，才獲得神人贈賜的藥方“仙篆九十二畫”[41]。 更為極端的是吳晉《閔孝子傳》中的割心療父、甘表《趙希乾傳》中的割心療母、陳鼎《孫孝子列傳》中的割股療母等毀傷身體的情節。 除此之外，作家還創造出“移壽”的療母之法，使孝子代母身亡。 [42]雖然前代也有不少孝子毀身或替死的記錄，但在明清之際的孝子傳中，孝子的犧牲是一種更為普遍的現象。 同樣是“脫虎險”的情節，宋躬的《孝子傳》中的韋俊只是向虎下跪懇求，則“虎逡巡而退，屋人皆安全”[43]; 而陳鼎的《王孝子傳》中的王基嘉、吳汝貞則需要奮力地與虎搏斗才能保全父親，最終“基嘉逾三日斃”，“汝貞創甚，逾七日而卒”[44]。 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寫作中有意突出孝子主動“代身”的沖動，以期通過自我犧牲換取孝義的實現，例如劉云鳳“夜必禱天，叩頭流血，求以身代”[45]。 如此一來，作者便把行孝問題轉化為生死抉擇的問題——只有死亡才能證明“真孝”“純孝”。 當然這只是小說筆法，最后大多數孝子在神助之下并未付出生命。 在“死亡沖動”背后，“孝子”意象悄悄替代了忠臣意象，對易代之際集體潛意識中未能實現的殉國情結做出心理補償。

　　另一方面，明清之際孝子傳中一些特定情節的增加也反映出易代特色，例如尋親、復仇、避亂、隱逸等。 《江孝子傳》就發生在左良玉兵亂的背景下，其中孝子江宰慌張奔走“挾弓矢負母逃難山中……還負兄至母所，復負母行數十武，又還負兄”的情節，無疑也是對戰爭創傷的一次記錄。 [46]《路孝子傳》中孝子“數歲遭國變，失其母”的情節也是社會環境變動下獨有的現象，路孝子明知錯認假母也不愿意放走假母，只為滿足自己不能侍奉母親的愿望，少解“終天之恨”[47]。 作者在寫作時敏感地把握住這些容易引發時人共情的情節，作為孝子傳的敘事重點，于是易代史中的真人被簡化為一個個相似的哭泣、奔走、犧牲的“孝子”面孔，卻傳達出更深刻的情感力量。

　　在形象內涵上，一些傳文中的“孝子”同時疊加了“遺民”這一政治身份。 有的傳記明確點出傳主是遺民后代，如陳鼎的《平孝子傳》。 更多的傳記用放棄舉業、隱逸等情節暗示了傳主的遺民傾向：《趙孝子傳》的傳主“明亡，即棄舉子業，奉母入深山，閉戶不出”; 《孫孝子耀生傳》的傳主亦拒絕進學，被幽賊巢三年，老人死后，“遂薙發為僧，乃以緇衣歸故里”; 《孝丐傳》的傳主是“故明顯宦”、“忠義而隱于丐者”，“與人言，多開元天寶遺事，亦無俚詞”，母死之后，同樣“不知所之”。 [48]在“孝子”形象與遺民形象發生混合的背后，反映的是明清易代之際人物傳記寫作的興盛與無奈。 在這種寫作背景下，諸如豪俠義士、道人、伶人、節婦、妓女、瘋子等類型人物形象大量涌現，作者們明智地采取替換重組類型人物的方法，創作了許多富有變化的人物形象，如孝賊、孝丐、啞孝子、鬼孝子等，甚至是孝犬。 這些傳記散文突破了前代孝子傳中的扁平形象，無怪今人目之為小說。

　　總之，明清之際這些孝子傳是散文小說化潮流中的一支，以散文框架結合小說筆法，傳達出易代之際的復雜心態。 從類型人物寫作的角度分析古代的各體傳記作品，可以看到中國古代傳記文學中的“類型人物”有著自身的生成邏輯與形象內涵：這種濫觴自《史記》的類型人物傳的寫作模式，在人物類型的劃分上遵循著史部類傳的分類傳統，強調的是人物身份及其道德秩序的聯結，而非任意的類型特質。 因此，即使傳記寫作的文體不斷變化，史部基因所帶來的形象內涵與寫作技法仍烙印在傳記作品之中，最終形成了傳記文學中文體互滲的風貌。

　　注釋：

　　[1]邱紫華著：《論人物形象理論的發展從類型說到典型說》，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版，第35、41頁。

　　[2]劉向的《孝子傳》不見史志目錄，《法苑珠林》卷四十九、《太平御覽》卷四〇一等處引此書為“孝子傳”。 而許南容、李令琛策文另有“劉向修孝子之圖”的記載，見[宋]李昉撰：《文苑英華》卷五〇二，中華書局1966年版，第2579頁。 “孝子圖”與“孝子傳”當為一書，命名上類似《漢書·藝文志》所載劉向《列女傳圖》‍‌‍‍‌‍‌‍‍‍‌‍‍‌‍‍‍‌‍‍‌‍‍‍‌‍‍‍‍‌‍‌‍‌‍‌‍‍‌‍‍‍‍‍‍‍‍‍‌‍‍‌‍‍‌‍‌‍‌‍。

　　[3]清人茆泮林輯有《古孝子傳》，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的史編總類也輯錄《孝子傳》四種，可補茆輯本。 今人熊明輯校的《漢魏六朝雜傳集》對這些古孝子傳進行了充分的考證，可資參考。

　　[4][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九十七，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403頁。

　　[5][元]袁桷撰：《孫孝子傳》，見楊亮校注：《袁桷集校注》卷第三十四，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561頁。

　　[6]王玉樓：《漢魏六朝孝子傳研究》，暨南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第6頁。

　　[7][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八百十七，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8602、8603頁。

　　[8]顧炎武認為“自宋以后，乃有為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見《日知錄集釋》卷十九“古人不為人立傳”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36頁。

　　[9][宋]蘇舜欽撰：《杜誼孝子傳》(《蘇學士文集》卷一三)，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四二八一，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頁。

　　[10][宋]范浚撰：《蔡孝子傳》(《范香溪文集》卷二一)，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四二八一，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頁。

　　[11]指楊維楨，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卷一三二四《姚孝子傳》，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198頁。

　　[12]指王祎，見《全元文》卷一六九一《熊孝子傳》，第572頁。

　　[13]指焦竑，見[明]焦竑撰、李劍雄點校：《澹園集》續集卷十《邵孝子傳》，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923頁。

　　[14][清]陳康祺撰，晉石點校：《郎潛紀聞二筆》卷四《呂孝子》，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94頁。

　　[15][明]李詡撰，魏連科點校：《戒庵老人漫筆》，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59—161頁。

　　[16]李劍國：《略論孝子故事中的“孝感”母題》，《文史哲》2014年第5期。

　　[17][清]戴名世撰，王樹民編：《戴名世集》卷八，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40—241頁。

　　[18]文出《改堂文鈔》，見[清]焦循著、陳居淵主編、陳峴點校：《揚州足徵錄》卷九，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273—275頁。

　　[19][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七，嘉慶仿宋刻本。

　　[20] 《全元文》卷一六〇三，第281頁。

　　[21] 《全元文》卷一三八五，第488頁。

　　[22] 《全元文》卷一五五二，第646頁。

　　[23][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九十六《孝義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575—7576頁。

　　[24][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經注疏》卷第八，見[清]阮元�？蹋骸妒�三經注疏 清嘉慶刊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5566頁。

　　[25][唐]房玄齡撰：《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273—2296頁。

　　[26] 《隋書》卷三十三《經籍二》的雜傳類小序，見[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982頁。

　　[27]熊明：《魏晉南北朝諸〈孝子傳〉考論》，《古籍研究》2013年第2期。

　　[28]據郝敬統計：“《隋書·經籍志》有載的22種雜傳類作品，在《新唐書·藝文志》中被歸屬于小說類; 《舊唐書·經籍志》有載的25種雜傳類作品，在《新唐書·藝文志》中被歸屬于小說類。 ”見郝敬：《宋前小說觀念流變研究》，南京大學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71頁。

　　[29][清]張潮撰：《尺牘友聲》丁集甘表札，國家圖書館藏本。

　　[30][清]陳鼎撰：《趙孝子傳》，見《留溪外傳》卷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22冊，齊魯書社1996年版，第456頁。

　　[31]見《邱邦士文集》卷十五，鄭澍若將其收錄于《虞初續志》卷一。 鄭澎若編，王月點校：《虞初續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頁。

　　[32][清]張潮撰：《虞初新志》自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33]甘表的《趙希乾傳》雖然不以“孝子傳”作篇名，但本質上采取的仍是類型人物傳記的寫作方式。 同理，《虞初新志》收錄的一些傳記文雖不以類型命名，但已然將寫作依托的人物類型隱含于文本之中，如以人名命名篇名的《顧玉川傳》《宋連璧傳》就屬于豪俠義士的類型人物傳記。

　　[34]陳鼎在書前凡例明示了該書“一是傳稗史也，比正史不同”，“一是傳史家言也，非道學家言也”，見《留溪外傳》第408頁。 張潮的序言也標榜這是一部“處衡泌之間以傳記表章天下之人”的私史、外傳：“江陰陳君定九足跡遍天下，交游亦遍天下，就其聞見所及作外傳如干卷，皆忠臣孝子節婦畸人為世所未及知，或知而不得其詳者，悉搜討而備載之。 ”見《留溪外傳》第405頁。

　　[35]詳見王慶華：《論清人對古文傳記“小說氣”之批評》，《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第19—20頁。

　　[36][明]龍膺撰：《程孝子傳》，梁頌成、劉夢初校點：《龍膺集》卷八，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208、209頁。

　　[37][清]錢謙益撰：《牧齋初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5、1586頁。

　　[38][清]孫奇逢撰：《仇孝子雪廬傳》，朱茂漢點校：《夏峰先生集》卷五，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73—175頁。

　　[39]“虞初體”不是在寫作實踐中產生的文體，而是從編選、接受角度來命名定義的，所以關于“虞初體”的內涵可以有多種解讀。 就散文史來看，《中國散文通史》在“清初傳狀之文”章下專設“虞初體”一節，認為“《虞初新志》是一個風云際會的標本，它把明代以來傳統傳狀之文由史的畛域向文的遷徒彰顯了出來”。 詳見陳惠琴、莎日娜、李小龍著：《中國散文通史 清代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頁。

　　[40]夏侯訢事見《太平御覽》卷四百十一宋躬《孝子傳》，焦華事見《事類賦瓜注》，此二則轉引于[清]茆泮林輯：《古孝子傳》，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9、34頁。

　　[41][清]魏禧撰：《魏叔子文集》，見《虞初新志》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5、96頁。

　　[42][清]陳鼎撰：《平孝子傳》，見《留溪外傳》卷三，第455頁。

　　[43] 《太平御覽》卷四百十一，見[ 清 ]茆泮林輯：《古孝子傳》，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9頁。

　　[44][清]陳鼎撰：《王孝子傳》，見《留溪外傳》卷三，第462頁‍‌‍‍‌‍‌‍‍‍‌‍‍‌‍‍‍‌‍‍‌‍‍‍‌‍‍‍‍‌‍‌‍‌‍‌‍‍‌‍‍‍‍‍‍‍‍‍‌‍‍‌‍‍‌‍‌‍‌‍。

　　[45][清]陳鼎撰：《劉孝子傳》，見《留溪外傳》卷三，第454頁。

　　[46][清]陳鼎撰:《江孝子傳》，見《留溪外傳》卷三，第458頁。

　　[47][清]陳鼎撰：《路孝子傳》，見《留溪外傳》卷三，第4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