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昭帝之后，漢代將軍幕府在性質上發生了根本轉變，具有了輔政治事的大權。為了個人的仕途與發展，士人入幕成風，積極進行文學創作。漢代幕府創作以應用文為主，具有現實時務性、應對性;開拓了邊疆外事與戰爭武功題材;打破了祝、頌等文體的傳統文風或模式，促進了說體文的創作;適應公府特別是幕府言說與書寫需要，奏記、箋等文體應運而生。因幕主與僚屬的關系比較特殊，奏記、箋等呈現出較獨特的文體特征與風格，在漢代文章史上具有一定價值。

　　關鍵詞：漢代;將軍幕府;文學創作;文體成就;奏記

　　漢代將軍幕府文學是值得注意的文學形態。對此，個別學者雖有涉及，但成果相對偏少。基于此，本文試就漢代將軍幕府文學創作與文體成就進行探討。

　　一幕府原本具有鮮明的軍事性，是將帥在領軍

　　與戰爭時處理軍情的場所。在漢昭帝之前，幕府成員大多根據統治者或將軍的要求隨時征調。每次戰事結束，將軍旋即罷遣部隊，上交軍權，其幕府自然也就解散了。這種征調與戰后即罷的體制決定了當時入幕士人應是較少的。昭帝時，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身份輔政，標志著漢代將軍幕府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轉變。它從單純的軍政場所轉變為軍政與行政兼具的機構，具有了輔政治事的大權，自然也就具有了行政職能。從此之后，士人入幕成為漢代特別是東漢很突出的風氣。對此，《冊府元龜·幕府部》云：“兩漢而下，公府將幕，咸得以辟署賓佐，咨其策畫焉。故士之懷才者，莫不愿伸于知己，而效其所長者矣。”[1]

　　文學論文范例：外國文學經典重讀與外國文學研究

　　第8冊8279“中興之后，辟召尤盛，故當時幕府，彬彬然多賢才焉。”[1]第8冊8356據筆者考辨，兩漢比較重要的將軍幕府主要有：西漢霍光幕府，其成員主要有楊敞、蔡義、田延年、丙吉等;王鳳幕府，成員有杜欽、陳咸、陳湯等;王音幕府，成員有谷永、揚雄、杜鄴等;東漢東平王劉蒼幕府，成員有吳良、朱暉、閔仲叔、杜撫等;竇憲幕府，成員有班固、傅毅、崔骃、廉范等;鄧騭幕府，成員有楊震、朱寵、陳禪等;梁商幕府，成員有李固、周舉、馬融、董尚等;梁冀幕府，成員有吳祐、崔寔、趙岐、應奉、馬融、朱穆等;何進幕府，成員有袁紹、邊讓、陳琳、孔融等。

　　另外，王莽新朝、更始時期，一些將軍也有開府辟署的權力與資格，像莽新更始將軍廉丹，更始尚書仆射、行大將軍事鮑永等。著名的文人馮衍就先后仕進于二人的幕府。就職事而言，幕主辟請著名士人的目的，主要是讓其協助處理各方面軍政事務，為其出謀劃策，“職參謀議”[2]3564，發揮智囊作用;同時，“典文章”[2]819，負責軍政文書事宜，撰寫各類文章。

　　在此情況下，士子立足于幕主的軍事、政治等方面的需求，發揮文學特長，參與文事活動，進行文學創作，自然成為其入幕期間的重要任務。據《漢書》《后漢書》《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統計，目前所能見到且明確屬于幕府作品的，主要有楊敞《奏廢昌邑王》《奏立皇曾孫》、丙吉《奏記霍光議立皇曾孫》、杜延年《奏記霍光爭侯史吳事》、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功》《說王鳳》《復說王鳳》《說王鳳重后父》《說王鳳絕罽賓》《說王鳳處置夜郎等國》《說王鳳治河》《復說王鳳起就位》《復說王鳳舉直言極諫》《戒王鳳》、谷永《說王音》《謝王鳳書》《與王譚書》《與王音書》、揚雄《羽獵賦》、杜鄴《說王音》《說王商》、馮衍《說廉丹》《復說廉丹》《計說鮑永》《遺田邑書》《說鄧禹》《與鄧禹書》《詣鄧禹箋》《與陰就書》《又與陰就書》、班彪《王命論》、班固《奏記東平王蒼》《與竇憲箋》《涿邪山祝文》《封燕然山銘(并序)》《竇將軍北征頌》《安豐戴侯頌》、崔骃《大將軍西征賦(并序)》《大將軍臨洛觀賦》《奏記竇憲》《與竇憲箋》《獻書誡竇憲》《北征頌》《仲山父鼎銘》《安豐侯詩》、傅毅《竇將軍北征賦》《西征頌》、朱寵《上疏追訟鄧騭》、龐參《奏記鄧騭》、崔瑗《說長史陳禪》①、李固《奏記梁商》《奏記梁商理王龔》、馬融《廣成頌》《飛章虛誣李固》、朱穆《奏記大將軍梁冀》《復奏記梁冀》《又奏記梁冀》《崇厚論》、崔琦《外戚箴》、應劭《駁韓卓募兵鮮卑議》、袁紹《說何進》《復說何進》②、陳琳《諫何進召外兵》等。

　　事實上，在當時的歷史文化環境之下，幕府創作要更加豐富。陳湯擔任王鳳幕府從事中郎，“莫府事一決于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勢，納說多從”[3]3023。在竇憲出擊匈奴時，崔骃針對其不法行為，“前后奏記數十，指切長短”[2]1721-1722。梁冀“行多不軌”，其幕府掾屬崔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2]2619。這些史實充分反映了當時幕府文人的創作狀況，僅崔骃就有數十篇奏記，惜因文集佚失或不為典籍所載等原因，絕大部分作品已不可見。

　　二由于入幕士子的主要職責是發揮智囊作用，獻計獻策，協助幕主進行軍政事務處理，其創作自然多以應用文為主，以解決幕主所面臨的政治、軍事、外交等問題為根本目的，具有強烈的現實時務性、應對性。這是幕府文學作為一種文學形態所具有的鮮明特征。這種特征在丙吉、杜欽等人的作品中有充分體現。元平元年(前74)，大將軍霍光廢黜昌邑王劉賀之后，迎立新帝成為當時首要問題。為此，長史丙吉作《奏記霍光議立皇曾孫》。該文首先肯定霍光廢除昌邑王之舉，然后直接介紹劉病已(宣帝)的相關情況：“竊伏聽于眾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于民間也。

　　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愿將軍詳大議……”[4]296文章首先提出病已為“遺詔所養”這一要害問題，暗示他具有繼承皇位的合法性、正統性;然后介紹其年齡、經學素養及道德品質，說明他具備為帝的各方面素質。該文以立帝為題，事關重大，對霍光以朝廷重臣身份形成《奏立皇曾孫》一文③，進而迎立宣帝發揮了重要作用。陽朔元年(前24)，京兆尹王章在與王鳳的斗爭中被劾奏致死，人們為此對朝廷頗多譏諷。

　　為補救過失，挽回時論，杜欽作《復說王鳳舉直言極諫》。該文指出吏民不了解王章之事，多認為他是因直言而死，為打消吏民疑惑，作為輔政者的王鳳應當舉行直言極諫科的選拔。由此可見，此文所具有的政治應對性是很鮮明的。士人為維護幕主的根本利益，往往敢于針對其行事及其缺失、不法之處進行諷諫。

　　永元元年(89)，竇憲為車騎將軍，辟崔骃為掾;出擊匈奴時，又擢其為主薄。“憲擅權驕恣，骃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骃為主簿，前后奏記數十，指切長短。”[2]1721-1722陽嘉二年(133)，楊倫被大將軍梁商辟為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2]2565。崔琦在入仕梁冀幕府期間，“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2]2619。士人的這種諷諫意識自然導致了其作品蘊含著強烈的批判性。如，崔骃諷諫竇憲的作品大多不可得見，但由《太平御覽·人事部·諫諍》所載《與竇憲箋》可窺知一二。

　　據《后漢書》本傳，竇憲本人頗為貪婪，一些趨炎附勢之人自然會貢物求榮，崔文就是針對這種問題而作的。作者首先描述漢陽太守帥吏卒貢獻鷹狗的情景，“云欲上幕府”一句巧妙道出了竇憲的貪婪好異;然后引用“禽獸之皮，不足以備器用”“公侯非兕靡射”等《傳》《禮》之語，批評竇憲所為非法，乃“細人匹夫之事，非王公大人所為要資”[5]第5冊,277，直接擺明諷諫態度。桓帝即位后，朱穆曾多次上書幕主梁冀。“穆以冀埶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2]1462其《奏記大將軍梁冀》借歷法天象之事，向梁冀進諫：“申納諸儒，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6]286這些文句徑陳政治問題，直接批判梁冀競逐私欲，縱容小人，體現出鮮明的直諫精神。

　　三一般而言，各類傳統文體都有規定性的題材

　　與表現對象，呈現出較穩定的文體樣式。但在某種情況下，由于承擔了特殊的文學任務與要求，相關文體書寫自然能夠突破傳統題材的拘束，從而蘊入新的內涵;同時，能夠打破既定書寫模式，形成新的文體樣式。其中，竇憲幕府對傳統文體的發展尤其顯著，這充分體現在祝、頌等文體上。永元元年六月，竇憲統率諸部皆會于涿邪山，舉行祝禱儀式。

　　班固《涿邪山祝文》即是應祝禱需求而作，有鮮明的儀式性。該文今存四句：“晃晃將軍，大漢元輔。”“仗節擁旄，鉦人伐鼓。”[6]259祝文主要是向神明與先祖等進行禱告、以求福佑的一種文體，其文體基本要求是“降神務實，修辭立誠”[8]375，即祝文主要用于降神，因此文風要樸實，寫作態度要真誠敬重。基于這種文體要求，班文應有向天地神靈祈禱以求勝利的內容。

　　但除此以外，從現存殘句看，該文重在頌贊竇憲的英勇神武與出征盛況，氣勢宏大，其文風絕非樸實所能概括，這反映了班固在祝體上的突破。頌源于《詩經》中的“商頌”“周頌”等，最初主要用于“告神”等祭祀儀式，以歌頌帝王先祖的盛業功德為主，有鮮明的儀式性。摯虞《文章流別論云》：“頌，詩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于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廟，告于鬼神。故頌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9]到了漢代，其儀式性逐漸削弱，主要用于歌功頌德。對此，劉師培云：“兩漢以降，但美盛德，兼及品物，非必為告神之樂章矣。”[10]

　　同時，其基于祭祀功能與儀式性質而形成的文句典雅、以四言為主的文體特征，總體上為漢代所繼承。像劉向《高祖頌》、揚雄《趙充國頌》、史岑《出師頌》等均是如此。然而，在文體發展過程中，一旦應用場合、文學任務發生變化，頌體的文體特征、結構模式自然也會隨之而變。班固《竇將軍北征頌》就證明了這一點。

　　該頌由序引、頌語兩部分組成。序引已成為文章的主體，先敘寫車騎將軍竇憲的德行才干，次寫他精選部隊，率軍出征，再寫他奮力征戰，破敵制勝，最后寫其文武并隆的功勛，鋪陳繁富，文字美瞻。本應為主體的頌語，則寥寥六句：“亹亹將軍，克廣德心。光光神武，弘昭德音。超兮首天濳，眇兮與神參。”[6]252可見，班頌已總體上打破了傳統頌體的文體結構、模式，已經變成以序引為主的散文創作。當然，頌語在形式上還是保持了四言形式，體現出對傳統文體特征的繼承。

　　箋多用來反映作者與幕主、府郡的日常往來及其所見所感，借以向幕主、府郡等表達個人情懷或認識，有的還有一定的規諷作用，具有鮮明的日常性、私情性特征。如馮衍《詣鄧禹箋》云：“今日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蓑不御，此更為適者也。今敬通逢堂，蓑之不御也。”[5]第7冊,747據《東觀漢紀》，建武初，馮衍曾辟將軍鄧禹府，“數奏記于禹，陳政言事”[15]。

　　此文即作于該時期，通過裘蓑之用抒發作者希企重用的情懷。班固《與竇憲箋》為短文數則，如其中一則云：“昨上以寶刀賜臣曰：‘此大將軍少小時所服，今以賜卿。’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慚。”[6]245這些箋文描寫日常生活中竇憲對他的賞賜，抒發其喜悅心情及對竇憲的感念。自漢武之后，因受崇經意識影響，漢代應用文多追求典雅繁富，而箋體文則因重在反映日常往來及所見所感，故而較為隨意，往往由感而發，舒散自然，形制短小。這種文體風格、特征在漢代文章史上是有價值與意義的。

　　引用文獻：

　　[1]王欽若等，編纂.冊府元龜[M].周勛初等，校訂.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2]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3]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4]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文[M].嚴可均，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5]李昉等，撰.太平御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后全漢文[M].嚴可均，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7]歐陽詢.藝文類聚[M].汪紹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8]文心雕龍義證[M].詹锳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作者：韋春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