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魯襄公時代是西周宗法制度向戰國集權君主政治轉化的關鍵期。當時多國公室衰微、世卿執政，卿大夫普遍僭越禮制而爭相兼并土地、占有財貨，并美其名曰求“富”。此時史料中圍繞“富”的論述激增，而且求“富”的對象僅限于卿大夫階層，反映了宏觀政治權力結構的變遷。在微觀層面，卿大夫們對待“富”的思考與行動折射出卿族政治的過渡性:一方面，有的卿大夫希望逃離求“富”以避免與同儕發生兼并斗爭，通過恪守禮制保全家族的宗法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求“富”的各大卿族突破了宗法等級制的任人方式，以己之“富”在各國不同階層中吸附私屬，最終使得上至公子王孫，下至士庶人都有機會求“富”，是戰國時代新型政治關系的淵源。

　　關鍵詞:春秋時期;卿族政治;宗法等級制;求富

　　魯襄公(前573年—前542年在位)年間是春秋時代政治變革的關鍵階段。要而言之，各國的權力天平在公室和卿族之間急劇偏向了后者，多國開始由幾大卿族共同掌權、輪番執政。對此階段性政治權力格局，前輩學者已有精當的歸納，如朱鳳瀚先生將這一新型的政治體制稱為“卿大夫執政制”[1]517—529;晁福林先生認為，“在前546年弭兵大會以前……卿權臻至鼎盛”[2]。伴隨著這種政局，史料中使用“富”的文本激增，但此前卻少有學者專門討論。

　　政治方向論文范例：國企職工思想政治工作創新路徑探討

　　一、禮制與“貪(侈)”“富”本為“福”的通假字。

　　日本學者白川靜指出:“金文里福作，富也可以看作是這個字的省文簡寫字。”[3]742古文《尚書》《詩經》中的“富”也大多作為“福”的通假字，如《大雅·瞻卬》:“天何以刺、何神不富。”[4]921又如《呂刑》:“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5]527在成書于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的經典文獻中，“富”才逐漸出現了獨立語義，形容“占有大量田土、財貨”的美好企盼，如《魯頌·宮》:“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發臺背、壽胥與試。”[4]1010考之《左傳》，從魯隱公到魯成公的一百五十余年的史料里僅有一次出現了不用作姓氏的“富”。隨后，這種語義驟增，僅魯襄公年間就出現了十五次之多。到春秋晚期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概念，《論語》當中“富”就出現了十七次之多。春秋時代的文獻使用“富”概念的變化趨勢不是一種偶然現象，因為在春秋早期到中期，各國主要實行西周傳統的宗法等級制，“富”的愿望與這種權力結構下對占有財富現象的規范思想相沖突。

　　大體而言，春秋時期一名卿大夫會從公室受封與自己位分相符的封邑，以作官祿、供養族人。如果一個家族能保持宗子世官，一般就累世領有封邑，稱為世官世祿。雖然封臣對國君也負有承擔職貢、軍賦的義務，但國君向卿大夫封土賜民也造就了公室無法直接支配的地理與人口實體。為了保證卿大夫的忠誠，最重要的是維持公室實力較卿大夫家族的優勢，落實到分封制當中，就是要以等級制規范約束各級貴族占有土地和財貨的數量。在春秋早期的史料中已出現了周人貴族論述西周的分封原則，認為分封應貫徹“等衰”，保證小宗、臣子不敢覬覦公室。比如限制不同等級的貴族居住都城的規模，《左傳·隱公元年》載祭仲之言:“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5]

　　12比如限制不同等級的貴族占有封邑的數量，《國語·晉語八》記載叔向論晉國官祿:“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6]436晚近西周城邑考古的綜合成果證實了這種制度事實，許宏指出:“西周時期存在著較為嚴格的等級城制當是可以肯定的……(西周晚期)各諸侯國舊城增修擴充和新城建造蔚然成風，西周時期等各有差的筑城規制漸遭破壞。”[7]343—344在周人的思想世界中，等衰原則以“禮”來總括表達，早已為學界所公認。

　　但是，具體到占有財富現象，相關等級制規范又專門地以“儉”德表述。日本學者池田雄一認為，西周封國“方百里是‘儉’的限制范圍……其實是為了與居于中央的天子保持平衡”[8]110，春秋早期就有關于“儉”的論述，如《左傳·桓公二年》:“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6]92“儉”的反義概念是“貪”“侈”兩種“惡”:“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6]249“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

　　[6]973“儉-貪(侈)”之間的區分是以當時禮制原則對“占有土地、財貨”現象做出的褒貶評判，一名卿大夫哪怕只是懷有“富”的愿望，他都可能被視為“貪”“侈”，爾后招致公室和其他卿大夫家族的共同敵對。例如魯襄公即位前晉國發生了內亂，晉厲公會同親近的大夫誅殺了三名郤氏“侈”卿，起因之一就是這“三郤”在晉國內頻繁與其他貴族“爭田”。[6]986當時“富”概念還沒有流行起來，魯國大夫子叔聲伯仍然以“無功欲大祿”的表述批評苦成叔(“三郤”之一)行求“富”之實:“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7]171簡而言之，在各國宗室仍然能維持宗法等級制的政局之下，卿大夫若行求“富”之實，國君將依禮制以“貪(侈)”之名描述和懲罰他們。故而從春秋早期到中期，在《左傳》與《國語》中可以頻繁見到古人使用“貪(侈)”與“儉”，卻難覓“富”概念的蹤跡。

　　二、卿族政治的確立與“富”概念的興起

　　魯襄公在位年間，多國公室不再獨大。最典型的如晉、魯、鄭等國，卿族合謀奪得了權力。因此，以往公室約束卿大夫“貪(侈)”的格局驟然改變了。此時各國卿大夫群起爭“富”，其實是用褒義的新概念對自身“貪(侈)”之舉進行正當化的修辭。公室權力的衰微根植于分封制的內在缺陷。分封制與世官世祿制度的結合，在政治實踐中使卿大夫家族可能持續獲得功勛、積累更多的封邑，以至于持續削弱王室與公室的權力基石，最終造成外重內輕的局面。

　　李峰在《西周的滅亡》中考察了歷代周王賞賜金文，發現隨著時間進展，周王從封賞大單位的“土”到小單位的“田”，甚至只能將有主之地剝奪轉封。分封制度只能以不斷封賜換取忠誠，最終使世官家族累世受封積累了強大實力，而王室經濟卻捉襟見肘、難以為繼。衰弱的王室與強大的世族間的經濟矛盾是西周內亂滅亡的誘因。[10]142—147平王東遷以后，春秋諸國在王權真空、爭相兼并的過程中繼承了分封制。到魯襄公時代，卿族坐大的情勢再現。

　　朱鳳瀚認為，“列國大夫家族由西周與春秋早期尚能為公室輔弼，漸漸轉向公室的對立面，不過是西周貴族與王室關系演化過程的翻版。此種歷史現象所以相同，關鍵在于王朝與列國所奉行的政治制度同出一轍，封建制與世族世官制終將導致受封貴族的膨大與封賜者對之失控的局面”[1]516，誠為確論。如果以一國之公室能否自行廢立國內卿族為標準，來評估一國公室和卿族的權力對比，那么魯襄公的時代無疑是一個轉折點。晉國的六卿(晉平公時期)、魯國的“三桓”(魯襄公時期)、鄭國的“七穆”(鄭僖公時期)，都成功地架空了公室，此后這三國公室直到春秋時代結束再未自主地廢立卿族。當公室不再能維持禮制的格局，聯合掌握了政權的卿大夫們就開始自行相互兼并，“貪(侈)”之惡轉化為求“富”之美。以魯國季文子(卒于魯襄公五年，前568年)、季武子父子對待財貨的態度為例。季文子卒于魯襄公五年，至死都以“儉”德昭彰:“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6]

　　1036而季武子在父親死后十數年，僅用家族彝器分家庶子公钅且氏，就使其在魯國以“富”聞名:“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故公钅且氏富。”[6]1189魯國貴族對待財富的態度和評價方式都開始發生改變。但是，最能說明“富”的急劇增加是由卿族政治所導致的證據是:《左傳》中魯襄公年代使用了“富”的十幾段文本，全部用以形容卿大夫。史料在描述各國國君求“富”的狀態或者愿望，往往與卿大夫區分開來，繼續采用“貪(侈)”。

　　例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吳公子季扎訪問晉國，當時晉平公在位，生活奢侈。季扎認識到晉國政權已經從公室旁落到了列位卿大夫手中，他對卿大夫們的修辭為“富”，但形容晉平公“侈”:“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6]1290無獨有偶，《左傳·定公十三年》載衛國史鰍對孔文子和衛靈公的區別對待也是如此，他稱孔文子“富”，而衛靈公“貪”:“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鰍而告之。史鰍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其及子乎。’”[6]

　　1775楚國與晉國匹敵，雖然楚王室沒有被卿族架空，可是若楚王求“富”，還是會被評價為“貪”或“侈”。鄭國卿族曾兩次評價楚靈王。《左傳·魯襄公二十八年》:“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于諸侯。’”[6]1263《左傳·昭公五年》記載:“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汏侈已甚，子其戒之。’”[6]1402這種卿大夫“爭富”的風氣也同樣出現在“七穆”執政的鄭國。魯昭公元年(前541年)，晉國叔向和鄭國子羽談論起鄭國子皙(鄭國卿族“七穆”之一)的為人，子羽評論其“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6]1350，這毫無疑問形容的就是卿族之“侈”，即鄭國的子皙依仗著自己僭越禮制的強大實力，不尊公室。只是以“富”這種新興的褒義概念來表達侈卿踐踏禮制的儀態，需要把“無禮”“卑其上”作為“富”的前置修飾語。

　　“富”形容的狀態原本含有僭越財富占有等級制的意味，現在不再自帶貶義色彩了。在晉、魯、鄭等國卿族求“富”風氣的影響下，齊、楚、秦等國的卿大夫也開始在此新時風之下大肆斂聚土地、財貨，涌現了一批以“富”聞名，或者以求“富”聞名的卿大夫，這種新風氣是魯襄公年代以前十分罕見的。齊國的慶封以“富”聞名，他在國內的卿族斗爭中失敗后奔吳，“吳句余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6]1270。楚國令尹囊瓦，“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7]521;秦國公子針于魯昭公元年攜車千乘來晉國出仕，《左傳》[6]1354和《國語》[7]436都記載了晉國卿大夫評價“秦公子富”。上述史料無不表明，魯襄公時期以來噴涌而出的“富”概念，其使用主體幾乎限定在卿大夫之間，這種特征只有結合了當時多國卿族權力膨大的政治形勢才能解釋。“富”概念是公室權力旁落、卿大夫開始爭相兼并土地和財貨之時，對自身行“貪(侈)”之舉所采用的合法化修辭。

　　三、卿族政治的展開:求“富”與逃“富”

　　“富”概念的流行不僅在宏觀上彰顯了春秋中期的權力格局變遷，還能讓我們從“富”的使用場景觀察到豐富的微觀細節。當爭相求“富”的現實愿景取代了等級制政治規范的有效威懾，而一國之內的既有田土、財貨又是有限之物，求“富”就使幾個主要卿族之間形成了類似零和的政治關系。圍繞求“富”的時風，大小卿大夫們或和“富”者聯姻結盟以為外援，伺機聯合瓜分其他家族的財富;或者違背禮制地分財養士，暗中從公室和其他卿族那里爭奪人才與人口，以“富”擴展家族的權力;抑或為了躲避其他卿大夫的覬覦，選擇“歸邑”而逃離求“富”。

　　有關“富”的抉擇和思考構成了卿族政治時代特殊的政治光景。以下將以一組魯襄公即位以后的史料，展現卿大夫對“富”的不同態度，折射出西周政制向戰國政治的過渡。在卿族政治形成之初，各國由于幾大卿族之間的均勢，晉、魯、鄭等國大體保持了平穩的政局。但各國內部的政治主從關系也紛紛脫離公室，轉而向幾大卿族聚攏，地位較低的大夫會以婚姻攀附卿族為榮。《國語·晉語九》記載了晉國董叔娶范氏———晉國以“富”聞名的六卿之一，希望以其為家族“系援”。婚后，當董叔的妻子董祁回娘家訴苦，范氏家主范獻子一怒之下便將董叔綁在了中庭的槐樹上。

　　大夫叔向路過了范氏庭院而看到了這一幕，不禁譏諷董叔攀附富卿而被綁縛，是“求系得系，求援得援”。在卿族政治的時代，小家族期待以聯姻將家族命運和卿族捆綁在一起，只是“富”卿毫無疑問是這種關系中的支配者:“董叔將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系援焉。’他日，董祁訴于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于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7]446晉國的卿族大多互為異姓，相互之間也以聯姻結為外援。只是地位匹敵的婚姻關系也不一定能壓倒爭“富”之心，卿族間的互相傾覆時常就來自婚姻。

　　譬如魯襄公年間，范氏曾主導了傾覆欒氏，這是另一個與范氏聯姻的卿族。當時晉國執政是范宣子，范獻子之父。而欒氏當時的家主的欒懷子(欒盈)，是范宣子的外孫。欒懷子的父親欒桓子(欒饜)娶范宣子之女，稱欒祁，生欒懷子盈。史稱欒桓子愛“富”，為欒氏斂聚了不少財富。欒懷子繼承父親的卿位以后，曾擔任教導卿大夫子弟的公族大夫之職，但他一反乃父之道，好為施舍。可以推測，欒懷子將父親斂聚的財富分賜給了眾多晉國卿大夫家族的支庶子弟，將欒氏之“富”轉化為家族的政治與軍事力量。范宣子身為晉國執政和范氏家主，對欒氏“畏其多士也”。雖然欒懷子是自己的外孫，他也不惜痛下殺手，以莫須有的罪名逼欒懷子出奔楚國，隨后借機誅殺或囚禁了一大批親附欒氏的晉國大夫:“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

　　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6]1166欒盈之亂是晉國進入卿族政治時代以后第一次卿族間內亂，此間顯示出晉平公對晉國政治已無力主導。欒盈“好施，士多歸之”，展現了卿族求“富”在厲行奢侈以外的另一用途。當時，各國公室普遍缺乏田土、財貨，不足以祿國人、公臣，甚至不足以庇蔭公室的公子、公孫，使得國內從公子到士人都爭相親附在卿族之門，這進一步削弱了政治實踐中以宗法血緣分配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源的制度效力。齊國陳氏的崛起可謂典型:“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強于陳鮑氏而惡之……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陳、鮑分其室……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6]

　　1458齊國陳氏的崛起，源自陳氏聯合鮑氏，共同襲滅了姜姓卿族欒、高二氏，“陳鮑分其室”。當時齊國由齊景公在位，卻未對此加以干預。而后陳氏家主陳桓子假意將封邑歸還于公室，私下卻以田土、財貨分賜沒有官祿的公室子孫與國人，將他們吸附為陳氏臣、民。齊國賢大夫晏嬰，曾經一針見血地評價“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6]1646，這句話的意思是，按照宗法等級制原則，從國君到卿大夫，各級貴族的施舍對象都有其邊界，卿大夫的分財對象不應當包括公室的統治基礎———國人。因此，陳氏以“富”惠及無官無祿的公室子孫，以施舍財貨來吸引公室之民，無疑也是僭越之舉，晏子認為重申施舍行為的禮制邊界，或許能停止陳氏持續地削弱齊國公室。與晉國欒盈“好施，士多歸之”相似，這是陳氏在公室衰落的新政局之下，以自身之“富”在整個齊國之內進一步與齊國公室、其他卿族爭奪人才與人口。

　　陳桓子假意“致邑”也被稱為“歸邑”，即卿大夫將家族本應“世官世祿”的封邑歸還公室，這是春秋晚期一種很新穎的政治現象。“歸邑”的動機為逃離求“富”，是一些卿大夫有鑒于求“富”卿族的敗亡而主動自居于“貧”，以求自保。雖然齊國陳桓子向國君“致邑”是一種以退為進，但有的卿大夫是由衷地“逃富”。如《左傳·襄公二十二年》載，公孫黑肱(子張，鄭國“七穆”之一)死前“歸邑于公”，他告誡自己的家人“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后亡……生在敬戒，不在富也”，詮釋了一種反向地面對求“富”時風的理由。他的立論雖然表面依據禮制，但其實并非基于老調重彈論述“儉”德的正當性、或畏懼公室對“貪(侈)”的懲罰，他的立論是基于躲避卿族同儕在爭“富”過程中的傾覆:“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余邑，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后亡。

　　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6]1176逃離求“富”意味著在別的卿族有如過江之鯽一般求“富”之時，主動地宣布自己的家族退出競爭，這是一些卿大夫面對太過險惡的政治環境的應對策略。齊國從魯襄公二十五年到魯襄公二十八年(前548年到前545年)之間，發生了三次卿族之間的兼并內亂，晏嬰通過逃離求“富”，使家族在其有生之年躲過了歷次危機。魯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齊國“崔杼弒齊莊公”，公室群公子外逃，崔杼擁立年幼的齊景公，與同黨慶封共同執政，并“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6]1211，標志著齊國卿族從公室手中奪得了政權。

　　兩年后齊國再亂，慶封利用盟友崔杼家族內的嫡庶矛盾，攻滅崔氏、獨自執政，前文提及慶封以“富”聞名列國，或可推測慶封趁著掌握政權，短期內積聚了大量田土、財貨;僅過一年，即魯襄公二十八年(前545年)，齊國三亂，欒、高、陳、鮑四氏挾持齊景公偷襲慶封，慶封奔魯，旋即奔吳。四族隨后瓜分了慶氏的財富，在分賞晏嬰以“邶殿，其鄙六十”的封地時，晏子拒絕了。高氏家主子尾疑問道:“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這潛在的意涵是占有更多封邑已是當時的卿大夫們都可以向往的目標了。晏嬰對答:“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6]1270晏子在慶封兼并過多的田土以招致其他卿族的聯合敵對之中深有感觸，他說自己不敢接受邶殿封邑的原因并非因為自己“惡富”，而是害怕“富”了以后像慶封一樣“失富”敗亡，“吾不敢貪多”。次年，吳國賢公子季扎途經齊國，和晏子相與甚歡，他勸說晏子:“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6]

　　1288無論晏嬰是否是從季扎那里獲得了“逃富”的建議，但他面對齊國卿族間的數次攻伐兼并，都維持了極端謹慎的回避姿態，不敢順著時風趁機貪占田土。甚至對于齊景公命賜的美宅，晏子也以“侈”為由堅辭不受，唯恐同儕的覬覦:“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6]1369四年間發生了三次政變，齊國的卿族之爭仍舊沒有落下帷幕，此時陳、鮑、欒、高聯合攻滅慶封而“分其室”，但是僅十數年后，魯昭公十年(前532年)，齊國又發生了上文提及的陳、鮑二氏攻滅欒、高而“分其室”。在這歷次發生于卿族之間的內亂中，今日之盟友即明日之仇讎，而求“富”無疑是引起歷次分合興滅的共同主題。齊國的卿族之爭并非孤例，而是較早地展現出了求“富”所終將導向的結局。

　　發端自魯襄公時代的卿族政治在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運轉(魯襄公、魯昭公時代)以后，逐漸積累起嚴重的危機，晉國、鄭國、魯國卿族之間的均勢都到了隨時破裂的邊緣。魯定公四年(前506年)，晉卿趙簡子回憶起魯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黃父之會上，鄭國卿士子大叔對自己的九條建言，前兩條便是“無始亂，無怙富”[6]1719，頗合當時晉國卿族政治的險惡境地:六卿經過數十年經營，在數次發難、逐漸兼并了晉國較小的大夫家族以后，各自恃其“富”，只在互相等待同儕的破綻，以獲得一個時機和理由來發動內亂，兼并對手以自肥。這個時刻很快就到來了。

　　魯定公十三年(前497年)，以趙氏家主趙簡子(趙鞅)依宗法誅殺趙氏小宗邯鄲午(趙午)為開端，晉國六卿之間以姻親和政敵關系分為兩派，各自率領家臣與同盟家族，展開了全面的內戰。邯鄲午死后，邯鄲氏發動叛亂，趙氏討伐小宗。邯鄲午之姻中行氏、中行氏的姻親范氏趁機聯合進攻趙氏，趙簡子出奔晉陽;隨后，與范氏、中行氏敵對的韓、魏，以及(希望扶持范氏、中行氏小宗以控制兩家的)知氏三家聯合挾持了晉定公，以“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為由，討伐范氏、中行氏，最終使得二者逃奔齊國，晉國由六卿減為四卿，四卿瓜分了敗者的財富。六卿分兩個階段引發了全面內亂之前，趙鞅、知躒都分別提到過一則晉侯(國)之命“始禍者死”，換言之，“為后可也”。

　　[6]1773“始禍者死”的晉國之命充分地暴露了晉國公室的虛弱無力，晉君深知政局最終將以六卿全面內亂崩盤，卻又對此無力回天，只能姑且承認“始禍”者將被其他家族合法討伐，使六卿理性地掂量“始禍”與“為后”的利害而形成暫時的“恐怖平衡”。這一利一害，都出于求“富”的動機，可謂卿族政治在求“富”時風的牽引下演化到極端的表現了。

　　四、余論

　　《左傳》中的“富”在魯襄公時代以后出現頻次激增，本文試圖以春秋晚期的卿族政治解釋這一特殊的社會語言現象。總體而言，“富”是卿大夫家族在公室喪失權勢以后，公然違背財富占有等級制(具體為“儉”德)，對自身的“貪(侈)”行為進行美化的用語。在春秋早期、中期，“禮”還具備作為制度規范的話語效力，《左傳》中基本只采用“貪(侈)”來論述貴族們占有大量財貨、田土的狀態或者愿望。

　　因此，“富”的激增不僅是修辭變化，它還是一種社會語境的變遷，其背后關聯著春秋中期政治結構的重組。需要指出的是，魯襄公時代以后多國的公室衰落、卿族求“富”雖然也是由分封制的缺陷所引發，但其不僅是兩周之際王綱解紐、諸國并起的再現。這種差別在于:春秋初年的諸國分別承襲了西周的宗法制、分封制，在西周制度的基礎上發展出了各自的政治文明;而卿族求“富”卻葬送了宗法制和分封制，推動著“富”概念成為不同階層之人對可得“好結果”的新期待，使“富”的概念在春秋晚期以后滲透了社會語境。卿族求“富”并不止于引起一國之內的兼并戰爭，這一進程還推動了“富”概念使用者的擴充與話語效力幾何級數的壯大。

　　由于魯襄公時代以后，列卿成了實際的權力中心，致使各國之間上至王孫公子、卿族宗子，下至大夫小宗、貧寒才士競相爭仕于列卿之門，政治領域中基于宗法等級制以分配政治資源的機制進一步被瓦解，不僅卿大夫家族宗法不存，如學者對侯馬盟書的解讀[11]，士人也得以跨越等級制的鴻溝，登上各國的政治舞臺。日本學者增淵龍夫曾在名篇《墨俠》之中分析春秋中期以后宗法貴族打破宗族界限，廣泛吸納游士建立新型的家父長制主從關系，是“在既存的宗法制身份秩序下，自身的安全以及自己一族的安定無法得以保證的現實當中，產生了這種新型的人際結合關系，這是一種強化自己、保護自己而結成的關系”[12]116，這種見解誠然把握到了宗法等級制衰敗造成的人心不安(如逃“富”的貴族)，但春秋晚期出現“富”概念的史料表明，游士階層在此動蕩之下蠢蠢向“富”，相比逃離求“富”的卿大夫們更像是“不安”的反面———野心勃勃。

　　當卿族開始大規模地跨越舊有等級制用人慣例以籠絡人才時，不同等級的才士爭相親附，首先依據的不再是宗法身份與禮制規范，而是個人才能與高官厚祿之間的交換。例如魯國之陽虎，其發跡于魯國季孫氏，一度以季孫氏家宰之位“陪臣執國命”，后逃亡齊國，許諾齊景公輕取魯國。齊國卿大夫鮑文子勸諫齊君，以“親富不親仁”形容陽虎[6]1754，其實說出了當時的才士在遵守古老宗法規范和追逐新興利益之間做出的選擇。但是，正是以晉國為代表的卿族政治在求“富”之中唯才是舉，才為王孫與士人打開了一扇相對平等的求“富”之門。旋即陽虎奔晉，臣事晉卿趙簡子，趙氏重視陽虎的才干，便任用其為家宰。

　　卿族政治以求“富”為始，又以“富”來招納人才，將卿權轉化為新的君權的同時[13]，也把“富”的愿景推入更加廣闊的政治空間，成為所有階層都有機會向往的“好結果”。難怪孔子也不免有言:“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14]68觀戰國時代諸子之書，總是免不了論述求“富”的人性問題，若對此追根溯源，或許就要回到春秋時代的卿族政治。

　　參考文獻:

　　[1]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2]晁福林.先秦社會形態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3]白川靜.字統[M].臺北:平凡社.1984.

　　[4]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M].北京:中華書局，1991.

　　[5][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M].陳抗，盛冬鈴，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

　　[6]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9.

　　[7]徐元誥.國語集解[M].王樹民，沈長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2.

　　作者：譚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