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秋公羊傳》通過“通三統”例，以“存三正”的方式處理王朝更迭后新王與舊王間的關系，用“存二王后”的形式保留前朝社稷、服色，籍此展現“尊先王”之意‍‌‍‍‌‍‌‍‍‍‌‍‍‌‍‍‍‌‍‍‌‍‍‍‌‍‍‍‍‌‍‌‍‌‍‌‍‍‌‍‍‍‍‍‍‍‍‍‌‍‍‌‍‍‌‍‌‍‌‍。清末學者蘇輿通過分疏兩位漢代《公羊》學先師董仲舒、何休對“以《春秋》當新王”一旨的不同詮釋，以及“親周”與“新周”的異文，成功地構建了董仲舒與何休對“三統”詮釋的兩處矛盾，并以《春秋》“只改正朔而不易王統”為基點，憑借將商、周、漢通為三統的理論構建，批駁了何休以降的今文學家所認同的《春秋》“黜周王魯”說，否定了康有為本諸“通三統”例而構建的“改制”之論‍‌‍‍‌‍‌‍‍‍‌‍‍‌‍‍‍‌‍‍‌‍‍‍‌‍‍‍‍‌‍‌‍‌‍‌‍‍‌‍‍‍‍‍‍‍‍‍‌‍‍‌‍‍‌‍‌‍‌‍。但蘇輿對董仲舒“統三正”說的詮釋完全建立在對何休“通三統”論的批駁上，帶有強烈的學術及政治主觀性，亦未必董氏學之本意‍‌‍‍‌‍‌‍‍‍‌‍‍‌‍‍‍‌‍‍‌‍‍‍‌‍‍‍‍‌‍‌‍‌‍‌‍‍‌‍‍‍‍‍‍‍‍‍‌‍‍‌‍‍‌‍‌‍‌‍。

　　【關鍵詞】蘇輿;何休;董仲舒;通三統;三正

　　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晚清今文學家著力發揮《公羊》學所蘊含的“改制”學說，對當時學術與政治風氣影響巨大。與此同時，以蘇輿為代表的另一派學者雖亦推崇《公羊》學，但在今、古文間作持平之論，并不認可康有為的“孔子改制”學說。近年來，蘇輿的《春秋》學也吸引了許多學者的注意。例如，李強指出，蘇輿《春秋》學承續孔廣森、凌曙、陳立，其大旨專在批駁康有為

　　參見李強：《康有為和蘇輿〈春秋繁露〉研究之比較》，博士學位論文，湖南大學岳麓書院，2013年，第177—179頁。;姜廣輝、李有梁認為，蘇輿試圖通過撰寫《春秋繁露義證》，在批駁康有為“改制”說的同時，恢復董仲舒《春秋》學的本來面貌參見姜廣輝、李有梁：《維新與翼教的沖突和融合——康有為、蘇輿對〈春秋繁露〉的不同解讀》，《天津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作為康有為基于“三統”論之“改制”學說的堅定反對者，蘇輿通過對“通三統”中“以《春秋》當新王”一旨的貶壓，提出了一種對《公羊傳》“三正”說的新詮釋。

　　一、“通三統”與“存三正”在《公羊》學中的淵源

　　蘇輿作為岳麓書院末代山長王先謙的高足，曾一度被推舉為清末民初時湖南地區“翼教”運動的先鋒人物，無論在學術觀點還是政治傾向上，其反對康有為的態度都非常堅決。然而，康有為雖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其核心理論卻并非臆造，而多是本于《公羊傳》。蘇輿與康有為的論爭核心在于：《公羊傳》中的所謂“微言大義”，除了為人所熟知的“尊王攘夷”和“誅討亂臣賊子”之外，究竟是否包含“改制”的含義?

　　康有為對“改制”的闡發，基于《公羊》學“三科九旨”中的“通三統”一例。“三科九旨”義例最初為東漢經師何休所創發，分為“張三世”“通三統”“異內外”三部分，三例各一科三旨。而“通三統”之一科三旨為：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通三統”的主旨在于梳理新王朝與舊王朝間的關系，并確定舊王朝之遺存在新王朝建立后的位置：

　　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圣，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于是可得而觀之。[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5頁。

　　按照何休的解釋，新的王朝建立之后，并不應該讓剛剛被取代的舊王朝立即向自己俯首稱臣，而應該給予其一塊封地，不必稱臣納貢，反而保留其社稷、制度，以備參征。而具備這樣歷史地位的舊王朝在何休看來應該有兩個，即所謂“存二王后”。以周朝為例，在周建立后，應該分封夏朝及殷商之后人為二王后，建立封地，保留歷史地位及制度，不與其它諸侯國同列。事實上，在周武王大封八百諸侯之時確實是這樣操作的，夏、殷之后分別被封在杞國和宋國，爵位為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中最高的公爵。正如孔子所說：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論語·八佾》)

　　可見，何休“三統”說確實有周人存夏、殷之后于杞、宋的歷史依據，故而將夏、商與周并存為“三正”，并以此為根基構建了《春秋》中的“通三統”例。但“通三統”例最大的問題并不是存夏、殷之后為二正，而是在何休的解釋中，周禮在春秋時已經崩壞，周朝不再具備統治天下的能力。因此，應該仿照周人取代殷商之例，將周王黜為二王之后，以《春秋》當新王，建立新的王朝秩序。雖然這種構建僅僅是在文辭上進行，并不可能改變實際的歷史格局，但這種假說帶來兩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一，周人存夏、商之后于杞、宋，是否就意味著只能存二王后?因為在周朝建立之時，可以考見的前代王朝只有夏、商二者，存二王后究竟是一個“三正”的理論構建，還是存在其它可能性?其二，如果說“三正”說得以確立，那如何處置被從“二王后”中逐出的先王之后?

　　何休對以上兩個問題的回應非常明確：首先，連帶二王之后與新王的存正之數為三，故而稱為“三正”。而被罷黜的二王之后，應被降為諸侯。事實上，“通三統”例的構建是在對這兩個問題的回應中完成的。“新周故宋”就是要以周為新的二王后，將殷人之后的宋國推為舊的二王后。在這種情形下，夏人之后的杞國就要被逐出“二王后”的序列。

　　《公羊傳》在魯僖公二十七年有這樣一條記載：“春，杞子來朝。”同上，第254頁。杞國為夏人之后，其爵位為公爵，但在此條記載中，杞公卻被稱為“杞子”，被貶稱為子爵。雖然《公羊傳》對杞公貶稱子爵的解釋是因為其“無禮不備”，但何休認為“《春秋》欲新周故宋，而黜之稱伯”同上，第254頁。。在他看來，此處杞公貶稱杞子的主要原因在于，《春秋》要將杞從“二王后”中罷黜。因此，其爵位從公爵降二等為伯爵，又因其無禮再貶稱一等，故以子爵稱之。

　　雖然“通三統”例為何休所確立，但無論是“三正”說的提出，還是“以《春秋》當新王”的闡釋，都至少在西漢時便已形成雛形。尤其在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中，已有以“三正”為基準的、對如何處置過往王朝后裔的論述：“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而復者。”[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00—201頁。包括“三統遞用”原則在內，董仲舒對過往王朝共羅列“不易”“再復”“三復”“四復”“五復”“九復”六種情形。

　　由于今本《春秋繁露》存在大量文本脫漏、訛誤，對于如何解釋董仲舒所列的這六種情形并無定說。但按照蘇輿對今本《三代改制質文》的注解，對此六者的詮釋全部圍繞“三統”而展開：所謂“不易”者指的是“王者必受命而后王”;“再而復”者指的是文和質;自“三而復”者起，便開始代指正朔，所謂“三復”也就是“三正”之意，即今王與二王之后通為三統，“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201頁。;而二代之前的五位王者被列為“五帝”;“五帝”之前則為“九皇”。無論“三復”“五復”“九復”，都是針對過往王朝而言。

　　此外，以“三正”為核心的先朝安置體系，在董仲舒的論述中也已成型：“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同上，第195頁。董仲舒不但強調“存二王后”是“三統”之核心，還論述“正”與“統”的關系：“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余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同上，第197頁‍‌‍‍‌‍‌‍‍‍‌‍‍‌‍‍‍‌‍‍‌‍‍‍‌‍‍‍‍‌‍‌‍‌‍‌‍‍‌‍‍‍‍‍‍‍‍‍‌‍‍‌‍‍‌‍‌‍‌‍。也就是說，“正”是“統”的先決條件，如果沒有正統的歷史地位，那么便不具備統治天下的資格。筆者認為，何休“通三統”中“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之意亦源自董仲舒，董氏非常明確地指出其“統三正”說中“絀夏”之意：“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同上，第200頁。在董仲舒之后，班固在《白虎通》中專門撰述《三正篇》，就“三統”之意做理路闡發：“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清]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362頁。(中華書局本標點為：“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

　　可見，“三正”說在董仲舒時便已形成，而“三統”說則在董仲舒提出“統三正”的基礎上，經過班固等人的詮釋，最終由何休對之加以刪減、完善，在《春秋公羊經傳解詁》中確立。可以說，無論在董仲舒還是何休的《公羊》學理論中，“三正”及“三統”都是核心內容。對此，蘇輿也無法否認：“古王者改制，有三復、五復、四復之不同。董所主則以三統為說。”[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186頁。既然董、何對“三統”說都尤為重視，而“三統”說的核心意義又在于罷黜杞國的“二王后”地位，以周、宋作為新的二王后，那“以《春秋》當新王”的“改制”意味便無法否定�？涤袨榈�“改制”學說，亦基于董、何對“三統”說中改元立新王之意的解釋。既然如此，蘇輿又如何能夠否定“三統”中的“改制”意義呢?

　　二、《春秋》是否為新王?蘇輿對何休“三正”說的批評

　　《公羊》學對中國經學的影響，殆不可能脫開“三科九旨”而言。也就是說，如果蘇輿只批評康有為而不批評董仲舒、何休，那么其批評也無法觸及康氏“改制”說的核心。反之，蘇輿對康有為的批判便需要冒著否定整個《春秋》學傳統的風險。事實上，蘇輿非但無意質疑《公羊傳》，反而對董仲舒的《春秋》學青睞有加。面對這一矛盾，蘇輿選擇通過對“三正”與“三統”另作詮釋，來否定其“改制”意味。

　　然而，無論是董仲舒的“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還是何休的“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無不強調“黜周王魯”的寓意。雖然以《春秋》當新王只存在于文辭上，但卻是“三統”說得以建立的關鍵，必然涉及到改正朔、易服色的改制問題。蘇輿對這一問題的處理，建立在區分董、何的基礎上。在他看來，雖然董仲舒、何休都提及“三統”，但董仲舒并未明確表示“統三正”說與《春秋》間的聯系，而何休則將之列為《公羊傳》的“三科九旨”之一。也就是說，“三正”說可以作為一個政治理論存在，也可以只是一個歷史事實，未必與《春秋》詮釋完全貼合。何休“三科九旨”中的“三統”一義，并不需要與《春秋》大義有必然聯系：“至以《春秋》當新王諸義，不見于《傳》，蓋為改正而設，與《春秋》義不必相屬。”[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184頁。如此一來，蘇輿將矛頭同時對準康有為和何休，否定“通三統”說在《公羊傳》詮釋中的指導地位，從根本意義上降低了“以《春秋》當新王”說對《公羊傳》文本闡發的影響。

　　不難看出，蘇輿的做法其實是奉董仲舒為正宗，借著對董仲舒《春秋》學的闡發，否定何休及晚清公羊家的“三統”及“改制”諸說。然而，“三統”說并非何休的創造，“以《春秋》當新王”甚至就是董仲舒率先提出的。如果要否定“三統”說，那么僅靠“以董批何”的立場顯然是不夠的。事實上，蘇輿對于“三統”說的不滿集中在“以《春秋》當新王”一旨，而并非“通三統”整例，但由于何休的“通三統”說以“黜周王魯”為核心，其詮釋會不可避免地導向“改制”。因此，蘇輿必須解構“三統”與“以《春秋》當新王”間的必然聯系。為此，蘇輿著力強調班固對“三統”所作的“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解釋的合理性：“取三微之月，各法其一，以為正色。”同上，第185頁。

　　班固對“三統”說的解釋非常平實，僅強調王者“尊先王”的意涵：“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后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禮樂，永事先祖。”[清]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第366頁。而這一論述非常符合蘇輿對“三正”的理解。在他看來，“三正”最主要的含義只在于存二王后，除了尊先王和保留宗廟社稷外，完全沒有所謂“以《春秋》當新王”的改制意涵�？梢�，蘇輿其實非常認可“存三正以通三統”的重要性，他批評何休及晚清公羊家所倡“通三統”例是“為何注所誤，讀董子未明”[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190頁。，其主要著力點不在于“存三正”的制度，而主要在于駁斥“以《春秋》當新王”說。

　　前文已述，“以《春秋》當新王”明見于《春秋繁露》原文，蘇輿自不能視而不見。但他敏銳發現了董仲舒、何休對“以《春秋》當新王”解釋的微妙區別：“以《春秋》當新王”的“改制”意涵，一定要放在“通三統”的一科三旨內才能得到完全發揮。蘇輿所做的恰恰是否定“以《春秋》當新王”作為一旨的理論地位。《春秋繁露》對“王正月”的解釋是：

　　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同上，第185頁。

　　新王受命，雖然勢必要改正朔、易服色，但“三統”之意即止于此，只在安置新舊王者間的關系，而絕無革命立新王的“黜周”含義。所以，只能將“三統”視作對歷史事實的解釋，而不可以將之作為經學中的政治操作原則看待‍‌‍‍‌‍‌‍‍‍‌‍‍‌‍‍‍‌‍‍‌‍‍‍‌‍‍‍‍‌‍‌‍‌‍‌‍‍‌‍‍‍‍‍‍‍‍‍‌‍‍‌‍‍‌‍‌‍‌‍。

　　今文學家對“以《春秋》當新王”的詮釋確實與“黜周王魯”緊密結合。劉逢祿云：“王魯者，則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也。”[清]劉逢祿撰、曾亦點校：《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2頁。段熙仲曰：“先儒多言孔子作《春秋》以當一王之法，所謂以俟后圣也……此一王之法或曰孔子素王，或曰為漢制，或曰王魯。”[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學講疏》，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470頁。

　　在這個意義上，“新王”并不一定是《春秋》、魯或者漢，其實質是如包慎言所說的“因魯以明王法”[清]陳立撰、劉尚慈點校：《公羊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6頁。。然而，蘇輿籍此成功構建了董仲舒與何休以降的今文學家間的矛盾：董仲舒的“三統”說是對歷史事實的解釋，而何休、康有為等則要借“以《春秋》當新王”表達“改制”的政治意圖，甚至加以實踐。

　　這種對何休以降今文學家的質疑也不是晚清才產生的。徐彥就曾對“以魯隱公為受命王，黜周為二王后”一說的質疑作了答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第3頁。也就是說，“黜周王魯”并非真的以魯隱公為受命王，而只是“托王”，事實上仍然以周王為天下共主。然而蘇輿并不這樣認為，在他看來，即便只是借之以明王法，“黜周王魯”也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說僅僅把“以《春秋》當新王”視作改正朔，否認“黜周王魯”的解說，那么《春秋》為漢立法的意義就被消解了，漢代《公羊》學的理論基礎都將受到質疑。事實上，蘇輿不可能全盤否定《公羊》學，他繞過“以《春秋》當新王”與“黜周王魯”，將“尊周”與“尊漢”直接聯通，在一定程度上給了這一問題一個較為合理的詮釋。

　　雖然漢代今文經學家都聲言《春秋》為漢制作，然而無論是在三統遞進還是五行生克的理論中，漢儒對于漢代的定位都并不明確，無論是尚黑、尚白還是尚赤，在不同文獻中都能找到依據。從這個層面上說，質疑《春秋》為漢制作也不無道理。然而，按照段熙仲的解釋，“為漢制作”和“王魯”其實都是在講同樣的“一王之法”，那么為什么到了漢儒的理解中就有這么多的歧義呢?

　　其實，從漢以降諸儒對于秦朝在三統及五行學說中的定位，或許更能理解蘇輿的詮釋。自漢以降，儒者們大多不認可秦朝具備正統地位。蘇輿在《義證》中也引用《史記》《漢書》及許多東漢時期的讖緯文獻，證明漢人以秦朝暴虐為由，不以之為受命王。其中，兩條材料值得注意：一是引述晉代黜秦的做法：“晉尊二王之后，只及周、漢，不數秦，正用漢儒義。”[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188頁。二是引用朱一新的觀點：“蓋漢承秦統，學者恥言，故奪黑統歸《春秋》。”同上，第187—188頁。

　　此說雖出朱一新，但從蘇輿的表達來看，他對秦代是否為一統的看法似乎與前人又有不同。如前所言，秦無論是在五德輪回說中屬水德，還是在三統理論中尚黑，在各種漢代文獻的記載中是基本一致的，并無太大爭議。反而是漢代究竟是否為火德，其統紀為白統、赤統還是黑統，歷來有著不同說法。也就是說，無論漢初學者是否認可秦正統，秦在歷史事實上的一統是不能否認的。很明顯，當時的學者早已在三統與五德兩種理論中為其找到了位置。但漢代建立之后，因為秦的暴虐而要把它排斥到正統之外，卻要面臨秦在五德及三統中都已經有位置的實際情況。

　　不同的學者就選擇了不同的做法：其一是直接忽略秦，將漢視為黑統。但是漢尚黑統說在歷史上被引述最少，蘇輿也引證司馬遷的說法，認為此說在當時的認可度最低。其二則是漢尚赤說。此說雖廣被引用，但尚赤與赤統又有不同，尚赤說的理論根據是認為漢為堯后，而漢為赤統又屬五德輪回說中的理論，并不屬于三統理論。蘇輿認為，漢承堯后而尚赤之說屬于古文經學的說法，要晚于董仲舒：“在董子時，尚無此說，故取赤統不始唐堯。”同上，第187頁。所以，董仲舒以《春秋》一統代替秦，是最為后世所接受的說法，最大程度避免了秦在實際上為一統、而在《春秋》學中又不能占據一統的矛盾。

　　按照這一原理推論，那么漢代自然應該尚白統無疑。蘇輿認可這種論斷。在他看來，所謂“以《春秋》當新王”，正是在揚漢抑秦的原則下，解說《春秋》的假設：“尊《春秋》即所以尊漢也。”同上，第188頁。蘇輿雖然清楚認識到這一條例的內在理路，但仍舊不能認可“通三統”例中“以《春秋》當新王”的解釋。他試圖用另一種方式解決這一問題，即完全否認秦的地位，直接將殷、周、漢通為三通。在這種意義上，“以《春秋》當新王”便只意味著改正朔。也就是說，雖然孔子作《春秋》為后世法，但王者仍然為周不變，真正的改易王者要等到漢代。蘇輿所引述的晉代存二王后的做法，也是將殷、周、漢通為三統的歷史依據。

　　三、“新周”與“親周”：蘇輿對“三正”詮釋的局限

　　除“以《春秋》當新王”外，蘇輿對何休“通三統”例的批評還關注了“新周”一旨。“新周”之要義在于黜周為二王后，而蘇輿自然要對涉及改制作新王的“黜周”說予以堅決貶斥。從這個角度說，其對“新周”說予以批判并無不當。由于蘇輿基于對“以《春秋》當新王”的解釋構建了董仲舒與何休之間的矛盾，“新周”說是可以在其建構的正朔改立體系中解釋通順的‍‌‍‍‌‍‌‍‍‍‌‍‍‌‍‍‍‌‍‍‌‍‍‍‌‍‍‍‍‌‍‌‍‌‍‌‍‍‌‍‍‍‍‍‍‍‍‍‌‍‍‌‍‍‌‍‌‍‌‍。所以，蘇輿對“新周”說的批評并不在“黜周”論的延伸，而是基于《春秋繁露》與《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的異文，構建了董、何對“三統”詮釋的第二重矛盾。

　　這第二重矛盾的核心在于，何休“三科九旨”中的“新周”，在董仲舒《三代改制質文》中記作“親周”或“存周”，并無“新周”之文。首先，何休“新周”說在其“通三統”例中的闡釋，無論是前后文的對照，還是上下文旨意的呼應，都不存在任何問題，因而“新周”文本并不存在訛誤。清代學者盧文弨校對《三代改制質文》，據上下文中“親夏”“親赤統”“親黑統”等語俱作“親”而非“新”，推論《春秋繁露》中的“親周”也非錯文，而是董仲舒之原意[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189頁。。如此，何休“新周”與董仲舒“親周”的第二重矛盾，又被蘇輿構建出來。

　　相比于何休“新周”說之主旨在黜周為二王后，對董仲舒“親周”說的理解有更多詮釋空間。蘇輿便列舉了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司馬遷的詮釋，作為其文本依據的“據魯親周故宋”雖然較之何休只有“親”和“新”的差別，但其意義有明顯改變：“據魯于周則親，于宋則故。”同上，第190頁。司馬遷的這種解釋可做很多層意義的詮釋：一方面，魯國為周公之子伯禽封地，屬周王室宗親，無論血緣關系還是政治聯系，魯國與周王室的關系都比宋國更為親近;另一方面，“親”與“故”的上下文呼應，又并不能否認其時間上的新、舊含義。

　　二是司馬貞《史記索隱》的解釋：“時周雖微，而親周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同上，第190頁。親周，《史記索隱》作“親周王”。([漢]司馬遷撰、[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943頁。)這一說法與何休截然相反，非但否定“新周”中的“黜周”意味，反而將周王室仍為天下宗主的意義凸顯出來。司馬貞的論點顯然更貼合于蘇輿的意見，他依據司馬遷和司馬貞的這兩種解釋批評了何休：“劭公昧于董，兼盲于史，既動引此文以釋經傳，又因王魯造為黜周之說。”[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190頁。然而蘇輿自己也清楚，司馬貞的解釋實在是與董仲舒“應天作新王”之義太不貼合，故而，蘇輿只能更多依靠對司馬遷之說的解釋來對抗何休。

　　蘇輿對“親周”的詮釋也借鑒了“張三世”例的表達方式：“史公學于董生，故其說頗與之合。蓋差世遠近以為親疏，推制禮以明作經之旨，理自可通。由一代言之，則有所聞、所見、傳聞之不同，由異代言之，則有本代、前代之不同，其歸一也。”同上，第189—190頁。蘇輿不但藉此否定何休，更接連批了孔廣森、劉逢祿、康有為等清代公羊學家。然而，其理由仍然只停留在他們遵從于何休的“新周”而忽視董仲舒的“親周”。筆者認為，何休與董仲舒的這種矛盾很大程度上是蘇輿刻意構建出來的，《春秋繁露》本便明言“以《春秋》當新王”，“新周”一旨的所有含義都本之于《三代改制質文》，在義理上與董仲舒并無顯著矛盾。

　　蘇輿對董仲舒“親周”說的詮釋，結合其通殷、周、漢為三統的“三正”說，否定了何休“三正”說中的《春秋》為新王論。但其不易姓而只改正朔的理論，事實上只是對漢代黜秦理論的一種可能性詮釋，很難對《春秋》中的“三統”論做出實質性改變。而且，蘇輿對董仲舒的詮釋還存在另一個巨大的問題：在《三代改制質文》中，除“親周故宋”外，還有“親夏故虞”和“親殷故夏”的說法，這兩者不但可以證明“黜周王魯”的理路仍舊可以貫通于《三代改制質文》，而且非常不利于蘇輿“據魯于周則親”的解釋。從這點上說，盧文弨的�？逼鋵嵏�能支持何休而不是蘇輿的解釋。也就是說，董仲舒的“三統”說并無法通過“親”與“新”的異文體現出與何休的差異。

　　可見，蘇輿以“親周”與“新周”的差別所構建的董、何異義，事實上在對董仲舒“三正”說的詮釋中很難成立。而其對“以《春秋》當新王”所作的只改正朔而不改王命，留待漢王朝再接續周統的理論設計，雖可成一家之言，但未必為董仲舒的本意�！度�代改制質文》中有“《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187頁。的說法，而按照蘇輿的詮釋，很難將之解釋通順。首先，王者受命于天，然后改正朔。如果說殷尚白統、周尚赤統不存在疑問，那么接續周者自應尚黑統。無論是認秦為黑統還是以《春秋》當新王，都是尚黑，但蘇輿自己也認為漢代應該尚白而不是黑統。如此，便破壞了“三正”的遞用關系。

　　蘇輿只強調“以《春秋》當新王”的改正朔意義，但既然否認其受天命而為新王，那么非王者又何可改制?蘇輿并沒能對這個問題給出一個合理的答復。其次，蘇輿認為董仲舒后輩眭弘等人所持漢承堯后而尚赤之說要晚于董仲舒，這一說法也僅屬推測，缺乏足夠的證據支持。雖然蘇輿對“五德尚赤”與“三統尚赤”所作的區分非常準確，但他忽略了另一個問題：如果按照《春秋繁露》給定的神農、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夏、商、周、春秋再到漢的更替順序，漢恰是與堯共為白統，也就是說，眭弘的觀點符合《三代改制質文》中所排列的體系的順序，并不悖于董仲舒�？梢姡�蘇輿所秉持的殷、周、漢通為三統的“三正”詮釋可為一家之言，但并非唯一正確的理解。

　　綜上所述，蘇輿通過對“三正”說中“以《春秋》當新王”的詮釋與“親周”“新周”的異文，構建了董仲舒與何休學說間的兩處矛盾，并通過闡述對董仲舒“三正”說的理解，否定何休“通三統”說的“改制”意味。但蘇輿對董仲舒“三正”說的解釋目的，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康有為的批判上，難免帶有其強烈的主觀性。雖然蘇輿強調其對“三正”說的詮釋在于恢復董仲舒《春秋》學的原貌，但事實上，蘇輿“只改正朔而不易王統”的解釋邏輯，大大壓縮了對董子“三正說”的詮釋空間，未必是董氏學之本旨。

　　作者簡介：陳峴，山東淄博人

　　歷史論文投稿刊物：《歷史研究》雜志 期刊投稿 核心發表， 雜志是歷史專業學術性刊物。1954年北京創刊，主要刊登我國史學界研究成果，內容涉及中國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及世界史等方面的研究，刊登史學研究評介，報道史學研究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