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蕃紇骨薩部落使康再榮建宅文》中的康再榮實際是吐蕃敦煌阿骨薩漢族人軍事部落的副部落使，為中亞粟特人后裔，他擔任此職官時間在847年前后‍‌‍‍‌‍‌‍‍‍‌‍‍‌‍‍‍‌‍‍‌‍‍‍‌‍‍‍‍‌‍‌‍‌‍‌‍‍‌‍‍‍‍‍‍‍‍‍‌‍‍‌‍‍‌‍‌‍‌‍。康秀華也應該擔任過阿骨薩部落的副部落使，此人即P.T.1089《吐蕃官吏呈請狀》中的，在820年擔任該部落副部落使，康秀華和康再榮為同一家族成員，應是父子關系，P.4660《康使君邈真贊并序》中擔任歸義軍初期瓜州刺史的康使君也應該是康再榮‍‌‍‍‌‍‌‍‍‍‌‍‍‌‍‍‍‌‍‍‌‍‍‍‌‍‍‍‍‌‍‌‍‌‍‌‍‍‌‍‍‍‍‍‍‍‍‍‌‍‍‌‍‍‌‍‌‍‌‍。該文書反映了中原陰宅、陽宅術在吐蕃統(tǒng)治地區(qū)的流傳和唐五代時期敦煌地區(qū)給建屋工匠發(fā)放春裝充當報酬的做法‍‌‍‍‌‍‌‍‍‍‌‍‍‌‍‍‍‌‍‍‌‍‍‍‌‍‍‍‍‌‍‌‍‌‍‌‍‍‌‍‍‍‍‍‍‍‍‍‌‍‍‌‍‍‌‍‌‍‌‍。

　　[關鍵詞]敦煌文書;紇骨薩;部落使;康再榮;建宅文

　　敦煌文書《大蕃紇骨薩部落使康再榮建宅文》為吐蕃統(tǒng)治時期敦煌紇骨薩部落使康再榮宅舍營造完畢后在落成儀式上宣讀的建宅文，原件下落不明，只存有羅福萇抄印本①，陸慶夫、鄭炳林、余欣、劉永明等先生曾經對該件文書所記康再榮的粟特人身份和敦煌漢文文書記載的康姓粟特人的活動、文書中體現(xiàn)的營建宜忌等法度及其與道教關系有所探討②。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運用漢藏文獻對吐蕃統(tǒng)治時期以及歸義軍初期康再榮等敦煌康姓粟特人的身份及活動、蕃占時期中原內地地理數(shù)術文獻在敦煌等地傳播狀況等問題再進行一些探討。

　　一、關于吐蕃時期的敦煌康姓粟特人

　　首先將文書錄文如下：

　　維歲次丁卯三月丙寅朔廿三日戊子，沙州大蕃紇骨薩部落使康再榮建立其宅，唯愿：青龍西北處絕陽，招搖東南陰伏藏。攝提人門當母位，太陰鬼之自開張。滅池正西當兌澤，軒轅斗戰(zhàn)履東相。一為乾坤天覆載;二為艮闕補椽梁;三為迴震蓋南屋;四為巽間加順陽;五為坤中立□母;六為□虛配天王。上元己亥從乾起，螣虵宛轉入火鄉(xiāng)。甲乙青龍扶左肋，庚辛白虎從右相。丙丁炎君南廣□，壬癸冰水□□□。戊己中宮無住處，將來分配入四鄉(xiāng)。辰戌丑未押四角，震兌二住守魁剛(罡)。順得四算君南坐，尾將三子鎮(zhèn)北方。伏愿部落使子父昆弟等，坐家豐(封)侯，子孫永昌。□(長)保遐算，壽福無疆。官高蓋代，世世康強。大富大貴，夢寤吉祥。無諸中殀，壽命延長。百病除愈，身體輕強。咒愿已畢，請受春裝，賞賜博士，美酒肥羊。參見羅福萇編：《沙州文錄補》，上虞羅氏鉛印本，收錄于《羅雪堂先生全集》四編第12冊，第5838—5839頁。

　　文中稱康再榮為大蕃紇骨薩部落使，時間為丁卯年。紇骨薩部落又稱阿骨薩部落，藏文為，為吐蕃統(tǒng)治敦煌中后期設關于康再榮在吐蕃時期任職的若干問題置的當?shù)貪h人(包括居住在當?shù)氐臐h化粟特人)部落，根據(jù)P.T.1089等相關敦煌漢藏文書記載，阿骨薩部落在820年設立，和阿骨薩部落同時設立的還有一個悉董薩漢人部落，取代了以前的敦煌行人、絲綿部落，這兩個部落為獨立的漢人(包括敦煌粟特人及其后裔)軍事部落，他們的建立標志著敦煌漢族人地位的提高，二者總稱為敦煌漢人二部落[1]48—51[2]。

　　從820—848年張議潮起義吐蕃統(tǒng)治敦煌結束，期間只有一個丁卯年，即847年，故文書年代當在此年，已是吐蕃統(tǒng)治敦煌后期。康再榮為吐蕃敦煌紇骨薩部落使，實際上是該部落的副部落使，該部落正部落使則由吐蕃人擔任。據(jù)P.T.1089《大蕃官員呈請狀》記載，吐蕃統(tǒng)治敦煌時期，每個當?shù)貪h人部落設有正部落使(，千戶長)一名，由吐蕃人擔任，還設有副部落使(，副千戶長)一名，由當?shù)貪h人或粟特人及其后裔居民擔任[1]43—46、59—61。P.T.1089《大蕃官員呈請狀》還記載，820年，敦煌成立阿骨薩和悉董薩兩個獨立的漢族人軍事部落，任命閻本為一個部落的副千戶長，在另外一個部落，“康塞堂，被任命為副千戶長。[作為相應位階]，雖應授予小黃銅告身，但察及年功，褒獎一級，授予大黃銅告身。”該部落較大，比另一個部落多設置了小千戶長、財務官、總水官、部落營田官等重要官職，這些職官基本上相當于一個部落的職官設置[1]45—46[3]。吐蕃實行世官世祿制度，《冊府元龜》記載：“其設官，父死子代，絕嗣則近親襲焉。非其種類，輒不相伏。”[4]

　　11136敦煌文書P.3764v《勸善文》記載敦煌杜都督父子相承45年擔任敦煌漢人都督，時間在798—843年左右[5]卷26，297[6]，而P.3551v《藥師琉璃光如來贊并序》記載有吐蕃敦煌郡大都督張氏，娶妻安氏，此人為張議潮之父張謙逸[5]卷25，230，《冊府元龜》卷980《外臣部·通好》記載：“沙州陷蕃后，有張氏世為州將。”[4]11354張議潮繼其父擔任敦煌大都督，并于848年率眾起義，建立歸義軍政權。所以康塞堂應當是康再榮的父親或伯父，康再榮從他那里繼承了阿骨薩部落副部落使(，副千戶長)之職。

　　在820年，阿骨薩部落規(guī)模較大，約為另一個部落悉董薩部落的兩倍，悉董薩部落則由閻本擔任副千戶長。后來在824年之后的某年，敦煌又成立了一個悉寧宗部落，此部落應當是從規(guī)模較大的阿骨薩部落中分出的，此時敦煌一共有阿骨薩、悉董薩、悉寧宗三個漢族人軍事部落，總稱為唐人三部落[2]85—94，一直到848年張議潮起義建立歸義軍政權，吐蕃統(tǒng)治結束，敦煌地區(qū)才取消部落制，重新恢復唐前期曾經在當?shù)貙嵭械泥l(xiāng)里制度。另外，P.3258《祈愿文》也提到有一位康公，為敦煌當?shù)刂匾�官員，該文云：

　　“梁卿，閻、康、張、安判官等，愿天祿彌厚，寵寄逾增，勤王之□轉新，干濟之端益遠。”“康公駿豪迎機，挺用濟時，耿直不群，指揮無滯。故妖氣殲……□□信，可謂明王腹心，蒼生腹自應矣。”[5]卷22，319—320

　　愿文為吐蕃統(tǒng)治敦煌時期作品，該文書內容較長，而且大部分字跡模糊不清，應該是由數(shù)件《祈愿文》組成，前面出現(xiàn)的“梁卿，閻、康、張、安判官等”有可能和后面出現(xiàn)的康公并不在同一祈愿文中。康公擔任重要軍政職務，深得上級官員及百姓的信任。由于吐蕃敦煌的正、副部落使既是行政官員，又是軍事官員，平時負責管理部落行政事務，戰(zhàn)時則率領部落成員組成的軍事編隊出征作戰(zhàn)，所以這位康公可能就是敦煌阿骨薩副部落使康塞堂或康再榮。文書前面還出現(xiàn)有康判官，應該是擔任吐蕃敦煌官府中的稅務官或文書官等職務[8]，他也應該是一位敦煌康姓粟特人。

　　閻、張、安等三位判官同樣擔任吐蕃敦煌官府中的稅務官或文書官等職務，職位都在部落使之下，為當?shù)叵录壒賳T，他們與后來建立歸義軍政權的敦煌漢族人(包括粟特人及其后裔在內)首領張議潮、安景旻、閻英達并無直接對應關系，只有可能是這三位的同族，張議潮、安景旻、閻英達3人在吐蕃時期分別擔任敦煌的都督()、副都督、副部落使等漢族人(包括粟特人及其后裔)高級官員，職位依次由高到低(詳見后文)。

　　在敦煌文書P.3699《祈愿文》有如下記載：

　　贊普永垂闡化。宰相尚起(乞)心兒，鹽梅邦國。宰相尚結羅、論屈林熱、論顯勃藏弩悉荼位顯南官。節(jié)兒監(jiān)軍福祚潛運，安詳大乘，榮貴日新……都督代天理物，助圣安人……康大郎天祿彌厚，寵寄日增……三部落二判官繁祉斯集……國大德的盈律和上，愿蓮花世界‍‌‍‍‌‍‌‍‍‍‌‍‍‌‍‍‍‌‍‍‌‍‍‍‌‍‍‍‍‌‍‌‍‌‍‌‍‍‌‍‍‍‍‍‍‍‍‍‌‍‍‌‍‍‌‍‌‍‌‍。天下僧統(tǒng)觸堅，愿敷揚政術，鎮(zhèn)遏玄門，色力……本州都教授，駕三乘而誘物，嚴六度以……惟我釋門二教授大德之□□故法律藏積……[5]卷26，356

　　文書出現(xiàn)的三部落為吐蕃統(tǒng)治敦煌后期的漢族人阿骨薩、悉董薩、悉寧宗3個漢族人部落，這3個部落全部成立于824年以后[1]70，康大郎在愿文中位列節(jié)兒監(jiān)軍、都督之后，三部落判官之前，擔任敦煌一地軍政職務，職位與部落使相當，他很可能就是當時的敦煌阿骨薩副部落使康塞堂或康再榮。

　　中亞粟特胡人于唐朝前期在敦煌從化鄉(xiāng)定居，吐蕃占領敦煌后，一部分逃到中亞粟特地區(qū)和回鶻地區(qū)，一部分則融入當?shù)貪h族居民中，一些粟特人擔任了吐蕃政權的官員。吐蕃沙州副都督即由當?shù)厮谔厝税彩蠐�任，P.T.1089《大蕃官員呈請狀》記載820年敦煌都督為杜大客()，小都督(,即副都督)為安本義，此二者是敦煌地區(qū)漢族人和粟特人擔任的最高官職[1]44—45，59。而瓜沙地區(qū)粟特人康氏也在吐蕃沙州官府中擔任重要職務，除了康塞堂、康再榮擔任副部落使外，莫高窟第144窟供養(yǎng)人題記云：“夫人蕃任瓜州都((督)□倉□曹參軍金銀間告身大蟲皮康公之女修行頓悟優(yōu)婆夷如祥□(弟)一心供養(yǎng)。”[9]65此位康公在瓜州擔任都督和倉曹參軍，獲得金間銀告身和大蟲皮稱號，地位很高，與敦煌漢人最高官員都督地位相當,吐蕃敦煌漢人都督的告身也是金銀間告身，他與敦煌康姓粟特人也有一定關系。

　　吐蕃統(tǒng)治時期的瓜沙粟特人原為落蕃唐人及其后代，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漢化，康再榮建宅文的內容與普通漢人建宅文沒有什么區(qū)別，完全按照中原傳統(tǒng)宅經制定的宜忌規(guī)范來撰寫，也正說明了這一點。但是此時瓜沙粟特人仍然保留著一些本民族特征，吐蕃河隴政權為鞏固其統(tǒng)治，對于原來居住于中亞，后來因經商遷入當?shù)氐乃谔厝思捌浜笠徇M行有意識地提攜，以避免當?shù)芈滢�唐朝漢人及其后裔勢力過大，所以吐蕃統(tǒng)治時期瓜沙粟特人在當?shù)氐牡匚惠^唐朝前期有所提高。

　　二、康再榮和康秀華是否是同一人

　　蕃占時期文書P.2912號《某年四月八日康秀華寫經施入疏》記載佛祖弟子康秀華向寺院施舍銀盤子3枚、粟50碩、麥100碩及胡粉4斤[10]。該件文書還抄寫有《丑年正月已后張金炫貨賣胡粉歷》，丑年據(jù)有關學者考證可能是821年辛丑，康秀華富有資財，在當?shù)睾苡袆萘Γ瑩?jù)莫高窟第44窟供養(yǎng)人題記康秀華名字前殘存“使”字，是知康秀華也擔任吐蕃某種官職，有可能也是部落使[9]14。目前學界有觀點認為康秀華是吐蕃敦煌部落使和歸義軍初期的瓜州刺史，但并未論及康再榮、康塞堂與康秀華的關系，康再榮、康塞堂與康秀華是什么關系他們是否是一個人呢從姓名來看他們都姓康，都擔任吐蕃敦煌部落使，可能是同族，但康再榮與康秀華顯然并非同一人，二者名字不同，活動年代也不同，康秀華出現(xiàn)在821年前后，康再榮則出現(xiàn)在847年前后，康秀華在821—847年前后一直擔任吐蕃敦煌部落使也不大可能。

　　康秀華與P.T.1089《大蕃官員呈請狀》中記載的820年敦煌阿骨薩副部落使康塞堂康塞堂是楊銘先生對此藏文人名的漢文音譯，但也只是取近似發(fā)音，并不完全準確。中古讀音實際上可以勘同。“康”即對應藏文，二者可以勘同;“秀”對應藏文，敦煌吐蕃漢藏對音資料中“修”的藏文對音即為[11]64，“秀”與“修”音同，之發(fā)音即為秀，所以“秀”和藏文可以勘同;“華”對應藏文，漢語聲母h與d在上古和中古可以互轉，即根據(jù)喻三歸匣，喻四歸定、喉牙聲轉以及顎化音晚出的古代漢語聲母演變規(guī)律[12—13]，漢語聲母h、x、d、y中古可以相通，古藏文、發(fā)音可以相通，“華”和古藏文、發(fā)音可以勘同，敦煌吐蕃漢藏對音資料中“華”的藏文對音為[11]23,與發(fā)音極為接近。

　　另外和字形接近，也可能是的誤寫，而正好是華的對音。西藏阿里古名象雄,唐宋史籍記載為羊同，“雄”和“同”可以勘同，同樣是漢語聲母h、x、d、t、y可以相通的原因,所以康秀華與二者應該就是同一個人。P.2912號《某年四月八日康秀華寫經施入疏》的年代也應該是在820年前后。粟特人傳統(tǒng)上信奉祆教，吐蕃統(tǒng)治敦煌時期以佛教為主要信仰，祆教衰微，粟特后裔阿骨薩副部落使(在漢文文書中寫為部落使)康秀華已經放棄祆教信仰，成為虔誠的佛教徒。P.2912《某年四月八日康秀華寫經施入疏》只記載有“弟子康秀華”，未帶職銜，這只是表明康秀華是位虔誠佛教徒，并不表明他此時還沒有擔任官職。

　　848年(大中二年)，敦煌世族張議潮乘吐蕃內亂之機，聯(lián)絡當?shù)睾雷?他們都是落蕃唐人后代)，率領敦煌各族民眾起義，驅逐吐蕃統(tǒng)治，遣使歸唐，建立起歸義軍政權。歸義軍政權中原先任職吐蕃瓜沙政權的漢族人、粟特人也占有重要位置，《通鑒考異》記載：“……按《實錄》：‘(大中)五年，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沙州刺史張議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閻英達等差使上表，請以沙州降……’”[14]前面已經提到吐蕃實行父死子繼的職官制度，吐蕃統(tǒng)治下的敦煌地區(qū)也是如此，杜都督父子相承擔任45年敦煌漢族人都督，張議潮為吐蕃敦煌漢族人都督張謙逸之子，繼任其父為吐蕃敦煌漢族人都督;安景旻為歸義軍第二號人物，僅次于張議潮，他無疑是820年吐蕃沙州副都督安本義的后人，繼其之后擔任了吐蕃沙州漢族人副都督;還有部落使閻英達，也是歸義軍重要成員，在張議潮遣使歸唐的表文中位列第三，在張議潮和安景旻之后，他應該是820年敦煌悉董薩部落副千戶長閻本之后人，繼任為悉董薩部落副千戶長。

　　而敦煌粟特康氏同樣也不例外，康秀華也擔任過阿骨薩部落的副部落使，此人即P.T.1089《吐蕃官吏呈請狀》中的，在820年擔任阿骨薩部落副部落使，康秀華和康再榮為同一家族成員，可能是父子關系或叔侄關系，從名字上看康秀華之名秀華為榮華富貴之意，康再榮之名再榮為再度榮華之意，即二人父子相承，兒子繼承父親榮華之事業(yè)，再度榮華富貴，故康秀華為父，擔任副部落使在前，康再榮為子，擔任阿骨薩部落副部落使在后。P.4660《康使君邈真贊并序》云：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jié)瓜州諸軍事守瓜州刺史兼左威衛(wèi)將軍賜紫金魚袋上柱國《康使君邈真贊并序》。

　　河西都僧統(tǒng)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闡揚三教大法師賜紫沙門悟真撰 偉哉康公，族氏豪宗。生知禮義，稟氣恢洪。素標勇悍，早著驍雄……轅門處職，節(jié)下高蹤。助開河隴，有始存終。南征北伐，自西自東。三場入戰(zhàn)，八鎮(zhèn)先沖。前賢接踵，后背臥龍。薦其術業(yè)，名稱九重。銀章紫綬，魚符五通。一身崇秩，榮耀多叢。鄰郡晉昌，百里宣風。剛柔正直，率下勸農……懸蛇遘疾，夢奠云薨。美角先折，木秀先攻……圖形新障，紛繪真同。恬筆記事，丕業(yè)無窮。[15]151

　　這位康公出身敦煌豪族，在歸義軍政權建立后收復河隴地區(qū)的過程中作出了很大貢獻，擔任的瓜州刺史，是歸義軍初期的重要將領。他的身份與康再榮相符，同為敦煌康氏，二者分別在吐蕃統(tǒng)治末期的敦煌官府和歸義軍政權初期擔任重要職務，故而此位康使君很可能就是《大蕃紇骨薩部落使康再榮建宅文》中在847年擔任吐蕃敦煌阿骨薩副部落使的康再榮，在848年張議潮起義后，和安景旻、閻英達等吐蕃敦煌漢族人(包括漢化粟特人)官員一起成為歸義軍政權的骨干，并出鎮(zhèn)瓜州，擔任刺史要職。

　　總之，撰寫時間在847年的《大蕃紇骨薩部落使康再榮建宅文》中的康再榮實際是敦煌阿骨薩部落的副部落使，該部落是一個較大的漢族人部落，規(guī)模約為另一敦煌漢族人部落悉董薩部落的2倍，這2個部落為漢族人軍事部落，都成立于820年，總稱為敦煌漢族人二部落，824年以后從阿骨薩部落中又分出一個悉寧宗部落，從敦煌就有了3個漢族人部落，總稱漢族人三部落。康秀華、康再榮父子相繼擔任阿骨薩部落的副部落使，P.4660《康使君邈真贊并序》中擔任歸義軍初期瓜州刺史的康使君應該就是康再榮。

　　另外還有一位康通信，在歸義軍收復河隴地區(qū)的過程中也作出了貢獻，成為歸義軍派駐甘涼的將領，并以身殉職。P.4660《康通信邈真贊》記載：

　　大唐前河西節(jié)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甘州刪丹鎮(zhèn)遏[使]充涼州西界游奕訪採營田都知兵馬使兼殿中侍御史康公諱通信邈真贊

　　河西都僧統(tǒng)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兼闡揚三教大法師賜紫悟真[撰]

　　懿哉哲人，與眾不群……盡忠奉上，盡孝安親，葉和眾事，進退俱真。助開河隴，效職轅門。橫戈陣面，驍勇虎賁。番禾鎮(zhèn)將，刪丹治人。先公后私，長在軍門。天庭奏事，薦以高勛。姑臧守職，不行遭窀。他鄉(xiāng)殞沒，孤捐子孫……大唐中和元年歲次辛丑仲冬蓂生五葉。從弟釋門法師恒安書‍‌‍‍‌‍‌‍‍‍‌‍‍‌‍‍‍‌‍‍‌‍‍‍‌‍‍‍‍‌‍‌‍‌‍‌‍‍‌‍‍‍‍‍‍‍‍‍‌‍‍‌‍‍‌‍‌‍‌‍。[15]114

　　康通信可能不像歸義軍瓜州刺史康公那樣在吐蕃時期擔任高級官員，但是在收復河隴地區(qū)的過程中立有戰(zhàn)功，得以躋身歸義軍重要將領之列，他也是一位敦煌粟特人后裔,在吐蕃統(tǒng)治敦煌時期政治地位要低于康秀華、康再榮。總之敦煌地區(qū)康姓和其他姓氏粟特人及其后裔為歸義軍政權的建立做出重要貢獻，他們是唐五代敦煌地區(qū)的主要居民之一，也是建立歸義軍政權的骨干力量。

　　三、關于敦煌地區(qū)的陰陽相宅術

　　在《大蕃紇骨薩部落使康再榮建宅文》中體現(xiàn)的完全是中原傳統(tǒng)文化內容，從《建宅文》可知，康再榮對各種宜忌：四神、八卦、天干地支、星宿、水瀆的方位以及修建的順序等，無一遺漏，其建宅求吉所用占卜屬于中土傳統(tǒng)相宅法術——陰陽相宅術，由此可見當時宅經類文獻所制定的規(guī)范，絕非一紙空文，是被人們嚴格奉行的[16—17]。《建宅文》中還表達了祝康再榮居家安寧、全家大富大貴、榮升高位、子孫永昌、延年益壽、身體康強的愿望，這也是撰寫此文的目的。

　　中土宅經類文獻與道教有密切關系，約成書于南北朝時期的天師道符箓科教經典《赤松子章歷》記載了早期道教各種科儀，其中有“言功安宅章”“謝土章”等范文，說明如果因為修造或其他原因致使宅居不利，招致禍患和宅神不安，需向相關神靈祈求解謝，相關神靈中便有太陰、太歲、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土公、五色五方神靈、宅神、井灶、龍神乃至各種兇神惡鬼等。目的是求得家舍居處的安寧等;至于延年益壽，更是道教所要追求的主要目標。此外佛教自初傳以來就不斷地吸收中國本土化的內容，有些典籍的制作曾深受早期道教和中國傳統(tǒng)宗教觀念的影響。有些甚至搬用了道教及本土固有宗教習俗的內容[18]。其中就有道教謝土安宅的內容，如東漢失名譯《佛說安宅神咒經》云：

　　“某等安居立宅以來，建立南庌北堂，東西之廂，碓磨倉庫，井灶門墻，園林池沼，六畜之欄。或復移房動土，穿鑿非時，或犯觸伏龍、螣蛇、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忌、十二時神、門庭戶佰(伯)、井灶精露(靈)、堂上戶中、溷邊之神，我今持諸佛神力、菩薩威光、般若波羅密力，敕宅前宅后、宅左宅右宅中、守[宅]神神子神母，伏龍、螣蛇、六甲禁忌、十二時神、飛尸、邪杵、魍魎鬼神;因詫形聲，寄名附著，自今以后，不得妄嬈我弟子等。神子神母、宅中諸神、邪魅蠱道、魍魎弊魔、各安所在、不得妄相侵凌，為作衰惱。令某甲等驚動怖畏。如當我教，若不順我語，令汝等頭，破作七分，如多羅樹枝。”[19]911

　　“佛告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神龍鬼，皆來受教明聽。佛告言：不得前卻某甲之家，或作東廂西廂南庌北堂，敕日游月殺、土府將軍、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歲月劫殺、六甲禁忌、土府伏龍莫妄東西，若有動靜，燒香啟聞。某甲宅舍是佛金剛之地面，二百步佛有約言，諸疫鬼神不得妄忤，忤者頭破作七分，身不得全，不得水漿。”[19]912

　　據(jù)考證《佛說安宅神咒經》系由中土宅葬之說而來[20]。另外《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中也有類似內容。吐蕃統(tǒng)治敦煌時期當?shù)氐澜滩蝗缣瞥�前期活躍，走向衰微，而佛教卻十分興盛。P.4638《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陰處士公修功德記》記載沙州世族陰嘉政之父陰伯倫曾經擔任吐蕃沙州道門親表部落大使：

　　“自贊普啟關之后，左衽遷階;及宰輔給印之初，垂祛補職，蕃朝改授，得前沙州道門親表部落大使……六親當五秉之饒，一家蠲 十一之稅。” [15]239

　　吐蕃在786年占領敦煌之初曾經設立了沙州道門親表部落，管理道士、女冠，由世俗人員擔任該部落部落使，但是該部落790年即遭取消，吐蕃當時在敦煌只設置了行人(包括上、下二部落)、絲綿部落，由吐蕃本部擘三軍事部落統(tǒng)管，此后再未見有道教公開活動。這可能與吐蕃政權崇奉扶植佛教，對被李唐王朝崇奉為國教的道教并不感興趣有關。但是道教及其文化作為中國自身土生土長的宗教及文化在敦煌已經有數(shù)百年之久的傳播歷史，雖在吐蕃統(tǒng)治時期走向衰微，并未完全消失。在敦煌蕃占時期的佛教墓志銘和祈愿文中，就有一些帶有道教文化色彩的語句[21]，這是佛教不斷吸收道教成分，進行中土化的結果。有學者認為這一時期道教的活動很隱蔽，借助占卜等其他形式委婉地表現(xiàn)出來，有關道教法術的傳播也在秘密狀態(tài)下進行[22]。由《大蕃紇骨薩部落使康再榮建宅文》可知，在蕃占時期道教中的謝土安宅的內容仍然被當?shù)鼐用裥欧钭裥校�連一定程度上漢化的粟特人及其后裔也不例外，這當與其性質屬于實用性內容，與日常生活關系密切有關。不光當?shù)鼐用袢绱耍�吐蕃官員也同樣遵奉這些做法，P.2765V0《大蕃敕尚書令賜瑟瑟告身尚乞律心兒圣光寺功德頌》就記載貴為吐蕃大相的尚乞律心兒(即尚乞心兒)“黃金布地，白壁邀工，進直道以事君，傾真心而向佛。爰乃卜宅敦煌古郡，州內建圣光寺一所。”[5]卷18,132可見中土陰陽相宅術當時在吐蕃統(tǒng)治下的河隴地區(qū)影響很大。

　　吐蕃統(tǒng)治河隴西域時期，雖然崇奉佛教，但吐蕃原始宗教苯教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在吐蕃官方信仰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苯教崇拜自然神靈，敬信法術，苯教巫師通過施行法術來為吐蕃贊普及各階層成員驅病祛邪，避禍求福，并通過占卜預測兇吉，其中就包括有堪輿卜宅內容。《新唐書》卷216《吐蕃傳》記載吐蕃“重鬼右巫”[23]。藏文史籍《賢者喜宴》記載吐蕃政權設有御咒士()，授予大銀告身，還有御卜苯教士()、堪輿家，二者都授予小銀告身[24]。

　　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從唐朝帶去一批中原占卜堪輿文獻在吐蕃傳播，產生很大影響，“文成公主查看了地相，(發(fā)現(xiàn))藏地猶如羅剎女仰臥，在其八大關節(jié)和四肢處，首先要建寺鎮(zhèn)伏之。沃唐湖是魔鬼的心脈，是惡道之門，填充后建造寺廟。”根據(jù)文成公主帶來的運用五行推算吉兇的風水理論，松贊干布在吐蕃本部各地修建相當數(shù)量的鎮(zhèn)魔寺以鎮(zhèn)壓羅剎魔女，使吐蕃人避兇趨吉，其所建鎮(zhèn)魔寺院有大昭寺、小昭寺、昌珠寺、四邊壓寺、四再押寺、四壓肢寺、九掩口寺，共計24寺，另外象雄妃等妃子也建有5所寺院，而吐蕃君臣在泥婆羅、漢地、彌藥熱甫崗也建有眾多寺院[25]，《西藏王臣記》記載文成公主帶入吐蕃本部的風水書籍是《八十“博唐”數(shù)理圖》，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650年)主要依據(jù)其內容來推算修建鎮(zhèn)魔寺院。

　　后來在贊普赤祖德贊(815—836年)時期流行有《相士五行圓經》《陽泉八種過患》《陰泉十二種過患》等數(shù)術書籍，《陰泉十二種過患》則應與墓葬有關，是墓葬地理數(shù)術書籍[26—27]，《相士五行圓經》《陽泉八種過患》中則可能包括有卜宅堪輿等內容。貞觀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時佛教在吐蕃并不流行，吐蕃人信仰苯教，對佛教還比較陌生。根據(jù)刻石于赤德松贊時期(798—815年)的《噶迥建寺碑》記載,吐蕃松贊干布(赤松贊，)時在邏些修建有大昭寺等神殿，赤都松(，676—704年)時期建林之赤孜()諸處神殿()，后來在金城公主入藏后吐蕃又修建了扎瑪瓜州寺、琛普神殿[28]，抄寫于11世紀的藏文史籍《韋協(xié)》記載松贊干布迎娶泥婆羅公主赤尊，修建了邏些貝哈爾林佛堂、四茹之地諸佛堂、扎拉佛堂，文成公主出嫁吐蕃，留寓于熱木其(,小昭寺)，從漢地請來的釋迦牟尼金像也供奉于熱木其。“上祖松贊干布所開佛法之宗僅此而已。”[29]當時吐蕃寺院數(shù)量應該有限，而且寺院僧人都來自吐蕃周邊地區(qū)，并無吐蕃人出家為僧。但吐蕃修建這些寺院應該參照了文成公主等攜帶入吐蕃的地理數(shù)術書籍，這一時期吐蕃修建寺院依照的地理數(shù)術理論和方法應該是自文成公主入藏以來陸續(xù)由中原傳入吐蕃本部的。

　　779年吐蕃本土第一所佛法僧三寶俱全的寺院桑耶寺建成，7名吐蕃人出家為僧，吐蕃贊普赤松德贊將佛教作為主要信仰的宗教，予以大力扶持，佛教在吐蕃得以廣泛傳播，興盛開來，佛教寺院也大量修建，吐蕃修建寺院時參照并使用了中原傳入的地理風水理論與方法，在其他方面如建宅、修墓等也使用了這些理論與方法。P.T.1089記載830年吐蕃涼州節(jié)度使衙署設有占卜風水師，在所有官員中位居最后[1]43。管轄敦煌的吐蕃瓜州節(jié)度使衙署自然也設有相應官員。這與崇奉法術并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占卜才得以產生發(fā)展的中土道教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所以與道教有關的一些占卜與謝土安宅的法術和宜忌規(guī)范等能夠在吐蕃統(tǒng)治下的敦煌等地保存流傳。

　　另外前面提到佛教自初傳以來就不斷地吸收中國本土化的內容，有些典籍的制作曾深受早期道教和中國傳統(tǒng)宗教觀念的影響。有些甚至搬用了道教及本土固有宗教習俗的內容，其中就有道教謝土安宅的內容。所以道教中的有關謝土安宅的內容仍然在吐蕃統(tǒng)治時期的敦煌流行當然也與吐蕃在敦煌等地崇奉佛教的政策有一定關系。2002年在青海德令哈市郭里鄉(xiāng)夏塔圖出土的吐蕃棺板畫(時間與吐蕃統(tǒng)治敦煌時期相當，該地區(qū)屬于吐蕃統(tǒng)治下的吐谷渾王國管轄地域)中，繪有吐蕃人飲酒、歌舞、欲樂、拜謁、出行、狩獵、哀悼、超度、祈福、殉牲的場面，棺材檔頭上還繪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這應是直接取法于中原，但是畫法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還包含有吐蕃民族構成中不同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成分從而形成了自己的風格[30]‍‌‍‍‌‍‌‍‍‍‌‍‍‌‍‍‍‌‍‍‌‍‍‍‌‍‍‍‍‌‍‌‍‌‍‌‍‍‌‍‍‍‍‍‍‍‍‍‌‍‍‌‍‍‌‍‌‍‌‍。說明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等早期道教和中國傳統(tǒng)宗教觀念不光在吐蕃統(tǒng)治下原屬唐朝的敦煌等地流行，也曾經進一步傳入吐蕃腹地。

　　四、關于文書中的博士與春裝

　　最后《大蕃紇骨薩部落使康再榮建宅文》稱：“咒愿已畢，請受春裝，賞賜博士，美酒肥羊。”這里的博士為唐五代時期敦煌當?shù)貙�工匠的稱謂，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博士有異，工匠的這一稱謂在吐蕃統(tǒng)治時期開始流行，到歸義軍時期依然如此，遍布各行各業(yè)。S.3074背《吐蕃統(tǒng)治敦煌時期某寺白面破歷》記載有搟氈博士、起氈博士，屬于紡織品手工業(yè)工匠。北圖堿字59號背《寅年(822年)汜英振承造佛堂契》則稱：

　　寅年八月七日，僧慈燈于東河莊造佛堂一所，為無博士，遂共悉東薩部落百姓汜英振平章，造前佛堂，斷作麥捌漢碩。其佛堂外面壹丈肆尺，一仰汜英振壘，并細泥一遍……博士汜英振年卅二。[31]

　　博士汜英振承造佛堂，他與承造康再榮宅舍的博士身份相同，都是土木建筑行業(yè)工匠。P.3713《年代不明粟破歷》云：“廿七日，泥佛殿看博士用。”該文書年代可能為吐蕃時期，泥佛殿的博士也為土木建筑行業(yè)工匠。歸義軍時期敦煌文書還記載有木博士，即木匠，另外土木建筑行業(yè)還有泥博士等[32]。給康再榮建宅并得到美酒肥羊賞賜的博士應該屬于土木建筑行業(yè)的木博士、泥博士等，即為今天的泥水匠、木匠。

　　除了給建屋博士賞賜美酒肥羊，還請參與造屋的工匠博士等接受并穿上春裝以示新屋落成，氣象更新之喜，當然建屋博士們被授予春裝，也是以之作為工錢的一部分，這自然與造屋時間在春季三月丙寅朔廿三日戊子有關。春衣發(fā)放在唐朝社會形成了一定的傳統(tǒng)，日本中村不折藏西域文書《天寶六載四月十四日給家人春衣歷》記載盛唐時期依附于寺院的“常住戶”常從寺院領取春衣，唐朝統(tǒng)治下西域地區(qū)寺院的這一做法與唐朝官奴婢春冬衣發(fā)放制度類似[33]，另外唐朝還給募兵制下的軍隊官兵(健兒)發(fā)放春冬衣，春衣還用于賞賜統(tǒng)軍在外的將領，撫綏地方藩鎮(zhèn)及身居要職的朝臣。據(jù)研究在晚唐五代的歸義軍時期，歸義軍把為使府衙內的押衙、員外、門僧等人賞賜春衣作為俸祿的一部分，這種做法源自中原王朝，當時中原王朝以春衣作為官員俸料錢的重要內容。而晚唐五代敦煌民間雇工契中則大量出現(xiàn)以春衣作為工錢的情況[34]。由《大蕃紇骨薩部落使康再榮建宅文》可知在吐蕃統(tǒng)治敦煌時期這一做法已經出現(xiàn)。

　　[參考文獻]

　　[1]楊銘.吐蕃統(tǒng)治敦煌與吐蕃文書研究[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

　　[2]陸離.吐蕃統(tǒng)治敦煌的行人、行人部落[J].民族研究,2009(4).

　　[3]楊銘.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第10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320.

　　[4](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961[M]//外臣部土風三.周勛初等,校訂.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鳳凰出版社,2006.

　　民族文化論文投稿刊物：《民族研究》雜志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主辦的有關民族研究問題方面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主要刊登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民族經濟、民族學、民族教育、民族人口、民族法制、民族宗教、民族語言、民族歷史，以及世界民族等各學科的學術成果，是從事民族研究、民族教學和民族工作，以及對民族問題有興趣的同志、學人發(fā)表研究成果、開展學術討論的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