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殖民主義強調民族文化的異質性，因為殖民主義力量已經超越了對土地和主權的權利控制，更多傾向于意識形態和文化滲透。本文首先介紹了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論，側重于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的模仿、模擬和混雜與第三空間。論文詳盡分析了《英國病人》中人物的國家、民族和個人身份的矛盾、瓦解和重構。本文指出，各族裔群體雖然努力在雜糅狀態下重構自己的身份和精神家園，建立自己的政治、宗教、種族獨立性，但完全融合是不可能的。

　　關鍵詞:后殖民解讀;身份;沖突與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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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隨著后殖民主義的發展，蓋婭特里·查克拉巴蒂·斯皮瓦克被公認為是當今僅次于賽義德的最有影響也是最具有爭議的一位后殖民批評家。她的文學批評不僅揭露了殖民主義和男性中心的權力話語對于第三世界女性造成的壓迫與影響，而且批判了西方女性主義者及對第三世界婦女真實面貌和生存狀況的歪曲和遮蔽。

　　一、引言

　　兩次世界大戰導致國際格局發生急劇的變化，每個國家選擇加入不同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陣營，每個人又根據自己的國家身份、民族身份以及個人身份確定自己的陣營。加拿大作家邁克爾·翁達吉的“金布克”獲獎小說《英國病人》(1992)由安東尼·明格拉執導，改編成同名電影(1996)�！队�國病人》昭示了二戰前后國家和個人的多元選擇和多重身份導致的交叉沖突:非洲與歐洲、野蠻與文明、宗主國與殖民地、男性與女性，希望達到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和解與共存(reconciliationandcoexistence)[1]。

　　目前，《英國病人》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后現代和后殖民視角，戰爭創傷以及療傷、敘事學特征(不可靠敘事、平行敘事結構、敘事者與傾聽者的關系)，男女兩性的抵抗(feminismagainstpatriarchy)，等等[2][3]。從后殖民主義視角解讀《英國病人》，可以探索國家、民族和個人身份之間的沖突、瓦解和重構的可能性。翁達吉顛覆了過去由西方人主導的核心族群—邊緣族群(core-peripheral)、主流—非主流文化(mainstreamvs.non-mainstream)的二元沖突模式，但目前國內學者關于文化身份的顛覆、瓦解和重構依然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對于殖民者(宗主國)在身份建構和瓦解中的作用，以及殖民者個體(宗主國公民)淪為殖民身份犧牲品，涉及甚少[4][5]�！队�國病人》小說版和電影版人物和情節設置基本一致，最大不同在于原著中大衛·卡拉瓦焦是漢娜的叔叔，電影中他僅僅是加拿大籍小偷，為英國情報部門工作。其次是基普，原著中他回印度行醫，回歸了錫克族生活模式，思念但拒絕聯系漢娜，電影中基普被派駐佛羅倫薩繼續掃雷。這樣的安排似乎強化了翁達吉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尋找民族和解共存的可能，因此本論文著眼于分析電影版本，將小說原著作為背景參照。

　　二、后殖民主義理論

　　與后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消解中心、消解權威、倡導多元化的潮流呼應，后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以意識形態性和文化政治批評性揭示了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文化與權力關系、東方主義、全球化與本土化沖突、內部殖民等新問題。后殖民主義的主要理論源流來自葛蘭西的文化霸權主義(culturalhegemony)，愛德華·賽義德(EdwardSaid)的東方學(orientalism)，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ChakravortySpivak)的屬下(底層，subaltern)文化身份書寫、歷史記憶與帝國主義文化霸權的抵抗，霍米·巴巴(HomiK.Bhabha)他者形象、文化身份的模糊性以及雜糅性[6]�；裘�·巴巴推動了全球后殖民話語批判、文化認同、第三世界批評、翻譯理論、族群研究等諸多前沿問題的探索。

　　與賽義德和斯皮瓦克不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評策略借助于“模仿性(mimesis)”“模似性(mimicry)”“雜糅性(hybridization)”“模棱兩可”(ambivalence)和“第三空間(ThirdSpace)”削弱殖民者的話語霸權，但又呈現出“辯論性的而非對抗性的”解構。例如，《文化的定位》中的《模似與人》(OfMimicryandMan:TheAmbivalenceofColonialDiscourse)尤其細致地分析了“模似”的話語如何圍繞矛盾建構起來，形成雙向互動的沖突抵抗[7]。“模仿”是在同源文化系統內，模仿者對被模仿者忠實的復制。例如，石黑一雄的《長日留痕》中，管家斯蒂文斯對主人達林頓勛爵無論從言語行為到價值觀都絕對照搬，并以自己三十五年放棄自我、絕對效忠為驕傲[8]。

　　“模似”的目的在于產生模似者(被殖民者)對被模似者(殖民者)之間相似又含混、相互滲透的矛盾狀態，含有畏懼、敬仰、模仿、質疑、嘲弄、變形的各種因素，最終達到瓦解殖民權威的穩定性。E.M.福斯特的《通往印度之路》中，阿齊茲醫生對于英籍校長菲爾丁、英國人羅尼·希斯洛普及其母親呈現了極其復雜的文化心理[9]。“雜糅性”“模棱兩可”和“第三空間”描述了不同國家、種族、個體在意識形態、文化和語言相互混合的過程，也是殖民地居民對殖民者宗主文化的質疑、顛覆的一種策略，用模仿對殖民話語的權力產生消解作用:“殖民話語的目的，就是要把被殖民者分析為在種族根源上是退化的種群，…被殖民者淪為了‘他者’;…被殖民主體從來都不是簡單地、完全地與殖民者相對。反而，共謀和抵抗共存于殖民主體內一種搖擺不定的關系中。”[10]

　　例如，黃哲倫的《蝴蝶君》用男性演員宋莉伶和法國情報人員熱內·加里馬爾的愛情顛覆了普契尼《蝴蝶夫人》的西方殖民話語[11]。值得注意的是，霍米·巴巴認為后殖民思想對被殖民者的入侵是漫長、漸進和無意識的，被殖民者的“文化雜合”(culturalhybrid)從開始的被動接受可能演變成主動接受，從有壓迫感的接入到自我適應感接入，因為殖民話語中早有陳規(stereotype)和固定性(fixty)，已經形成一個完整的殖民話語體系(colonialdiscourse)[12][13]。殖民地文化中的“精英分子”往往成為“熟悉的陌生人”和“兩棲人”，對宗主國文化既自覺維護、主動依附，又激烈抵觸[14]。在東西方文化交流與碰撞過程中，后殖民學者和作家有意無意中充當“協商者(negotiator)”的角色，尋找所謂的“第三空間”，面向未來建構多重復合的文化身份[4]。

　　《英國病人》有關國家、民族和個人身份的矛盾敘事折射出第三世界流散作家特有的“模擬”思維方式。但是，超越狹隘民族主義的第一要義是彼此的尊重而非消解，在后現代和后殖民語境中，超越民族主義的夢想遇到困境，每一個宗主國及其友邦之間、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都存在復雜的文化背景。凱瑟琳和艾瑪殊的“死亡宣言”獲得了符號化的文化隱喻:“迎風而立，…到達一個沒有地圖，沒有國界，不以強者名字命名的國度”。瑟�？司羰亢�“英國病人”的死則徹底地宣布英國殖民統治將最終解體。彼此消解和雜糅的動態沖突必然導致超越民族主義的吁求有其天然的“無根性”和“虛幻性”[15]。

　　三、國族身份的沖突與瓦解

　　《英國病人》的原著和電影都采用了一些后現代敘事技巧，回憶與現實時空交錯，愛情主題和戰爭中的國族身份主題交叉展開。為了便于分析，有必要對情節順序進行梳理，展示故事發生的時間脈絡(表1)。以二戰前大英帝國的國際影響力，幾乎成為“歐洲白人”的代言人。馬鐸在介紹國際沙漠俱樂部成員時，頗為得意于成員的國際性，似乎提到國籍都是一件不屑的事情:英國人、德國人、匈牙利人和埃及當地人，活動范圍橫跨埃及、利比亞、南至埃塞俄比亞。事實是，大英帝國對北非國家的考古測繪本身就是為英國的全球殖民統治服務，是對這些國家的領土和文化侵略，如馬鐸宣稱的，“誰擁有沙漠，誰就擁有北非”。《英國病人》中每一個人都深受身份的困擾，他們的悲劇也源自他們的國家和民族身份。

　　殖民地人民(埃及和利比亞)本身已經被“集體失聲”:考古學家DanteD’Agostino和DiggyBermann、埃及學家SharifAlFouad(AlAuf)在整個故事中就是一個“活動道具”，為馬鐸的殖民考察服務。殖民者杰弗里·克里夫頓和彼得·馬鐸之死源自國家利益和個人身份的沖突。漢娜和卡拉瓦焦作為英聯邦“第二世界”代表，不斷質疑自己為所謂的“祖國”犧牲的邏輯理性。艾瑪殊和基普淪為身份曖昧的“國際私生子(internationalbastards)”。

　　四、族群身份的重構

　　作為流散族群的文化代表，作家翁達吉和導演明格拉并不一味鼓勵斗爭和沖突，他們也一直在尋找文化之間共存的基礎和可能性，亦即霍米·巴巴強調的文化雜糅(hybridity)。艾瑪殊被塑造成理想的“中心國男性”，典型的“英國白人”:學識淵博、思想深沉、浪漫多情。既能做枯燥深奧的文化專業研究(希羅多德、吉普林和“泳者山洞”)，又幽默風趣，熟稔通俗文化(“高帽子樂團”)。五、結語二戰后加拿大政府積極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緩和各移民民族之間的矛盾、支持各族裔群體發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加拿大作家邁克爾·翁達杰的小說《英國病人》呼應了這個大的歷史背景�；裘�·巴巴的后殖民主義理論，從邊緣文化立場出發，揭示了被壓制的、非主流的“弱勢文化”，完全可以對占主導地位的殖民文化進行沖突、瓦解和重構。在文化身份重構過程中，霍米巴巴認為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知識分子處在一種難以擺脫的兩難境地:對于白人文化的模似和積極靠攏，對于自己的同胞有一種難以抑制的文化優越感，但是自身的殖民地文化身份又與白人主流價值格格不入[18]。

　　《英國病人》的文化意義在于，殖民者自身也蘊含了不同身份之間的沖突，艾瑪殊和馬鐸之死就是對于民族主義、殖民主義和個人價值的詰問、挑戰。漢娜和吉普相約“重逢于教堂”，蘊含的僅僅是一種文化的獨立“雜糅”，而不是“融合”，更不可能是此消彼長的“替代”。但是，必須注意到，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論中對于宗主國殖民者的行為研究尚未涉及。價值觀和行為差異性將他們劃分為不同的群體類型:殖民統治的維護者(《英國病人》中的馬鐸、克里夫頓)、改良者和被殖民者的“拯救者”(《印度之路》的校長菲爾丁，《刮痧》的許大同的美國老板約翰·奎蘭，《長日留痕》的新莊園主美國人法拉戴)、自反破壞者(《鍋匠裁縫士兵間諜》的“鼴鼠”，即，代號“裁縫”的比爾·海頓)。

　　他們的命運也因此而不同:為國犧牲者(自覺或被動的犧牲品)、被仰慕者(他們的觀點被當局者和民眾接納而受到尊重)、被懲戒和驅逐者。此外，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系，也絕非“模似”“雜糅”“第三空間”能夠完全涵蓋。二戰期間東南亞國家與原宗主國和日本的關系證明，被殖民者往往不能用“驅虎逐狼”求得自我解放的目的，反而是“引狼驅虎”，陷入新一輪的殖民化(《現代啟示錄》)。不論是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論還是后殖民文化現象，都值得繼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