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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文化:現實審視與價值引領

時間:2020年01月10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要:互聯網的發展和自媒體的興起逐漸形成以階級性、認同性和抵抗性為特征的微文化生態環境,給青年的主流價值觀教育提出挑戰。西方敵對勢力的分化和中國意識形態的失語是微文化興起的社會背景,而多元化的社會利益訴求、個體政治意識提高和互聯網技術的發

  摘要:互聯網的發展和自媒體的興起逐漸形成以階級性、認同性和抵抗性為特征的微文化生態環境,給青年的主流價值觀教育提出挑戰。西方敵對勢力的分化和中國意識形態的失語是微文化興起的社會背景,而多元化的社會利益訴求、個體政治意識提高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分別構成了微文化興起的主客觀條件。可從以下路徑調適微文化生態與主流價值教育:通過轉變理念提升主流媒體公信力繼而強化核心價值的主導地位,通過需求導向使價值契合主體訴求繼而提高核心價值的精準性,通過道德教化與文化厚植并舉增強核心價值的厚重性。

  關鍵詞:微文化;時代動因;風險;價值

人民論壇

  政工師論文投稿刊物:人民論壇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力求及時、準確闡述黨中央精神,反映群眾意愿,交流時代信息,展示思想理論成果。以“關注民生、傳達民聲”為己任,立足高端,注重深度;站在前沿,追求前瞻;體現權威,傳播影響;引領時代,推進變革;總結經驗,探索未來。

  在“互聯網+”時代的微文化環境中,多元思想觀念、文化偷獵盛行,受眾個體選擇并非總是和國家需要一致,這些都成為解構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觀念的推手。青年是國家的未來、民族的希望,他們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創新精神,但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存在不穩定性,把握微文化生態環境的時代動因及特征,詮釋微文化環境下青年學生在主流意識形態面臨的風險,是高校思想理論教育工作的重要課題。

  一、微文化興起的時代動因

  1.敵對勢力的西化分化和中國意識形態的失語

  是微文化興起的社會背景西方發達國家以其堅實的經濟基礎和科技實力,憑借信息全球化的發展規律千方百計進行文化殖民,強行滲透西方價值觀,實施西化、分化中國的戰略。一方面促使了網絡微文化的興起;另一方面,也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首先,相比西方發達國家,我國的信息技術和高端通信設備尚有差距,在某些領域仍要依賴他國,這無形中為西方國家的文化霸權提供了便利,他們以隱蔽的方式,通過微平臺對我國的社會制度、熱點社會事件等進行評論,并不斷煽風點火,制造社會混亂。

  其次,西方國家利用自媒體,灌輸多元思潮,宣揚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將中國夢曲解為憲政夢,以歷史虛無主義動搖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地位。最后,西方國家以制度形式或借助文化產品加強思想攻勢。利用互聯網自由技術,推行、擴大西方國家所謂的民主公民權,施行意識形態的滲透。

  微文化生態環境中遭遇的主流價值挑戰,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發展速度不匹配的結果,新舊價值體系范式的轉換速度低于經濟發展的速度,主流價值建設與社會變革不適應,西方國家恰是利用這一“契機”,通過高端技術,利用自媒體,向我國輸入文化產品,形成所謂的西方話語霸權。面對這些情況,如果一味截留信息或選擇性發布,不僅不能減小不良思潮的影響,反而會降低民眾對政府的信賴,動搖民眾對主流價值的認同。

  2.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現代社會生活節奏的加快是微文化興起的客觀條件

  微文化是以自媒體為傳播平臺、以互聯網技術為基礎而形成的一種亞文化,現代化的數字信息技術是其重要支撐。2009年以后,以新浪微博為代表的自媒體迅速發展,微信、微支付、微電影等一系列媒體平臺無“微”不至地成為文化傳播和思想交鋒的主陣地。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4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指出,截至2018年12月,中國網民達到8.29億,普及率為59.6%,其中,手機網民達8.17億,占中國網民的98%,網民以中青年群體為主,20-29歲年齡段網民占比最高,為26.8%。用戶使用率最高的前三名社交應用為微信、QQ空間和新浪微博,使用率分別達到87.3%、64.4%和40.9%。[1]

  青年學生對網絡的高參與度,形成了大學生群體特有的微文化,微文化的發展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青年群體的精神生活,改變著他們的行為模式。與此同時,現代社會生活節奏日益加快,個體生活壓力較大。青年學子是微文化的主力軍,他們處于實現社會化的重要階段,其生活方式、學習方法、人際交往、社會準備等各方面壓力較大,微文化的個體化、交互性特點,正好為青年學生宣泄心理壓力提供了合理的渠道。

  他們通過微平臺,了解校園內外、國際國內動態,通過在微博、微信朋友圈里展示自己的學習、生活而獲取關注;通過快手、抖音等平臺強化個體的網絡“虛擬成功”;通過跟帖、評論,表達對社會現象的看法,調侃生活趣事,深入思考人生、展望未來生活,疏解壓力,抒發情感。

  3.社會利益訴求多元和個體政治意識增強是微文化興起的主觀條件

  隨著國家政治經濟的不斷發展,新興社會階級不斷涌現,不同群體的利益主張不同,他們不斷構建本階級的話語權,由此導致社會利益訴求的多樣化。不同社會群體的需要與國家需要之間并非完全一致,有時候還會出現矛盾甚至對立的情況。主流價值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導,非主流意識形態則到處鼓吹其倡導的價值標準。微平臺放寬了傳統媒介的準入門檻,為不同利益群體提供了發聲平臺,這種祛魅了的草根平民文化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為不同群體表達利益訴求提供渠道,賦予其均等的話語表達權,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微文化生態環境的形成。

  Web2.0時代,信息技術發展引發網絡革命,構建面向未來、以人為本的全民參與式網絡時代是其重要任務。自媒體的共享性、平民化、普泛化等特點與當前社會自由、平等的政治訴求日漸普及,公民政治意識普遍增強的現狀不謀而合。[2]因而,社會精神生活的主要傳播媒介逐漸轉向自媒體場域,微平臺為參與者提供了豐富的話語表達渠道,其共享性也使得來自不同群體的聲音能很快融入生活情境,并且與主流價值一起,對社會群體的情感認知、價值取向等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二、微文化生態環境的特征

  1.異質相生和趣緣關聯形成微文化的階級性

  微平臺以其平民化特點為不同受眾個體提供了自我表達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不同價值態度、不同利益訴求的聲音相互交織,微細龐雜,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體現著對彼此的尊重,微平臺中的異質元素在對立和沖突的辯證統一中實現了異質相生。譬如,社會熱點事件出現后,持不同觀點的人會在微平臺發布言論,發表者為了提升觀點說服力而搜集各類資料從而使論據詳實,而所謂的“吃瓜群眾”也會從不同觀點的爭論中找到分析事實的切入點。

  實際上,不同思想在微平臺上的交鋒,可以幫助人們從不同角度審視問題,包容不同觀點、吸納有益觀點,并且相互制衡,使得各個群體的觀點更具說服力,從而維持微文化生態環境的整體活力和良好的運行機制。按照伯明翰學派理論范式,主文化背景下存在著屬于某一區域或者某一群體特有的觀念和生活方式,這種與主流文化對應的非主流、局部的、少數群體的文化現象,是次屬文化,即亞文化。以自媒體為傳播平臺而形成的微文化,本質上是一種亞文化。微文化的形成,正是建立在共同興趣愛好和價值取向基礎上的趣緣關聯群體。

  大數據信息技術把個體在互聯網的行動軌跡篩選歸納,形成個體獨有的趣味選擇路徑并適時推薦興趣圈,個體可以主動加入或被動邀約,以此方式建立起來的關聯群體,本身就宣告了不同群體的界限。譬如新聞APP關注國際時事的群體,微信公眾號中關注育兒的媽媽群體,微博中關注旅游的群體等。

  這些基于趣緣關聯結成的文化社群,個性鮮明、自我認同感強,他們歡迎來自群體內志趣相投之人的相互交流相互溫暖,拒絕來自群體外的異質之人的指導和同化,他們能真正融入并且參與到微平臺的分享和交流中。由此可見,異質性在提升了微文化活力的同時,劃清了不同群體之間的界限,更加突出階級性,而趣緣關聯則強化了微文化穩定的、具有群體獨特價值的階級特征。

  2.受眾本位和草根理念形成微文化的認同性

  英國伯明翰學派指出:“大部分青年亞文化的特征是尋求刺激,自治和自我認同,為他們的存在創造他們自己的意義,符號化地表達這些自由。”[3]微文化作為亞文化的一種形式,其認同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它是一種虛擬的自我實現寄托。

  按照美國學者奧爾德弗的人本主義需要理論(ERG理論),個體的需求包括生存、關系、成長,如果高層次需求得不到滿足,就轉而訴求低一級需求。青年學生在父輩的保護下,衣食無憂,最低需求得到滿足,于是轉而追求人際關系、自我成長和自我實現,面對父輩的希望,學業、就業壓力,他們急于通過積極表現獲得認同,網絡迎合了大學生的需求并為其提供了在現實生活中難以實現的平臺。

  微文化的傳播模式從傳統的官方主導變為受眾本位,其信息流動也由傳統的自上而下單向傳播轉變為自發的交互式傳播。當前流行的快手、抖音等自媒體的意義在于通過為普通觀眾提供發布短視頻、成為網絡明星的平臺,賦予自我實現的意義符號,鼓勵參與者為了實現理想和實現自我而迅速行動,加入到傳播中來。在這個虛擬空間,參與者通過粉絲的評論、點贊收獲了虛擬關系,通過粉絲量的增多,達到了虛擬的自我實現。

  其二,微文化的認同性還表現在對于網絡語言的意義構造。福柯的“微型權力”和德里達的去中心化反映了微文化去精英化的草根特性。全民皆可參與微平臺,每個人都是精英而無需評價其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基礎,或是社會地位,越是標新立異,越能引起人們的關注。網絡符號豐富多樣,個人感情或意愿的傳達雖有一定的邊緣性但大受追捧,雖有顛覆性但反映社會發展趨勢,雖惡搞但有一定程度的時尚性。譬如,“打call”反映了飯圈文化,“吸貓”反映了養寵文化,“雙擊666”反映了直播文化,“佛系”反映了現代人面臨壓力的自我調侃。

  另外,還有諸如“皮皮蝦,我們走”“扎心了老鐵”“穩住,我們能贏”“diss”“尬聊”“打call”等一系列熱詞。這些熱詞之所以得以瘋狂改編、轉載的基礎首先就在于被認可,在認可的基礎上,青年為其存在創造意義,符號化地表達這些自由[4]121。

  3.標新立異的多元內容形成微文化的抵抗性

  伯明翰學派將亞文化的抵抗性歸納為在與主流文化共處基礎上的抵抗,微文化源于主流文化而不同于主流文化[4]121,其反抗性往往表現為碎片化的學習方式對傳統知識獲取方式的挑戰以及特定群體對社會現象的批判和標新立異的傾向,這也是微文化在社會文化系統中獲得自身地位的基礎。政治理性知識的系統性和整體性需要有完整的邏輯思考,直接或間接的學習也需要客觀理性的思考。

  而微文化以“微”著稱,凡事追求短小精悍,140字的微博、短小精悍的新聞快報、1分鐘左右的抖音、快手等,都在挑戰傳統的知識獲取方式,形成了碎片化的淺習得學習模式,這種模式與傳統方法截然相反,缺少厚重的積淀,缺少邏輯嚴密的思考,對厚植主流文化提出了新的挑戰和要求。青年群體思維活躍,視角獨特,常用批判、質疑的目光看待周邊人事,剖析社會現象。

  如果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宣揚與主流價值相背離的異質價值觀,很容易影響人生觀價值觀尚未完全固定的青年學生,造成他們對理想信念的動搖,產生錯誤的價值認同。這些異質的原始符號得到認同后,通過青年學生集群創作,形成一種高漲的輿論氛圍,最終通過自媒體平臺將帶有個人感情色彩的或中肯或偏激的觀點廣泛傳播,某些偏激的效應在微平臺的推動下產生滾雪球效應和群體極化現象,形成偏激甚至不良的微文化。這些不良微文化同社會主流價值觀相矛盾,由此形成微文化的抵抗性。

  迪克·赫伯迪格在《亞文化:風格的意義》中指出,對抗、緩和、抵抗、收編是亞文化的周期。面對微文化的抵抗特征,應承認其存在的合理性,遵循亞文化發展的周期,用理性、包容之心取代簡單的壓制或收編。[5]

  三、微文化生態環境中青年學生主流價值的風險詮釋

  1.微文化的碎片化語言導致文化祛魅

  文化是社會不同群體在時間的沉淀中形成的思想、理念、行為、風俗以及由這個群體意識所輻射出來的一切活動。哈貝馬斯等人提出,后現代化社會存在認同危機、有效系統缺失、自相矛盾的思維等困境。在微文化背景下,后現代性困境體現在個體對傳統文化認同的淡化,主流文化統治地位的動搖以及主流文化被動祛魅。中華文化具有厚重的歷史積淀,它汲取了歷史的智慧,博大精深;它求同存異,兼收并蓄,包容萬象。

  然而,微文化通過互聯網的過濾機制,選擇性地接收不同群體的觀點,通過拼貼、同構、意指進行集群創作,形成持續高漲的輿論氛圍,最終的產品是極端的群體觀點和特有的網絡語言。這種在微文化中強勢崛起的文字,無視語言規范,隨意解構“元話語”,形成了去中心化的語言文字,一方面表達了微文化創造者追求新奇的創新思維,另一方面,也在不斷沖擊著傳統表達方式的統治地位,使主流文化的美育價值和人文價值大打折扣。

  傳統經典不斷消解。微文化的“微”特點,迎合了當前快節奏的生活方式,微信、微博、微視頻等盛極一時,人們樂此不疲于細小瑣碎而忽略宏大敘事,孜孜不倦于視頻圖片而無視紙質讀物,津津樂道于心靈雞湯而將經典國學置諸高閣。

  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提出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并貫徹落實,但微文化對傳統經典創作和閱讀的消解之勢仍方興未艾,青年學生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典的認知和認同度每況愈下,導致青年文化底蘊不足,歷史視野狹窄以及文化自信的缺失。思維簡單化。哈桑將后現代性文化特點概括為“碎片化、無深度……”[6]

  在互聯網技術尚未發達的過往,人們注重深度閱讀,以完整的邏輯思考方式和理性的民主意識參與政治。互聯網技術將人們的閱讀方式從深度閱讀變為以碎片閱讀、短閱讀和淺閱讀為主的手機閱讀,淺閱讀的習得方式帶來的只能是如詹姆遜所言的“不能深深觸及潛在意義的表層圖像”[7],這不僅使社會民眾無法準確把握社會現實發展狀況和未來社會發展規律,更是將文字的意蘊消失殆盡,降低傳統經典文化的吸引力。

  2.微文化的傳播機制導致信仰迷失

  微文化的形成得益于信息在微平臺的傳播生態變革,較之于傳統的網絡傳播方式,微平臺在傳播主體、傳播范圍、傳播過程、傳播方式等方面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信息甄別難度加大,容易使個體產生信仰迷茫。傳播主體由傳者本位變為受眾本位。傳統的傳播方式是以主流媒體為主體,向社會提供嚴肅而權威的信息,通過正規傳播渠道,按照既定步驟傳遞主流價值。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官方媒體已然難以占據壟斷地位,受眾有了更大的自主權,任何人都可以成為信息的消費者,可以通過微信、微博、非官方論壇等微平臺獲取或傳播信息,由此產生了如何辨別信息的權威性和真實性的難題。而受眾個體由于知識水平以及理性程度等差異,對信息的甄別能力也不盡相同,部分非理性信息通過微平臺廣泛傳播后,形成強大輿論效應,容易混淆視聽。

  傳播形式去中心化。信息傳播主體的多元帶來的結果便是信息傳播形式由權威中心向多元中心再向去中心的形式轉變[8]。微平臺去中心扁平化的傳播形式弱化了主流意識形態的把關機制,增加了政府對信息的把關成本,降低了把關效能。裂變式的傳播流程。

  目前比較流行的自媒體多采用關注機制,微信公眾號、微博網絡大V等多則擁有上千萬關注者,信息一經傳播,便會經過多重轉發,信息擴散速度呈級數增長,傳播范圍也隨之拓寬。同時由于信息的傳遞者同時擁有信源和信宿的雙重身份,他們既可以原樣轉發信息,也可以經過個人理解加工再制造信息。在社會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的今天,思想觀念多元化傾向明顯,價值觀念的多樣性也在客觀上加大了信息整合的難度。

  社會文化發展的包容性為微文化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環境。微文化的產生是社會文化發展、科學技術進步、傳播方式創新的重要結果,也迎合了人類生活節奏加快、認知方式和心理需求變化的現實需求。然而,微文化的新型傳播機理在給社會和人類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增加了政府管控信息的難度,提高了受眾甄別信息的難度,對部分群體樹立正確的信仰認知和堅定信仰帶來一定的挑戰。

  四、微文化生態與主流價值教育的調適路徑

  1.轉變理念,提升主流媒體公信力,強化核心價值的主導地位

  轉變管理理念,主動融入民間微平臺。隨著法治國家建設的不斷推進,公民的法治意識不斷增強,渴望有真正體現言論自由的發聲平臺。微文化話語體系輕松活潑,注重個體表達,而且在娛樂、自我認同等方面也更能引起民眾的興趣。由此造成官方主流媒體與民間微平臺的割裂,造成微文化對主流價值的沖擊,主流媒體只有轉變理念,摒棄傳者本位的權威意識,積極主動地融入受眾本位的民間輿論平臺,才能牢牢把握微文化的主動權。

  首先,堅持最低限度的審查制度,對有政治錯誤和明顯禁止性的言論要堅決屏蔽,適當時候可追究虛假信息傳遞者的法律責任,盡量保證其他不涉秘不違法不反動的言論自由權利。其次,堅持引導為主,適當改造主流媒體平臺,實現雅俗共賞,兼容并包。輿論傳播會遵循萌芽、擴散、共鳴與高漲的規律,在輿論發展的不同階段,都要遵循適時引導原則,多種途徑培育輿論引導員,組建官方的意見領袖隊伍,介入人氣較高的主要平臺,建立輿情疏導機制,以隱性的方式引導輿論走向。

  參考文獻:

  [1]中國互聯網協會.2018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EB/OL].[2019-02-28].

  [2]張向軍.微文化環境下公民政治參與挑戰及應對[J].人民論壇,2015(35):47.

  [3]陶東風,胡疆鋒.亞文化讀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6.

  [4]李慶瑞.自媒體時代大學生網絡亞文化的解讀與反思[J].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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