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國藩作為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剛正不阿、清正廉潔，歷來為人稱道‍‌‍‍‌‍‌‍‍‍‌‍‍‌‍‍‍‌‍‍‌‍‍‍‌‍‍‍‍‌‍‌‍‌‍‌‍‍‌‍‍‍‍‍‍‍‍‍‌‍‍‌‍‍‌‍‌‍‌‍。曾國藩公牘文書多為憂患之作，辭理兼備、暢達明晰，多以自省和勉勵他人為主題，從中我們可以窺見其為官為將的主張和治家為人之道‍‌‍‍‌‍‌‍‍‍‌‍‍‌‍‍‍‌‍‍‌‍‍‍‌‍‍‍‍‌‍‌‍‌‍‌‍‍‌‍‍‍‍‍‍‍‍‍‌‍‍‌‍‍‌‍‌‍‌‍。其為官，敬服清官、抨擊貪腐、舉薦廉才;其為將，以法束僚、鼓勵進諫、務實管理;其為人，勤儉持家、淡泊自省、實干為民‍‌‍‍‌‍‌‍‍‍‌‍‍‌‍‍‍‌‍‍‌‍‍‍‌‍‍‍‍‌‍‌‍‌‍‌‍‍‌‍‍‍‍‍‍‍‍‍‌‍‍‌‍‍‌‍‌‍‌‍。曾國藩公文中的廉政思想對當今社會仍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曾國藩;公文;廉正;勤儉

　　公文作為政治統治的工具，能完整、客觀、真實地反映歷史與撰文者的心態。晚清“中興第一名臣”曾國藩，以修身齊家，清正廉潔著稱。清代皇帝曾親撰《御制碑文一首》，稱贊曾國藩剛正不阿的高尚氣節：“秉性忠純，持躬剛正。闡程朱之精蘊，學茂儒宗;儲方召之勛猷，器推公輔。登木天而奏賦，清表風規……溯建言之直節，荷殊遇于先朝。凡茲靖獻之丹枕，早具忠貞之素志。”《授光祿大夫贈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中形容曾國藩：“文宗御極，正色直諫，多大臣之言。”[1]442

　　曾國藩為人忠厚純良，為官剛正不阿，學術造詣高深，敢于直言進諫。曾國藩的公文多為憂患之作，辭理兼備，暢達明晰，長于議論，諸篇公文都以自省和勉勵他人為主題。從曾國藩公文中探究其廉政思想，可以更全面更廣泛地觀照歷史與個人。

　　一、為官：立德樹廉，抨擊貪腐

　　(一)敬服清官廉正之道

　　曾國藩多篇公文中提及為官清廉之道，以“廉明”作為立心、立人、立身之本。他常常將公正、清廉作為評判、選拔官員的重要標準，多次在公文中鼓勵并嘉獎廉正的官員，他曾在《具奏言兵餉事》一文中提到：“適于是日持以粵西事棘，恐現在彼中者，不堪寄此重托，特放賽中堂前往……賽中堂清廉公正，名望素著，此行應可迅奏膚功。”[2]291認為現任官員難以處理軍餉一事，不能擔此重任，贊揚賽中堂品格高雅，清廉公正，素有名聲威望。推薦他前去辦理軍餉，一定可以迅速取得成功，可見其任人唯廉。咸豐十一年(1861)十一月十六日《李桓保升兩司折》載：“臣等查按察使銜江西督糧道李桓，廉干勤敏，吏才精核。在任七載，歷署藩、臬兩司，皆值軍務紛煩、餉糈支絀之際。

　　該員任勞任怨，竭蹶經營，卒能保全大局。于通省軍政之原委，錢漕之利病，屬吏之賢否，靡不深知。”[1]244在這篇奏折中評價李桓：勤勞聰慧，精于業務，殫精竭慮，顧全大局。李桓在任七年的時間里，所管的都是繁雜軍務，餉銀支度等事，行動措施得當，辦事符合規矩，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大家公認的賢廉之吏，故曾國藩上奏請求褒獎李桓。

　　除此之外，在曾國藩其他奏折中，也多次褒獎夸贊正直、廉潔的官員，如同治四年(1865)九月十九日《奉旨陳近日軍情折》載：“該員廉正有余，才略稍短，全領封圻，未免嫌其過驟。”[1]352;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二十八日《查復吳昌壽張曜參案折》載：“蘊琛歷任上蔡、汝陽、南陽，勤政愛民，除莠安良，操守廉潔。”[1]356曾國藩奉行廉官之道，推薦克己奉公、清廉端正的品格。

　　(二)揭露官吏貪污之行

　　曾國藩公文中有勸誡皇帝鼓勵大臣直言，批判官場陋習，呼吁整頓改善的奏折，亦有不留情面，點名批評官吏的直言。如咸豐元年(1851)四月二十六日《敬陳圣德三端預防流弊疏》載：“皇上一言拒之，誰復肯干犯天威?如禧恩之貪黔，曹履泰之污鄙，前聞物論紛紛，久之竟寂無彈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發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蓋將借其藥石，以折人主驕侈之萌，培其風骨，養其威棱，以備有事折沖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也。”[1]

　　14文中直言進諫，分析利弊，如果皇上總是否決大臣的意見，就不再有人敢正義執言，就像先前有人議論禧恩貪污瀆職，曹履泰污濁卑鄙，而現在竟然沒了任何彈劾奏章。一旦畏懼皇帝的威嚴，不敢發表建議，就難以廣開言路。自古以來任用重臣的目的在于以臣僚言論作為良藥，消除君主臣子驕奢淫逸的風氣，建議諫言養其風骨，有事之時才能作為折沖之用。皇帝的態度對吏治的影響至深，曾國藩對皇帝的直言勸誡有助于整頓吏治。

　　咸豐元年(1851)十二月十八日《備陳民間疾苦疏》載：“浙江正賦與江蘇大略相似，而民愈抗延，官愈窮窘，于是有‘截串’者，上忙而預征下忙之稅，今年而預截明年之串。小民不應，則稍減其價，招之使來，預截太多，缺分太虧，后任無可復征，雖循吏亦無自全之法，則貪吏愈得借口魚肉百姓，巧誅橫索，悍然不展。夫以部民而告官長，誠不可長其刁風矣。

　　若夫告奸吏舞弊，告蠹役詐贓，而謂案案皆誣，其誰信之乎?即平民相告，而謂原告皆曲，被告皆直，又誰信之乎?”[1]15曾國藩反思吏治困境，賦稅繁重，百姓貧困不堪，導致拖欠賦稅，貪官為收齊賦稅，采用‘截串’之法，提前征收下半年或者明年的糧稅，并給出一定優惠政策，這種做法，為貪官壓榨、魚肉百姓提供了便利，曾國藩在奏折中點出這一現象，以期制止這種竭澤而漁式的賦稅征斂，改善貪官污吏壓榨百姓的風氣。

　　此外，曾國藩還曾在甄別府縣的奏折中明確批評風氣不正之污吏，其同治六年(1867)九月十八日《甄別府縣等官折》載：“查有徐州府知府郜云鵠，公事顢頇，情多偏徇……江蘇升用知府候補同知自隸州金鴻保，于署丹陽縣知縣任內，抽收鋪捐，以多報少，且在上海伙開合隆錢鋪，與民爭利，應請將金鴻保即行革職……安徽寧國縣知縣張志學，以請應兵差為名，苛派民間出錢，又以考費為名勒捐肥己，以酷濟貪……以上各員，均于‘廉明’二字相背，爰就己著之劣跡，參觀平日之心術，權衡輕重，稍示勸懲，冀于吏治民生少有裨益。”[1]

　　384上述官員辦事糊涂、徇私舞弊、貪污公款、私開錢鋪，與民爭利、違規募捐等行為，均與廉潔、公正之品質背道而馳，曾國藩希望以這種點名的方式，批評上述犯錯官員的同時，對其他官員起到警示告誡的作用，以避免類似的錯誤再次發生。

　　(三)抨擊太平天國貪腐現象

　　曾國藩領導湘軍鎮壓太平天國革命期間，產生了多篇公文。太平天國后期的腐敗奢靡之風非常嚴重，大興土木，極為貪腐。如同治三年(1864)七月初七日《賊酋分別處治粗籌善后事宜折》載，“臣既將各逆酋分別處治，即應料理善后事宜。歷年以來，中外紛傳洪逆之富，金銀如海，百貨充盈。臣亦嘗與曾國荃論及城破之日，查封賊庫，所得之物，多則進奉戶部，少則留沖軍餉，酌濟難民……訊問李秀成據稱：‘昔年雖有圣庫之名，實系洪秀全私藏，并非偽都之公帑。偽朝官兵，向無傣餉。而王長兄、次兄且用窮刑峻法，搜刮各館之銀米。蘇州存銀稍多于金陵，亦無公帑積儲一處。惟秀成所得銀物，盡數散給部下，眾情翕然。此外則各私其財，而公家貧困’”[1]319‍‌‍‍‌‍‌‍‍‍‌‍‍‌‍‍‍‌‍‍‌‍‍‍‌‍‍‍‍‌‍‌‍‌‍‌‍‍‌‍‍‍‍‍‍‍‍‍‌‍‍‌‍‍‌‍‌‍‌‍。

　　曾國藩在奏折中提到中外皆傳太平天國金山銀海，物資充沛，據其查封賊人國庫，問話李秀成可知，太平天國雖然錢財充裕，多系洪秀全私藏，并非國庫之公款，此外，更是運用殘酷的刑罰和嚴峻的法律來搜刮民脂民膏，滿足一己私欲，曾國藩通過李秀成之口來揭露太平天國的貪污腐敗現象，顯得直觀真實，具有說服力。又，《討粵匪檄》中也曾對太平天國貪腐現象做出說明：凡是被太平軍擄走的人，都會被剝取衣服，搜刮銀錢，身上藏有五兩銀子以上，而不主動獻出者，會被立即斬首。[3]232手段之殘忍，貪欲之厚重，由此可見。

　　(四)舉薦廉潔厚德之輩

　　曾國藩曾專門撰寫公文《歷陳胡林翼忠勤勛績折》上奏舉薦胡林翼，其中述及胡林翼對局員的廉政教育以及具體舉措：“胡林翼于七年春間，創議減漕，嚴裁冗費。先皇帝朱批獎諭，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利國利民，但不利于中飽之蠹。向來各衙門陋規，臺局浮費，革除殆盡。州縣征收正課，不準浮取毫厘，亦不準借催科政拙之名，為猾吏肥私之地。”

　　“多入少出，使局員皆知潔己而奉公，是即所以興廉。”[1]242知潔而奉公乃興廉之要義，曾國藩對胡林翼的廉正思想與實干舉措給予高度評價，肯定了官員立身為正的廉正之道。在湖湘理學的浸潤下，胡林翼、王家璧等人受曾國藩思想影響，都以‘廉潔奉公’的道德標準作為官員舉薦的最首要的標準，“難在德，不在才。”胡林翼多次在公文中提出選拔國家棟梁應以德行為首，可見立人樹廉思想對晚清官員的影響。

　　在選拔留洋學子時，曾國藩也以“品質樸實”作為重要標準，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三日《擬選子弟出洋學藝折》中提到：聰穎弟子不可多得，需其志向遠大，質樸踏實，不會被家庭羈絆，不受世俗誘惑，才能遠赴國外，安心學習。[1]432因此，選材之難，難于鑒德，廉潔奉公、質樸無華是曾國藩舉薦人才的重要標準。

　　二、為將：以法束僚，務實管理

　　(一)公明治民才，清廉帶軍隊

　　兵要強，決于將。曾國藩不拘一格用人才，創下士人領軍的新局面。除此以外，曾國藩還多次將“廉明勤儉”作為湘軍將領平日帶軍、訓練、管理的要求。“軍中須得好統領、營管。統領、營官須得好，真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缺乏，算彼此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微有把握。”[4]5746“治民制裁，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諸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物細巨，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5]224用兵馭將，除了血性忠義，還要注重廉明公正，并以此為自己的言行準則。

　　(二)以法令條約規定僚屬言行

　　曾國藩不僅對自己嚴格要求，還與僚屬約法三章，咸豐十年(1860)八月二十三日《欽奏訓飭懔遵復陳片》載：“臣賦質迂拘，近年閱歷漸多，竊見兵興土載，而軍政、吏治二者積習未改，甚或日趨日下，何以挽回劫運?是以痛心疾首，深刻自責。與將士約，先求勿騷擾百姓，然后能殺敵致果。與官吏約，先求勿染壞習，然后能潔己奉公。臣以困勉自勵，亦以勸諫僚屬。”[1]216曾國藩發現軍政、吏治問題乃頑疾，陋習不改，日益加深，自責不已，與將士相約，勿騷擾百姓，與官吏相約，勿沾染陋習，這樣方能殺敵制勝，廉潔奉公。以此自我勉勵，勸說僚屬，矯正風氣。上述《擬選子弟出洋學藝折》中也提出讓駐洋委員將每年的開支做出明細單，進行匯報，如果有所盈余，應當全部歸公，不得貪污點滴。這些透明的法令條約，對官員的貪污腐化起到了一定的勸阻和震懾作用。

　　(三)以務實思路規范軍隊管理

　　曾國藩雖為文官，在軍隊的管理上卻大有建樹。除了對自己的僚屬嚴格要求，對軍隊管理經費也有獨到見解。他曾在咸豐三年(1853)二月十二日《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折》中提出關于團練花費的見解：“近來博采輿論，體察民情，知鄉團有多費錢文者，亦有不必多費錢文者。此不必多費錢文，民所樂從者也。多費錢文者，不免于擾累地方，然以之御粵匪則仍不足;不必多費錢文者，雖未能大壯聲勢，然以之防土匪則有余。”[1]25通過采集輿論，體察民情，調查鄉村團練的花費情況。

　　他發現有合并村寨，筑墻護村，添置機械，聘請教師，招募壯士，操練技藝的方式，這種團練方式花費巨大，并且沒有凝聚力;有不合并村寨，不立碉堡，分散居住，不做旗幟，一旦遇事，普通農民，以鋤頭釘耙、竹竿木棍為兵器，相互救援的方式，這種團練方式花費甚少，并且能夠團結百姓。曾國藩提倡采用符合民心的團練方式，以節儉經費，務實辦事。又，在《力辭節制浙省各官折》中提到其對江北、皖南地區的文武官員的訓誡，用兵之要，乃看中實力，而不傾向權貴，不爭虛名。[1]246又，同治三年(1864)二月二十七日在《遵旨籌議停補額兵折》中直接指出：“庶幾兵歸實用，餉不虛靡。”[1]307一虛一實，表達出曾國藩對軍隊尤其是軍餉管理的求實求真一切從簡的治理思路。

　　三、為人：勤儉持家，直言敢諫

　　(一)勤儉持家

　　“勤”“儉”二字在曾國藩公文中屢次出現，不僅如此，他還以身作則，踐行“以儉養廉”的價值觀。自省者，維廉恥;審己者，正人心。曾國藩作為二品官員，在平日吃穿用度方面極為樸素。素餐、素服、不可占別人半點便宜。咸豐九年(1859)二月初九日在《謝曾國華追贈優恤恩折》中，他提出：“昔荷一門忠義之褒，今叨百世馨香之典。執干戈以衛社稷，聊攄自靖之忱。在微臣素餐無狀，永矢臥薪嘗膽之誠。”[1]185曾國藩作為宰相，積蓄不多，每餐只食蔬菜一品，絕不多設菜品，儉樸之行無異于寒素百姓之家。時人感動其每餐只菜一品的廉潔之行，親切地稱其“一品宰相”‍‌‍‍‌‍‌‍‍‍‌‍‍‌‍‍‍‌‍‍‌‍‍‍‌‍‍‍‍‌‍‌‍‌‍‌‍‍‌‍‍‍‍‍‍‍‍‍‌‍‍‌‍‍‌‍‌‍‌‍。

　　他不僅以身作則，對其親屬也是嚴格要求，曾在一封信里三次提及儉樸、廉潔的觀點。教育澄侯、子植、季洪三個家弟曰：“渠若到任上來，不應則失之刻薄，應之則施一報十，尚不足以滿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來，于今八年，不肯輕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斷不肯我占人的便宜……此次澄弟所受各家之情，成事不說，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宜，不可輕取人財。切記切記”“二品本應坐綠呢車，兄一切向來儉樸，故仍坐藍呢車。”[1]271文中多次提及勸導家弟，一旦為官不得輕易受人好處，占取他人便宜，以免產生推脫不了的人情而犯下原則性的錯誤。

　　(二)淡泊自省

　　曾國藩屢次受賞，卻從未居功自傲，而在每次受賞時及時自省，始終保持謙恭清廉的狀態。如咸豐四年(1854)八月十九日《謝三品頂戴恩折》提到：“雖治軍數月，墨绖素冠，尚如禮廬之舊，而奪情視事，此心終難自安。”[1]60雖然受到提拔，但卻憂心時事，難以自安。又，咸豐七年(1857)三月二十六日《呈請代奏謝恩折》提到：“凡臣子難言之隱，早在圣明體諒之中。不匱之思，錫類罔遺于一物。非常之典，殊恩下賁于九泉。國藩惟有殫竭愚忱，勉圖報稱。戰戰兢兢，常懷履薄臨深之義。”[1]

　　164曾國藩在文中表示惟有殫精竭慮，保持警惕，心懷社稷，才能報答天子之恩。此外，在咸豐五年(1855)正月初五日《謝賞穿黃馬褂等恩折》，咸豐六年(1856)二月二十一日《謝年終恩賞折》《謝湘鄉加學額恩折》，同治元年(1862)正月二十二日《金陵未克以前請不再加恩臣家片》等奏折中都是曾國藩受賞謝恩折，每篇都有其對自己現狀的反省與鞭策。勤儉才能匯聚福氣。家風淳樸，不貪名利，不受恩惠，清廉、節儉、慎獨、勤勉的家風與兢兢業業、克己奉公的廉政思想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三)直言敢諫

　　直諫敢言是培養廉正風氣的必要條件，有敢于講真話的官員，朝廷才有進步的可能，達到互相督促的目的，曾國藩曾撰《應詔陳言疏》說明直言進諫風氣帶來的好處：“各省道員，不許專折謝恩，而許專折言事。乃十余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緘默，一時之風氣，有不解其所以然者。今皇上御極之初，又特詔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諭，臣讀之至于抃舞感泣，此誠太平之象。”[1]5不許各省官員專門謝恩的奏折，只許專門言事的奏折。

　　曾有十年緘默之期，無人議論朝政得失，如今皇上專門下詔求言，并且做出相應回復，此乃太平之盛象。可見曾國藩直言敢諫，對于朝廷緘默的風氣實為失望，他抨擊這種粉飾太平的風氣，對時政吏治的得失問題勤于思考并敢于上書言事。上述《敬陳圣德三端預防流弊疏》一折中也表達了其對官吏粉飾太平現象的憎惡。

　　從曾國藩公文中可以窺見其治牘之道、為官之道，在治國、治軍、齊家、修身等方面曾國藩都秉承了廉正之風。其廉潔律己、以人為本的處世精神，憂國憂民、安邦定國的廉正思想，勤勉簡樸、溫良恭儉的淳樸家風，對當今社會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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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傳統文化論文發表了中國傳統茶道思想與廉政文化的淵源，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哲理寓意，茶道思想對于我國現代廉政文化建設而言，具有不可多得的現實意義和價值，對于我國建構和諧社會有極大的促進和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