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過對個案富祿搶花炮活動的動態變遷過程進行考察，在此基礎上運用社會學理論和解剖麻雀的方法，從縱向上將富祿搶花炮的變遷分為四個階段，分別從組織形式、內容的變遷進行剖析，并從個案的變遷過程中，總結出我國民俗體育發展的一般規律。

　　關鍵詞：民俗體育文化;變遷;搶花炮

　　搶花炮是一項流行于閩粵桂黔湘五省地區的民俗體育活動。據考證搶花炮最早起源于廣東，之后經閩粵客家人傳至黔桂湘三省，經過千百年來的傳承和發展，其中，各地以廣西富祿苗族鄉搶花炮最負盛名。富祿苗族鄉位于廣西柳州市三江縣西部，地處桂黔兩省(區)四縣九鄉交界處，東連本縣洋溪鄉，南接融水縣大年鄉、拱洞鄉，西靠本縣梅林鄉和貴州從江縣西山、貫洞鎮，北鄰貴州從江縣慶云鄉、黎平縣龍額鄉，舊時因臨福祿江而得名“富祿”。

　　富祿搶花炮作為典型的村落民俗體育項目，在經歷了社會變遷中起伏興衰，從產生之初到近千年的定型，以及在社會轉型加速階段所實現的現代發展，形成了搶花炮的流變歷程。為了能夠更加系統、直觀地反映出搶花炮活動在歷史變遷過程中的變化，現將其變遷歷程從縱向的時間線上劃分為四個階段：自在自發期(1949年以前)、變革期(1949-1976年)、恢復期(1976-1984年)和調整發展期(1984至今)。

　　1自在自發期

　　1.1富祿搶花炮的組織形式

　　1.1.1宗族組織與商會精英是搶花炮的組織機構。

　　自在發展時期富祿負責組織搶花炮活動的管理機構是由宗族組織和當地商界精英共同臨時組建起來的，臨時組織機構負責活動的一切調配事物。宗族組織是由村里一些“管事”、“明白事理”、“德高望重”的老人組成，負責活動的裁判、收集經費、維持比賽秩序等職務。裁判長是從宗族組織里推選出來的，是搶花炮活動進行中的最高權威，各參賽隊隊長都受命于裁判長，裁判長一般是由村寨中具有很高威信的寨老擔任，宗族組織和村寨的成員都會聽從他的安排。

　　花炮會會長是活動組織管理機構的最高執行者，是由富綠當地的商會推選出來的商會精英，主要負責整個搶花炮活動的策劃與組織。隊長是從各個參賽隊伍中推選出來的，隊長是組織機構與參賽隊員建立聯系的橋梁，組織機構發布的信息，都需要隊長向參賽隊員傳達，隊長有對隊員行使直接約束和管理的權利。

　　1.1.2活動經費的來源及支出。

　　任何社會活動的存在與維系，都離不開經濟支持[1]，搶花炮的活動經費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是當地村民的捐款，不過這部分所占的份額較少;其二，是從商鋪中按商鋪在活動期間的進貨比例進行收取的，是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從支出情況來看，支出渠道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購買搶花炮活動中所需的裝備，如香、鞭炮、顏料、紙張、毛筆、墨汁等;其二，是購買活動中的獎品。

　　1.1.3多神信仰的祭祀儀式。

　　據考證，每一項民間信仰基本上都會伴隨祭祀某一特定的神靈，或為祈福酬神，或為驅鬼免災。無論是祈福還是免災的祭祀，都會用肢體活動或戲樂來表達對神靈的敬畏和真誠，搶花炮最開始正是基于這樣娛神的民間信仰而繁榮起來的。傳統時期富祿搶花炮的核心是民間信仰，媽祖神和三王神是富祿傳統搶花炮前必拜之神，人們將對生活的美好愿望寄托在被媽祖神和三王神給予了靈氣的花炮上，進而福佑花炮搶得者。在搶花炮活動到來之前，村民便會殺豬、宰羊，到供有自己信仰的神靈的廟堂里祭祀。搶花炮活動的前一天，花炮組織會將接回來的花炮拿到三王廟里請道士開光并在廟里留上一晚與神靈共享香火，增添靈氣。

　　1.1.4組織動機。

　　搶花炮活動的組織機構主要由宗族組織與商會精英構成，其組織的動機分為主要動機和次要動機，主要動機帶有宗族組織的強烈意愿，期望人們能夠獲得神靈的福佑和庇護，具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他們希望通過搶花炮活動來取悅神靈，借助神靈的“神力”獲得五谷豐登、生意興隆、人畜興旺、去病免災的福報。次要動機帶有商人的商業意圖，商人以搶花炮活動為噱頭，吸引附近四鄰地區各民族的商客旅人，讓更多的人參與他們的物資交流，從而獲得更多的利益。

　　1.2富祿搶花炮的內容

　　1.2.1搶花炮的文化主體。

　　富祿搶花炮活動是一項集祭祀、娛樂、交友和物資交流于一體的大型社區儀式性活動，每年的三月三它不僅動員了富祿周圍村寨村民，還吸引了湖南、廣西、貴州鄰近三江富祿地區的村寨成員前來。另外還有富祿本地商人以及附近四鄰地區的商客旅人，也會前來進行物資交流，獲取一定的經濟利益。搶花炮活動則為宗族重組提供了機會，村民在搶花炮活動期間會邀請村落外部的親屬，尤其是那些來自同一個婚姻圈的親屬一起共享活動的熱鬧氛圍。花炮組織機構成員、參賽隊員是搶花炮活動直接參與文化主體。參賽隊伍成員基本上都是各個村寨挑選出來的機靈、身手敏捷的壯年男性，因為搶花炮不僅是一項對抗激烈的活動，而且還需要一定的“戰術”才能搶得花炮。除此之外，村里的老老少少主要是作為游炮隊伍和觀眾參與到搶花炮的活動中。

　　1.2.2搶花炮的流程。

　　前期準備流程：花炮屏是花炮信仰的象征和儀式過程的載體，富祿本地村民非常重視花炮屏的制作，每年在三月初二之前，新的花炮屏必須制作完成，并在三月初二這天，由去年搶得花炮的村子送至富祿村口。富祿當地人則在村口迎接新的花炮(包括新炮屏和舊花炮圈)，并將接回的花炮送到廟里進行祭炮，以增添花炮的靈性�；ㄅ谛枰�在廟里待上一晚，與廟里的眾神共享香火和祭拜，接收神的靈氣，使花炮變得更加靈驗。當天搶花炮流程：三月初三搶花炮活動的當天，首先是將放在廟中接受過靈氣的花炮請出，進行游炮，游炮隊伍需著盛裝，從廟門口出發抬著花炮圍繞著村子走一圈。

　　當游炮隊伍到達比賽地點后，首先是由花炮會會長講話、展示獎品，并宣布比賽開始，然后是裁判上臺宣布比賽規則。規則宣布完畢后花炮被點燃，磞的一聲，花炮圈被頂上空中幾十米高，搶花炮開始。大約半個多小時后，搶花炮結束，然后由組織機構為搶的花炮的隊員頒發獎品和賜炮屏。后期供奉流程：搶得花炮的村民要再回到廟里敬酒、燒香、燒紙祭拜神靈，以求得神靈的福佑和增添花炮的靈驗，希望能給自己帶來好運。然后，再由接送隊伍敲鑼打鼓地將花炮送到家里，并且在送炮的沿途中燃放鞭炮，表示通神進財。花炮送致家中后，出于對神靈的尊敬，人們多會將花炮與自家神龕放在一起，以后，每逢農歷初一、十五也都會燃香燒紙供奉花炮，以示虔誠。自此，富祿該年的搶花炮活動就正式結束了。

　　1.2.3搶花炮的配套活動。

　　富祿搶花炮活動期間，除了要進行搶花炮活動之外，還會伴隨一些其他配套活動。首先是一系列的前期準備，村民在搶花炮活動來臨之前便會殺豬、宰羊，到供有自己信仰的神靈的廟堂里祭祀;搶花炮活動的前一天，去年搶得花炮的村子會將重新制作好的新花炮在蘆笙、嗩吶等游行隊伍護送下送至富祿村口，富祿當地人則要派出舞龍、舞獅隊伍到村口迎接，這就是所謂的還炮和接炮儀式;接回的花炮需要進行祭祀儀式，由一名道士對花炮屏進行打蘸、開光。

　　游炮是搶花炮活動中一項比較隆重的儀式，游炮隊伍著侗族服飾，敲鑼打鼓、舞獅、吹嗩吶、放鞭炮，將放在廟中接受過靈氣的花炮請出，圍繞著村子走一圈，并由村民扮演成小鬼在隊伍的最前面開道，花炮按三炮順序前后排列，由村民抬著走在中間，緊隨其后的是抬豬頭、酒、紅雞蛋、糯米靶子的獎品隊伍，全村村民和參賽隊員則走在游炮隊伍的后面。其次，搶花炮到來之際是村民邀請村落外部親戚和朋友前來做客好時機，搶花炮活動正好提供了向親戚好友表示友好的機會，村民用豐盛的食物來款待到來的客人，并一同觀看搶炮活動，共享活動的熱鬧氛圍。再次，在搶花炮活動期間會有各種商販出售商品，富祿本地商人以及附近四鄰地區的商客旅人，都會前來進行物資交流。

　　2變革時期變革期搶花炮的概況。

　　許多學者認為，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我國大多數民俗體育因受左傾思想的嚴重干擾，而處于停滯狀態[2]。富祿搶花炮并非如此，1949年以后富祿搶花炮雖一度被禁止，但并未完全停滯，而是又斷斷續續地舉辦了好幾年，只是這一時期的富祿搶花炮已經大不如從前了，程序從略簡化，甚至是廢棄，如還炮、游炮、搶炮、接炮、供炮等一系列的儀式程序，多數被廢棄，僅搶炮這一項程序得到繼承。游炮的娛神成分則改為娛人的內容，抬神像也被彩旗儀仗隊所代替。

　　由于政治因素，這一時期，富祿搶花炮的開展主要是富祿一些熱心公益事業的寨老來負責組織協調和操辦，商會發揮的作用并不大，搶花炮活動所需的經費依然是從商鋪和村民那里籌集，雖然，這一時期商鋪和村民們并不寬裕，但他們依然慷慨捐助經費。

　　隨著社會上政治活動越來越多，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搶花炮和花炮節才被當作封建迷信、當作糟粕給全面禁止，不允許任何人或單位舉辦搶花炮活動，象征著搶花炮核心信仰的三王爺廟也被毀。這時被廢棄了搶花炮活動的三月三傳統花炮節并沒有因此而終止，每年一次“有焦點的聚集”[3]傳統依然被人們所延續，農歷三月初一人們還是熙熙攘攘地前來趕三月三。為了攔阻欲來富祿趕三月三的群眾，在進入富祿的各個必經路口安排有紅小兵站崗放哨，不準進入富祿，人們就在外圍歇腳，在富祿河沙壩上進行各種物資交流，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結束。

　　3恢復時期

　　3.1富祿搶花炮組織形式的變遷

　　3.1.1組織機構由民間自行組織向政府和民間共同組織的形式變遷。

　　伴隨著農村體制的改革以及基層政權組織在鄉村深入滲透，農村基層社會受到很大沖擊，宗族在鄉村的權力被消弱，這也帶來了花炮組織機構的變遷。由原宗族勢力和當地商界精英構成的民間花炮組織機構，轉變為由政府從鄉村基層干部中委任各組織機構管理者，鄉村精英協同管理的官民同辦的組織形式，商界精英在花炮組織機構的管理地位不復存在，參賽隊伍的隊長則是由各個村寨自行委任。此時期的花炮組織是由政府出面委任的較為固定的組織職位和職務，不再是花炮活動來臨之際臨時組合在一起的臨時機構，這種固定的組織管理機構，完善了組織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富祿搶花炮的恢復與快速發展。

　　3.1.2活動經費的來源及支出的變遷。

　　這一時期，富祿搶花炮活動的經費來源和原來相比并沒有太大的改變，活動經費依然是靠商鋪和村民的捐助，不同的是商鋪不再按活動期間的進貨比例進行捐助了，而是根據自己的意愿自行決定捐助的數額，村民也是你5塊，我10塊的積極捐助。從支出情況來看，購買搶花炮活動中所需的常用裝備沒有太大差別，在獎品支出上與原來發生較大變化，原來第二炮、第三炮的物資獎勵和第一炮相比呈遞減趨勢，現在三炮的物資獎勵都變為一樣，并增加了一項現金獎勵。

　　3.1.3祭祀儀式的變遷。

　　文化大革命期間，人們的封建意識減弱，廟宇被拆，家譜被毀，祭祀活動停滯。但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這種局面又逐漸復歸。富祿村民雖然信神拜佛的觀念尚未完全擺脫，但神權統治地位已消失。這一時期，富祿搶花炮延續了變革時期的程序從略簡化，依然僅有搶炮這一項程序。搶花炮時期人們所祀之神三王爺、媽祖也因廟已被毀，致使搶花炮的核心已不再是信仰，而是替換為花炮展示主席臺上抽象化的“神”。

　　3.1.4組織動機的變遷。

　　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變革必然導致人們思想意識文化觀念的革故鼎新[4]。隨著富祿村民封建迷信思想淡化，核心信仰三王爺、媽祖廟被毀，再加上政府在搶花炮活動中的參與，搶花炮活動的組織動機也發生相應變遷。此時期，富祿搶花炮活動以取悅神靈為主的組織意圖逐漸弱化，以豐富當地老百姓業余文化生活成為最根本的組織目標。另外，政府則是希望通過物資交流，帶動地區經濟發展，提升政府政績。

　　3.2搶花炮內容的變遷

　　3.2.1搶花炮文化主體的變遷。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多數帶有鄉土特色的民間文化復歸，但此時政府依然明令禁止民間開展迷信活動。這一時期的搶花炮活動，由于部分儀式程序被認為帶有封建迷信思想而被取消或簡化，僅搶炮這一程序保留下來。因此，還炮、接炮、祭炮、游炮時的文化主體都因儀式程序的取消而不復存在。新社會關系的建立，村民在此期間除了邀請關系較好的姻親之外，還會邀請同學、朋友、同事、行業合作伙伴等“新型”客人前來做客。在中國社會經歷了一系列變革之后，基層黨組織成為村莊新秩序格局中最具權威性的社區控制力量[5]，政府官員直接參與到搶花炮活動的組織管理機構當中，成為新的文化主體。

　　3.2.2搶花炮流程的變遷。

　　這一時期，搶花炮活動與傳統時期相比，流程變得更加簡單化，前期的準備流程因被視為帶有迷信色彩均被取消。搶花炮活動當天，因游炮儀式被省略掉，活動流程則是由去年搶得花炮的村子直接將新做好的花炮送至比賽場地�；ㄅ谒椭帘荣悎龅睾�，原來是由花炮會會長展示獎品，然后宣布比賽開始。此時則變為先由政府官員講話，然后再由花炮組委會展示獎品，宣布比賽開始。接下來的裁判宣布比賽規則變化不大，比賽結束后發獎品和賜炮屏由原來的組委會換成了政府官員頒發。后期供奉流程：由于政府強調不準搞迷信活動，搶得花炮的村民不再回到廟里祭拜，而是直接帶回家中，花炮屏也不再作為村民每逢農歷初一、十五燃香燒紙供奉的神靈象征，而是將其作為一份榮譽和美好期望。

　　3.2.3搶花炮配套活動的變遷。

　　由于這一時期的搶花炮活動僅保留了搶炮這一程序，因此，還炮、接炮、祭炮、游炮等一系列配套活動都因所依附的載體取消而停止。邀請親朋好友前來享用美食和觀看節日活動，依然是富祿村民搶花炮活動期間的一項重要活動。行走在擺滿各類小商品道路上，閑逛、購物仍然是人們喜愛的活動。

　　4調整發展期

　　4.1富祿搶花炮的組織形式

　　4.1.1民辦官助的組織形式。

　　這一時期的搶花炮組織管理機構，由原來固定組織管理形式變為傳統時期的臨時機構，一旦活動結束，組織機構將會被取消。花炮組織機構更名為花炮組委會，其成員是由民間推選出來的鄉村精英組成，主要負責搶花炮活動期間的各項管理工作，花炮組委會主任是搶花炮活動的最高執行者，負責指揮和委派組委會其它委員各項任務�；ㄅ诮M委會主任和各委員在花炮節期間為上下級關系，這種組織關系也是臨時性的。

　　政府在這一時期主要是確�；顒悠陂g的秩序和安全，以及邀請各類企業出席花炮節，為企業搭建商業宣傳、招商引資、商貿合作的文化平臺，企業一般都會為搶花炮活動贊助一定經費。在搶花炮如此盛大的民俗活動面前，單單靠民間力量是很難進行的，政府力量強大，在政府的保駕護航之下，搶花炮活動才得以順利舉辦。

　　4.1.2活動經費來源及支出的變遷。

　　這一時期的搶花炮在市場經濟的助推之下，其規模以及包含的內容都有所擴大，因此，經費來源單單靠村民和商鋪的捐贈已經很難滿足舉辦的需求了。這時企業贊助成為了經費的主要來源，對于企業而言，通過政府的這種制度安排，不僅加強了與外界的聯系和自身的宣傳效果，也加強了與政府之間的互動，企業往往很樂意為花炮節進行一定經濟贊助。從支出情況來看，支出渠道主要有兩個方而：其一，購買搶花炮活動中所需的裝備、獎品，其二，需要支付給一些節目演員的演出經費。

　　4.1.3祭祀儀式的變遷。

　　在市場經濟及現代多元化文化體系的助推之下，富祿當地人和政府開始有意識恢復那些一度銷聲匿跡的傳統儀式。政府放手讓民間自己去搞，搶花炮在儀式方面則進行了一定調整，考慮到“還愿炮”不太適合現代人觀念，就取消了還炮這一儀式程序，搶得花炮的村子不再需要第二年重新做花炮送回富祿。為了迎合市場需求，增強搶花炮的觀賞性，傳統的游炮儀式被恢復，并豐富了游炮的內容和規模。

　　4.1.4組織動機的變遷。

　　此時期，搶花炮活動雖然恢復了相關儀式活動，但多是由一些供人們觀賞的表演隊伍組成，取悅神靈為目的的組織意圖變得微乎其微，以娛樂游客和當地民眾成為最主要的組織動機。隨著市場經濟對富祿地區的不斷滲透，搶花炮所發揮的市場經濟價值變得尤為突出，帶動地區經濟發展，提升政府政績的組織意圖也進一步增強。

　　4.2搶花炮內容的變遷

　　4.2.1搶花炮文化主體的變遷。

　　這一時期，游炮儀式復歸，游炮隊伍這一文化主體也因其所依附的文化載體的復歸而回到人們視野中，游炮隊伍與之前相比變化較大，游炮隊伍增加了一些表演隊伍在里面。增設開幕式表演，表演隊伍成為一群新的文化主體，表演隊伍多是周邊村寨的表演團隊，也有一些是專門聘請的藝術院校學生參與演出。另外，在政府的出面邀請下，部分企業商家紛紛捐贈資金，成為此時搶花炮活動的主要經濟支持主體。

　　4.2.2搶花炮流程的變遷。

　　為了迎合市場需求以及現代人的口味，花炮組委會對搶花炮活動流程進行了相應調整，大多數儀式恢復，并且增加了多項程序。考慮到“還炮”并不符合當代人的心態，于是取消了“還炮”儀式，搶得花炮的人，來年不必再新做花炮送回，也不需再出錢還愿。這一時期的當天活動流程首先是游炮，游炮隊伍到達比賽場地后，原來只有政府官員講話，現在企業贊助商也會被應邀出席并致辭。接下來是獎品展示，隨著獎品越來越貴重，以及金錢觀念深入人心，獎品展示時也會進行相應的著重講解。

　　之后是新增設的開幕式表演，表演結束后，比賽開始。比賽結束后，領取獎品時與之前相比也有較大變化，原來選手可以直接領取獎品，現在增加了頒獎儀式，每一炮都需由相關政府官員和企業贊助商為獲獎隊員頒發獎品，并增加了拍照留念這一程序。后期供奉流程：隨著政府對民間風俗儀式的解禁，后期供奉流程恢復，只不過花炮不再有專門人員送到搶得花炮的村民家中，而是由自己帶回�；ㄅ谄岭m然仍被村民供奉，但是人們對于象征著神靈的花炮屏的那份虔誠和信仰大打折扣。

　　4.2.3搶花炮配套活動的變遷。

　　這一時期的搶花炮游炮被恢復，游炮隊伍增加了一些表演隊伍，游炮隊伍沿途所到之處，都會進行相應的表演。開幕式節目演出是為了豐富搶花炮活動的娛樂性和觀賞性新增設的，節目多是一些帶有當地民俗風情的舞蹈和歌曲。另外，許多小商販看到商機，增設了各類供人玩樂的收費項目，如套圈、打氣球等，人們在購買各類小商品同時，還可以參與這類收費娛樂項目。

　　5結論

　　5.1我國民俗體育文化之所以能夠在社會重大變遷之中薪火相傳，不僅僅是因為其深厚的文化基礎，更主要的是因為它具有一定的社會價值，能夠服務和滿足不同群體各時期的現實需要。正如富祿搶花炮，它在每個時期的變遷，是由于原有的民俗體育文化所承載的“舊”功能與主體的“新”需求之間發生矛盾和沖突[6]，能夠滿足人們新需求的部分被人們所保留，反之或被人們改變或被遺棄。

　　5.2奧格本在《社會變遷———關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質》一書中指出：“社會變遷大多是由于物質文化的變遷，物質文化變遷又引起非物質文化的變遷[7]。按照奧格本的文化滯后理所說，民俗體育文化大多數是滯后于社會變遷的，當自然環境或物質文化發生變遷后，民俗體育文化在社會的發展中才會慢慢暴露出不適，產生失調，民俗體育文化若要與自然環境和物質文化保持原有步調和關系，就需做出相關調試以適應社會的發展。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有時在特殊時期，非物質文化變遷就先于社會的變遷，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民俗體育文化的變遷要快于物資文化的變遷。

　　5.3民俗體育文化若要在社會進程中尋求發展，就應順應所依附的社會發展規律，跟隨社會的演進而不斷改進和更新，使之既具有時代氣息，又能更好地服務和滿足不同群體的現實需要。換而言之，民俗體育文化只有主動切入社會，服務于社會，不斷地結合社會發展要求進行調試和規范才更具有價值，才能成功傳承。

　　5.4民俗體育文化的有效傳承，需緊緊挽住政府的手腕，借助政府的力量對民俗體育文化進行保護和傳承，民間組織在政府的強大力量面前是微弱的。正如搶花炮在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單單靠民間力量舉行已經變得有些力不從心，還需要政府的參與，為其保駕護航，實現民俗體育文化的良性傳承。

　　參考文獻

　　[1]余濤，楊文茹，涂傳飛，等.村落語境中傳統體育的文化功能—以蕪湖縣崔墩穿馬燈活動為例[J].中國體育科技，2011(5).

　　[2]張俊英.建國以來民俗體育發展研究[D].濟南：山東大學，2009.

　　[3]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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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鄉村認同是鄉村振興的關鍵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作為鄉村內生性、可持續的傳統文化資源，節慶民俗具有重構鄉村認同的作用。基于此，運用“過程—事件”的分析策略，使用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法對西安市鄠邑區北鄉H村春節迎祭三城隍民俗自組織進行田野調查，從動員、分工、問責三個階段探究H村鄉村認同動態建構的過程及其推動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