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村認同是鄉村振興的關鍵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作為鄉村內生性、可持續的傳統文化資源，節慶民俗具有重構鄉村認同的作用。基于此，運用“過程—事件”的分析策略，使用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法對西安市鄠邑區北鄉H村春節迎祭三城隍民俗自組織進行田野調查，從動員、分工、問責三個階段探究H村鄉村認同動態建構的過程及其推動因素。

　　三個階段顯示出社會唯名論與社會唯實論之間的溝通、聯合與再造，促成了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統一和諧，實現了鄉村與鄉民深度的共生與互涉。由此可見，節慶民俗以集體行為的方式實現了個人發展與鄉村認同之間的良性互動與相互滋養，鄉村與鄉民在相互依賴、積極互動中建構了鄉村認同，這將為其他公共事務的治理蘊積動能和提供借鑒。

　　關鍵詞:民俗自組織;鄉村認同;動員;分工;問責

　　社會凝聚力是現代社會面臨的共同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鄉村勞動力的轉移，老齡化的加劇，鄉村不同程度出現了表征不同的“空心化”現象，“空心化”的肆意發展使得鄉村認同隨之下降并趨于消解，這給鄉村治理、鄉民合作、村社公共產品生產等帶來一系列的社會治理問題和消極后果，所以建構鄉村認同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目前關于中國鄉村組織認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觀角度的經驗性分析，如吳理財從農民行動邏輯與社區認同重構角度探討了農村社區認同的現狀及其建構路徑，①葛燕林指出了鄉村過疏化瓦解了鄉村認同，必須積極推進城鄉一體化、增強鄉村文化自信、挖掘鄉村“公共空間”，重塑鄉村認同感。②對于公共事務治理過程中，鄉村認同的建構過程及其推動力的研究還不足，其中李智超通過研究NGO(非政府組織)進入鄉村實踐的典型個案，從建構村莊外源性物質共有財產的視角，探索了社區關系網絡和集體福利供給對社區認同的影響與形塑。③但缺乏對鄉村內生性、可持續的傳統文化資源與鄉村認同建構之間的關系研究。基于此，本文以鄉村節慶民俗為切入點，探索其在增強鄉村凝聚力、重構鄉村認同感，培養集體意識等方面的作用與意義。

　　本文研究對象是春節期間陜西省西安市鄠邑區北鄉迎祭城隍民俗活動，自2015年10月至2017年8月，通過迎祭活動的“過程—事件”分析策略，使用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對迎祭村莊之一的H村進行了深入調研，挖掘動員、分工和問責三個階段H村鄉村認同的動態建構過程及推動因素，三個階段的劃分體現出“一種分析層次轉向另一種分析層次時突發的新異之處”。

　　①動員代表著認同建構的源動力，既有來自傳統形成的集體記憶，又有身處村莊獲得的生存感;分工充分尊重了每位鄉民的情感訴求和能力素養，將之與這場鄉村盛事做了具體而細微的聯結，生成著鄉民對鄉村位置感的自覺認同;問責以道德引導和制度建構的方式，讓鄉民在身體力行中切實完成鄉村文化傳承的義務和責任，通過親身實踐的方式將動員和分工落到實處，不斷完成鄉村共同體的建構，因之生成著彼此依賴、友愛互助的鄉村關系。

　　展現出鄉村內部通過調節不同參與主體的“不同性”和“相似性”，在民俗自組織中促成鄉村合作網絡和集體行為，最終形成較為穩定互動模式的結構化過程，從而有助于進一步探索鄉民在自愿基礎上通過自組織來實現公共事務治理的方法和途徑。

　　一、自組織的動員:記憶與政績的認同

　　西安市鄠邑區北鄉迎祭城隍民俗活動是古老的大型民俗活動，2009年與2014年先后被列入省級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在歷史中按地緣形成了三個城隍社，在社內輪流祭祀著三個姓名不同的城隍神，關涉的村莊多達53個，很多是五六千人的古老大村，村落文化高度發達，分別是渭河南岸一帶19個村為一社，奉紀信為城隍，稱為大城隍;大官路東西21個村為一社，奉韓誠為城隍神，稱二城隍;澇河東西13個村為一社，奉張宗孟為城隍神，稱三城隍。

　　三個社迎祭城隍的規矩和形式基本相同，每位城隍神在每個村子享祀一年，每年正月十五前后，由下一個村子迎至本村祭祀，而這一迎祭城隍的儀式，俗稱“接爺”，它由神職隊和民間藝術表演組成，參與的村民眾多，一般來說參與人數占到全村人口的60%以上，很多村莊都出現了健康適齡鄉民全員齊上陣的熱鬧場面。

　　2016丙申年正月初八，迎祭城隍民俗活動之迎祭三城隍在H村隆重舉行，參與人數1300余人，占全村總人口90%，活動從上午八點開幕到下午五時許安神儀式和慶典完畢，持續八個多小時，迎祭過程聲勢浩大、井然有序，沿途觀看的鄉民人山人海，一時成為十里八鄉熱議的話題，代表了區域大型民俗活動的典范，而這一切有賴于節慶民俗自組織的良性運作。民俗活動自組織的建立需具備兩個條件:鄉民參與和資金支持。

　　前者保證節慶民俗的規模和內容，鄉民自主參與，其中的勞動付出屬于公益性;后者確保民俗活動過程所需的物資，當地文化管理部門雖有部分資助，但絕大部分資金仍由鄉民自籌完成。自組織的內部動員是節慶民俗成功舉辦的先決條件，它必須建立在鄉民“基于社群內部的協作關系和自愿基礎上的結合”。②

　　迎祭圈鄉民大多參與或觀看迎祭城隍民俗活動的記憶體驗，并仍舊不斷生產著對村莊的生存感受，這使得民俗自組織的動員不同于政治動員和經濟動員，顯現出兩個層面:首先是廣泛動員，其次是有效動員。前者代表鄉民對民俗活動的響應狀態，后者則體現鄉民對參與民俗活動的態度。只有二者的結合才能促使鄉民自愿參與以維系節慶民俗的有效運轉。廣泛動員源于內生性的鄉村傳統文化累積而成的集體記憶。

　　迎祭城隍民俗活動既代表著鄉民祈福驅邪、政清人和的安全需求與互通有無、聯絡情感的社交需求，又滿足了春節求熱鬧活躍的年節心理，體現了“潛在于生活世界的實踐性能量……達致人心所向的政治復蘇、文化創造和價值重建”①功能和意義，從而形成這一傳統大型節慶民俗，而“傳統并不是一尊不動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離開它的源頭愈遠，它就膨脹得愈大”，②累積成為集體記憶，是集體歡騰在每過一段時間之后可迸發出激情的源泉，③這是鄉民積極參與的重要推動力。迎祭城隍民俗活動體現了“集體記憶和價值的神圣”從而成為“集體記憶的載體，因為它代表了前人與后人之間的有機聯系，以及社群的共同經歷和價值，所以大家不愿意隨便去改變它，尊敬正宗的傳承，否則可能會導致社群的不和”。

　　④正是這種精神性的建構不斷強化鄉民的參與意識和情感寄托，通過迎祭儀式、民俗表演來實現傳承地方文化和文化再造的過程，形成了“社會一般成員比較一致的信仰與情感體系”，⑤構成集體記憶的持久性和穩固性，無需外在控制力量的支撐和推動。可見集體記憶“能夠深刻影響到社會運動過程中對于其成員的動員和調動”，⑥從而實現了廣泛動員。集體記憶的確能夠促使鄉民參與節慶民俗活動，但這種參與也會表現為消極惰性和主體性不足，這就需要有效動員。所謂有效，用鄉民的話來說就是“發動得很積極，很愿意”。

　　經過對多個迎祭村莊的比照性調研發現，村干部的政績和干群關系成為激發鄉民參與積極性的關鍵，外在直觀表現為鄉民對良性的鄉村秩序和不斷改善的鄉村面貌的生存感受。H村鄉民高漲的參與熱情就源于迎祭活動前一年多的時間中，村三委會齊心協力讓村容村貌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鄉民LHL說:“你問我們為什么對這次接爺參與的積極性高呢?那是因為看到這屆班子的確是干事的，我們農民就是看實干。

　　經過去年努力，基礎設施和宅第建設變化很大，群眾得到了實惠，基礎設施建設提升了村子的文明程度，在鎮上都可以說都走在了前頭，所以群眾搞這個文化活動的積極性很高。”⑦村干部的實干和奉獻呈現出顯效政績，建構起了良性的干群關系，從而獲得了社群內部的普遍認可，因此鄉民積極響應迎祭城隍民俗活動。更為重要的是村干部借助這種認可，串聯起了鄉村內外的精英網絡，這極大促進了節慶民俗自組織的建構。H村干部SYJ說:“村干部就這幾個人，活動這么大，但如果能把村中里里外外這些能人都聯絡起來，自然就能好辦事。”

　　⑧由于鄉村社會內部結構從單一走向多元，鄉村精英也隨之多元化，村莊內部分化出政治能人、社會能人、經濟能人，⑨村干部從兩個維度發動村莊精英———內向型和外向型。內向型發動首先聯絡村中有精英身份的往屆村干部，發揮他們在鄉村社會中的人脈關系和組織村莊大型活動的豐富經驗。

　　其次是鄉村常住的文化名人，他們不但熱心本村的民俗活動，還經常受邀參與其他村落的民俗活動，積累了豐富的鄉村文化實踐的經驗。外向型發動是聯絡常年在外的鄉村精英。為此村三委會決定利用2015年11月間舉辦的村辦公樓和門樓落成大典，廣泛地邀請在外鄉民回鄉慶祝，落成大典上村干部對迎祭城隍民俗活動進行大力宣傳，村容村貌的改變激發起在外鄉民強烈的反哺意識，現場捐款踴躍。

　　筆者走訪多個村莊調研后發現，迎祭城隍民俗活動的資金主要靠自籌，在外鄉民的捐款為民俗活動的舉辦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占民俗活動資金的40%—85%。但H村的目的不僅僅限于捐助資金，村書記LQL的話很能代表前瞻的辦事思路，“捐款是大事情，但更重要是收了錢怎么讓這活動辦得好，讓大家都歡喜，這是我們考慮的重點”。

　　①在這一思路下，村干部更關注鄉村外部精英的資源整合，促使他們能夠深入參與到迎祭城隍民俗活動中來，而不僅是物質的資助，所以村落內部精英在自組織形成前花費了大量時間精力，以電話聯絡、親自拜訪等方式聯絡在外的鄉村精英，其中對三城隍民樂會總會長LRL的發動尤具代表性。

　　LRL是本次迎祭活動捐款數額最大的鄉民，但他本身又是事務繁忙的民營企業家，起初并沒有打算深入參與迎祭城隍民俗活動，村干部和鄉民代表三次登門拜訪，他都未響應，直到第四次面對著鄉黨們的誠心邀請，才決定專程回H村參加組織籌備會。正是這種努力使得300多位在外鄉民中的80%深度參與了迎祭城隍民俗活動，最終實現了對村民的有效動員，完成了節慶民俗最重要的人員保障。

　　二、自組織的分工:能力和位置的認同

　　利用村莊基于血緣關系的宗親世族網絡，及基于互惠機制的“人情交換”，②鄉民在熟人中充分動員，中國人際關系的三種類型———情感性關系、工具性關系、混合性關系———被熟練地應用和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但這種聚合僅僅是加強自組織內個體網絡互動的緊密性，存在著明顯的“以己為中心”③的差序格局，這種關系網絡的結構特征會使得動員形成的自組織陷入小集團化和派系化，使得整個民俗活動難以形成公共性。

　　所以自組織內的分工是維護其秩序最重要的基礎，是民俗活動得以運行的關鍵，也以此回應了個人自由與勞動分工這一現代社會的基本矛盾。在迎祭城隍自組織的分工中一直貫穿著“能力為大”的原則，特別體現在對民俗活動自組織核心領導總會長的選擇中。經過多方商討，H村一致推選LRL為會長:“我們選他，一來他為這個活動捐款20萬，這個活動要花不少錢，沒有資金我們什么也干不了。

　　再者，他能經營這么大個公司，是見過世面，有本事的人，雖然很多年不在村里，但村里里里外外好多事情他都出過力，村里人有啥事情找他，多多少少都給幫忙，我們相信他能把這個活動給辦好。”④從中可以概括出鄉民共同推舉LRL作為總會長的三個理由:首先在利益關系上，他置身于H村之外;其次他常年持之以恒地對家鄉進行反哺，使得他具有較高的公信力;再次，他本人具有較強的社會活動和經濟能力。LRL被推舉為總會長，體現著利益和能力的雙重原則，促成了在一定程度上LRL具有了“第三方”的身份。

　　LRL上任之后，首先充分發揮了自己的能力，以登門拜訪和電話聯系的方式，打破了村中大大小小眾多相互分隔的關系網絡，為之搭建起聯結的橋，從而對認同網絡中的“結構洞”進行有效地填充，即他成為組織中行為規范和價值認同的傳遞渠道。⑤對此，LRL很生動地表達:“這個活動就是要人人都參與，參與的力度和廣度要高，不高就不是一個成功的活動，它是民俗，不是張俗、王俗、李俗，要把大家籠絡在一起，這是活動的中心思想。”

　　⑥社交網絡中都存在著“網絡閉合”或曰“網絡封閉”結成的“強關系”，促成信息的流動、信任的產生和社會合作的形成，①但排斥外人，即利益由圈子內成員共享，排斥他人獲益，這使得他與圈外人則處于一種“弱關系”。LRL作為受信第三方，通過分工賦權主動填補結構洞，有效將封閉的網絡聯結起來，在關系網絡聚合與擴張的動態平衡過程中，達到對鄉村認同的形塑與拓展。其次，是對1300多位參與的鄉民進行合理的分工賦權。

　　其中經過了兩個主要環節，第一環節是鄉村精英合力將民俗自組織所有工作細化，使得每項工作非常具體明確。民俗自組織在最高管理機構理事會下設組委會，條分縷析將具體事務歸入秘書組、策劃組、神職組、對外聯絡組、財務組、后勤組、安保組七個責任機構，并明晰了每個部門及部門內部每個職位的職責、權限及監督機制。

　　LRL說:“一個蘿卜一個坑，一件事情一個人，這樣出了啥問題，就這個人負責，不要幾個人，互相扯皮，事情辦不了不說，村里的關系還弄得不好。再說，明確了一個職位到底干什么，大家也好選擇，心里掂量你的能力能不能和這工作配得上，這很關鍵。”

　　②可見工作內容的精細化具有兩個作用:其一是明確工作的責任和邊界，促使鄉民對工作內容了然于心，以便鄉民之間建構良性的合作關系，有效地推動迎祭城隍民俗自組織的日常工作進程;其二，能夠使鄉民的工作能力與工作內容形成基本的對等關系，做到量才適用。第二個環節是根據工作內容對鄉民進行合理的分工賦權，從而促成鄉民在自組織內的互助互補的協同合作。

　　其中貫穿著兩種工作方式，第一是非強制性，即鄉民對民俗自組織中的工作既可以在自主選擇的基礎上進行自薦，又可以相互推薦。同時由于個體樂于認同層級較高的角色，按照其所對應的角色期待行事，③若一味滿足個體需求，無疑會使填補起來的“結構洞”，建構起來的“強關系”，重新陷入彼此紛爭的離崩局面，所以必須配合第二種工作方式協同分配，為此LRL組織了多次懇談會。

　　在運行過程中兩種工作方式實則水乳交融，其中以能力原則為主，關系原則、平衡原則和搭配原則為輔。如在領導的選擇中LRL就表示:“選領導這個事情很關鍵，首先這個人得有這么個能力，這是基本，有這么個能力才能擔起這個事情;再呢，這個人還得跟底下這些人合得來，關系能說到一搭去，這樣他才能去領導這些人把這個事情做好。”

　　可見在能力原則之外還必須考慮關系原則。此外還需要補充使用平衡原則與年齡搭配原則，前者維護了村中家族與家族、小隊與小隊各自利益的均衡，避免弱勢群體喪失話語權，而導致不參與或惰性參與;后者則利用各年齡段進行優勢互補，讓老年人豐富的經驗與年輕人的銳意創新相得益彰，促進不同年齡層次的人取長補短、相互學習，成功實現了傳統民俗文化的代際傳承。其中特別強調懇談會的工作方式是民俗自組織疏導堵塞的主要工作方式，大量運用了引導和說服，不斷去溝通協調其中的矛盾和問題。

　　三、自組織的問責:道德和關系的認同

　　合理的分工賦權使互有差異和互相分化的鄉民基于能力考量和位置認同重新聚齊，但目前的鄉村面臨著一個抽象化、陌生化的過程，是“原子化”“個體化”④形成的“半熟人社會”⑤長期的松散聚合，導致自組織內部出現一些失范的現象。突出的表現為鄉民個體缺乏參照的標準，致使行為帶有極大的隨意性，這迫切需要鄉村道德權威喚起鄉民的道德意識，產生道德看齊的主動性，從而有效協調個體自由與道德秩序之間的關系。

　　在H村的迎祭城隍民俗活動中，總會長LRL起到關鍵性的人格示范作用，確立了新的規范和理念，極大地改變了鄉民的參與態度和行為秩序。LRL擔任總會長后面臨的最大難題是鄉民組織觀念極為渙散，特別是時間觀念不強，這會讓民俗活動因為組織渙散而無法顯示出傳統文化應有的價值和意義。面對這一情況，LRL帶領組委會首先倡導嚴格的時間觀念，他以身作則最早到達、最晚離開，請假必須經過所在分組織負責人、村長和總會長三重批準方可，無故遲到早退將予以張榜公示。

　　這些措施促使鄉民對于時間態度呈現出三級跳，從無所謂遲到早退、到遲到早退后主動檢討，最后形成了無人無故遲到早退，并通過鄉民間的互動將這種時間觀念傳遞出去，逐漸形成了全村上下對于時間性的新認同。這一做法得到鄉民的一致認同和推崇。“大家準時來，都來好辦事。開會都來，有什么想法說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見提什么意見，匯總了就是方案，你不來，你不知道，怎么貫徹怎么執行?排練也是，你不來，有的動作你就漏下來，你不會，還是得找人學，什么都慢半拍，你在隊伍里最難看。”①

　　人際互動的最大特征是“人類不止對彼此的行為作出反應，人類是在解釋或‘定義’他人的行為”，②LRL通過自身行為的示范作用改變了鄉民對于傳統民俗活動的組織態度，激起了鄉民的道德看齊與道德反思，并因此對自身的行為做出了積極的調整。小團體內的道德典范產生的道德看齊，顯示出關鍵人物對于人際關系調節所具有的中樞作用，這是構成鄉村認同的重要力量，同時鄉村認同“只有在構成它的個體意識中、并通過個體意識才能存在”，③即迎祭城隍民俗活動必須通過與鄉民生命的互滲互構，推動鄉村和鄉民的共生關系，讓鄉民深刻體會到“沒有個體就沒有社會，一如沒有社會也就沒有個體”。④

　　所以理事會、組委會進而推行了責任到人的監督制度和民主公開的意見征詢制度，通過規范性誘因，激發個體對組織規范的遵守或對理念的追求，⑤進一步建構鄉民共同遵守的行為規范，形成了鄉民在自組織中對于新的制度規范的主動認同，提高迎祭城隍民俗活動自組織結構的整體行動力。在責任到人的監督制度中，理事會、組委會特別強調了獎懲和互觀的原則。獎懲加強了鄉民與整體目標之間的聯系，互觀則是建立在獎懲的基礎上，促進各分組織之間的相互關注，從而進行經驗交流和借鑒。

　　民主公開的意見征詢制度則為了避免個體盲從于集體的決策，規避群體思維的弊端，強調群策群力，杜絕包辦，極大提高了鄉民對于民俗活動的參與性。為了深入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理事會在組織內以具體性事務劃分出不同的小單元，以開放性座談會的方式讓鄉民在各自領域內暢所欲言。如召集某一個民俗表演隊的全體成員開座談會，廣泛地征求關于民俗表演過程中的諸多細節問題，并認真地做記錄和回應，“會長理事們都認真得很，讓我們提意見，衣服啊、隊形啊、音樂啊都是按照我們意思來辦的，心里特別高興”。⑥

　　通過責任到人的監督制度和民主公開的意見征詢制度，提升了全村鄉民主體性，促進共同主體的形成。“主體或某一群體主體只有在它的成員都意識到自己的主體身份，都能夠相互尊重、相互協調、共同行動、共同面對相應的客體世界之時，才真正稱得上是一個共同主體。”⑦并在此基礎上積極建構和共享著主體—主體之間的意義，使得主體之間實現著交互性，“即主體與主體相互承認、相互溝通、相互影響”。⑧這種交互性在個體層面上實現了社區成員協作網絡與信任關系緊密化的社會過程，并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鄉民的文化自信力的提升、鄉民間關系的改善和拓展，繼而生成集體的榮譽感和歸屬感，建構和鞏固著鄉村認同。

　　鄉民在迎祭活動中獲得了一次全面感受民俗表演的親身體驗，實現了集體記憶的延續和再生產，實現了“在特定的互動框架之內，這些知識駕馭著人們的行為和體驗，并需要人們一代一代反復了解和熟練掌握他們。”①提升了“一個大我群體的全體成員的社會經驗的綜合”。②特別是腰鼓隊，這群20—40歲之間的年輕女性由于迎祭當天表演得十分精彩，正月十二被邀請到其他村莊進行展演，并得到了相應的酬勞，這極大激發了鄉民的文化自信和創造力。

　　同時迎祭城隍民俗活動促使鄉民間的互動增多，擴大了鄉民的致密性交往，改善了鄉民間的關系，使其信任得以加深。大型民俗促進了鄉民之間的強連帶，使得他們能夠保持善意的互動，這使得鄉民們更加珍視這種關系本身，而不僅在意工具性的利益，自有動機得以提升。在集體層面，迎祭城隍民俗活動讓鄉民深刻感受到了個體和集體所具有的緊密聯系。

　　責任到人的監督制度和民主公開的意見征詢制度，作為集體和個體具有相關性的兩種博弈方式，展現出“關聯博弈”的效果，前者有效約束和抵制了共同體中的散漫任為，后者則激活和發揮了個體普遍的參與熱情，從而建立起了康德爾和拉澤爾所講的“聲譽機制”，實現了“關于博弈實際運作方式的共有信念”，③這種共有信念激發鄉民對于規則和責任的自覺遵守，在其中尊重、歸屬感和認同感與日提升，鄉村的無形共有財“聲譽”得以極大彰顯，并上升凝結為集體榮譽和社區價值愿景。

　　④同時這兩種關聯博弈也讓鄉民深刻認識到集體的主體性依賴于個體主體性的活力，個體主體性的發揮又需要集體提供平臺，并整合各種資源為個體能力最大化提供可能，二者相得益彰，“個體之主體性只有在共體主體性里才成為現實的東西;共體主體性也只有在眾多的個體主體性發揮中才成為現實的東西”。⑤四、結語自組織的動員、分工和問責顯示出社會唯名論與社會唯實論這一矛盾在張揚和化解之中的前行動力，孕育著他們之間的溝通、聯合與再造。

　　首先，自組織的動員充分顯示出鄉村在場所起到的協調和激發作用，“社會成員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總和”⑥所形成的集體意識深深植根于每位鄉民的個體意識中，且不依賴個體意識而存在，從而使得鄉村并不僅是鄉民個體的組合，還“是一個擁有自身意識和實在的本體性的存在”。⑦這種集體意識越具有相似性和普泛性，鄉村作為集合體就越容易掌控著鄉民的價值體系和情感指向，這使得“所有社會成員的共同觀念和共同傾向在數量和強度上都超過了成員自身的觀念和傾向”。

　　⑧表面看的確體現著機械團結中高漲的集體意識，顯示出同質性和相似性的社會結構，但這種集體意識是建立在個體生命體驗基礎上，雖然集體記憶中超驗性建構具有宗教、習俗的性質，但它深刻植根于鄉民的生命體驗，鄉民可以自如地“從集體記憶中去獲取資源，來討論個體的歷史問題，或者從個體記憶中獲取資源，去修正集體記憶的輿論”。

　　⑨對于政績認同亦如此，夜歸的鄉民看到村里明亮的路燈，很久未歸的鄉民回家遠望村口威嚴壯麗的門樓，這種安適和自豪的油然而生，可見這一集體意識不同于機械團結中的集體意識，不是通過壓制覆蓋個體意識而達到對個體的控制，而是尊重了鄉民參與的主體性，尊重了鄉民對鄉村過往、當下文化資源的把握，從而使集體意識顯示出理智性和非壓制性，并和個體意識交相輝映，互構共生，體現為鄉民對集體記憶和鄉村政績的深刻認同。

　　其次，整個分工賦權的過程就是在民俗自組織中鄉民“找位置”的過程，這一分工必須建立在尊重鄉民個體獨立性和差異性的基礎上，高度的勞動分工使得鄉民結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每位鄉民根據各自的才能在自組織中充當不同的角色，具有獨特的功能，從而形成對整體不可缺失的作用和意義，“一方面，勞動越加分化，個人就越貼近社會;另一方面，個人的活動越加專門化，他就越會成為個人”。①

　　表面上看，鄉民的確因為民俗活動中的精細分工而形成了相互依賴，達成了契約的合作，因之形成團結，表現出有機團結的典型特質，但深入觀察卻發現，民俗活動屬于公益性勞動，這意味著每位鄉民的付出并沒有直接所謂的經濟回報，所以分工不是由經濟邏輯所決定和主宰的，不是以趨利為根本目標的經濟行為，而是尊重和滿足鄉民個體情感、素質的合理訴求，從而體現出馬克思“自愿分工”的特點，分工不是對個體進行強制，而是充分尊重了個體的自由選擇，這使得分工是鄉民自愿選擇的，從而也樂于接受，即產生對民俗自組織中個體位置的強烈認同。

　　這種分工本身構成著對于物質世界的超越性，分工為個體參與迎祭活動提供了展現自我的充足空間，保證了個體參與自組織的自主性，并因之避免了規范對個體專才的壓制，抵制了“勞動不是自愿的勞動，而是被迫的強制的勞動”，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也就避免了“異化”的危險。加里·斯奈德(GarySnyder)認為:“位置感，根的感覺，并不僅僅指在某個小村莊定居，然后有一個郵箱，因為處于一特定位置，我們獲得最大群落感。群落有利于個人健康和精神，持續的工作關系和共享的關注。”③

　　這種能力與位置認同，促使鄉民才能和天賦得到了最大發揮，能夠自愿自覺地加入和服從自組織，決定著互助互補新工具型網絡的形成，也為下一步鄉民在問責中的道德形塑與關系建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再次，如果說分工是讓鄉民從能力出發認同分工的位置，問責則是從行為上樹立起了鄉民在自組織中的道德認同，實現道德整合，并以此為基礎完成制度建構。

　　通過一系列的道德實踐，鄉村實現了不斷內在化鄉民生命中的過程，鄉民以整體的鄉村為考量，運用理性與道德，實現自我控制與調節，不斷克制與超越自我，個人利己主義傾向才有可能被遏制，逐步學會“為了他人而生活”，從而成為能夠依據道德規范和紀律準則建構自身反思或反省行為能力的鄉民，這其中既繼承著傳統道德，表現在對道德典范的自覺認同，又具有現代道德的融入，體現于鄉民參與民俗活動中的民主和平等，實現了傳統道德和現代道德的對接和踐履，體現了“個體的性質決定了集合體的性質”。④

　　其中“個人的行為和個人的交往”⑤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激發著不斷地重復和模仿，并為了保證重復和模仿的積極效果，促使問責從道德引導實現了制度建構，顯示出“有秩序的事實通常不同于純粹的個體事實”，⑥并在整體的社會層次上重新凝固為集體意識，這種集體意識顯然不同于動員中的集體意識，是具有了鄉民生動豐富的民俗體驗，并在其中不斷將道德尊崇和制度遵守除雜提純，內化到生命實踐中來，從而使得這一集體意識的“性質并不是各個組成部分之和”，⑦而是形成了民俗自組織的全新結構形式，能夠行之有效地規范引導鄉民思考、感受、行動的新整體，是一個實際的存在物。

　　從而使得鄉民和鄉村成為相互依賴、相互成就的關系，參與民俗滿足了鄉民對于個體能力認可和情感表達的訴求，同時制度建構及集體意識又使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呈現出和諧與統一，體現出“個人謀求私利，但由于這種行動發生在以不同組織相互依存為基礎的社會內，所以個人的行動都不自覺和下意識地為社會整體的更高需要服務”①的作用和意義。

　　可見通過動員、分工和問責，迎祭城隍民俗活動以非常具體的方式，既展現著歷史的維度，又在當下生成著深刻的意涵，大型民俗自組織以“物化”和“內在化”兩個方面推動和促進著鄉村與鄉民的意義建構，實現著“社會之建構源于各個自由意志之帶有意義的互動”，②體現出晚期涂爾干所強調的“物的世界”，即社會的物化，物的社會事實。鄉村認同正是在大型民俗自組織這個物化過程中得以生發與持續的，鄉民也正是通過這一物化的過程收獲了各自的意義、價值。

　　民俗自組織中的各種力激起了各種形式的集體意識，并內化為個人意識，不斷升華人性中的神圣，構建鄉民對于鄉村的認同感，從而使得在大型民俗中，依靠自組織，鄉村與鄉民實現了深度的共生與互涉。

　　通觀H村迎祭城隍自組織運轉的整個過程，貫穿著對鄉民情感的尊重、能力的認可和道德的形塑，從而使得迎祭城隍是鄉民自由的勞動，是積極的創作性的勞動，每位鄉民得到自由和獨創的發展，充分發揮著鄉民從事文化事業的主體性，從而服務于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對于自由天性的訴求正是民俗活動能夠構建鄉村認同的勃勃生機源泉。通過參與和觀看祭祀禮儀和表演，鄉民運用自我豐富的感覺系統，完成著人現實的實現。“人以全部感覺在對象世界里肯定自己。這充分展示了人全面而深刻的感覺、豐富的需要、全面發展的能力，是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展現。”③同時公益性的勞動遠離了物質利益的侵蝕，阻拒了金錢異化導致的“自我目的的人的蔑視”。

　　④尊重和激發了鄉民進行文化生產和文化消費的自由探索和創新的精神，彰顯了鄉民個體的獨立人格，但同時個體意識與集體意識并沒有處于一種此消彼長的狀態，而是實現了相互激發、相互飽滿。通過道德支柱的示范作用，鄉民自覺自發地制定和遵守規范準則保證道德的提升和運行，實現了自組織的自定規則、自我管理、自我約束和自我發展，使得分工和問責既代表著集體對個體能力的充分肯定與尊重，同時又代表著個體對集體的歸屬，道德建構既承傳了傳統道德的精粹，又融合著現代道德的精華。

　　大型民俗自組織為鄉民參與團體生活提供了廣闊的平臺，“個體死滅，世代交替，但這種力量卻總是真實、鮮活、始終如一的。它把生命力賦予今天的一代”。⑤實現了鄉村這一抽象的本體具體化到每位參與鄉民生命中的過程，鄉村在鄉民內心有了回歸與重置，大型民俗自組織成為一種“實體化了的集體力，也就是道德力”，⑥使它成為維系社群生活的重要基礎，關涉到鄉民的情感依偎與記憶情景的織構。

　　“以創造一個群體的共同傳統，來詮釋該群體的本質及維系群體的凝聚。”這使得大型民俗促進鄉村認同在個體與事件中獲得提升，并將升華的生命重新賦予個體與事件，它作用于鄉民的精神體系和價值觀念，通過民俗活動自組織，重塑了個體的心理認知結構，使得鄉民體驗到了主體感、滿足感以及社會關系的和諧感，實現了集體記憶“兩個不同的功能:儲存和重建”，⑦展現了鄉民個性舒展與鄉村和諧發展的自由景象。

　　民俗方向論文范文閱讀：晉北民間道樂的歷史傳承與民俗實踐

　　摘要：晉北民間道樂傳承流布于道教文化盛行的以恒山為中心的廣闊地域，是容納有豐富地方歷史信息、神圣秩序意義和情感交流價值的象征性文化載體，既指導執行著民眾禮俗生活與群體規范、秩序，又以靈活的藝術實踐表達著豐富的地方文化和民眾認知情感。民間道樂群體及其承載的禮俗知識技藝在民俗實踐中不斷進行著適宜性變化，形成了以道樂群體為中心結成的連接鄉土禮俗空間與道樂技藝、信仰空間和世俗生活的文化網絡，在調節村落文化關系和社會運行秩序、傳承村落文化模式和地方知識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