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國時期學界在探索圖書分類過程中，普遍在杜威十進制分類法的基礎上，結合中文古籍的特點，或增補加入新的類目，或采用其體系進行全新的改變。在各大圖書館具體操作時所使用的分類法五花八門，大致可分為中西文文獻分開還是統(tǒng)一處置兩種不同的方法。

　　民國時期圖書分類探索均以杜威法為藍本，是學界得以廣泛交流的基礎。民國時期圖書分類探索看似成果甚多，但實際上新舊書籍究竟如何處置的問題沒有得到圓滿的解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從表面上看是因為學界中人各自為政的狀況一直沒有改變，制定出一部全國統(tǒng)一的分類法的目標也一直沒有實現，但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學界對圖書分類的基礎理論忽略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關鍵詞：民國時期;圖書分類探索;中文古籍處置

　　自20世紀初美國杜威十進制分類法等西方圖書分類法傳入中國以來，我國圖書分類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動，各種類型的圖書分類法在20世紀20-30年代應運而生。學界在探索圖書分類方法過程中，首先要解決的便是如何處置傳統(tǒng)中國古籍的問題。

　　有關民國時期圖書分類法的研究，學界更多關注的是一些圖書館學家為此做出的貢獻，但與之相關的中文古籍處置方法的比較研究，則大多語焉不詳。本文將在梳理民國時期圖書分類法探索中各種分類方法在處置中文古籍的原則與方法的基礎上，來分析不同方法之間的異同，并在此基礎上對處置方法總體上做出一定的評價。

　　一、圖書分類法探索中的各種中文古籍分類方法

　　我國傳統(tǒng)藏書樓時代形成了獨有的、且運行長達數百年之久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方法,但自近代以來面對外來學科知識體系的新式圖書，傳統(tǒng)四部分類方法感到力不從心。從20世紀初開始各地在創(chuàng)辦新式圖書館時，工作人員面臨的首要難題，便是中西文文獻能否在一個統(tǒng)一分類標準之下進行分類，以及如果能的話如何進行分類的問題。首先開始對圖書分類法展開探索的是古越藏書樓的創(chuàng)辦者徐樹蘭。

　　“其事集議于庚子，告成于癸卯”[1]的古越藏書樓，是由紹興縉紳、著名藏書家徐樹蘭先生創(chuàng)辦的。徐氏抱著“存古開新”的宗旨，除了搜集不少古籍善本外，還收集了不少新學之書。他在編寫《古越藏書樓書目》時，將所有圖書按照傳統(tǒng)的四部分類之外，增加“時務”一部，并將之分為學、政兩大類。

　　古越藏書樓分類法打破了傳統(tǒng)四部分類法的分類體系，將以往四部沒有涵蓋的學科一并劃分到學部或政部之下。作為近代中國圖書館學界在圖書分類方法探索中的第一次嘗試，古越藏書樓分類法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繼古越藏書樓分類法之后出現的是孫毓修編制的分類法，孫氏也是最早撰文向國人介紹杜威十進制分類法的學人。

　　1909年，他在《教育雜志》“名家著述”欄目中連載《圖書館》一文，首次向國人介紹了此分類法。孫毓修認為：“新書分類，斷不能比附舊書聯(lián)為一集者，以其統(tǒng)系至廣且博，非四部之界所能強合也。惟事方草創(chuàng)，前乏師承，適當為難耳。”[2]他在杜威“十進分類法”的基礎上“量為變通”：將歐美通行的類別進行變通分為22部，用于新學之書的分類。

　　雖然該分類法還沒有類號，但是已經借鑒了歐美分類法的一些優(yōu)點，例如差不多在每個大部下，都先設總記類，其下再設字書、學史等小類，反映出孫毓修已經基本掌握了分類法的編制原理和體系結構。他提出對新舊圖書進行不同的分類方法：即舊書仍然依照傳統(tǒng)的四庫法，而新書則依照自編分類法。

　　孫氏所編制的新舊并行制分類法一經提出，響應者一時蜂起，如當時的江蘇省立圖書館、浙江省立圖書館起初均采用此種方法進行圖書分類。古越藏書樓分類法和孫毓修的新書分類法，被近代圖書館學家蔣元卿稱為編制新法以容納新舊圖書的開創(chuàng)和新舊并行制的一大創(chuàng)舉[3](P.157-159)。這兩種分類法代表了在以杜威分類法為代表的西方分類法尚未在國內產生重大影響之前，中國圖書館學界對圖書分類探索的成就。

　　它們是基于當時圖書館藏書的實際狀況和人們對于知識體系的認識，而提出的切實可行的圖書分類方案。盡管這些分類法還有著很大的弊端，但作為國人對分類法的早期探索成果仍然是值得肯定的。新舊并行制雖然解了起初圖書分類的燃眉之急，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直接采用杜威十進制分類法又不符合中國國情，隨后打破這一僵局的是沈祖榮與胡慶生。

　　沈、胡二人鑒于“現在各國圖書館大形發(fā)達，出版之書，日新月異，浩如炯海，繁如牛毛，即《杜威十類法》，善則善矣，如謂毫發(fā)無遺，恐難自信。即以美洲而論，圖書館用《杜威法》，迄今頗覺困難”的現實情形，于1917年編制了《仿杜威十進分類法》，起初命名為《中國書目十類法》，后來稱之為《仿杜威書目十類法》，于1922年由武昌文華公書林正式發(fā)行。二人在編制該分類法時“不必拘專與杜威相吻合，惟期適用而已。”[4]

　　他們將杜威原著的“總類”改為經部及類書，將哲學宗教、語言與文學合并，增加政法與經濟和醫(yī)學類目，開創(chuàng)了將所有新舊圖書融為一爐進行分類的先河。由于《仿杜威書目十類法》是我國最早仿效杜威十進分類法并“參以己見”而編制的圖書分類法，“既系開山之書，較之近人著作，自為簡略，然其所設類名，后之師之者，頗不乏人。”[3](P.207)

　　此后的20世紀20-30年代學界對圖書分類法的探討成果層出不窮，基本上都是根據杜威十進制分類法的基礎上編制，同時也參照沈、胡二氏編制的分類法，先后涌現出的圖書分類法有數十種之多。這些圖書分類法大致可分為增改派與采用派兩大派別。就增改派而言，他們只是在杜威十進分類法基礎上更改條目，保留了其分類原則。沈祖榮與胡慶生編制的《仿杜威書目十類法》無疑是增改派的鼻祖。

　　在隨后的增改派中，劉國鈞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編訂的《中國圖書分類法》于1929年由南京金陵大學圖書館印行初版，1936年增訂再版。在類表編制過程中，劉國鈞采用了新舊分開編制類目的辦法。“關于中國固有之類目，則大率采自漢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文獻通考經籍典、張之洞書目答問，四庫全書總目。”

　　他將所有經史子集文獻分別歸于不同的類別，如經部歸于總部的叢書一類，史部歸于史地類，子部與集部因為較為雜亂，故分別歸于不同的類別。對于新出現的學科，“則采自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者為最多，而杜威十進分類法次之，布朗、克特兩氏之分類法亦多資參考。”[5]劉國鈞的《中國圖書分類法》對此后中國圖書分類法的發(fā)展影響深遠，在實踐中也為許多圖書館所采用。與增改派不同的是，采用派則基本上只是利用了杜威十進制分類法的體例，對十進制分類條目進行了重新調整。

　　“雖亦用杜法分為十類或九類，然其所立類目，大都不與杜法相同，而系采其十分符號而已。”[3](P.226)最早開始采用杜威十進制分類法體例來進行分類法創(chuàng)造的，當以1924年洪有豐為國立東南大學孟芳圖書館編制的《孟芳圖書館圖書目錄》為首創(chuàng)。洪氏在其序言中曰：“今日中國各圖書館于編制中文書目，有新舊之聚訟，莫衷一是。經史子集四部之舊分類法，于近日科學圖書日益增加，誠有未能應用之處，然為之改弦更張以科學分類法自詡者，襲摹西制，支離繁瑣，強客觀之書籍，以從主觀之臆說，恐亦未免有削足適履之嫌。”[6]

　　正是基于以上考慮，洪氏依據四庫全書總目，并在參酌杜威十進制分類法的基礎上，將所有新舊圖書分為叢、經、史地、哲學、宗教、文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藝術九類。在這九大類中，叢類與杜威十進制分類法的總類相似。經類與四庫全書分類法大體相同。儒、墨、名等各家性質與哲學相近者以哲學名之，分為東方與西方哲學二目，宗教因與哲學關系密切亦并入該類。

　　因法家與縱橫家多論政法，歸入于社會科學類。“社會科學以下各類，均參酌杜威氏分類法。惟遇細目不適用于中籍者，則加私意增刪，或改易之。非敢臆造，期適合于中文圖書之性質也。”[7]自洪有豐開創(chuàng)采用杜威分類法原則之后，受此影響出現的采用派分類法為數不少。且采用派后來在海外亦產生了重要影響，主要體現在裘開明根據他所工作的哈佛大學漢和文庫的需要而編制的哈佛大學中國圖書分類法。

　　國內采用此種分類法的是與之有著密切業(yè)務往來的燕京大學圖書館。該分類法采用“以中法為經，西法為緯”。整個分類法大綱編制是“根據魏荀助新簿經子史集及清張之洞書目答問別立叢書之次序”，將之擴充為經學類、哲學宗教類、史地類、社會科學類、語言文學類、美術類、自然科學類、農林工藝類與總記類等九大類，“每類子目則參考四庫成法，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及國會圖書館分類法定訂之。”[8]

　　從以上分類可以看出，裘開明編制的分類法是為了適合哈佛燕京學社漢和文庫收藏大量中文古籍圖書的需要而來，因之與洪有豐的分類法又有所不同。簡而言之，民國時期學界在探索圖書分類時，對中文古籍的處置原則有共通之處。

　　從理論層面來看，他們均希望打破以孫毓修為代表的新舊并行制的做法，將中文古籍與新書以及西方書籍納入一個分類標準之下來進行分類作業(yè)。有所不同的是，增改派是將中文古籍納入到杜威十進制體系之中，在此基礎上增加新的條目來容納中文古籍。而采用派則直接打破了杜威十進制分類體系，將中文古籍按照性質的不同，分別納入不同的學科體系之中。不過各地圖書館在實際操作時，卻并非按照這樣的理念進行。

　　二、中文古籍處置方法的異同與利用情況

　　民國時期學人們對圖書分類的探索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不過這些五花八門的分類法在各大圖書館的應用情況卻區(qū)別很大。在各大圖書館實際運行過程中，對中文古籍分類的處置方法差別更大。大致說來，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將中文古籍與所有新式書籍分開處置，舊書采用傳統(tǒng)的四部法，新書采用最新的分類法，亦即新舊混合制;另一種則是將館藏所有圖書均按照一個統(tǒng)一的分類方法來進行處置，亦即中外統(tǒng)一制。

　　首先，有相當多的圖書館仍舊采用的是新舊混合制來處理圖書分類問題，其中尤以各種綜合性圖書館為盛。由于這些圖書館先前所收藏古籍較多，故對之仍然延續(xù)過去的四庫分類法;而對新書則采用新式分類法進行分類。如國立北平圖書館“所有中文圖書大致依四庫分類法體例而略加變通分為經史子集及匯刻五大類，仍各分別子目善本書目。

　　西文書目分類在歐美已有成規(guī)自可擇善而從，本館西文分類系采用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以其頗適用于大圖書館之收藏。”[9]同樣的情況也發(fā)生在國立中央圖書館。該館在籌備過程中，“參合各家分類法，略加改訂，類別務求精確，細目務求詳盡，庶同碼之書，不致重見疊出。西文書籍，現尚無多，似無另立分類法之必要，故暫采用美國國會圖書館之分類法。”[10]一些地方圖書館的情況與國立圖書館情況相類似。

　　如安徽省立圖書館在新書分類法的選擇上，“系根據杜威十進分類法，劉國鈞中國圖書分類法，略加增損。”[11]起初該館分類法一概從簡，后因新書日漸增多，過去所定類目，頗不敷用，因此又在清華大學圖書館中文書目中的分類表與國立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圖書十進分類法的基礎上，增加了一些類目，以供該館之用。

　　其次，各大學圖書館在圖書分類實踐中，則與綜合性圖書館有所不同。由于此時正是我國高等教育迅速發(fā)展的重要時期，各大學在辦學過程中普遍采用的是與西方接軌的做法，因之無論是教材還是參考書均以西文文獻為主。如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對中日文圖書與西文圖書采用基本相同的分類方法，中日文書籍采用最新的中國十進分類法，西文圖書采用杜威分類法[12]。清華學校圖書館1923年才開始正式進行圖書分類編目工作。

　　起初該館因中西文圖書的性質不同，將之分為中西兩部，實行的是新舊混合制：西文圖書分類釆用杜威分類法，而中文書籍則又以1923年為分界線分為新舊二類。舊書采用經史子集叢五門分類;新書則仿杜威十進法分為十門而稍加變通。自1923年以后，該館廢除新舊混合制，所有書籍全部采用杜威法分類的基礎上增補其他類目。

　　1927年，洪有豐出任該校圖書館主任后，在他的主持下采用了新的圖書分類法進行分類。1929年以后，該館“因書數大增，舊法不適于用，分類益感困難，乃參酌中外各分類法，從事改編，并將草案分請校內外專家，予以審定。是表計分八大類，八千小類。”[13]自次年起，該館中所有沒有編目的中日文圖書，均照新的分類法進行分類編目。

　　據1934年蔣元卿先生的統(tǒng)計，當時除了極少數圖書館仍舊采用的是在四部分類法基礎上略加變通，或者是四部分類法與杜威分類法相結合之外，大多數圖書館采用的是新舊混合制的分類方法：即中文圖書大多采用國人新編制的分類法，西文圖書大多采用的是杜威十進制分類法(也有少部分采用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

　　也有相當一部分圖書館采用統(tǒng)一的標準將所有館藏中外文圖書統(tǒng)一分類，如在蔣元卿調查的圖書館中，有7家使用的是杜定友的1922年編制的《世界分類法》，有8家使用的是王云五1924年編制的中外圖書統(tǒng)一分類法，使用杜威十進制分類法的圖書館更是高達12家。使用中外文圖書統(tǒng)一分類的圖書館基本上形成了杜定友法、王云五法與杜威法三分天下的局面[3](P.259-264)。在中外文圖書統(tǒng)一分類方法的理論探索中，以杜定友與王云五所開創(chuàng)的分類法最具代表性，也是引起學界爭論最多的兩部分類法。

　　杜定友堅持“聚中西賢哲于一堂，匯古今文化于一室”的理念，希望將所有圖書采用一種統(tǒng)一的分類標準，因之編寫了《世界圖書分類法》，1922年首先由廣東全省教育委員會出版。與杜定友的《世界圖書分類法》相類似，王云五創(chuàng)設的中外圖書統(tǒng)一分類法同樣主張應該采用統(tǒng)一的分類方法對所有館藏圖書進行分類。

　　他認為，杜威的十進分類法可繁可簡，排列順序基本上符合于學術研究工作，是最適用于中國的分類法，但對于中國傳統(tǒng)古籍卻仍然無所適從。他從街道小巷編門牌的辦法中得到啟發(fā)，自行創(chuàng)設為中國圖書特增的類號“+”號，以別于杜威的原類號，同時杜威的原類號還是一點沒有變動。在此“+”號的基礎上，再擴充為“+”、“卄”與“±”三種附加符號，用以表示中國特色的書籍，排在杜威十進分類法相當或有關號碼前面，與原有號碼先后排列[14]。

　　這樣不僅分類法可以不斷增加新的內容，而且還可以兼收中國傳統(tǒng)經史子集等圖書。以上兩種分類法更多的是要解決中國傳統(tǒng)古籍如何與新書在一個標準下進行分類的問題，是中西融通的大膽創(chuàng)新。杜定友的《世界圖書分類法》出版之后，學界對之提出一些疑問，主要包含三個層面：首先，將新舊圖書一并改為十分法后，一般舊學者會難以檢查。對此杜定友回應稱：“蓋從前我國圖書館學與目錄學者，只知有分類目錄，而不知有其他目錄。

　　故欲檢查書籍，則非熟念分類方法不可。不知現在之圖書目錄，有書名著者種類各種，故不患不易檢查。”其次，針對中西書籍裝訂不同，并列在書架上一橫一豎不太雅觀，故在裝訂問題沒有解決之前，中西文圖書不能不分別貯藏。杜氏認為分別貯藏，用數字與字母分別標注著者號碼，“故二者判然可別”。

　　最后，將西文與中文新籍圖書并藏，而將舊籍分貯則類碼或書目必須更改的問題，杜氏亦認為沒有問題，“蓋世界圖書分類法實已將四庫法包含在內。不過彼則經史子集，此則經子集史而已。”[15]對于王云五開創(chuàng)的“中外圖書統(tǒng)一分類法”出版后，武漢大學楊端六教授對之評價甚高，認為“他把中國字變成號碼，并且把西文字母也變做號碼，所以對于著作人的姓名有了一個統(tǒng)一的辦法。不過中外圖書的統(tǒng)一，并不是很難的事。

　　因為無論什么圖書，中文也好，西文也好，日文也好，總要給它編一個號碼。這個號碼就是一個天然的統(tǒng)一法。用不著再有一個號碼。”[16]不過著名的圖書館學家金敏甫對之評價不高，認為該分類法除了增加了“+”、“卄”與“±”三種附加符號外，“全是杜威氏的原著，而且就大體上論，依然是杜威分類法。”[17]金氏之所以對王云五的分類法評價不高，是因為該分類法從理論建樹上來說似乎不高。

　　但圖書分類法更多講求的是實用性，王云五的分類法在很多圖書館大受歡迎，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民國時期圖書分類探索過程中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一些距離。

　　三、民國時期中文古籍圖書分類與處置辦法的總體評價

　　民國時期圖書館學界在對圖書分類法探索過程中的成就非常豐富，出現了多種多樣的分類法值得高度肯定。這些分類法基本上都是在杜威十進制分類法的基礎上改進而來，因而為學界有關圖書分類法探討過程中的對話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對于如何處置中文古籍的問題卻一直沒有得到圓滿的解決,其中四部的經部究竟應該是分開還是合并處置的問題尤為突出。

　　正如蔣元卿在1937年所指出的那樣：“經部分合，已成為近代分類法上一大問題。二十年來，迄無適當辦法。洪氏所說：‘尚待于研究’一語，不為無見。”[3](P.251)之所以出現此種局面，既有表面上學界中人各自為政的原因，也與學界普遍忽略圖書分類基礎理論的探索等多方面的因素有關。民國時期學界探索圖書分類最終沒有很好解決中文古籍的處置問題，是學界基本上是各自為戰(zhàn)的必然結果。

　　早在20世紀20年代，吳敬軒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曾提出一個全新的分類方案：即依照“現代圖書分類法”來定分類編目，將所有古籍拆分為單行本來分類，但實際操作過程中他發(fā)現有兩大問題亟待解決：一是“書籍內容含混，不易辨別”;二是“中國書籍浩如淵海，每一部書里面，往往含有分類法中四五種門目以上，如果一一去分析起來，縱合十人之力，恐怕十年也還鬧不清楚。”

　　因此吳氏提出：“最好是能組織一種具體的機關，如圖書分類局之類，由國家或地方公眾擔任長期的經費，網羅海內碩學通人，擔任這種偉大的文化事業(yè)。”[18]劉國鈞在此后不久亦表達了學界合作編制分類法的愿望。他說：“夫圖書分類其事至難，欲憑一人之力，勢必無所成就。故莫如集多人而研究之。

　　然圖書分類又非空言所能有濟。是以各當以其實地之經驗，互相告訴，以便修改。質言之，即合作兩字而已。”他還表示組建此類組織的目的，“在促進使用此種發(fā)來的者之互相研究。如有疑難之點，得由眾解決之。如以人有修正或橫充之處，宜即通知各員，請其采用或供其參考。如此則有較完美之分類法出現也。”[19]

　　學界也曾經意識到圖書分類工作的重要性，希望實現學界力量的聯(lián)合來共同推動圖書分類事業(yè)的發(fā)展。早在1925中華圖書館協(xié)會成立之初，就設立了分類委員會、編目委員會與索引委員會，著手加強對圖書分類與編目的研究工作。在1929年召開的協(xié)會第一次年會上，分類編目組明確提出由分類委員會編制分類法案，并由大會議決供委員會采擇之規(guī)定分類原則四項。鑒于分類法是各圖書館開展工作的必須標準則，分類委員會對“一切所創(chuàng)制之中籍分類法”廣泛征集，并征求各館對已刊行分類法的使用意見，以備參議。

　　在第一次年會召開過程中，分類編目組曾召開了三次會議，第一次會議著重討論了圖書分類問題，金敏甫提出了《厘定分類制度及編目規(guī)則案》等10多個提案，決議規(guī)定分類原則：“一是中西分類一致，二是以創(chuàng)造為原則，三是分類標記需易寫易記易識易明，四是須合中國圖書情形。”[20]為了此項工作的順利進行，協(xié)會還在次年發(fā)布公告，“特為廣征一切所創(chuàng)制之中籍分類法，如用四庫或已刊行之分類法，則亦請示知其效用及可以商榷之點，以備參考。”[21]

　　結語

　　自杜威十進制分類法進入中國以來，學界在探索圖書分類時均以之為藍本，先后涌現出的分類法有數十種之多。所有這些分類法在處置中文古籍時，均面臨著究竟是將之單獨處理還是將之拆分適應外來學科分類的問題。雖然涌現出的分類法數量達數十種之多，但究竟中文古籍如何處置的根本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造成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是學界之間的合作太少，基本上還是處于各說各話的階段，學界同仁所希望的創(chuàng)立一部全國統(tǒng)一的圖書分類法的夢想也一直沒有實現。雖然學界中人也認識到了此種缺陷，作為全國性學界團體中華圖書館協(xié)會也曾努力想開創(chuàng)新的局面，但最終目標一直沒有實現。

　　總體看來民國時期學界對圖書分類的探索過程中受美國杜威十進制分類法的影響太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學界囿于該分類法無法自拔，對西方其他類型分類法的借鑒利用不夠。再加上學界普遍對圖書分類基礎理論的重視程度嚴重不足，對可能會影響到圖書分類探討的其他學科發(fā)展的關注尤為不夠。此外，學界與國際同行的交流也較為欠缺(唯一的亮點是特殊的歷史機緣，造就了裘開明主持哈佛大學漢和文庫所開創(chuàng)的分類法)。所有這些遺憾對中國圖書館事業(yè)的發(fā)展帶來的消極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圖書館從業(yè)者評職論文范文：國家圖書館新聞宣傳工作如何有效開展

　　近年來，全民閱讀推廣已經成為圖書館一項重要工作，國家圖書館尤為重視新聞宣傳在推進全民閱讀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為此下面文章在國家圖書館在國家典籍博物館、大型展覽、世界讀書日、重大文化工程方面的新聞宣傳實踐基礎上，對新聞宣傳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思考，提出要制定宣傳方案、構建新聞宣傳平臺、成立專門宣傳機構、組建宣傳志愿者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