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災害是世界上不可避免的一種災害，但是通過人們的努力，雖然無法控制自然災害的發(fā)生，但是可以預測并能減少災害帶來的后果。本文是一篇理論與現(xiàn)代化雜志投稿的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災害社會學脈絡研究。

　　摘要：經(jīng)過30多年的發(fā)展，中國災害社會學對災害的界定經(jīng)歷了從以社會事實描述社會事實到以社會事實解釋社會事實的過程，研究視角從經(jīng)典災害社會學轉變?yōu)橐源嗳跣詾橹行牡臑暮ι鐣�學分析視角群。在對其發(fā)展進程的梳理中發(fā)現(xiàn)，災害社會學的多學科特征更加明顯;與主流社會學的理論對話逐漸擴大，理論研究與實務研究并重;跨文化研究日益突出。

　　關鍵詞：災害,經(jīng)典災害,社會學,脆弱性

　　中圖分類號：C919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6.10.006

　　中國是一個災難頻發(fā)的國家，從古代的大禹治水到后來的因災害而引起的農民起義再到近現(xiàn)代的唐山大地震等，中國的歷史也是和災難抗爭的歷史。雖然災害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每一次巨大災難的發(fā)生無不以社會的進步為補償。從1979年至今，災害社會學在中國已有30多年的研究歷史，但對中國災害社會學研究的脈絡的梳理性文章不多，筆者以對中國災害社會學的研究脈絡的把握與梳理為立文之本，展開論述。

　　1“災害”概念的演變

　　災害社會學對于災害概念的闡述縱貫災害社會學研究的始終，隨著對災害研究視角、理論范式的變化而變化。災害社會學對災害的早期定義源于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直接影響以及對其后的研究中對地震的經(jīng)濟社會后果的關注，認為“災害是一種相對來說的突發(fā)事件，在災害出現(xiàn)時，它造成的威脅會嚴重破壞社會組織的正常活動，危及人們的正常生活和自然環(huán)境，危及社會所看重的東西，尤其是人的生命和財產”;隨著國際“減災十年”的深入開展，中國社會學者由于唐山地震數(shù)據(jù)的缺乏及中國“減災十年”期間的災害的相對平緩，注意力更多的聚焦在對國外災害社會學的評述與引進中，這也為國內學者對“災害”的把握更加精確與學科化;“災害是一種影響到社區(qū)或社會大多數(shù)人的現(xiàn)象，并且是社會在今后幾年喪失承受或回復損失的能力”且災害僅用于“在規(guī)模上相對與它所作用的社區(qū)或社會來說是相當大的”，“在方式上，以相對突然和巨大的物理沖擊，作用于社區(qū)或社會系統(tǒng)的人類成員及人工基礎”;“是由于致災因子的破壞性影響造成”;致災因子在災害概念的構建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使得災害的原因有了社會性的可能，是一種災害尋因的概括化，為之后自然因素與社會因素為災害起因的分野埋下了伏筆。隨著脆弱性視角的引入，中國社會學者在對災害做定義時更多的借鑒國外對災害的定義，“災害是脆弱性承災體與致災因子(致災源)相互作用的結果”;此種概念的提出是一種自然———社會取向的災害概念的探尋。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給中國的社會學者提供了天然的實驗場，使得多年的紙上談兵式的理論探尋有了用武之地，社會資本、社會脆弱性、社會支持、社區(qū)抗逆力、社會生態(tài)韌性、永續(xù)社區(qū)等一系列視角得以融入災區(qū)重建中，社會學家終于為災害社會學的應用性找到了展現(xiàn)的平臺;在對災害進行實證研究的同時，學者們也對國外社會學的引入、梳理與重整作了大量的工作，以期使災害的社會學在中國的研究更具學科性，與國際研究熱點視角接軌。在此過程中，出現(xiàn)了對社會沖突論視角的解釋，“災害的出現(xiàn)是社會各階層為爭奪利益的沖突外延”，這與政治經(jīng)濟學視角的災害的解釋“資源與權力分配的結果”有異曲同工之妙;災害的建構主義視角的解釋，“一切災害都是社會建構的，是人類建構也是適用的結果”;作為一種具有“自我反思性”的學說，社會建構主義不可避免的把災害觀點建構的主體指向了權力階層，災害本身也是利益集團建構的產物。災害作為災害社會學的研究對象，隨著研究視角的推移其內涵也在不斷發(fā)展變化的，“災害觀點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在每一次的與社會互動過程中不斷被重塑、改變和替代”，因此很難在此給出一個綜合性的全面的及真理性的解釋，但它有這樣一種演繹邏輯：功能主義解釋(側重于描述災害的社會性后果，旨在鏈接災害和社會學)—原因探尋式解釋(如脆弱性、致災因子，旨在尋求減災的方法)—延續(xù)性解釋(如社會資本、抗逆力、社會生態(tài)韌性等，旨在尋求災后重建中可運用的存在于災前并在災后持續(xù)存在的有效資源及方法)—責任歸屬性解釋(如建構主義，有與沖突論結合趨勢)。

　　2災害社會學研究的分野最初走進災害社會學家研究

　　視野的是地震預報對社會的影響。由于地震的巨大破壞作用，準確的進行地震預報是人們長期以來的愿望。災害社會學的前身———地震社會學擔負著證明其學科存在價值的使命且社會學在重建過程中也在注重其功能性的表述，從1979年起中國的地震社會學的研究領域聚集在地震預報的有關問題，涉及到的有“謠言問題和誤傳等的社會經(jīng)濟影響;地震的防災對策及救災措施研究;群防群策的社會實踐效應和功能研究;地震災害的損失評估研究及地震保險和立法的探索性研究”。地震社會學的研究遭受一些質疑，從事地震社會學研究的單位、學者甚至是學報都認為“地震社會學”泛指甚廣，含義不十分確切;加之當時地震和地震預報所涉及到的社會問題主要集中在對社會經(jīng)濟問題的研究;而且當時開展地震預報社會問題研究的主要國家如美國、日本等，它們的研究計劃、研究組織、研究內容及論文情報出版物內也未見使用這一名詞，一般都使用“地震和地震預報社會經(jīng)濟反應(效應或后果)”的用語，使得地震社會學的研究有一定的停滯甚至偏離主題。1986年鄒其嘉在重組國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地震社會學研究室期間，把地震社會學的研究領域擴展到面向地震災害。這為中國地震社會學向更廣闊的災害社會學的邁步奠定了基礎。災害社會學擴寬了囿于地震的社會學研究的視角，為更具學科性的社會學視角的引入提供了較為廣闊的平臺。

　　2.1經(jīng)典災害社會學研究

　　經(jīng)典災害社會學研究，研究的對象較多的集中在個人、家庭、組織等的行為在災害過程中的發(fā)生邏輯及行為規(guī)律，旨在找出其中的行為范式，從中總結出人們應對災害的合理方式。在災害發(fā)生之前，一些經(jīng)常發(fā)生災害的地區(qū)會形成災害亞文化，災害經(jīng)歷會加劇個人心理的敏感傾向，但災害經(jīng)歷對個人心理反應及投射出的行為類型的作用是積極還是消極，最終取決于個人的知識和能力。在災害發(fā)生時，個人一般都能做出及時反應。郭強把災時個人的行為反應按照是否是適應性的、是否是社會性的標準分為八種類型，即一般避難行為、利他行為、領袖行為、過度防御行為、“木雞”行為、自私行為、越軌行為、驚逃行為。又根據(jù)機體活動水平與對機體活動的控制能力做了除自私行為和越軌行為的交互分類表。作者發(fā)現(xiàn)多數(shù)人在災時都會做出積極的適應性行為(包括一般避難行為、利他行為、領袖行為)，而不是繼發(fā)性不適應行為(如過度防御行為、驚逃行為);壓抑性不適應行為(如“木雞”行為)的發(fā)生比率較低。影響災時的個人行為的社會變量分別是社會互動和社會控制;“災時個體間的互動并不是被動的，而是人們在緊急環(huán)境下積極溝通信息、尋找避難行為的主動行為”;生活中社會規(guī)范對個人行動影響力的大小體現(xiàn)在災害過程中會形成不同的個人行為。趙駿舒依據(jù)是否在社會互動中產生，是否對行動者社會關系網(wǎng)中的其他人以及行動者相關的社會生活產生影響為標準將以上八種行為劃分為地震受災者的異常社會行為和地震受災者的個體異常行為兩種類型，此類研究破除了所謂的“災民恐慌迷思”即在災害發(fā)生后災民一般會出現(xiàn)越軌行為，但此類研究發(fā)現(xiàn)災民在災后并未如預期般失序，反而在災害發(fā)生時更多的表現(xiàn)為積極的適應性行為。災害發(fā)生之后，災害很少會帶來長期的消極行為，它常常產生臨床癥狀不明顯的、短時間的、能自我恢復的反應;有時，災害會有助于形成積極的自我形象和受害者之間更為密切的社會關系。關于災害中的家庭行動描述不多，但也可以預見災害對家庭的沖擊。郭強在對家庭與災害的相互關系的考察中發(fā)現(xiàn)，災害會對家庭結構、功能造成很大的沖擊，在災害中失去親人的人們在災害發(fā)生時雖然會表現(xiàn)出利他行為，但在災害應急期過后，會發(fā)生自殺等越軌行為，可見災害對家庭的影響是巨大的。災害發(fā)生時及災害發(fā)生后的群體行動是多樣的，有兩種對群體行動的主流分析，一種是以集體為分析單位，另一種是一組織為分析單位。周利敏將災害中的集體行為具體化為“災區(qū)內災民的機體行動”與“災區(qū)外志愿者集體行動”。認為災區(qū)內集體行為隨著災害生命周期的發(fā)展，呈現(xiàn)不同的表現(xiàn)。主要發(fā)展趨勢是由利他性行為向沖突性行為發(fā)展，呈現(xiàn)這一趨勢的原因是災害的歸因有“天災”向“人禍”的轉移;“災區(qū)外志愿者行動”分為組織性的和非組織性的志愿者行動。志愿者行動由于其分散而缺乏統(tǒng)一有力的調控，對災區(qū)出現(xiàn)了不利甚至有害的影響。“由于全國各地蜂擁而來的不需要的車輛和其他貨物集結在鐵路和公路上”專業(yè)隊伍的行動就變得非常困難。謝俊貴、葉宏認為志愿行動相對于強制性規(guī)范的規(guī)制行動，是一種引導性規(guī)范。對志愿行動要依據(jù)其行圖1以脆弱性為中心展開的研究視角群動者、目的、情景及元素之間的關聯(lián)形式等的考慮，找出一套能成為動員或勸阻的依據(jù)、情感向理智轉化的引導、對多米諾連鎖效應的阻抗且能被社會普遍性理解的一套行為規(guī)范，來避免或消減志愿者集體行動帶給救災的負面影響。黃育馥重點分析了災害發(fā)生后的組織行為及功能個演變。認為除了像警方或消防對這樣一些以救災為己任的組織以外，一般的社會組織都很少有應付災情的計劃;在災害發(fā)生時，一般說來，在組織內部、組織之間社區(qū)之間及組織與一般民眾都會出現(xiàn)一些問題，在災害中面臨新的任務也會使組織關系出現(xiàn)緊張。在災害過后，組織為了防災或其它目的而有所變化的可能性不大。根據(jù)組織結構(新/舊)和組織功能(常規(guī)/非常規(guī))兩個中軸，區(qū)分出參與災后活動的四種組織類型，即已成型(不需要調整結構和功能的組織)、擴展型(需要調整結構但仍履行原功能的組織)、延展型(不需要調整結構但需要擴展功能的組織)、新建型(新出現(xiàn)的組織)。一些研究發(fā)現(xiàn)，公民自組織的存續(xù)能力較差，一般在救災結束后就解散。

　　2.2以脆弱性為中心的展開的研究視角群

　　脆弱性視角的引入為災害社會學研究由突發(fā)事件向常態(tài)社會問題的轉變提供了基礎。它把社會背景納入災害社會學分析的框架之內，使災害社會學的社會學學科屬性更加鮮明;脆弱性試圖回答諸如“為什么特定人群處于更易遭受災害影響的境地?”、“他們是怎么變得脆弱的?”以及“哪種人群是脆弱的?”等問題，與社會平等、社會分層等更為廣泛的社會議題連接起來，給災害社會學與主流社會學接軌提供了一個切入點，也使得災害社會學這種偏向應用型學科的理論發(fā)展提供了大量的可供借鑒的社會學理論。脆弱性視角群連接了災害發(fā)生地的歷史與現(xiàn)實，是一種延續(xù)性的表述。下面就來介紹圍繞著脆弱性展開的一系列研究視角(見圖1)。脆弱性是指對脆弱性是指由人和人群先天決定的使其易于遭受傷害和損失的性質。這種脆弱性是一系列經(jīng)濟和社會的不發(fā)達造成的，陶鵬和童星將群體脆弱性要素劃分為個體資本、社會資本(社會資本與社會網(wǎng)絡有關，屬于非正式資源)、公共資本及自然資本。作為脆弱性的指標之一的社會資本，是一種社會結構性資源，它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是嵌入與自己社會網(wǎng)絡中的具有連續(xù)性的資源，是一種封閉性的公共物品，有助于理解災民在災后恢復和重建過程中調動社會支持的類型及在災后恢復的程度及所用時間的長短。社會資本內在的包含社會網(wǎng)絡，對社會網(wǎng)絡的研究多見于社會工作者介入災后重建的研究。脆弱性本身包含了三個理論假設，即“脆弱性是一種災前既存條件”、“脆弱性是災害調試與應對能力”、“脆弱性是特定地點的災害程度”;脆弱性分為兩個維度即風險暴露程度(又稱敏感性)和應對能力。脆弱性更多的是一種解釋性的研究，即對為什么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易遭受損失的注解，脆弱性本身就包含對災害應對能力，但更多的是一種負向的表述。學界對抗逆力的內涵的理解不同，但都有相似的概念解釋過程，即遭遇風險、用于抵抗風險的能力與資源、脫離風險的過程及其積極的應對結果。抗逆力也分為宏觀和微觀、個人的抗逆力和社區(qū)的抗逆力兩個部分。抗逆力具有連續(xù)性，在災前就存在，到災害發(fā)生時表現(xiàn)出來，主要表現(xiàn)為遭受風險時狀態(tài)恢復的特質、能力以及過程，主要用于災后恢復階段。脆弱性和抗逆力是一種狀態(tài)的兩極化表述。抗逆力與脆弱性共享社會資本指標，抗逆力是對脆弱性的正向表述，脆弱性與抗逆力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脆弱性更側重描述，抗逆力更側重應用性。社會資本、脆弱性、抗逆力、社會生態(tài)韌性等的提出都為災后重建中社區(qū)的恢復與重構提供了一個介入的窗口。風險是指由災害事件所引起的，對某一特定的環(huán)境或系統(tǒng)產生影響而導致災害損失的可能性，是致災因子、承災體暴露性和承災體脆弱性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由于承災體自身所具有的脆弱性，使得承災體有了暴露在風險中的可能。在中國災害社會學研究方面，對風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風險感知、與脆弱性相結合的概念的辨析、對風險社會的強調等。隨著社會建構論被逐步引入國內，更多的是對風險的社會建構論解釋。社會建構主義有形而上的哲學精神存在，認為脆弱性是人為建構出來的，尤其是社會權力階層建構的，由于其自身的思辨性特質的存在，雖然學界有對社會建構主義應用性的分析，如周利敏以社會建構主義為范式尋求災害治理理念及方式向“離災”的轉變，可以看作是學界對社會建構主義應用性的理論探尋，建構主義為災害治理視角的徹底轉變奠定了基礎，使得減災方式從只重視“工程減災”向重視“社會減災”的重大轉變，但對社會建構論整體的實證性的分析仍較少。

　　3中國災害社會學研究趨勢

　　3.1災害社會學的多學科特征更加明顯

　　這首先源于社會學科內部的學科界限越來越模糊，社會學與其他社會學科所關注的議題的共性，使得其分析框架成為區(qū)別學科性的主要標準，但這對于屬于應用性學科的災害社會學提供了學科借鑒與整合的便利;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災害種類的多樣化及科技災難的層出不窮，與傳統(tǒng)的人為—自然災害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災害社會學由于其應用性，與其他學科的整合勢在必行;脆弱性表現(xiàn)了全災種的關注，且是一個極具張力的概念，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可能給出不同的定義并有不同的用法;這可以看作是災害社會學多學科融合特征的一個展現(xiàn)。

　　3.2與主流社會學的理論對話逐漸擴大，理論研究與實務研究并重

　　災害社會學因研究領域的特殊性，從產生之初就“遠離主流社會學”，加之災害社會學極強的應用性取向，早期的災害社會學家對災害社會學的學科地位的厘定不是很清楚，對社會學相關理論的引用局限在很小的范圍內。隨著災害的常態(tài)化與社會學理論的擴充，災害社會學與主流社會學的理論對話逐漸擴大，近年來災害社會學研究中對社會學指標的重視及社會建構論的引入，以及對脆弱性等社會結構視角、社會生態(tài)韌性等的關注都體現(xiàn)了這一趨勢。由于災害的特性使得社會學家進行實地調研有很大的困難，學界對災害的實地研究較為缺乏，大多是對與災害相關的二手資料的研究;災害常態(tài)化及災后社區(qū)重建中對社會工作者等專業(yè)人士的需求使得社會學者得以進入受災場域，在幫助災民的同時進行實地研究，為社會學相關理論的驗證及新的理論的總結提煉提供了很好的平臺。

　　3.3災害社會學的跨文化研究將

　　日益突出災害社會學曾由美國社會學家主導研究，但20世紀70年代之后，更多災害頻發(fā)國家如日本、英國等國的社會學家開始投入到災害社會學的研究中，發(fā)展中國家也加入到了災害社會學的研究中，在借鑒災難社會學先行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各國都開始了自己的本土化過程;伴隨著學科融合的進程，人類學中的比較研究被社會學所吸收和借鑒;發(fā)展中國家的災害在世界上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吸引了大批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各國學者之間的合作及國家之間的比較研究項目日益增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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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張倩.牧民應對氣候變化的社會脆弱性[J]，社會學研究，2011(6)

　　5朱華桂.論風險社會中的社區(qū)抗逆力問題[J].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5)
　　相關期刊簡介：《理論與現(xiàn)代化》注重反映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科研和調研學術成員的思想,反映國內外學術動態(tài),熱誠歡迎國內的專家、學者和廣大社會科學工作者及實際工作者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