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被普遍認為是撬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新源泉，自中央首次明確提出要實施數字鄉村戰略以來，陸續出臺了系列配套政策，在全國范圍內啟動了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的規劃、試點和示范工作，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中進一步強調要加強數字技術與農業農村的深度融合，釋放了數字振興鄉村的強烈信號‍‌‍‍‌‍‌‍‍‍‌‍‍‌‍‍‍‌‍‍‌‍‍‍‌‍‍‍‍‌‍‌‍‌‍‌‍‍‌‍‍‍‍‍‍‍‍‍‌‍‍‌‍‍‌‍‌‍‌‍。 那么，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的動力和機理究竟是什么，如何促進外來的數字經濟與內生的鄉村經濟有機結合? 研究好這些問題，有助于更好地完善和落實數字鄉村政策，推動鄉村德治、法治、自治與智治的“四治融合”‍‌‍‍‌‍‌‍‍‍‌‍‍‌‍‍‍‌‍‍‌‍‍‍‌‍‍‍‍‌‍‌‍‌‍‌‍‍‌‍‍‍‍‍‍‍‍‍‌‍‍‌‍‍‌‍‌‍‌‍。

　　數字振興鄉村的動力與機理

　　于鄉村而言，數字經濟是一種“外來”產物，其通過數字技術和手段為鄉村解決舊難題的同時，也賦予了發展新動能，促進了農業生產組織方式的升級和農村社會治理結構的重塑‍‌‍‍‌‍‌‍‍‍‌‍‍‌‍‍‍‌‍‍‌‍‍‍‌‍‍‍‍‌‍‌‍‌‍‌‍‍‌‍‍‍‍‍‍‍‍‍‌‍‍‌‍‍‌‍‌‍‌‍。從數字經濟的結構特性來看，多數學者從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個維度去定義數字經濟，普遍認為前者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先導產業，后者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 隨著大數據價值的顯現和治理現代化要求的提高，數據價值化和治理數字化也被認為是數字經濟建設的重要內容。

　　鄉村建設論文范例： 三改一留、流量分配與鄉村旅游發展模式研究

　　從鄉村發展的著力方向來看，黨中央提出的鄉村振興二十字總體要求可以凝練為在經濟和治理兩大方面要走向現代化，這與數字經濟在產業數字化和治理數字化方面的建設內容不謀而合。 因此，結合上述分析，可以構建出以數據要素和數字產業為根本動能、以數字農業和數字鄉村治理為著力引擎的數字振興鄉村動力機制框架。 其經濟邏輯在于，通過創建孿生于真實世界的虛擬空間，可以利用各種數字化工具去影響社會現實，從而最大程度地推動鄉村經濟和治理成效優化。

　　基礎層：數字振興鄉村的根本動能。 一方面在于釋放數據要素紅利。 隨著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正式將數據列為新生產要素，數據紅利釋放對破解鄉村低水平發展困境具有越來越重大的戰略意義。 具體而言，首先，數據要素利用能推動農業生產技術變遷，優化農業生產經營方式。 在農村勞動力稀缺、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生產方式過于粗放的背景下，數據要素能夠促使農業生產經營朝精準化、集約化、綠色化和智能化方向轉變，有效提高農業資源的利用率和農業生產效率。 其次，數據要素利用能有效緩解信息不對稱，激活城鄉要素資源流動。 在信息高度流通以及大數據分析應用下，數據流將實現對經濟體系的全要素數字化改造，從而促進城鄉產業鏈、價值鏈、資金鏈、人才鏈和創新鏈的高效協同。

　　另一方面在于強化數字產業支撐。 利用好數據要素還需解決好數據采集、分析和應用三大問題，這不僅涉及硬件智能設施的配套使用，也需要數字信息技術的進一步匹配。 而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裝備和技術源泉，數字產業不僅可以為數字鄉村建設提供必要的硬件配套設施，包括5G 基站、物聯網設備和大數據資源平臺等設施; 而且能夠提供最先進的數字技術支撐，促進數字化工具與農業農村發展相融合。 進而，在新型數字化服務主體的服務盤活下，鄉村數據要素得到規模采集和高效運轉，真正實現數據驅動式的數字鄉村發展格局。

　　建設層：數字振興鄉村的有力保障。 一方面，在產業層面上作用于農業數字化轉型。 早期，農業數字化主要聚焦于生產環節，屬于產業鏈上游生產方式的革新。 隨著數字農服應用場景的拓展，數字農業不再局限于生產環節的數字化輔助決策和智能管控，而是加速對傳統農業各領域、各環節的全方位、全鏈條的數字化改造，真正實現產前、產中和產后的深度融合。

　　農業數字化的表現和意義在于：第一，數字金融科技能夠幫助金融機構有效識別農戶的經營畫像，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違約風險，推動了資本要素下鄉。 第二，數據的溢出和乘數效應提高了農戶的知識技能水平，改善了傳統農業生產信息要素缺乏的軟環境。 第三，數字化平臺的應用促進了農業生產資料和農產品的產銷對接，有助于農業從田間到餐桌全過程的品質追溯。

　　另一方面，在治理層面上作用于鄉村數字化治理建設。 長期以來，受制于體制、人才和技術的缺陷，基層政府的鄉村治理能力始終較為低下，導致難以對農務、村務、商務和政務等問題形成有效治理。 而數字經濟的介入推動鄉村治理朝信息化、平臺化和智能化方向轉型，通過重塑治理秩序引領了鄉村經濟社會發展。 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數字化工具應用帶來鄉村治理方式的轉變。 在數字技術驅動下，鄉村治理從以部門為中心的碎片化治理向以平臺為中心的整體性治理轉變。

　　政府通過構建政務信息系統、智能監測體系和農業農村大數據平臺，實現了從“被動抵御”到“主動出擊”的治理模式變革，方便社會共治的同時也加強了對重大風險的防范化解。 其次，鄉村治理數字化推動公共服務有效供給。 數字農業農村服務體系的構建不僅有利于壓縮時空距離，促進公共資源的下沉，而且提高了服務供給的精確性和便利性，充分滿足村民在生產、就業、辦事等方面的服務需求。

　　數字振興鄉村的經驗與模式

　　數字振興鄉村的關鍵在于利用好數字化工具，并作用于數字農業轉型和數字鄉村治理，才能有效推動鄉村振興目標的實現。 本文聚焦產業端的簡耘科技(簡稱“簡耘”)和治理端的浙江省案例，分析企業和政府如何借力數字賦能助推鄉村振興。

　　簡耘模式：“數據+ 服務”驅動農業現代化發展。 簡耘是一家于2019 年注冊的專注于服務馬鈴薯產業的數字科技企業，其開發了一套馬鈴薯生長監護線上系統，通過線下土壤儀、氣象站、無人機等物聯網設備的自動化數據采集，以及每周一次的巡田抽樣和實驗室檢測，獲取了超過1 億條馬鈴薯生長數據，實現了農業生產經營由傳統經驗判斷到數據智慧決策的轉變。 在這一模式中，大數據價值變現的關鍵是AI 算法模型的開發應用和供應鏈服務閉環的構建。

　　具體來說，一方面，簡耘團隊深耕與馬鈴薯生產相關聯的大數據算法領域，研發了一套營養模型、灌溉模型、病害模型和估產模型，為馬鈴薯種植提供千人千面的精確化、專業化和智慧化的農事解決方案。 另一方面，簡耘通過為經銷服務商和馬鈴薯種植戶構建數字平臺，以實時推送的方式讓后者精準掌控田間生長和環境的狀況，并按時發送最優化的田間管理方案，促進了農資經銷商和農機服務商為農戶提供精準農事服務，提高了資源配置和農技服務效率。

　　在現階段，簡耘模式得到了廣泛應用并取得了良好成效，截至2020 年底，簡耘系統覆蓋了30.6 萬畝土地，服務薯農超過500 個、經銷服務商14 個; 使用系統的薯農畝生產成本由3000 元降至2346 元，畝產量平均能提高1000 斤左右，并帶來了不低于10%的綜合收入提升。 這主要歸根于簡耘通過大數據應用與社會化服務的有機結合重塑了農業生產體系，在有效防范農業生產風險的同時，也實現了在最合適的時間進行最適量要素投入的最優化選擇。 進而，在對生產環節全方位數字化改造的基礎上，促進了馬鈴薯流通的信息透明化和全程可追溯，有助于馬鈴薯交易成本的降低和市場監管能力的提升，最終推動了農業現代化發展。

　　浙江模式：“基建+ 改革”搶占鄉村治理現代化高地。 浙江是數字鄉村建設的先行者，《縣域數字鄉村指數(2018)》研究報告指出，浙江省有39 個縣入選數字鄉村發展百強縣，整體數字鄉村發展指數位列全國第一。 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背景下，浙江交出了一份可借鑒的數字化治理“答卷”。 浙江推動鄉村振興的治理經驗可以概括為：一是高度重視鄉村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 浙江在2003 年便率先啟動了“數字浙江”計劃，強調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 此后，浙江為推動治理現代化變革和數字鄉村建設，不斷加強在軟件層面的通信基站、物聯網、人工智能和衛星遙感以及軟件層面的電子商務平臺、政務信息系統、大數據資源中心和終端服務平臺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

　　僅2019 年浙江省農業農村信息化財政支出便達到了53.3 億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近8 倍; 社會資本投入方面更是達到了190.5 億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1 倍。 領跑全國的資本投入夯實了浙江新基建，也改變了鄉村治理格局。 其表現在城市的醫療、教育和文化等公共資源通過網絡平臺加速下沉到鄉村; 在線化辦事和服務壓縮了時空距離，提高社會運轉效率; 網格化和透明化管理推動了社會的廣泛參與，使鄉村由單向管治變為社會共治。 二是積極探索鄉村治理的數字化改革道路。 在政務方面，浙江通過“四張清單一張網”“基層治理四平臺”“組織在線五級行政區劃”“最多跑一次”等政務系統改革，推動了鄉村智治的平臺共建、業務協同、流程再造和主體聯動，切實提高了鄉村治理效能。

　　在商務方面，浙江的農村電子商務體系始終處于高速發展時期，2019年已基本實現電商服務站的村域全覆蓋，淘寶鎮數量更是久居全國第一。 這要歸功于浙江的鄉村數字化治理試驗，加大力度培養數字人才隊伍，不斷減少數字貿易的政策性壁壘，為電商企業賦能鄉村經濟創建了一個開放包容的軟環境，最終推動了農村電商的繁榮。 在農務方面，為解決農業信息化、集約化和標準化程度較低的難題，浙江著力構建“天空地”一體化的數據采集系統、打造智慧農業云平臺，形成覆蓋全省的三農大數據體系。 通過加強數字技術在農業生產管理、監測預警和安全追溯等方面的應用，全面補上了傳統農業的發展短板。

　　政策啟示

　　數字經濟為鄉村振興提供了新工具和新契機，但要真正將數字動能轉化為拉動鄉村發展的效能，關鍵還在于創新鄉村發展模式，而不能照搬城市化的數字發展道路。 通過研究簡耘與浙江在產業數字化和治理數字化方面的發展經驗，本文提出以下兩點政策建議：

　　一是持續推進以社會化服務為驅動的從上游延伸至下游的農業數字化轉型。 數字化工具應用的高技術投入、零邊際成本和強擴散效應決定了數字科技服務化才能更好地釋放鄉村數字紅利。 再者，解決農業現代化問題的關鍵還在于生產端，只有利用數字化服務打通了生產環節的信息屏障，農業生產和經營方式才能徹底優化，產業鏈中后端的問題才會迎刃而解。 因此，要發展多種數字農服模式，有效盤活農業生產中的數據資源，利用數字技術著力解決農業產業鏈的痛點問題。

　　二是不斷加強以政企聯動為導向的從上層賦能于下層的數字鄉村治理改革。 由于數字鄉村治理是一個“釋權”的過程，其本質在于利用數字化工具構建全社會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生態，并且政府在數字技術研發、應用和服務方面相較于科技企業并不具備優勢。 因此，在鄉村治理的邏輯轉變和技術需求的雙重約束下，政府不僅要在頂層設計方面減少數字科技企業服務鄉村振興的政策性壁壘，通過政企合作項目推動鄉村數字新基建的加速構建; 而且要在基層治理層面出臺相應的政策激勵措施，加強當地政府與科技企業在鄉村數字化治理領域的協同合作，讓政府成為引領改革航向的“掌舵者”，讓企業成為推動改革前進的“劃槳者”，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

　　作者：鐘真 劉育權 李海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