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當前村莊精英持續外流以及村委會選舉的擇優選拔功能難以有效發揮的形勢下，構建一套科學有效的村干部培養機制以實現和維持村莊政治精英再生產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浙江省東部經濟發達地區D村和S村的內生型村莊政治精英再生產比較成功地解決了所在村莊政治精英的良性更替問題。然而，內生型村莊政治精英再生產因受村莊人力資源、村支書的公共責任與理性精神、村莊政治生態等多種因素的限制還難以普遍生長，同時，行政主導的外部嵌入型政治精英再生產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因此，需要整合和調整外部嵌入和村莊內生兩種路徑，形成二者相互補充和配合的系統協同機制，逐步構建起科學有效的村莊政治精英再生產的長效機制。

　　關鍵詞:村莊，政治精英，精英再生產

　　一、問題的提出

　　發軔于農村的40多年改革開放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鄉村圖景，帶來農村的整體性變遷，也極大地改善了千萬農民家庭的生存境遇。然而，農村的整體性進步并沒有掩蓋村莊發展的差異性與不平衡性。在素以縣域經濟發達著稱的浙江，鄉村振興走在了全國前列，總體上呈現出一幅生活富裕、社會安定、鄉風文明、環境優美的景象。但是與此同時，村與村之間集體經濟水平與面貌的差距則不斷放大，小康村與后進村對比鮮明、差距懸殊。浙江農村的發展充分證明，一批小康村在改革開放年代崛起，除了得益于黨和國家的制度紅利及其自然稟賦之外，往往與村莊政治精英的引領和奉獻密切相連。農村老百姓口中的“村子富不富，關鍵看干部”“村子強不強，要看領頭羊”等通俗話語，折射出了政治精英帶領農民致富和促進村莊發展的關鍵性作用。

　　“精英政治是中國基層政治的常態形式，只是不同時代精英的類型和內涵不同而已。”[1]即使是農民自治權得到高度發展和充分強調的今天，政治精英仍然在鄉村治理中起著主導性作用。然而，當前村民自治的制度設計并不能很好地解決鄉村治理中的精英培養與良性更替問題。改革以來，農村社會的劇烈分化以及宗族、宗教等各種勢力的滲透，使理想化的村委會選舉往往淪為“村匪村霸”及“資本強人”的“角力場”，導致其擇優選拔的功能無法得到有效的發揮。不僅如此，在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虹吸效應下，村莊精英持續外流顯然又進一步放大了村委會選舉的負面效應。嚴重匱乏的村莊人力資源實際上難以支撐村委會選舉制度的良性運作，成為嚴重影響村莊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瓶頸。在上述因素的綜合影響下，村莊政治精英的更替后繼乏人以及老化問題十分嚴重，一些優秀村支書長期連任而得不到更替。因此，如何構建一套科學有效的村干部培養機制以實現和維持村莊政治精英再生產，是推進鄉村振興的關鍵。

　　二、文獻梳理與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精英再生產的理論研究

　　精英再生產在西方學術話語中有著特定的內涵，它是西方學者分析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市場轉型中精英流動問題所提出的概念。20世紀90年代，國外學者研究俄羅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市場轉型過程中的精英流動問題時形成了兩種相互競爭的觀點，美籍匈牙利學者伊萬􀅰撒列尼將其概括為精英再生產理論和精英循環理論。精英再生產理論認為，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并沒有改變精英的社會構成，老權貴精英運用政治權力攫取私人財富，繼續維持社會結構的頂層位置。精英循環理論則認為，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轉型造成等級結構頂部發生結構性變化，一些老權貴精英被推下特權位置，而一些新生力量向上流動成為新的政治精英。[2]

　　比較精英再生產和精英循環這兩種理論可見，精英循環強調的是社會變革前后精英結構的變動，而精英再生產則強調社會變革前后精英的主體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發生改變的只是精英的類型。西方學者關于市場轉型中精英流動問題的研究對中國學術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較早關注這一問題的王漢生認為，改革以來農村精英的變動既有新精英對落伍舊精英的替代，又有舊精英集團內部的差異和轉換。[3]宋時歌提出的“干部權力轉換延遲”理論則指出，中國改革早期出現的“精英流動”現象并不能否定社會分層的主流是精英再生，中國的市場改革并沒有減少由再分配體制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反而提供了一種產生甚至是強化社會不平等的干部權力轉化的機制。[4]

　　韓福國、宋道雷則通過對魯中三村案例的剖析揭示出“新貴精英”融合利用體制內以權力資源為主體的各種資源實現代際傳承，而傳統精英通過文化與經濟資本的發掘實現“翻身”。隨著市場改革的深化，兩者的再生產機制表現出均依賴于文化資源的共同趨向。[5]對市場轉型過程中精英循環和精英再生產的討論，其實質所涉及的是政治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三者之間的可轉換問題，其轉換的限制是否嚴格，將對改革后的精英形成產生重要的影響。

　　孫立平關注到不同類型資本的可轉換問題，但他認為中國市場轉型中的精英形成并不能用資本轉換的理論來解釋，事實上，中國政體連續性背景下的經濟體制改革并沒有削弱政治資本的強勢地位及其通過政治權力對其他類型資本的操控，整個社會中的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種高度不分化的總體性資本的狀態存在著的，從而使中國社會的精英形成表現為一個掌握政治資本、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總體性資本精英集團。[6]從現有的研究來看，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精英形成的問題并沒有一致的結論，但是相關研究對精英形成規律及機制的揭示，不僅有助于闡釋中國市場轉型中的社會結構變遷以及這一變遷背后的制度背景，而且也為當前村莊政治精英的培養與良性更替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二)村莊政治精英再生產概念的界定

　　村莊精英不同于一般的村民，他們因自身掌握的優勢資源而在村莊公共事務和生活中有更大的影響。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社會精英是學術界對農村精英比較常見的分類，所依據的標準是農村精英所掌握的資源和發揮影響的領域。村莊政治精英是指掌握村莊正式權力資源的村干部，其權力得到國家法律法規授權或國家政權認可，有研究者又將其稱為體制內精英。[7]近年來，各地在村級組織換屆中堅持精簡、高效原則，村兩委成員普遍交叉任職并兼任其他村級組織職務，村莊政治精英主要包括村兩委成員，而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又居于中樞地位。本文旨在剖析和討論當前農村人力資源嚴重匱乏背景下村莊政治精英的培養路徑及機制建設問題。

　　因此，本文的村莊政治精英再生產不同于西方學術話語中精英再生產的特定內涵，而是指為了維持和推進村莊的可持續發展，通過村兩委領導崗位培養，塑造貫徹國家意志和致力于村莊發展的村莊政治精英的過程。從培養的路徑來看，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內生型政治精英再生產，即村莊利用內部人力資源自覺培養村莊政治精英的模式，另外一種是外部嵌入型政治精英再生產，即國家通過引入外部人力資源培養村莊政治精英的模式。兩種模式都為村莊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領導人才保障與支撐，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當前村莊政治精英良性更替的問題。

　　三、村莊政治精英再生產:D村和S村的案例

　　D村和S村是浙江省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兩個村莊。這兩個村在村書記的帶領下都實現了從落后村到先進村的轉變。兩個村的村書記非常重視接班人的培養，分別探索出具有典型意義的接班人培養路徑，實現村莊政治精英再生產。

　　(一)D村:從經濟能人到村主任

　　1.D村的“小康村”發展之路。

　　D村村域面積1.58平方公里，2017年，該村有村民小組4個，村民733戶，人口2202人。經過10多年的發展，D村從原來的一個臟亂差村發展為“省級全面小康新農村建設示范村”。2011年，村黨組織升格為黨總支，共有黨員106人。D村發展到現在具有以下特點:一是村集體經濟實力強，村民收入水平較高。落戶在D村的個私企業有40余家，總資產2.8億元，村級可支配收入280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21903元。二是村莊整潔、環境優美。2000年，該村委托有關單位制訂了一個詳細的村莊十年規劃。

　　2012年開始積極爭創“美麗鄉村”示范村、精品村，成功創建了市、區兩級“美麗鄉村”精品村。三是村莊治理形成品牌。經過探索，逐步形成了“黨組織核心領導、村委會組織實施、村監會民主監督、社會組織有效補充、村民積極參與的村級治理體系”。除了地處經濟發達的區域位置之外，D村的發展與該村黨總支書記徐華林的實干、奉獻有著密切關系。1999年7月，徐華林經鎮領導動員，放棄鎮郵電支局局長的職務和7萬余元年薪的待遇，回到D村擔任村支書。徐華林上任后，抓住歷史機遇，創新發展思路，通過大力引進企業、建設廠房出租、建設外來職工公寓出租等舉措壯大集體經濟，使D村迅速發展成為遠近聞名的小康村。徐華林不僅發展經濟有思路、有魄力，而且創新意識、奉獻意識強。他把努力為群眾做事情作為座右銘，贏得了村民的肯定、認同，也樹立了很高的威信。

　　2.接班人的培養。

　　徐華林生于1959年，自1999年以來長期擔任D村書記。考慮到自己終有退休之日，為了保持和鞏固D村的發展成果，他前些年就已開始物色和培養接班人。最終，沈云祥成為了他看中的人選。沈云祥是村里的經濟能人，曾經營一家紡織企業。沈云祥先是作為村黨總支副書記受到培養，在農民公寓二期、6個一百萬精品村工程等項目建設中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才能，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2017年的村級組織換屆中，由于原來的村主任病逝，他當選為村主任。經過幾年的培養和鍛煉，沈云祥得到了村民的認同，實現了從私營企業家到村莊優秀領導者的轉變。

　　(二)S村:從回村大學生到村主任

　　1.S村的基本情況。S村坐落于城區邊緣，交通便利。2017年，該村有村民247戶，人口676人。S村的發展經歷了從“落后村”到“先進村”的蝶變。10年前，S村是鎮里有名的貧困村，村里沒有一條水泥路，也沒有像樣的辦公場所。現在S村的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一是村集體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年收入達30多萬元，還清了300多萬元的欠債。二是民生保障得到了提高。全村60歲以上老人有190余人。S村投入300多萬元建成了全市最大、功能齊全的居家養老服務中心，老年人的生活得到了明顯改善。三是村莊環境和面貌煥然一新，通過挖掘村莊歷史，形成了獨特的“師爺文化”品牌，成功創建了省級文明村。S村的進步和發展也是與村支書駱青國的敬業和奉獻分不開的。駱青國是村里的致富能人，他開辦了一家效益不錯的五金廠。2007年8月，他被任命為村支書。上任后，他自掏腰包替該村還了5萬元欠款，通過興建1.5萬平方米的庫房出租、流轉村里集體土地出租等舉措，很快改善了村集體經濟狀況。在環境整治方面，依托村莊的“師爺文化”歷史，以美麗鄉村建設為契機，打造“師爺文化”村落，發展鄉村旅游。為了讓村民改變陋習、樹立公共意識，推行村規民約制度，以提高村民的文明素養。駱青國的治村思路不僅使S村摘掉了落后村的帽子，他自己也從一個私營企業家成長為一名村莊領導者。

　　2.接班人的培養。由于S村原來的村主任年齡較大，駱青國在擔任村支書之后就開始物色合適的村主任人選。后來，回鄉大學畢業生駱志豐進入了他的視野。2014年村委會換屆中，年僅27歲的駱志豐在村支書的支持下當選為村主任。駱青國認為，應該快速培養年輕人，給村領導班子帶來活力。駱志豐上任后，協助村支書推進項目建設，學習群眾工作方法，培養基層工作能力。經過幾年的鍛煉，他已經能夠獨當一面，在村里樹立起了一定的威信。在2017年的村委會換屆選舉中，駱志豐獲得了較高的票數，成功連任村主任。

　　四、內生型村莊政治精英再生產的基本特征與生長條件

　　D村和S村的案例說明，一些富裕村莊已經意識到培養村莊接班人的重要性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和經驗。兩個村基于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有意識、有目的地培養村干部的模式是一種內生型政治精英再生產。相比于行政主導的外部嵌入型模式，內生型村莊政治精英再生產不僅更容易得到村民的認同，而且能夠培養出更合適的村莊領導者，對村莊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

　　(一)內生型村莊政治精英再生產的基本特征

　　第一，它源于村莊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求。D村和S村所取得的顯著進步來之不易，而要持續推進村莊發展更非易事。改革開放以來被解除束縛的村莊逐步走向“原子化”，其后果是村莊原有的組織性內聚力裂解、村莊出現劇烈分化及內部各種有機互動缺乏，[8]給村莊治理和整合帶來了困難。村莊治理和發展的成效往往取決于村莊政治精英整合村內外各種資源的能力，尤其是能否有效動員普通村民參與村莊的建設與治理。D村和S村在改變之前呈現出的是富裕的農民家庭與臟亂的村容村貌、羸弱的集體經濟并存的尷尬局面。D村和S村的兩位村書記迎難而上，重新凝聚起村莊分化、渙散的人心，并讓村民在村莊事務參與中孕育出集體意識和公共精神，構成村莊發展的強大向心力。

　　當前，對于經濟發達的農村而言，村莊公益事業和公共福利的剛性支出與新常態下村莊集體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構成了村莊發展的新挑戰，而無論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是推進美麗鄉村建設，鄉村都面臨著艱巨的發展任務。在此情境下，能人治村不僅得到了基層政權的認同，而且在村莊成員內部也有著高度的共識。然而，德才兼備的村莊能人畢竟是稀缺資源，其產生更不是自然而然的過程。因此，內生型村莊政治精英再生產正是因應村莊可持續發展的壓力而得以生長，其產生具有深厚的社會土壤和現實背景。

　　第二，它與村莊的自主性呈正相關。有研究者將村落通過自身機制和運用自身資源解決其面臨的公共問題的一種能力和狀態界定為村落自主性。[9]村莊運用內部資源自主培養政治精英的能力是村莊自主性的重要體現。在中國古代，傳統村落的精英更替并不成為一個問題。科舉制的實施不僅改變了職業官僚的來源和構成，而且也影響了民間士紳統治階級的構成，形成了一種生產精英并維持精英的再生產的重要機制。

　　[10]傳統村落的這種精英再生產機制能夠源源不斷地培養出高質量的且符合統治階級意識形態要求的地方治理精英，有助于促成傳統村落自主性的生成，構成村莊穩定的重要基礎。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權力從基層的收縮促進了農民個體自主性的成長，但是并沒有帶來村莊自主性的顯著發展。村民自治從其產生來看具有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特點，但其推廣與最終確立取決于國家權力的介入，這顯然又屬于強制性制度變遷。村民自治的推行過程中，村委會選舉一直受到高度的評價，形成了剛性的制度體系。然而，村委會選舉中由賄選、派系競爭等產生出的地痞、惡霸治村時有發生，村委會選舉通常難以選出德才兼備的村莊治理精英，因而也難以帶來普遍的村莊善治。

　　中國鄉村的熟人社會性質、農民較為狹隘的眼前利益以及宗族、宗教勢力等復雜的綜合因素使國家強制性嵌入的村莊選舉脫離了預期的軌道。在現代化的持續沖擊之下，單一的村委會選舉并不能完全解決村莊政治精英的擇優選拔與良性更替的問題。“選舉本身無法產生好的干部出來，僅靠選舉無法產生合適的當家人”，因此，“村民自治的當下任務就是要加強農村干部的培養，否則，選舉非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使村莊治理趨于惡化。”[11]682-683D村和S村的內生型政治精英再生產是對多年來村莊選舉民主實踐反思的結果，它把優秀村干部的成長作為一個長期的培養過程，使其在這個過程中積累經驗、培養能力、展示形象，并最終成長為新時代所需要的村莊政治精英。內生型村莊政治精英再生產表現出一種高度的理性自覺的，這種理性自覺根源于得到良好發展的村莊自主性。D村和S村在村支書引領下已經形成良好的共同體意識，在此基礎上村莊自主性得以成長，進而促進內生型村莊政治精英再生產的產生。

　　第三，它遵循精英形成的一般規律。大量的研究已經揭示出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市場轉型和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精英形成與轉換的一般規律，即政治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之間的轉換構成了精英流動的基本機理。進入新世紀以來，集體化時期的老一代村干部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對村干部的構成產生了顯著的影響。

　　首先，“富人治村”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20世紀初，義烏作為先行者在全國最早形成具有特色的“富人治村”模式。2002年義烏村級換屆選舉時，在2726名村委會成員當中，“先富群體”當選比例高達60%，在新當選的421名村委會主任中更占到了65%。[12]從浙江全省的情況來看，2008年浙江村級組織換屆完成后，全省2/3以上的村由企業家、工商戶、養殖戶等先富起來的人擔任村委會主任或村黨支部書記。[13]其次，村干部的文化程度也明顯提高。2011年浙江村級組織換屆完成后，新一屆村兩委班子成員中，中專或高中以上文化的占44.2%，比上屆提高了12.3%。大學生村官進村兩委的人數由上屆的741人增加到了3490人。[14]

　　五、嵌入和內生:村莊政治精英再生產的機制建構人類社會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演進賦予鄉村新的價值與意義。當工業化時代興起的一些大城市日益陷入“城市病”的泥沼甚至走向后城市化時代的蕭條時，鄉村振興在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民族復興的進程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同時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廣闊前景和機遇。當前，面對中國鄉村振興的艱巨任務，迫切需要整合和調整外部嵌入和村莊內生兩種路徑，逐步構建起科學有效的村莊政治精英再生產長效機制來保障和推進鄉村的持續繁榮和發展。

　　鄉村論文范文：美麗鄉村建設的邏輯理路

　　摘要:美麗鄉村建設是鄉村全面振興的應有之義，也是新時代鄉村建設的重要內容和指標。馬克思、恩格斯在辯證地批判資本主義城鄉關系時，對未來社會的城鄉特征作了科學預見，為統籌我國城鄉發展、構建和諧城鄉關系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和思想啟示，對當前中國城鄉改革實踐具有指導意義和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