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國體育產業已由高速發展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更好地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成為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訴求。體育新空間作為開展各類體育運動、滿足人民體育需求、促進多元服務消費的重要空間載體，已成為推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新動力。基于“空間生產理論”的三元辯證框架，發現體育新空間呈現出主體更新、制度創新、理念革新的空間新表征，表現出智慧化、場景化、科學化、多元化的空間新實踐，凸顯出以人民為中心的表征空間。最后從創新發展要素的角度，提出建設體育新空間所需的制度、土地、資本、技術與數據、公眾等核心要素的優化意見。

　　關鍵詞：體育新空間;高質量發展;體育消費;智慧數字場景;社會力量

　　體育空間是開展各類體育運動、滿足人民體育需求、促進多元服務消費的重要空間載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要“增加文化體育資源供給，營造現代時尚的消費場景，提升城市生活品質”。這一闡釋明確了體育空間在提升居民生活品質、助力城市更新、培育城市消費新動能等方面的重要價值。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愈發多元的體育需求與不平衡不充分的體育供給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在空間維度上表現為傳統體育空間生產能力和價值傳遞的落后，已無法滿足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訴求[1]。國家體育總局發布的《“十四五”體育發展規劃》首次提出“推動建設體育新空間，創造體育消費新場景”[2]。體育新空間成為激活體育消費、推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空間動力，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空間表達。因此，系統梳理目前我國體育新空間的概念內涵、總結先進經驗做法、厘清空間生產邏輯、提出未來發展方向對于擴大體育消費、推動體育產業動力和效率變革、實現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根本訴求具有重要意義。

　　1 體育新空間的概念

　　溯源、基本內涵與表現形式一般而言，廣義上的空間主要指物理層面上與時間相對的一種物質客觀存在形式。而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不斷加速，“空間”的概念逐漸從物理客觀范疇向“社會空間”演變，演化成為典型的集合概念。其中以亨利·列斐伏爾為代表的學者，從空間生產的角度，認為空間的要素包括空間生產者、空間消費者、空間生產力和空間生產關系等諸多要素[3]。研究初期，體育空間被認為僅指社區體育場地設施及其形成的特定社會環境[4-5]，而隨著體育空間自身內涵與外延的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學者選擇從空間生產關系的角度不斷豐富和擴展“體育空間”的內涵。

　　蔡玉軍等(2014)[6]提出了“城市體育空間”的概念，并指出城市體育空間是指由城市政府主導或直接提供的可供城市居民大眾進行體育活動的場所，具有服務目的和供給主體的公益性等顯著特征。彭國強等(2014)[7]認為城市體育空間是城市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集層次、結構及功能于一體的復雜的動態系統。楊劍等(2016)[8]從居民角度出發，認為城市體育空間內涵體現在與城市居民的互動上。趙均(2021)[9]認為“城市體育空間”是社會分化、社會分層在城市體育空間格局上的反映和表征，是體育要素在城市實體空間分布與相互關系中呈現差異或分化的過程。但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體育消費需求的多元化、精細化、融合化程度不斷提升，體育產業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進程加速，原有的“見縫插針”式、缺乏明確規劃、依附于城市空間的體育空間已無法滿足居民差異化的體育需求，亟須對體育空間進行創新化發展、多元化運營。體育新空間作為居民參與體育活動的主要空間載體，是實現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空間形式。

　　其一，打造體育新空間有利于呼應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根本訴求。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重大轉變要求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必須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訴求，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體育新空間將提供更加多元化、定制化、智能化的體育產品和服務，以更好地滿足人民的體育需求，保障人民的基本體育權益。其二，打造體育新空間有利于貫徹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新理念。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鮮明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是指導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理念根源。體育新空間創新化、系統化地運營，綠色和諧空間的打造、開放共享的核心舉措，是體育產業發展新理念的空間詮釋。其三，打造體育新空間有利于加速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路徑變革。

　　首先，體育新空間以運動項目為核心，豐富了體育產品類型和層次，有助于實現質量變革;其次，新空間的打造深度融入城市更新進程，不斷優化城市體育空間發展布局，是效率變革的空間路徑;最后，以消費為引領的新空間，通過合理應用數字技術，打造消費新場景、新業態、新模式，是動力變革的空間載體[10]。體育新空間是區別于傳統公共體育場館、全民健身場地設施用地的空間，更多是由商業綜合體、老舊廠房、自然景區、城市公園、舊體育場館等原有可用空間與體育場景融合后，經過不斷進化與更新，演化而成的新型體育空間。與傳統體育空間相比，體育新空間的特征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建設主體的多元化。傳統體育空間的參與主體是以政府為主導，遵循從規劃到建設再到運營均由“政府包辦”的模式。而體育新空間則更加注重激勵社會力量參與的積極性，尊重市場規律和機制，政府職能則轉向以環境營造和政策引導為主。二是，建設內容的更新迭代。傳統體育空間是以硬件體育設施為主，科技含量較低的單一物理運動空間。體育新空間更注重 5G、VR、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和數據應用，尤其在“新基建”的建設背景下，不僅是體育設施等硬件條件的智能化、智慧化升級，更是項目體驗、管理運營、休閑娛樂、體育社交等軟環境的多維空間場景創新。三是，價值影響的功能外延。傳統體育空間受到理念和功能的制約，以提供健身服務這一局部效用為主，而體育新空間則是嵌入到城市更新的空間優化進程中，承載著滿足體育需求、改變城市面貌、打造消費空間等多元價值效用。通過文獻梳理可以發現，目前大部分觀點是從城市空間的維度，認為體育空間作為居民滿足體育需求的空間載體，是與城市空間相契合的重要形式。

　　本文結合體育新空間呈現出的新特征，將“體育新空間”的概念定義為以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多元體育需求為根本出發點，以體育參與和運動項目為本質，以社會化、市場化、智慧化為發展導向，引入先進數字技術，創新運營管理模式，為居民的運動參與、娛樂休閑、體育社交等活動提供更加便捷、更加多元、更加智慧、更加場景化的體育載體。隨著城市現代化發展進程加速、體育消費需求升級、產業融合深化，體育新空間在探索實踐過程中，已經涌現出一批經濟效益突出、生產方式多樣、管理運營先進的空間新載體：

　　①以消費業態集聚為核心的體育服務綜合體。區別于以場館改造為主要形式的傳統綜合體，新型體育服務綜合體更加強調業態融合、要素集聚、項目優化和功能集成，通過合理布局消費引領性強的體育項目，融合旅游、健康、教育、養老等業態，集聚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商流等要素，產生經濟活動溢出效應的過程。②以綠色生態健身為主要訴求的體育公園。它將體育場地設施與生態環境巧妙地融為一體，既成為健身休閑、運動訓練、旅游觀光的良好場所，也成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城鎮化發展新生態，是一種便民親民、綠色便捷的健身新空間。

　　③以滿足居民戶外休閑需要為導向的戶外運動基地。主要指合理利用水域、空域、森林、草原等自然資源，依托各類場地設施及營地設施，引入汽車摩托車、航空、山地戶外、水上運動等體育賽事活動，集運動參賽、體育旅游、休閑娛樂、住宿餐飲、教學培訓等多種功能為一體的戶外運動基地。④以主動健康管理為中心的運動健康促進中心。相較于提供基礎健身指導的傳統健身模式，科學化、定制化、智慧化的健身服務成為未來居民選擇健身活動空間的重要因素。運動健康促進中心主要面向全民健身領域，充分發揮社會力量，依靠運動數據支持、服務協同，引入多種運動項目與配套服務，打造成為一站式運動健康服務綜合體。以上 4 類為目前體育新空間的主要呈現載體，隨著消費需求的持續升級和產業發展的不斷成熟，未來會涌現出更多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體育新空間。

　　2 體育新空間的空間生產邏輯與特征

　　2.1 理論分析框架

　　“空間轉向”(spatial turn)思想潮流起始于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法國學者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是這場轉向中最具公眾影響力的奠基人，他以馬克思的實踐生產理論體系為基本框架，提出了“空間生產理論”。他認為空間生產過程就是空間被開發、設計、使用和改造的整個過程[11]。空間生產經典理論最大的貢獻在于納入空間層面以解釋各類社會經濟及制度問題，構建了社會屬性、歷史性與空間性得以實現有機結合的空間生產理論三元辯證分析方法，也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研究基本范式與理論體系，對很多領域的相關研究成果有著深刻啟發意義與較好的可闡釋性，可繼續深入分析當今各類社會經濟常見現象以及其機制機理。空間生產理論體系認為物質空間到社會空間的實現或再生產是緊緊圍繞 3 個核心要素逐步展開的，依次是空間表征、空間實踐以及表征空間，構成了三元空間生產的分析整體框架，架構了空間生產經典理論的基礎。

　　①空間表征，屬于整體空間被構想的維度。它是一種概念化的空間感受，通常被認為是科學家、規劃師、技術官僚的空間創造，具體表現為規劃、藍圖等。空間表征在空間生產理論框架中常常處于主動的支配作用和地位。②空間實踐，它是空間被感知的層面，是空間的行為主體實施有意識、有計劃的行為方式占領與支配生活空間的動態過程。③表征空間，屬于一種直接經歷和生活的實用空間，是居民和使用者的空間感受。作為空間實踐過程的響應，表征空間在空間生產理論框架中大多處于被支配的被動地位[11]。基于相關學界對三元空間的不同解讀，空間表征被認為是公共權力利用政策、制度與規劃等形式，逐步實現對制度空間的生產;空間實踐主要指資本作用影響下物質性的并可實現市場價值增值的經濟空間生產過程;表征空間則是各個生產主體在利益關系或生產關系作用下由社會關系所生成的社會生活空間[12]。在對體育新空間的空間生產機理以及多主體的互動關系研究中，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經典理論是一種有著理論價值與適用性的獨特視角。

　　首先，相對成熟的“空間三位一體分析核心框架”串聯起體育新空間中居民、政府、社會資本、經營者等多元利益群體，構建的“空間研究三元辯證法”也為系統分析多元利益群體之間實際關系提供了更為成熟的理論思維邏輯。體育新空間的三元要素之間是一種互動影響的格局關系，體育新空間的空間表征在三元空間中處于主導地位，并自上而下直接影響著空間實踐，而空間實踐和表征空間相互影響，并通過自下而上的利益訴求反作用于空間表征。科學合理有效的空間表征有利于實現協調有序和富有特色的體育新空間生產，也可促進表征空間的和諧融洽。空間實踐的不協調與表征空間的不和諧也會促使空間表征的改變，和諧融洽的表征空間將有利于空間表征的有效實施。

　　2.2 體育新空間的空間表征空間表征是對空間的概念化想象，體現出管理群體的權力、知識與意識形態[13]。對體育新空間而言，空間表征是理想化的空間建構，這種建構由政府的建設規劃與政策推動、資本力量的介入和公眾的需求表達共同引領。目前，體育新空間仍處于初步探索和發展期，建設主體需通過政策、制度與規劃等形式，對體育新空間的發展導向、建設標準、功能價值予以界定。在此過程中，我國體育新空間的空間表征呈現出以下特征。

　　2.2.1 空間表征的主體更新：從政府主導到社會力量介入作為空間表征的主要權力話語者，當地政府的行動邏輯遵循長久以來在政府治理領域中自然習得的慣習，按照其所認同的意識形態和操作方式來實現其體育新空間的空間構想，通過空間規劃、調整用地等手段打造與體育發展相適應的空間形態。以大型體育場館和全民健身設施為代表的傳統體育空間主要由政府主導，普遍存在“重建設、輕運營”的問題。以往多數大型體育場館是以滿足辦賽需要為核心訴求，缺乏對相關消費業態的空間布局進行前期規劃，使得賽后場館的可持續運營與市場開發受阻;而全民健身設施則是按照體育公共服務的標準由政府投資建設，通常由事業單位進行運營和管理，導致市場介入和社會參與程度不足。隨著居民體育需求的日趨多元，建設與運營成本的迅速攀升，社會力量逐漸成為優化資源配置、創新融資模式、提升服務質量、改善運營管理水平的主導力量，也是體育新空間發展的突出特點[14]。

　　一是，社會資本與政府合作的模式更加靈活。對于傳統體育服務綜合體、體育公園等需要場館、土地等重資產支撐的體育空間，以往主要由政府負責空間的選址建設和全流程管理運營。隨著核心要素市場化配置程度不斷提升，政府可以采取建設-運營-移交(BOT)、建設—擁有—運營—移交(BOOT)、設計—建設—融資—運營—移交(DBFOT)、建設—移交—運營(BTO)、轉讓—運營—移交(TOT)、改建—運營—移交(ROT)等多種模式，吸引社會力量共同參與體育新空間的市場化運營。

　　體育服務綜合體是當前階段體育新空間建設中較為成熟的典范，以上海市翔立方體育文化綜合體為例，該項目由南翔鎮政府下屬的南翔智地產業園承擔基礎建設，而綜合體內部的體育設施設計、運營管理系統的開發則由兩家民營企業共同承擔，項目建成后完全由民營企業進行市場化運營。類似靈活的政企合作方式，有效疏通了社會力量參與體育新空間建設的制度、資源、技術等核心要素的障礙，拓寬了體育新空間建設的融資渠道。二是，社會力量參與有效促進了新空間的可持續運營。政府主導下的傳統體育空間運營，由于其公益性屬性和缺乏有效的制度和利潤約束，使得傳統體育空間的沉淀成本居高不下。而隨著社會力量的深度參與，為體育新空間的可持續運營提供了新思路。

　　如傳統體育公園的管理服務是由政府統籌規劃的“全包模式”，導致傳統體育公園每年的運營維護費用完全依靠政府的財政扶持。而蘇州、鹽城、杭州等地已經開始探索新空間背景下體育公園的創新經營，通過政府購買、合同外包、特許經營等市場化經營模式，或與社會機構組成合資企業，引入第三方企業化運營，顯著推動了體育公園管理的專業化發展，逐步構建了可持續發展的體育公園運營體系。三是，企業的商業視野優勢和運營專精化優勢不斷釋放。對于戶外運動基地、運動健康促進中心和其他體育新空間而言，除了資金支持，更需要豐富的業態、靈活的運營模式支撐其獲得良好的效益。

　　一方面，企業的商業嗅覺有助于實現空間增值。如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馬山縣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稟賦，但是由于缺乏相應市場主體的入駐與運營，空間增值過程陷入阻滯。為此馬山縣政府采取“中國登山協會+政府+企業”合作模式，近年來累計撬動社會資本達十多億元[15]，企業通過商業化運作將當地戶外攀巖項目推至全國，并將其打造成為全國知名的戶外運動基地。社會資本的逐利性使得社會力量在體育新空間的建設過程中，會更加敏銳地尋找商業機會，讓空間運營更可持續。另一方面，企業參與運營更易形成專精化優勢。社會力量在參與體育新空間的項目建設過程中，積累了大量建設、運營、改造等方面的專業經驗，使得社會力量逐漸成為運動健康促進中心、戶外運動基地等體育新空間標準制定的重要參與方。

　　如江蘇省體育產業集團所屬江蘇蘇體運動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承辦了江蘇體醫融合(運動健康促進中心)機構建設與服務標準化試點項目，在探索建立運動健康促進中心管理、運營、服務體系方面取得積極成效，推進了運動健康促進中心在項目制定、數據平臺、創新應用等方面的產業化標準建設。社會力量在介入體育新空間的生產過程中，會積極引入和沿襲企業在項目運營中關于流程再造、協作分工等方面的管理經驗，針對不同形態的空間載體設計出更加專業化和精細化的管理方案，甚至成為體育新空間建設標準的重要決策力量。

　　2.2.2 空間表征的制度創新：以服務為導向的空間治理區別于政府主導型的傳統體育空間，體育新空間在建設和運營過程中，政府的職責和定位主要體現在要素供給、政策服務、標準制定、市場監管等方面。政府通過優化政策規劃和創新制度安排，引導社會力量打造布局更為合理、活力更加迸發、配套服務更為豐富的體育新空間，不斷提升體育新空間的空間治理水平。

　　2.2.3 空間表征的理念革新：以消費為引領的空間轉化亞當·斯密認為：“消費是所有生產的唯一的終點和目的。”[16]空間消費是空間資本一次完整運動過程的終點，也是下一次空間資本運動的起點，空間資本歷經空間生產、空間流通、空間交換等 3 個階段之后，必須通過空間消費才能在最終意義上完成一次圓滿的空間資本價值增值運動[17]。鑒于上述邏輯，體育新空間不僅是運動場景，更是體育消費的空間載體，是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消費新動能。

　　一是，逐步打破傳統思維模式。隨著空間表征的主體更新，社會力量在介入體育新空間的建設過程中，應打破面向政府即 G 端的固有思維模式，從供給側出發，進行思維轉變，思考消費者即 C 端的支付意向，搭建體育服務新載體，優化體育消費新環境。投資方要沖破傳統空間的運營方式，不斷創新體育消費產品，激發體育消費行為、提升體育消費內涵，滿足群眾多層次、多樣化的健康和休閑需求[18]。二是，理清體育新空間的消費邏輯。體育新空間的消費引領，不同于傳統體育空間以運動項目收費為主要營收來源，而是運動前、運動中、運動后的引致和外溢消費，運動本身或運動中的消費只能覆蓋成本或略有盈利，而運動前或運動后的增值服務消費才是核心消費流，對于投資人和企業家而言，正確的體育商業模式是建構運動吸引流量、配套商業吸附流量二次變現的復合運營構架。三是，創新空間消費實踐。

　　基于上述消費邏輯，在具體實踐過程中，一方面，要充分釋放“體育引流”的溢出效應。如競賽表演業作為體育產業的核心產業，逐漸成為體育新空間集聚人流、吸引消費的重要內容載體。如德清莫干山戶外運動基地通過承接長三角區域青少年戶外研學活動、品牌賽事活動，以賽引流、促進消費，為當地戶外運動基地的發展提供了人流和信息流。

　　另一方面，要重點集聚相關消費業態，承接體育引流增量。體育產業的正外部性，使得體育新空間在空間生產過程中，從單一體育消費走向多元復合消費。如即將開業的成都拓高樂體育娛樂中心以高爾夫運動為核心，同時引入屋頂兒童活動空間以及 3 家不同理念的高品質餐廳與主題酒吧，以體育娛樂衍生餐飲社交新場景，涉及休閑、餐飲、娛樂等多個領域。體育新空間在引致消費的過程中，應堅持以體為主、業態集聚，從單一消費向協同消費轉變，構建體育消費新空間、新場景、新模式。

　　2.3 “新基建”背景下體育新空間的空間實踐空間實踐是指由空間話語權者構想出來的空間表征被實際塑造的過程。本文中體育新空間的空間實踐是指空間被具體化的過程，是經過空間實踐后構想出的符號化、具象化空間。隨著我國“新基建”建設進程的不斷加速，以技術創新為驅動，以數據為核心，以信息網絡為基礎，提供數字轉型、智能升級、融合創新等服務的新型基礎設施體系將為體育新空間的實踐帶來無限可能。“新基建”包括以 5G、物聯網、工業互聯網、衛星互聯網為代表的通信網絡基礎設施，以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技術基礎設施，以數據中心、智能計算中心為代表的算力基礎設施，是支撐傳統基礎設施轉型升級、創新基礎設施建設的重大工程。體育新空間的打造必將充分發揮“新基建”的建設紅利，成為數字經濟賦能體育產業的樣板空間，從空間維度上推動體育產業效率和動力變革。

　　2.4 體育新空間的表征空間——以人民為中心在體育新空間建設中，有特定權力或資本加持的群體往往擁有更多的空間生產權利，在體育新空間中處于強勢地位。作為運動參與主體的普通公眾雖然是推動空間生產實踐的重要力量，但往往淪為空間生產中的弱勢群體，只能通過“用腳投票”或被動接受方式參與其中。而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是以增進人民福祉為宗旨的更高水平、更可持續的發展，因此在體育新空間的建設過程中，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關切人民的體育需求，并及時調整和反饋人民的空間訴求[22]。

　　3 體育新空間高質量發展的實踐路徑通過前面的理論與案例分析，可看出體育新空間中空間生產三要素之間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輔相成的關系。本研究認為在體育新空間的空間生產過程中，科學合理有效的空間表征是實現體育新空間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前提，形式多樣、內容豐富、數字創新的空間實踐是體育新空間高質量發展的物質基礎，和諧穩定的表征空間是體育新空間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進而實現權利、資本、公眾三元利益主體的正向高效協同。本文最后從創新要素的角度出發，提出體育新空間未來高質量發展的具體舉措。

　　4 結語

　　未來一段時間，體育產業將邁入成長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關鍵階段，“消費引領、創新發展”將成為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邏輯主線。體育新空間將不僅成為實現體育產業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空間支撐，更承載著遵循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更好地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功能屬性。隨著城市更新進程的加速，“新基建”建設的逐步推進，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應用成熟，由社會力量主導的體育新空間仍將不斷發展創新，演繹出形式更加豐富、內容更加多元、消費帶動能力更加強的空間載體，成為居民享受日常生活的重要空間選擇，以及城市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的核心體育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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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黃海燕，曾鑫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