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框架理論是認識社會現象的一種新視角,中國和烏克蘭高等教育的合作有必要在一定的框架理論下進行詮釋。通過框架理論分析中烏高等教育合作具有文化差異的合作前提、互尊互信的合作過程以及互通有無的合作追求等方面的基本樣態。搭建平臺,構建中烏高等教育合作框架;制定政策法規,加強中烏高等教育合作保障;凸顯特色,形成中烏高等教育合作模式,是中烏高等教育合作的主要發展策略。

　　關鍵詞:框架理論;高等教育合作;教育交流;一帶一路

　　自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日益深入。中國與烏克蘭的聯系雖然由于某些政治原因斷斷續續,但在教育方面雙方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合作。中烏高等教育合作存在發展不平衡、交流不深入等問題[1],如何在“共商、共享、共建”等“一帶一路”倡議原則下開展國際教育合作是當前中國與其他國家教育合作中面臨的重要問題。框架理論是近年來被廣泛運用于傳播領域的基本理論,其主要源于社會學理論和心理學理論。框架理論為我們認識社會現象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基于中烏高等教育合作中的現實問題,從框架理論的視角探討中烏高等教育合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烏高等教育合作的內涵、特征及其策略。

　　一、框架理論下中烏高等教育合作的必要性國際間的教育合作自古就有,當前我國與其他國家的教育合作如何更好地達成雙方意愿,實現強強聯手,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框架”概念可以為中烏高等教育合作提供一種新的解釋和發展思路。(一)框架理論的內涵從學術淵源而言,框架理論來源于社會學理論和心理學理論[2]。框架理論在文化社會學中的應用,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理解社會問題的重要方式。1974年,戈夫曼(Goffman)出版了《框架分析》一書,首次將框架概念應用于傳播情境中。

　　戈夫曼認為,框架理論是“個人組織事件的心理原則與主觀過程”,人們在社會生活中使用特定的詮釋框架來理解日常生活[3]。框架理論通過對社會角色、社會情境的詮釋,使人們能夠了解特定行動場景中自己應有的交往行為和表現,從而協調與他人的行為,使日常生活井然有序。戈夫曼說:“人們是將日常生活的現實圖景納入框架來識別和理解事件,對生活中出現的行為賦予一定的意義,否則這些行為和事件就沒有任何意義。”[4]

　　我國臺灣學者臧國仁認為,框架理論是人們或組織對于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框架是處理信息的一種思維模式[5]。關于框架理論的內涵,各方說法不一。瑞茲(Reese)將框架理論定義為三類:一是側重于新聞框架的效果;二是不局限于選擇,而是把框架看成是積極的意義生產過程;三是框架不僅是意義的生產,也是一種有規律的篩選手段[5]。吉特林(Giltin)認為:“框架就是關于存在著什么、發生了什么和有什么意義這些問題上進行選擇、強調和表現時所使用的準則。”[6]

　　從以上不同的概念理解來看,框架就是指在某個特定時間用來理解社會境遇的一套特定期望。我們可以把框架概念理解為一個名詞和動詞的復合體。作為動詞,是界定外部事實,并心理再造真實框架的過程;作為名詞,就是形成了的框架[7]。“框架”是一種認知、呈現事物的架構,經過對事物的選擇和加工,凸顯特定內涵,表達某種思想,而這些思想又反映了特定的文化價值。概念的建構、詮釋和分析是框架理論的重點。框架理論將概念及概念建構放在反映概念建構的各要素關系中,將其視為一個動態過程,既要把概念自身作為一個體系、考察其內在的關系及所凸顯的意義,又要捕捉概念建構與其外在環境尤其是制度環境的關系、二者之間的張力以及對概念建構的影響。

　　(二)框架理論下中烏高等教育合作的必要性國家之間的教育合作與交流實際上是一個文化社會學問題,運用框架理論理解與分析中烏高等教育合作是一種基于互尊、互信、互贏的新思路。在框架理論下開展中烏高等教育合作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首先,框架理論的價值可以遷移到教育合作中。中烏民眾對于兩國的相互了解主要通過媒介來實現,所以媒介框架對于我們理解國家間的教育合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次,中烏高等教育合作存在著不平衡狀況,需要一種框架指引以便更好地實現合作。

　　當前中烏高等教育合作主要有官方和民間兩種形式,一些官方項目由于政治等外在因素的影響,往往有很多不確定因素。烏克蘭由于國家財力有限,導致一些已簽訂的合作項目因為資金問題而無法落實,使得中烏之間的官方合作項目擱淺。相反,中烏民間教育交流卻日漸增多,究其原因,主要是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民眾對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需求增加,烏克蘭高等教育對于中國民眾來說是性價比較高的留學選擇。因此,促進中烏高等教育合作是擺在政府面前的重要問題。

　　再次,從國際教育合作的視角來看,不同國家間的教育合作應該有一種框架來對教育合作進行規范。國際間的教育合作由來已久,但由于各國之間政治、文化等的差異,高等教育的合作存在著諸多問題。中國與烏克蘭的高等教育交流模式主要有政府交流模式、校際交流模式和中介交流模式等,這些模式都是在一定的環境下產生的。就政府交流模式而言,雙方依據雙邊教育協議,可以互派留學生、進修人員和教師等,但由于烏克蘭財力緊張,導致互派人員有限。烏克蘭歷來重視高等教育,近年來更是出臺了一系列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政策,加之烏克蘭的留學費用相對較低,因此吸引了中國不少的自費留學生。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民眾的留學需求越來越高,如何讓民眾享受優質的國際教育資源,如何管理好留學生,都需要框架協議的指引。可見,在框架理論視角下探討中烏高等教育合作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民眾需求上都有一定的必要性。

　　二、框架理論下中烏高等教育合作的基本樣態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教育的國際合作勢在必行。中烏高等教育合作必須在一定的框架內,用框架理論規范和理解雙方的教育合作。通過教育合作尋求“文化軟實力”的背后不是文化征服工具的鍛造,而是增強文化自信的過程;同樣,合作產生的文明沖突的背后也不是文明優劣的博弈,而是通過化解沖突以求平衡[8]。中烏高等教育的合作框架需要具備一定的合作前提、合作過程和合作追求。

　　(一)認同文化差異:中烏高等教育合作的前提烏克蘭是一個年輕而又古老的國家。從1991年烏克蘭獨立至今不過短短30年的時間,但就其歷史發展而言,烏克蘭的文化、科技、教育傳統卻源遠流長。烏克蘭曾是蘇聯的科技、文化和教育中心,基輔科學院的成立時間比俄羅斯科學院還要早100年,烏克蘭的航空航天、硅酸鹽、焊接、造船、醫學等領域都居于世界領先地位。

　　烏克蘭的藝術如油畫、音樂和芭蕾等更是世界聞名。烏克蘭的高等教育秉承了蘇聯的傳統,又深受歐洲文化的影響。可見,烏克蘭盡管獨立不久,但其悠久的教育和歷史文化傳統卻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借鑒。同樣,中國的優秀文化傳統也值得烏克蘭學習和借鑒。烏克蘭的文化傳統建立在烏克蘭民族之上,有其自身的特點,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間建立合作關系,最首要的就是要互相尊重文化差異,這是雙方進行教育合作的重要前提。在框架理論視角下,教育合作需要站在各自文化立場上,形成一定的認識框架,從而制定符合本國特色的合作項目。對于中國民眾而言,需要有一個正確客觀的概念建構,在尊重烏克蘭文化和歷史的前提下了解烏克蘭,進而在需要出國留學時選擇合適的學校和專業。

　　(二)堅持互尊互信:中烏高等教育合作的原則國際局勢風云變幻,國家間的政治交流與合作會受到政治局勢的影響,教育合作亦是如此,但教育合作有其自身的特點。中國與蘇聯的合作歷史悠久,蘇聯解體后,中國又與獨聯體各國在互尊互信的前提下開展了各種合作。從中國與蘇聯各國的教育合作歷史來看,不同時期的交流合作有著不同的目的。在20世紀,中蘇教育合作的目的主要是為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培養專業化人才。

　　21世紀以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教育合作更重要的目的在于互相利用各國優勢教育資源,拓展各國教育合作空間。教育合作可以為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智力支持,并為培養更多具有國際化視野的專業化人才提供經驗。柯進等在《“一帶一路”上的中國教育行動》一文中提出:“沿線國家需要什么人才,中國的教育服務就跟到哪里;產業在哪里,教育合作的觸角就延伸到哪里,突出了教育的功能。”[9]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引領下,中烏高等教育合作只有從各自的教育需求出發,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才能實現長久的教育合作。

　　(三)實現互通有無:中烏高等教育合作的追求任何教育都有自己的目的和追求,教育合作亦是如此。從“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來看,“一帶一路”是促進各方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的合作共贏之路,是增進理解信任、加強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誼之路。中國政府倡議,秉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理念,全方位推進務實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在這樣的目標追求下,各國之間的教育合作從各國教育實際出發,學習別國優秀的教育經驗,互通有無,從而制定各國教育合作的框架。中烏高等教育有各自的優勢和不足,在進行高等教育合作前首先要明確自身的教育需求,制定符合本國實際的教育政策,使雙方的高等教育合作可以更多地惠及兩國民眾。

　　三、框架理論下中烏高等教育合作的策略

　　各國的教育交流與合作已成為一種趨勢,中烏高等教育合作應始終秉持“一帶一路”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則,構建符合中烏國家特色的交流模式,既要做到民心相通,又要始終抓住為教育提供人才支撐的重要任務,實現雙方合作的良性發展。

　　(一)搭建平臺,建構中烏高等教育合作框架

　　就框架理論的內涵而言,怎樣反映現實,如何建構意義并規范人們的認識,最終是通過文本或話語即媒介的產品來體現的。人們對于“一帶一路”倡議的理解主要來自媒介傳播,框架理論開啟了一個重要的分析領域,即議題、話語和意義是如何被準確建構、組織并得以展開的[10]。在《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中有一項內容就是提到了如何充分發揮國際合作平臺的作用這一問題。平臺的建立有助于發揮現有雙邊、多邊合作機制的作用,增加教育合作的新內涵,也有助于借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組織力量,推動沿線各國圍繞實現世界教育發展目標形成協作機制。在這一議題中,人們對這些話語的建構是基于雙方對教育合作共同體的理解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之上的概念詮釋。

　　對于中烏民眾而言,他們對別國的了解主要來自媒介,媒介如何闡述雙方的國家關系,如何介紹雙方的教育等影響著人們對教育交流的理解。國家的引領作用主要在于平臺的構建和負責任的媒介宣傳。中烏高等教育合作需要各級政府通過官方合作,簽訂相關協議,為教育合作的開展奠定基本的合作框架。此外,不僅要有中烏國家層面的戰略指導框架,也要有涉及雙方留學生管理等微觀內容的指導框架。無論是中國還是烏克蘭,都應該對留學生進行更好的引導,促進各國留學生進行正常的交流學習,吸收對方先進的技術和優秀的文化,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過程中,為國家建設和個人發展做好準備。

　　(二)依法交流,強化中烏高等教育合作保障

　　教育合作需要政策先導,也需要依法進行。就我國對外教育合作的政策來看,《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要“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推動我國高水平教育機構海外辦學”[11]。201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做好新時期教育對外開放工作的若干意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份全面指導我國教育對外開放事業發展的綱領性文件。近年來,我國開始注重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社會和文化目標”,致力于提升以高等教育為重要內涵的國家“軟實力”。

　　2017年4月,教育部頒布了《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這是《關于做好新時期教育對外開放工作的若干意見》的配套文件,作為國家《推動共建“一帶一路”愿景與行動》在教育領域的落實方案,該文件為在教育領域推進“一帶一路”提供了支撐。文件提出:“教育為國家富強、民族繁榮、人民幸福之本,在共建‘一帶一路’中具有基礎性和先導性作用。”[12]教育交流為沿線各國民心相通架設橋梁,人才培養為沿線各國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提供支撐。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下,中國和烏克蘭也必將開啟教育合作的新時代。

　　中烏高等教育的合作必須要有穩定的政策保障,不能因為一些外在的原因而隨意中斷。教育合作具有一定的延續性,為保障各方的利益,應制定一些不受政治時局影響、有利于長期合作的政策法規。共建“一帶一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開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沿線各國唇齒相依,教育交流源遠流長,教育合作前景廣闊,大家攜手發展教育,合力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是造福沿線各國人民的偉大事業。共建“一帶一路”符合國際社會的根本利益,彰顯人類社會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積極探索,將為世界和平發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三)凸顯特色,創新中烏高等教育合作模式

　　習近平在2017年“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指出:“要建立多層次人文合作機制,搭建更多合作平臺,開辟更多合作渠道;要推動教育合作,擴大互派留學生規模,提升合作辦學水平。”[13]受經濟發展水平、教育理念、教育投入等多方面的影響,中烏兩國在教育資源、師資力量、強勢學科、學生數量等方面具有明顯的差異。烏克蘭在航空航天、核能研究、軍工技術以及藝術學科等方面具有世界領先的水平,而相對于烏克蘭而言,中國在學科設置、基礎研究等方面有很大優勢。而且,隨著近年來中國各方面的高速發展,中國對于烏克蘭青年學生來說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一帶一路”倡議強調各國的平等參與、包容普惠,主張各國攜手,共同應對面臨的挑戰,開創發展新機遇,謀求發展新動力,拓展發展新空間,共同朝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向邁進。

　　在此原則下,中烏高等教育合作必須是平等互信、合作共贏的。在框架理論下構建具有特色的中烏高等教育合作模式,要求中烏在教育合作過程中,抓住框架理論的中心問題,客觀反映并正確引導人們對高等教育合作的理解。同時,不能照搬其他國家的合作模式,要根據中烏雙方的民族文化傳統和現實政治經濟發展狀況,開發體現中烏兩國特色的教育資源。中國應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烏克蘭民眾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為烏克蘭在“一帶一路”建設的發展中培養更多具有創新意識的國際人才,為兩國高等教育合作開創互利共贏的新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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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孫彩芹.框架理論發展35年文獻綜述———兼述內地框架理論發展11年的問題與建議[J].國際新聞界,2010(9):18. [3]GOFFMANE.Frameanalysis:Anessayontheorganizationofexperience[J].ContemporarySociology,1981(6):10931094.

　　[4]李特約翰.人類傳播理論[M].史安彤,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178.

　　[5]臧國仁.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體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M].臺北:三民出版局,1999:18.[6]GITLINT.Thewholeiswatching:Massmediainthemakingand(un)makingofthenewleft[M].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0:67.

　　作者：王燕紅,朱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