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小學科學教育是科技界和教育界共同的責任。知識與價值是理解科學家參與中小理科課程標準制定作用的兩個核心要素;科學家參與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制定的作用在知識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科學家參與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制定，傾向于代表學術精英教育的價值觀。

　　關鍵詞：科學家參與;科學教育;課程標準;政策制定;作用機理

　　從政策科學發展的早期開始，研究者就對專家在政治體制中的參與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至今，已形成了眾多成果[1]。科學家具備高深的科學技術知識，在參與公共政策(特別是科技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專家角色。科學家參與科學教育政策制定在國內外都是一個既成事實。從20世紀60年代起，美國科技界人士就以多種模式參與了美國的中小學科學教育改革[2-3]。2010年，美國頒布了新的《國家科學教育標準》。從參與該標準制定的人員結構來看，科學家占有一定的比例[4]。就我國的情況而言，從1950年代起，我國中小學理科教學大綱(課程標準)制定時，就有德高望重的科學家以校訂、顧問等角色間接參與。

　　中小學職稱評定知識：中小學教育期刊征稿方向

　　2005年，中國科學院院士姜伯駒教授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建議教育部立即修訂《義務教育數學課程標準》，引發了輿論關注[5]。2007年4月，教育部再次啟動義務教育各科課程標準修訂工作，經中國科協推薦，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科學幾個學科的課程標準修訂組都有了科學家的直接參與。這樣一來，科學家以正式的制定者角色開始了直接參與我國新時期的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的制定[6]。

　　然而，2017年，浙江省出現新高考選考物理人數大幅下降，有中國科學院院士對科學教育和高中物理課程標準提出了改進建議[7]。這不禁使我們發問：科學家是如何影響我國中小學科學教育政策制定的;科學家參與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制定，到底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它的作用機理應該如何解釋。闡明科學家參與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制定的作用機理，在學理上講，屬于研究專家參與社會治理的范疇，有其重要的理論價值;就實踐而言，有利于促進和改善科學家參與科學教育政策制定的方式與效率，有利于完善科技 界和教育界合作推動科學教育發展的有效機制的建立，對于當前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科學家在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制定中的主要作用

　　闡明科學家參與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制定的問題，可以從政策科學的視角進行理論分析。政策是國家機關、政黨及其他政治團體在特定時期為實現或服務于一定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目標所采取的政治行為或規定的行為準則，它是一系列謀略、法令、措施、辦法、方法、條例等的總稱[8]50。相應地有“科技政策”“教育政策”這樣的二級政策領域。

　　一方面，公共科技政策的內涵包括對一般的公共政策中所涉及的科學技術事項進行規制。公共科技政策包括工程與科技教育、科學文化素養、科學技術的社會接受度、科學普及等內容[9]。以此而論，中小學科學教育政策屬于公共科技政策的范疇。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關系中小學工程與科技教育的發展方向，是中小學科技教育政策的具體呈現，具有公共科技政策的理論屬性。

　　另一方面，袁振國認為，“關于教育政策的定義，我是這樣界定的，從國家行政機構到最小的學區行政機構做出的影響兩個學校以上的行政決定。”[10]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影響到所有的中小學，是課程政策的重要文本形式，也理應屬于教育政策的范疇。因此，筆者認為，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是中小學理科課程政策的典型代表，既屬于公共科技政策也屬于教育政策的范疇。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是中小學理科課程政策的典型代表，具備科技政策和教育政策的雙重理論屬性。根據著名決策科學家赫伯特·西蒙的觀點，決策要素可分為事實要素和價值要素。

　　知識和信息是最主要的事實要素[11]。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制定其實也是一個特殊領域的決策過程，事實和價值也是其重要的分析要素。此外，西蒙還認為，決策者是一個“有限理性”的行政人。公共決策過程中引入專家的意義就在于利用其知識和技術優勢進行“理性強化”。科學家的專業知識優勢是他們被納入決策過程的根本原因[12]。在科技政策中，這種專業知識顯得更為重要。從科學家參與科技決策的情況來看，汝鵬等通過梳理現有研究，總結出知識和價值是政府與科學家互動關系的核心因素。科技決策是圍繞知識和價值展開的，知識和價值對政府官員與科學家的互動關系及其演變起到核心的決定作用[13]。

　　科學家參與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制定，與科學家參與科技政策制定具有相似性。由此而論，知識和價值也是理解科學家參與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制定作用機理的關鍵要素。科學家參與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制定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知識要素和價值要素兩個方面。

　　(一)知識要素是分析科學家參與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制定作用的關鍵要素之一

　　教育政策是針對某些特定的社會議題或者對教育事業全面的規劃，專門針對科學教育出臺政策的情況比較少。科學教育包括課程、教學、教師和評價等各個方面。就我國的實際情況而言，中小學科學教育政策主要體現在中小學的理科課程政策上。現階段教育部推行的課程方案(教學計劃)和中小學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科學、信息技術、通用技術幾個學科的課程標準(教學大綱)是我國當前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的主要文本載體。

　　這些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的制定包括在政策方案指導下的具體課程體系的開放和設計，其對專家科學知識的要求高于一般公共政策和教育政策。比如在制定高中物理課程標準時，政策制定者面臨選擇是否要求高中生學習相對論和量子論的問題、學生學習到什么程度、如何納入高中物理教學之中等問題。這些問題都涉及復雜的科學知識，需要決策者具備相對深厚的物理學知識背景和專業訓練。在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制定過程中，具備深厚知識背景的學科專家和科學家往往具備更多的話語權。總體而言，政策的受眾面越廣泛，其對相關知識以及政策質量的要求也越高，反之亦然。因此，筆者認為知識要素是分析科學家參與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制定的要素之一。

　　(二)價值要素亦是分析科學家參與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制定作用的關鍵要素之一

　　政策是對全社會的價值權威性的分配[8]48。任何一項教育政策都是一種教育領域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安排本身都代表或蘊涵著政府對于教育事務和教育問題的一種價值選擇———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鼓勵什么或禁止什么[14]。

　　從科學教育政策制定主體的結構來看，科學家群體無疑是科學共同體利益的最忠實代表。科學教育的一個重要職能就是培養科學事業的接班人，推動科學技術的可持續發展。也就是說，科學家是科學教育的隱性利益主體。作為利益主體，科學家理應享有籌劃課程內容的權力，科學共同體的價值理應得到彰顯。然而，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是教育政策的子集。教育政策存在多元價值取向。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價值追求。

　　二、科學家參與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制定的知識要素

　　科學家憑借其特定的專業知識參與到各國的科技政策制定過程中，而由于受到內在因素(知識、價值等)和外在因素(技術類型、制度環境等)影響，科學家在決策中的作用呈現出越來越豐富的模式和形態[16]。正如德國科技政策專家哈拉爾德·海因里希斯所指出的：“專家知識是如何被運用以及如何被加工的，這一問題無論是被明顯地彰顯出來，還是被含蓄地暗示出來，都是建立在政治功能是如何被分配的這一基礎之上的。總體上來講，4種應用專門知識的模式可以被識別出來：決策的準備、論證的支援、思想資源的增加、更加普遍的科學啟蒙。”[17]具體而言，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制定過程中，其對科學知識的倚重情況有其特殊性，需要深入分析。唯有這樣才能厘清科學家在參與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制定過程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機理。

　　三、科學家參與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制定的價值要素

　　在某種意義上，每項教育政策決定都可被視為一項政治決定。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的制定也具有政治性。雖然課程是學校教育的基本組成部分，但課程決策和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他因素———意識形態、個人價值觀、公共領域問題和利益———的影響。課程決策往往是更大規模的公共辯論的一部分，這些辯論往往超出教育范圍，擴展到社會公共產品的大問題上[24]。這種辯論有時會成為政治事件。比如，從我國的歷史經驗來看，就出現過“叫停義務教育數學課程標準”事件。

　　2005年，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在全國部分省市推行并實驗。2005年3月，中國科學院院士、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姜伯駒教授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提交《新課程數學課程標準的提案》，建議教育部立即修訂《義務教育數學課程標準》。姜伯駒認為：這個數學課程標準改革的方向有重大偏差，課程體系完全另起爐灶(比如“平面幾何”被取消，變成了“空間與圖形”)，在教學實踐中已引起混亂。在政協會議小組會議討論時，姜伯駒教授的提案得到科技、科協兩個界別委員的大力支持，短短幾天時間，就有60多名政協委員在姜伯駒教授的這份提案上簽名支持[5]。此事以后，教育部調整了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制定組的成員，科學家開始直接參與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的制定。

　　四、結語

　　黨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科技人才是科技創新的關鍵因素，科技人才的涌現關鍵在于高水平的科學教育。據2015年國際學生能力測試(PISA)結果顯示：中國“將來期望進入科學相關行業從業的中學生比例”為16.8%，還不及OECD國家24.5%的均值(美國為38%)[31]。這說明，我國中小學科學教育的水平尚待進一步提升。國務院在《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綱要(2006—2010—2020)》中明確指出：“建立科技界和教育界合作推動科學教育發展的有效機制。”[32]科學教育是科技界和教育界共同的責任。科學家參與中小學科學教育政策的制定既是國際慣例，也是推動科技界和教育界合作以及促進科學教育發展的著力點之一。

　　通過政策科學的理論視角分析，筆者認為：科學家參與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制定的作用在知識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科學家參與中小學理科課程標準制定，傾向于代表學術精英教育的價值觀，但是，我們也應該充分認識到：科學家作為外援性力量的介入可以最大限度地打破僵化機構自身衍生出來的制度惰性。誠如德國知識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所言：“基礎穩固的大規模組織常常能吸收和教化新來者，并能摧毀其不滿和革新的愿望。在這一意義上，大規模的組織是導致知性枯竭的原因。”[33]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家的介入會讓原有的教育政策制定共同體避免陷入同質的退化狀態，并時刻處于一種有活力的狀態。為了整體的福祉、文明與進步，應該尊重科學家作為利益相關者參與到科學教育政策制定中來。基于此，科學教育政策質量的提升才是可期待的。

　　參考文獻：

　　[1]楊立華，申鵬云.中國政策變遷中的專家參與模式———評《政策變遷中的專家參與》[J].公共行政評論，2013(3)：157-165.[2]丁邦平，羅星凱.美國基礎科學教育改革及其主要特點———兼談加強我國科學教育研究[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4)：98-103.

　　[3]梁英豪.我國近半個世紀中學化學教學大綱的回顧(下)[J].化學教育，2010，31(8)：12-16，85.

　　[4]《科學教育政策的國際比較研究》成果公報[EB/OL].(2013-06-18)[2019-03-15].http：//onsgep.moe.edu.cn/edoas2/website7/level3.jsp?id=1371519788738378.

　　[5]路強.《數學新課標》遭質疑[N].人民政協報，2005-03-28.

　　[6]張正嚴.新中國中學物理課程政策演變研究(1949-2011)[D].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122.

　　[7]朱邦芬.“減負”誤區及我國科學教育面臨的挑戰[J].物理與工程，2016，26(4)：3-6，17.

　　作者：張正嚴1，李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