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國法律對性侵害兒童犯罪一直保持嚴厲打擊態勢，但強奸、猥褻等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數量上升的現實表明，依靠傳統的嚴刑峻法懲治效果有限，治理措施需要有所創新‍‌‍‍‌‍‌‍‍‍‌‍‍‌‍‍‍‌‍‍‌‍‍‍‌‍‍‍‍‌‍‌‍‌‍‌‍‍‌‍‍‍‍‍‍‍‍‍‌‍‍‌‍‍‌‍‌‍‌‍。 本文通過梳理近年來預防性侵害違法犯罪領域法律及實踐進展，在介紹和評價域外一些國家和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臺灣地區預防性侵害未成年人立法和機制建設發展情況基礎上，提出建立完善的性侵害違法犯罪信息數據庫、對不履行查詢義務的單位規定嚴格的法律責任、特殊情況下開放面向個人的違法犯罪信息查詢服務等建議，為國家建立完善的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查詢機制，提升對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治理能力提供參考‍‌‍‍‌‍‌‍‍‍‌‍‍‌‍‍‍‌‍‍‌‍‍‍‌‍‍‍‍‌‍‌‍‌‍‌‍‍‌‍‍‍‍‍‍‍‍‍‌‍‍‌‍‍‌‍‌‍‌‍。

　　關鍵詞： 性侵害違法犯罪信息; 查詢機制; 比較研究; 密接單位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是一個全球性的社會問題，近年來在中國也逐漸凸顯出來。 中國刑法一直對強奸犯罪保留著死刑的震懾，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歷來是司法機關打擊的重點。 尤其是近十年來，中國不斷完善法律，加大對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懲治力度，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的犯罪數量仍在不斷推高。 最高人民檢察院在2020年6月1日發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14—2019)》中披露的數據，顯示了性侵害未成年人問題的嚴重性。

　　未成年人教育論文：法律視角下探討未成年人家庭道德教育

　　目前，在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種暴力犯罪中，強奸女性未成年人犯罪處于各種暴力犯罪之首。 2017年至2019年，檢察機關起訴成年人強奸未成年人犯罪分別為7550人、9267人、12912人，2018年和2019年同比分別上升22.74%、39.33%; 起訴猥褻兒童犯罪分別為2388人、3282人、5124人，同比分別上升37.44%、56.12%。 起訴強制猥褻、侮辱未成年人犯罪665人、896人、1302人，同比分別上升34.74%、45.31%。

　　作者簡介： 張榮麗

　　筆者曾在東部沿海城市S市調研，2012年1月至2020年6月末，該市檢察院未檢部門辦理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1191件、1433人，其中成年人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788件、884人，占全市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66.2%。 ① 全國數據、局部地區數據以及不時被揭露曝光的惡性案件都顯示，我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一定的嚴重性，且再犯和熟人犯罪問題較為突出。

　　“女童保護”組織2020年5月披露的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全年媒體公開報道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例301起，其中熟人作案212起，占比70.43%; 熟人作案的比例在2014年曾高達87.87%，熟人中以教職員工占比最大; 有167起是加害人多次作案，占比55.48%，熟人作案、重復作案現象突出。 [2] 一個以幼兒園為考察對象的研究表明，在32個有罪判決中，21個為猥褻兒童犯罪，占比為65.6%，犯罪的實施者包括園長、任課教師、生活教師、保育員等頻繁接觸幼兒的園內工作人員，也包括門衛、保安、修理工人等可能接觸幼兒的在園職工，職業身份為他們實施犯罪提供了便利。 [3]

　　從國家層面、地方層面、兒童密接單位的研究數據看，以往那種事后嚴懲的治理方式已難以充分發揮預防和減少犯罪的作用。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中增加了對利用職業便利實施犯罪者“從業限制”的規定。 ① 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教育部、公安部聯合發布了《關于建立教職員工準入查詢性侵違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見》(以下簡稱《準入查詢意見》)。 2020年10月，修訂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增加了違法犯罪信息查詢機制。 可見，從業限制、建立違法犯罪人員信息查詢機制正在成為中國預防性侵害違法犯罪的最新舉措。

　　一、中國違法犯罪信息查詢制度的發展與應用

　　(一)中國違法犯罪信息查詢制度的發展

　　早在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就聯合制定了《關于建立犯罪人員犯罪記錄制度的意見》。 意見要求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人民檢察院、司法行政機關分別建立犯罪記錄信息庫，并實現互聯互通，待條件成熟后建立全國統一的犯罪信息庫。 意見規定犯罪人員信息登記的內容包括犯罪人員的基本情況、檢察機關(自訴人)和審判機關的名稱、判決書編號、判決確定日期、罪名、所判處刑罰以及刑罰執行情況等。 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人民檢察院、司法行政機關分別負責受理、審核和處理有關犯罪記錄的查詢申請，在向社會提供犯罪信息查詢服務時，應當嚴格依照法律法規關于升學、入伍、就業等資格、條件的規定進行。 意見表明，中國已經著手建立國家層面的犯罪信息查詢制度。

　　2016年7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89次會議通過，自2016年10月1日起開始施行的《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規定，除涉及國家秘密和未成年人犯罪等不適宜公開的案件外，其他所有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判決書、裁定書、支付令、國家賠償決定書等都應在互聯網“依法、全面、及時、規范”予以公開。 但是最高法并未將性侵害這類隱私案件列入禁止公開的情形中。

　　2017年，浙江省慈溪市檢察院會同公安、法院等九家單位共同制定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員信息公開辦法(試行)》，對性侵害未成年犯罪人員的個人信息登記、個人信息公開、公開內容、信息公告方式及從業資格做了詳細的規定，是中國最早將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用于預防工作的地方性聯合發文。 2017年8月，由上海市閔行區檢察院牽頭，區綜治辦、法院、公安分局、教育局、民政局、文廣局、體育局、衛計委等部門共同會簽《關于限制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從業辦法(試行)》。

　　這是全國首個禁止涉性侵害違法犯罪記錄人員從事與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觸行業的機制，目的是從源頭減少性侵害違法犯罪。 該機制的主要內容有：一是厘定受限人員范圍; 二是建立黑名單信息庫; 三是落實入職審核運用。 辦法明確規定閔行區相關主管部門在招錄人員時，要嚴格查詢比對黑名單信息庫，限制曾有涉性侵害違法犯罪記錄的人員從事與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觸關系的工作。 2019年5月，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檢察院聯合區政法委、法院、公安局等9家單位出臺《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信息查詢工作制度》，建立了性侵害違法犯罪數據庫，收集了近10年內性侵刑事犯罪或行政處罰人員的30多萬條信息用于查詢。

　　① 2019年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2018—2022年檢察改革工作規劃》，要求“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和入職查詢制度”，進一步推動這項探索。 此后，上海、重慶、貴州、河南等省級檢察院先后推動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和入職查詢制度。 2019年5月29日，上海市政法委、市檢察院、市高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等16家單位聯合發布《關于建立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從業限制制度的意見》，從適用范圍、入職審查、從業限制、監督管理等八個方面做出具體規定，明確加強對于未成年人密切接觸行業從業人員的管理，加強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現象的源頭預防。

　　這是我國首個省級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從業限制制度。 截至2019年底，上海市相關部門對近27萬名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行業從業人員進行篩查，對查出的26名具有性侵犯違法犯罪記錄的人員不予錄用或予以清退。 [4]上海市致力于借助性侵害違法犯罪信息查詢機制從源頭降低和化解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風險，預防成效顯著。

　　2020年10月通過的修訂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一次在國家層面法律中規定了違法犯罪信息查詢制度，《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六十二條規定：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單位招聘工作人員時，應當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查詢應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賣、暴力傷害等違法犯罪記錄; 發現其具有前述行為記錄的，不得錄用。 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單位應當每年定期對工作人員是否具有上述違法犯罪記錄進行查詢。 通過查詢或者其他方式發現其工作人員具有上述行為的，應當及時解聘。

　　第九十八條規定：國家建立性侵害、虐待、拐賣、暴力傷害等違法犯罪人員信息查詢系統，向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單位提供免費查詢服務。 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單位違反本法第六十二條規定，未履行查詢義務，或者招用、繼續聘用具有相關違法犯罪記錄人員的，由教育、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市場監督管理等部門按照職責分工責令限期改正，給予警告，并處五萬元以下罰款; 拒不改正或者造成嚴重后果的，責令停業整頓或者吊銷營業執照、吊銷相關許可證，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 至此，中國版的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查詢機制已經誕生。

　　(二)性侵害違法犯罪信息查詢機制在教育領域的應用

　　為健全預防性侵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機制，預防利用教師等職業便利實施的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最高人民檢察院、教育部、公安部于2020年發布了《準入查詢意見》。 作為性侵害違法犯罪的多發領域，國家率先在教育領域開始對新入職及在職人員進行性侵害違法犯罪信息查詢，這是中國將違法犯罪信息用于犯罪預防的一個重要嘗試。 如果該查詢機制實施順利，效果明顯，將對其他領域，尤其是未成年人密切接觸行業開展犯罪預防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1. 性侵害違法犯罪信息的含義

　　根據《準入查詢意見》的規定，“性侵違法犯罪信息”包括：

　　(1)因觸犯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二百三十七條規定的強奸，強制猥褻，猥褻兒童犯罪行為被人民法院依法做出有罪判決的人員信息;

　　(2)因觸犯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二百三十七條規定的強奸，強制猥褻，猥褻兒童犯罪行為被人民檢察院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做出不起訴決定的人員信息;

　　(3)因觸犯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四條規定的猥褻行為被行政處罰的人員信息。

　　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六條規定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條件的信息除外‍‌‍‍‌‍‌‍‍‍‌‍‍‌‍‍‍‌‍‍‌‍‍‍‌‍‍‍‍‌‍‌‍‌‍‌‍‍‌‍‍‍‍‍‍‍‍‍‌‍‍‌‍‍‌‍‌‍‌‍。

　　2. 需要進行違法犯罪信息查詢的人員范圍

　　《準入查詢意見》規定，教育領域的下列人員應該進行違法犯罪信息查詢：第一，學校新招錄教師、行政人員、勤雜人員、安保人員等在校園內工作的教職員工，在入職前應當進行性侵違法犯罪信息查詢; 第二，在認定教師資格前，教師資格認定機構應當對申請人員進行性侵違法犯罪信息查詢; 第三，教育行政部門應當做好在職教職員工性侵違法犯罪信息的篩查; 第四，對高校教職員工以及面向未成年人的校外培訓機構工作人員的性侵違法犯罪信息查詢，參照《準入查詢意見》執行。 高校新入職的教職員工和面向未成年人的校外培訓機構工作人員也要進行違法犯罪信息查詢。 這些單位的在職教職員工也要進行性侵違法犯罪信息的篩查。

　　3. 查詢工作的開展和查詢結果的使用

　　《準入查詢意見》規定，地方教育行政部門主管本行政區內的教職員工準入查詢。 根據屬地化管理原則，縣級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門根據擬聘人員和在職教職員工的授權，對其性侵違法犯罪信息進行查詢。 對教師資格申請人員的查詢，由受理申請的教師資格認定機構組織開展。 公安部根據教育部提供的最終查詢用戶身份信息和查詢業務類別，向教育部信息查詢平臺反饋被查詢人是否有性侵違法犯罪信息。 反饋告知的內容包括：(1)有無性侵違法犯罪信息; (2)有性侵違法犯罪信息的，應當標注清楚違法犯罪的信息類型。

　　學校擬聘用人員應當在入職前進行查詢。 對經查詢發現有性侵違法犯罪信息的，教育行政部門或學校不得錄用。 在職教職員工經查詢發現有性侵違法犯罪信息的，應當立即停止其工作，按照規定及時解除聘用合同。 教師資格申請人員取得教師資格前應當進行教師資格準入查詢。 對經查詢發現有性侵違法犯罪信息的，應當不予認定; 已經認定的按照法律法規和國家有關規定處理。

　　二、域外相關國家和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臺灣地區性犯罪信息查詢機制發展及實施成效

　　性犯罪屬于改造難度較大、再犯比例較高的犯罪[5]4，這是犯罪學研究的一個普遍結論。 中國學者研究一定時段再犯率統計數據接近13% [6]，域外國家的再犯比例更高。 ① 因此，如果能最大限度減少加害人的再犯機會，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總體數量無疑能夠降低。 收集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的信息開放給單位或者個人進行查詢，可以將有性侵害違法犯罪前科劣跡的人排除在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人員范圍之外，通過減少他們接觸犯罪對象的機會，增加再犯難度來達到減少違法犯罪的目的。 目前，域外相關國家和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臺灣地區都把性侵害犯罪信息公開和查詢視為一種重要的再犯罪預防措施。

　　采用信息公開和查詢的辦法預防性侵害犯罪始于20世紀90年代，至今已有近30年發展歷史。 其模式基本上分為兩類：一類是開放式的信息披露機制，向社會、社區、家庭公開有性侵害前科人的個人信息，讓未成年人監護人和社區公眾提高警惕，遠離這類人群，不給其犯罪機會，達到預防目的，美國、韓國采用的是這種機制; 一類是封閉式的犯罪信息查詢機制，即通過建立性侵害犯罪的數據庫，強制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行業對入職和在職人員開展查詢，阻止有性侵害前科劣跡的人從事與兒童密切接觸的工作，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還有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臺灣地區采用的是這種機制。 ②

　　(一)域外相關國家和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臺灣地區性侵害違法犯罪信息查詢機制的發展

　　1. 美國

　　美國國會于1994年通過《雅各布·威特靈關于針對兒童的罪行以及性暴力罪犯的登記法令》(Jacob Wetterling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nd Sexually Violent Offender Registration Act)。 該法令規定所有州均要制定法律，以實施州設的性罪犯名冊機制。 然而，該法令并沒有規定州政府可以允許公眾查閱名冊內容。

　　1994年7月，新澤西州6歲女孩梅根被一個有性犯罪前科的鄰居誘騙到家里殘忍奸殺。 梅根父母發起了一場修改法律運動。 1994年，新澤西州議會通過了以被害女孩梅根命名的《梅根法》(Megan’s Law)，強制居住在新澤西州內刑滿釋放的性罪犯向州警察局登記個人信息資料。 州政府建立統一的性犯罪信息數據庫，數據庫向社會開放，民眾可隨時通過電話和互聯網查詢性罪犯的姓名和住址等信息。

　　1996年5月17日，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了聯邦的《梅根法》，其主要內容包括：(1)犯罪信息登記。 聯邦法律授權各州議會通過法律，要求被定罪的性犯罪人員在被釋放后向當地執法機構登記，同時要求有關方面把這些犯罪人員的登記情況向民眾公開。 如果州政府沒有達到聯邦《梅根法》的要求，聯邦政府將停止向該州發放打擊犯罪的聯邦撥款。 目前，美國的50個州都已經制定了本州的梅根法。 (2)犯罪信息公開。 公開有兩種，一種是由警方直接到社區面向居民和社區組織通告，另一種是由州政府將登記的性罪犯信息資料放在互聯網上，以便公眾查詢。

　　目前，美國各州均已經建立可供公眾查詢性罪犯資料的網站，美國聯邦司法部建立了面向全國的“路德·索丁全國性罪犯公共網站”(Dru Sjodin National Sex Offender Public Website)，該網站匯集了各州上傳至互聯網的性罪犯登記資料，公眾在鍵入某名罪犯姓名、所在城市、州或者郵政編號后，便可以查詢到該人的相關資料。

　　具體到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從業人員的入職審查，以新澤西州為例，1986 年時僅規定對教師進行性犯罪和虐待兒童罪兩項審查內容，到1998 年則將所有的一級和二級犯罪都納入職前審查內容，2011 年又增加了歧視恐嚇和四級罪名中涉及侵害青少年的犯罪行為。 [7]

　　2. 英國

　　英國實行性犯罪者登記及有限披露政策。 性犯罪者登記制度要求性犯罪者在法定時間內，向警方提供一份包括姓名、生日、住址、DNA樣本、電子信箱、護照號碼和銀行賬號等信息的資料，并履行定期登記義務。 [8] 在英國，公眾人士無權查閱英國的性罪犯名冊所載的登記資料。 當局雖然拒絕了通過網站廣泛且沒有限制地向公眾披露性罪犯的資料，但“侵犯兒童與在線防護中心(Child Exploitation and Online Protection，簡稱CEOP)”設立了一個公眾網站(www.ceop.gov.uk)，公布沒有遵守通報規定且不知所蹤的高風險性罪犯的詳細資料(包括照片、姓名及別名、出生日期及其他可識別身份的資料)。

　　英國刑事罪行記錄局的核查請求不可以由個人提出，聘用保姆、臨時保姆或外籍傭人的家長不能直接申請刑事罪行記錄核查。 但如果該名保姆、臨時保姆或外籍傭人是某代理機構介紹雇用的，則該代理機構有權申請進行刑事罪行記錄的核查。

　　在2000年，8歲女孩薩拉·佩恩在自家附近玩耍時，被戀童癖者、曾有性侵案底的羅伊·懷廷擄走并奸殺。 懷廷后被判終身監禁。 受害女童父母在得知兇手曾有前科后非常憤怒，開始推動英國版《梅根法案》的制定。 2011年，被稱為《薩拉法案》的“性侵兒童者信息披露計劃”終于在英國范圍內實施。 因此，英國在犯罪信息查詢方面的規定已經有所改變。 [9]

　　3. 韓國

　　韓國社會近年來也面臨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猖獗的挑戰。 由于韓國有社會運動的傳統，社會公眾借助性侵未成年人典型個案推動國家加快立法進程，加大懲治力度，實行嚴格監管的制度發展路徑十分鮮明。 在韓國的各種預防性侵害法案中，對犯罪人個人信息公開的力度令人矚目。

　　2009年，韓國修訂《保護兒童和青少年免受性侵犯法》‍‌‍‍‌‍‌‍‍‍‌‍‍‌‍‍‍‌‍‍‌‍‍‍‌‍‍‍‍‌‍‌‍‌‍‌‍‍‌‍‍‍‍‍‍‍‍‍‌‍‍‌‍‍‌‍‌‍‌‍。 根據法律規定，性侵兒童或者青少年的犯罪者必須登記的個人信息，包括：姓名、年齡、住址、體型(身高和體重)、照片、犯罪摘要(包括判決日期、罪名和刑期)、性犯罪前科(罪名和犯罪時間)等。 根據韓國法律規定，20歲以上韓國公民均可在政府指定網站，查看對未成年人實施性侵犯罪者的個人信息，包括姓名、年齡、住址、實際居住地、照片、犯罪內容等。 專門公布性犯罪者照片和身份的政府網站“性犯罪公布欄” [10] 由韓國政府的女性與家庭部主管，并從2010年7月開始運行。 韓國是除美國外，第二個在互聯網上公開性侵害犯罪者個人信息的國家。

　　2020年3月，韓國發生“N號房”事件，在韓國超300萬人請愿情況下，韓國警方根據法律的授權，于3月25日將性侵犯罪嫌疑人趙主彬的姓名、年齡、容貌等信息公之于眾。 這是韓國首次引用《性犯罪處罰特例法》規定，公開犯罪嫌疑人個人信息的案例。 [11] 韓國《性犯罪處罰特例法》第25條授權檢察官和警察在有充分理由相信性暴力犯罪嫌疑人確實實施了性犯罪的情況下，為保障公眾知情權、防止再犯及防止類似犯罪發生等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必要時公開嫌疑人的姓名、容貌、年齡等個人情況。

　　4.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接受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建議，在香港警務處設立了“性罪行定罪紀錄核查機制”，于2011年12月1日起在香港特區開始施行。 這個機制的主要目的是避免有性犯罪前科的人在應聘與兒童或無行為能力人有關的工作時隱瞞曾經的性犯罪經歷，騙取雇主信任，利用工作機會再次實施性犯罪。 截至2017年7月，該機制實施近6年，共收到22.2萬多份查核申請，其中查到7人有性罪行紀錄。 [12] 該機制受到香港社會公眾的歡迎和肯定，2015及2016年全年都有超過4萬份的查核申請。 在公眾呼吁和建議下，目前該機制適用范圍已經擴展到家庭聘請的私人家教。

　　5. 中國臺灣地區

　　2005年，臺灣地區制定了《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要求符合法律規定的應當進行個人信息登記的人，在其戶籍所在地的警察局登記下列事項：

　　(1)身份：姓名、身份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戶籍所在地地址、居所地地址、聯絡方式、聯絡電話，最近六個月內脫帽、五官清晰、未戴有色眼鏡的照片，及自轉一圈脫帽全身影像錄像;

　　(2)就學：學校名稱、科系、年級、班別、學校地址;

　　(3)工作：任職單位名稱、地址、職稱、工作內容、負責人聯絡電話;

　　(4)車輛：牌照號碼、車主姓名、廠牌、型式、顏色、排氣量。

　　臺灣地區的性侵害犯罪加害人數據庫不對社會公開，除指定之專人外，任何人不得登入數據庫。 教育、社會福利、衛生等機構因雇用專職、兼職人員或招募志愿服務人員，要申請查閱應征者或者準備錄用的人有違法犯罪記錄的，可以到市、縣政府警察局辦理查詢事宜。

　　(二)對性侵害違法犯罪查詢機制的評價

　　1. 堅持給予未成年人特殊優先保護的理念

　　為達到預防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目的，國家將性侵害犯罪人的信息面向社會公開，允許進行查詢，其結果必然對犯罪人的隱私權造成一定損害，給其生活、學習、婚姻家庭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 但政府出于社會防衛需要，不再將性侵害犯罪人的犯罪信息視為其個人隱私加以保護，而是作為滿足公眾知情權所必須披露的信息，供公眾瀏覽查詢下載。 國際社會這種將未成年人利益放在首位，給予傾斜性保護的理念，符合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倡導的兒童最大利益原則。

　　2. 健全預防制度體系的立法導向

　　性侵害發生后的懲治、賠償及追責當然必要，但從未成年人根本利益出發，事前預防才是最好的保護。 性侵害違法犯罪信息查詢機制是一種立足于預防的制度建設，仿佛在未成年人周圍建設一道無形的“隔離墻”，使得那些有違法犯罪記錄的人難以突破這道保護屏障，達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同時，政府面向社會公眾提供便捷的信息查詢服務，也便于未成年人監護人在日常監護中提高警覺。 例如，美國公開性侵害犯罪人圖像、住址、罪行介紹等信息，可以極大提升公眾的警覺性，彌補單純由國家開展預防工作顧彼失此、力有不逮的局面，類似中國社會治理語境中的“群防群治”“共治共享”，是一種高效率、成本低的預防措施。 國家將更多的資源投入預防領域，制定強制報告、違法犯罪信息查詢、從業禁止等多種防范機制，用制度維持預防工作的長效性，進而使得預防效果逐步顯現出來。

　　3. 強化科技手段在預防工作中的應用

　　進入21世紀后，互聯網技術有了快速發展，現在已經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 很多國家在預防犯罪工作中充分利用互聯網技術高效、快捷、低成本的特點，將科技手段更多地應用到預防犯罪工作中。 除了建設性侵害犯罪人員的信息數據庫供查詢，還有些國家，如韓國，給刑滿釋放但再犯風險高的人強制帶電子腳鐐，實施強制性的化學藥物治療等，都是科技手段在預防犯罪領域的應用。 犯罪信息通過互聯網公開，公民個人通過電話、上網方式訪問數據庫進行查詢。 這種預防措施能最大限度地調動民眾保護自己子女和參與犯罪預防的積極性，相對降低了國家在預防工作中的成本投入，值得借鑒。

　　4. 保護前提下的各方利益平衡

　　與美國、韓國將性侵害犯罪人信息公開不同，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及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臺灣地區采用建立犯罪數據庫供有需要者查詢的辦法預防犯罪。 這種方法在滿足國家保護未成年人需要、滿足公眾知情權、預防再犯罪的同時，也兼顧了犯罪者個人隱私保護的需要。 犯罪信息查詢的做法表明，政府在不同群體的利益中間，可以尋找到一個最佳的平衡點。

　　將性犯罪者個人信息公開或者用于入職查詢的做法，但罪犯因為不愿意背負污名，往往會隱姓埋名或不去登記，因此數據庫難以做到應錄盡錄。 在有些國家，其遏制犯罪的成效還缺乏全面的評估結果。 據2007年美國司法部司法統計局做出的《2006年聯邦起訴兒童性犯罪者報告》的統計， 兒童性侵害犯罪仍是聯邦犯罪案件中增長速度最快的犯罪種類之一。 [13]

　　三、完善性侵害違法犯罪信息查詢機制的具體建議

　　在犯罪預防工作中采用信息公開還是信息查詢的方法，學界有不同觀點，也有學者對公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進行了深入論證。 [14] 但從修訂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九十八條規定來看，中國選擇了封閉式的犯罪信息查詢機制。 筆者根據在國內部分地區的調研，結合境外國家和地區相關制度，對該項機制提出如下完善建議。

　　(一)建立完善的性侵害違法犯罪信息數據庫

　　信息登記是查詢的前提。 從防范犯罪角度講，登記入庫的數據越多，覆蓋面越廣，查詢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就越強，違法犯罪信息數據庫發揮的預防作用就越大。

　　1. 納入數據庫的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信息要盡可能多。 數據庫應盡可能多地登記目前尚在世的有性侵害未成年人前科劣跡的人員信息，至少年齡在18歲以上70歲以下的有性侵害前科劣跡的人，都應納入數據庫。 一部分有性侵害前科的人60歲退休后還可能到其他單位繼續工作幾年，而單位對于退休后再就業的人往往防范意識不強，因此，年齡在70歲以下的有性侵害前科的人應該納入數據庫備查。 入庫信息不僅包括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有罪判決，還應當包括公安機關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四條處罰的猥褻兒童違法案件; 不僅包括強奸、猥褻兒童犯罪，還應當包括引誘幼女賣淫等涉及未成年人的其他性侵害行為。 錄入的違法犯罪人員個人基本情況中，除了姓名、性別、年齡、住址、容貌圖片等信息之外，結合性侵害違法犯罪特點，還應該錄入犯罪人員的十指指紋、唇紋、血型及DNA 數據。

　　另外，對于《準入查詢意見》中未成年人犯罪記錄符合封存條件的不納入數據庫的規定，筆者有不同意見。 若未成年人因強奸、猥褻等性犯罪行為服刑，刑滿釋放后正值青壯年，就業是其生存的必由之路。 如果這部分人的性侵害違法犯罪記錄不納入數據庫，社會上的用工單位就無法通過查詢發現其曾經的犯罪記錄，他們就有可能以“清白之身”穿越信息查詢這道“防火墻”，來到未成年人身邊，成為侵害未成年人的隱患。 因此，在他們服刑期間，可以依法封存其犯罪信息，但在他們釋放前一個月，筆者建議將其違法犯罪信息納入數據庫以備查詢。 調研中一些地方的司法人員也持同樣觀點，認為未成年人性侵害違法犯罪記錄不能一概封存，尤其是暴力型的性侵害。 要切實讓性侵害違法犯罪信息查詢機制成為保護未成年人的“安全閥”“防火墻”和“保護網”‍‌‍‍‌‍‌‍‍‍‌‍‍‌‍‍‍‌‍‍‌‍‍‍‌‍‍‍‍‌‍‌‍‌‍‌‍‍‌‍‍‍‍‍‍‍‍‍‌‍‍‌‍‍‌‍‌‍‌‍。

　　2. 數據庫覆蓋的地區要盡可能廣。 國家層面的性侵害違法犯罪信息數據庫要面向全國所有省、市、自治區收集違法犯罪數據。 應該注意的是，隨著港、澳及內地人員往來的日益密切和地區經貿合作程度加深，要防止有人利用三地犯罪信息不聯網的漏洞實施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 香港自2011年開始已經建立了性犯罪的罪行記錄核查機制，未來可以考慮香港與內地性侵害犯罪信息查詢結果的相互承認，在預防性侵害犯罪工作上相互支持。 例如，在內地從事與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觸的港人要向內地用人單位出示在港沒有性侵害犯罪記錄的證明，同時要參加內地的性侵害違法犯罪記錄查詢; 在香港從事與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觸的內地人要向香港用人單位提交在內地沒有性侵害違法犯罪記錄的證明，同時也要應雇主要求，在香港警務處進行犯罪記錄的核查。

　　總之，未來條件成熟時，可以建立港、澳地區與內地的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查詢互聯互認機制，形成覆蓋整個中國的預防性侵害違法犯罪的恢恢天網。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國學習、工作的人越來越多，外國有性侵害前科的人利用在中國的國際學校從教機會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已有發生。 因此，中國可以適時聯合日本、韓國、泰國、越南、菲律賓等國一起建立亞洲的地區級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數據庫，還可以考慮倡導建設全球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數據庫，國家間相互承認查詢結果，跨國從事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行業必須出示在本國無性侵害違法犯罪記錄的證明。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國家間的性侵害違法犯罪信息高度聯網和入職前的普遍查詢要求，在世界范圍內形成對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行為的有效震懾。

　　(二)擴大應履行查詢義務的單位范圍

　　目前，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的規定，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單位(簡稱“密接單位”)是履行違法犯罪信息查詢義務的主體，《未保法》第一百三十條也規定了密接單位的范圍。 ① 實際生活中，有些行業表面上與未成年人少有密切接觸，實則不然，如果把這樣的單位排除在履行查詢義務的主體之外，就存在預防犯罪上的很大漏洞。 例如，快遞業并不在密接單位范圍，但是，我國雙職工普遍，未成年人尤其是大齡未成年人經常單獨在家，快遞業入戶投遞，這樣就產生了快遞員與未成年人單獨接觸的機會。 因此，快遞業、滴滴打車等有機會與未成年人獨處的行業應當被納入按年度對從業人員進行違法犯罪信息查詢的范圍。

　　(三)對不履行查詢義務的單位規定嚴厲的處罰措施

　　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密接單位”違反法律規定，未履行查詢義務，或者招用、繼續聘用具有相關違法犯罪記錄人員的法律責任。 實際上，違法使用有性侵害前科劣跡的人以至造成嚴重后果，是一種無視法律規定，對未成年人保護極不負責的做法，如果造成嚴重后果，罰款、停業整頓絕非適宜的處罰措施，應當以“一次性”死亡的吊銷執照、吊銷相關許可證等措施顯示未成年人保護法律“剛性”的一面。 同時，如果加害人在這類不履行查詢義務的單位，利用職務之便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單位也應當承擔對受害未成年人的經濟賠償責任。

　　(四)規定特殊情況下個人的查詢權限

　　對比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性侵害犯罪信息查詢機制，有兩個最大的不同點：一是在香港查詢要收費，在內地查詢是免費的; 二是香港是個人入職時自行查詢，內地是單位負責查詢，不接受個人查詢。 實際生活中，公民個人同樣有違法犯罪信息查詢的需求，比如一些家庭聘用“家庭教師”“家政工”為低齡兒童、殘疾智障未成年人提供學業輔導或看護照料服務，若家長或監護人無權查詢，有可能造成“引狼入室”的結果，家教人員在補習期間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已經發生過多起。 因此，筆者贊同建立信息查詢為常態，信息公開為例外的機制，建議國家的性侵害違法犯罪信息免費查詢服務在特殊情況下開放給個人。 具體可參照香港的做法，由為未成年人提供課業輔導或者日常照料的應聘者自行持雇主的擬聘用通知到指定機構進行查詢，然后向雇主提交無犯罪記錄證明，消除家庭用人當中的隱患。

　　(五)調動密接單位的查詢主動性

　　調研中，司法人員對如何調動密接單位的查詢主動性，怎樣保證查詢工作的持續性表示擔憂，提出借助文件會簽單位聯合執法的方式來督促密接單位定期履行查詢義務。 筆者認為這樣做可能會造成機制執行成本過高，難以常態化。 建議仿效汽車年檢制度提升密接單位的查詢主動性：中小學等與未成年人密接的事業單位，獲得國家財政撥款的前提是必須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提交本年度已經履行了全員違法犯罪信息查詢義務的證明; 其他與未成年人密接單位進行年檢時，必須提供已經對全體員工完成違法犯罪信息查詢的官方證明。

　　四、結束語

　　中國有3億左右的未成年人，占人口總數的20%，其權益保障狀況事關千家萬戶核心利益，也是國家治理能力的一個體現。 黨和國家領導人“保障婦女權益必須上升為國家意志”“對損害少年兒童權益、破壞少年兒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堅決防止和依法打擊”的指示精神為新時期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指明了方向。 要堅持預防為主，打防結合，在司法機關不斷加大對性侵害違法犯罪打擊力度的同時，國家應將治理的重心轉到預防領域，將更多治理資源投入到一般預防和再犯預防工作中去，加強預防機制建設，織密法網，將包括性侵害違法犯罪信息查詢機制在內的各項措施落到實處。 從域外預防措施實施效果看，各項措施綜合發力，長期堅持，性侵害違法犯罪發案數量會逐步走低。

　　【參 考 文 獻】

　　[1] 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14—2019)[EB/OL].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006/t20200601_463698.shtml#2，2020-06-01.

　　[2] “女童保護”. 2019年性侵兒童案例統計及兒童防性侵教育調查報告[EB/OL].搜狐網，2020-05-18.

　　[3] 謝川豫，褚昆鵬. 我國校園雇員職前審查制度之檢視與完善——以幼兒園為考察對象[J].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