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委會改為居委會或社區委員會(即“村改居”)給當地居民生活方式帶來諸多變化，特別是遷入移民與本地居民的混合居住對當地居民的地方認同產生了重要影響，這兩類居民在不斷互動與融合中重新形成地方認同并成為鄉村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文章以靈寶市Y社區為例，運用統計檢驗、因子分析法、質性研究方法探討本地居民和遷入移民在地方認同方面的差異及其影響因素。研究發現：1)本地居民的地方認同水平高于移民居民，其差異主要體現在功能性的社區參與、情感性的社區意義以及決策性的去留意向方面;2)本地居民更加重視社區參與，移民居民雖然關心社區生活環境，但社區參與行為明顯缺乏;本地居民和移民居民的情感認同分異顯著，前者形成自我建構聯結型情感認同，而后者產生他者凝視依附型的情感認同;去留意向表現出戶籍-年齡異質性，本地居民比移民居民的去留意向更為明確，年輕居民搬離社區的意愿更強烈;3)地方認同差異是人地相互作用過程中，社區管理制度、地方自然、文化環境以及居民身份差異形成的結果。

　　關鍵詞：城市化;本地居民;移民居民;地方認同;情感根植性;村改居社區

　　城市化的推進伴隨著城市空間的擴張、產業結構的轉換和居民日常生活的巨大變化。無論是城市環境的變化(Gokceetal.,2018)還是流動經歷(Lietal.,2019a)都會帶來居民對地方歸屬和自身身份認同的巨大沖擊;反之，地方認同是移民文化適應和社會融合的重要標志(Wangetal.,2012)，并進一步影響移民的居留決策和情感體驗(魏萬青等，2020)。

　　地方認同是從社會和文化視角考察“人—地”關系的重要視角(魏萬青等，2020)，城市空間內部的地方意義與地方認同也呈現出不斷地碰撞與融合(Gokceetal.,2018;Lietal.,2019a)。城市化背景下居民的地方認同已經成為文化地理學和城市地理學研究的重要議題(郭文，2019)。總體上，現有關于城市化背景下地方認同的研究對象可以分為本地人和移民兩大類群體。

　　伴隨著流動性的增長，更多研究將地方認同置于宏觀視野，考察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和流動人口的地方認同。如李志剛等(2020)基于2014年國家衛生計生委“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及心理健康調查”專題數據，分析了流動人口身份認同的4種類型及其主要影響因素;Du等(2018)分析了廣州城中村內非戶口移民形成地方認同的心理過程及其所受制度環境的影響;Kochan(2016)則基于北京和深圳外來移民的訪談，通過剖析家的概念的復雜性解析城市化中移民的認同形成過程;Zhang(2014)則指出了城市的女性農村移民的身份結構和重塑過程的復雜性和情境性。這些研究更加關注空間遷移導致的歸屬缺位與城市化中的制度門檻對外來人口地方認同建立的影響。

　　近年來，城市空間擴展與城鄉治理重構打破了原有的城市邊緣區城鄉關系格局，“村改居”作為一種快速實現城市化的空間治理形式，實現了治理主體由農村“村民委員會”變為城市“社區居民委員會”、居民身份由村民變為市民、物理空間由村落變為城市景觀、關系空間由單一的原村村民變為外來人口融入(馬光川等，2015;范子艾，2020)的轉型過程。一系列的空間和政策變化對當地居民的身份認同也帶來了不小的沖擊，鄉村地域的轉型甚至會造成居民地方認同消失的問題(楊忍等，2020)。如何理解城鄉關系張力下居民的地方認同，成為加強城鄉治理、提升城鄉融合的重要議題。

　　朱竑(Zhuetal.,2011)、馬凌(2019)等通過對廣州市原東山區居民和番禺區小龍村居民的訪談，分析指出城市擴張和行政區劃調整對本地居民地方和身份認同的影響并不明顯;張海波等(2006)、韓丹(2012)對南京市失地農民的調查發現，被動城市化的農民在城市環境中存在自我認同失調和城市適應困難;孔翔等(2014)對上海閔行開發區周邊社區的調查發現，開發區建設一方面因為改變社區居民的構成而削弱了居民對地方的認同，另一方面通過改善居民的生活條件而增強了居民的地方感。

　　李凡等(2013)則通過對佛山傳統祠堂文化景觀和功能變化的分析，考察了城市化對本地居民地方認同感的影響;Li等(2019b)通過對沈陽面臨拆遷的老單位社區的調查，指出衰敗社區居民高地方歸屬與低生活質量的張力。這些研究發現，在“村民”到“市民”的轉變中，現代與傳統、城市與鄉村的生活方式沖突構成了本地人地方認同重構最重要的影響要素。然而，目前較少有研究同時考察本地居民與外來移民在城市化過程中的地方認同差異(黃飛等，2016;Wuetal.,2019)。

　　本地人和移民即使同處一個地方，兩個群體對于地方的付出和回報也存在結構性差異(Wuetal.,2019)，這種差異也將會影響他們對地方的認同與情感。已有研究認為，一般情況下本地人比外地人的地方認同要高(黃飛等，2016;Wuetal.,2019)。但對于城市化空間重構過程，本地人與外地人的地方認同的差異及其影響機制的研究仍有待豐富和深化。認同的建構是在一系列社會文化符號和隱喻的共同作用下產生的結果，而在這一系列符號或隱喻之中，人與社會群體棲居的地方無疑具有十分關鍵的意義(朱竑等，2010)。

　　“村改居”是城市化的重要方式，是城市空間擴張過程中重要的居住地類型，從傳統村落社區轉向城市居民社區的快速劇烈變遷下，僅少數學者簡要分析了“村改居”過程中居民的社會認同(朱婧，2015;孫彬彬，2020)。在此過程中，本地居民可能因為戶口性質的改變、社區環境景觀以及基礎設施的變化和外來人口的增加而產生身份認同的錯位;同時，外來移民因其與本地居民的反差和城市化過程中各類習慣與觀念的改變，也在不斷建構和重塑其對地方的認同。

　　本地人和外來移民在地方認同的形成和變化中，既存在差異，又相互關聯，甚至出現矛盾與沖突，在追求實現人—地相互作用的社會融合目標之下，理應在統一的分析框架中同時加以研究;且城市化對城市發展的影響已經從大城市擴展到了中小城市，中小城市作為大城市和小城鎮的聯結節點，承載著重要的人口轉移和吸納職能，人口在空間和身份的轉變過程中的地方認同建構關系到中小城市友好社會的建設及其高質量發展;而且，大城市本身具有多元化和復雜化的特點，外來人口較多，來自外地的類似經歷也許會弱化其地方感的缺失，中小城市卻還是以本地人為主，本地居民和外來移民的界限相比大城市可能更明顯，而學界對中小城市的居民地方認同差異關注尤顯不足。

　　為此，本文以河南省靈寶市Y村改居社區為案例地，采用定性定量相結合的方法，探究社區變遷和重構過程中本地居民與外來移民的地方認同差異及其主要影響因素。以期進一步豐富地方認同的內涵研究，同時為促進中小城市居民社會融合，推動城市健康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1研究區域及其社區變遷

　　1.1研究區域

　　靈寶市位于河南省西部，北臨黃河，南依秦嶺，現隸屬三門峽市管轄，為縣級市。本研究選取的Y社區原本是行政村，位于靈寶市東北部城市發展邊緣區。受城市化發展的影響及靈寶市“十三五”發展規劃的提出，Y村被納入到靈寶市城市化發展的區域范圍，2016年“村改居”社區項目在Y村正式設立，Y社區也逐漸融入到郊區城市化建設過程中。

　　目前已建成的Y村改居社區占地面積共198.38hm2，下轄5個居民小組，住戶共514戶，常住人口為1638人，人口以30~59歲的居民為主①。由于社區所在地區主要承接靈寶市文教與醫療的功能轉移，因而Y社區吸引了大批本市以外包括盧氏縣、澠池縣、欒川縣、洛寧縣、平陸縣等周邊縣以及平頂山市、南陽市、運城市、渭南市、商洛市、十堰市等周邊省份城市移民的入駐，形成與本地居民混居生活的現狀。Y村作為靈寶市所有村改居社區中改造時間最長、面積最大、外來人口數量最多的社區，備受市政府和澗東區管委會重視，目前已形成初具規模的人口集聚和夜市經濟，對于研究社區變遷下居民地方認同的認知重構和群體差異具有典型性和必要性，并對其他同類社區改造建設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2城市化進程中的社區變遷

　　社區變遷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城市擴張伴隨城市更新促成的地方轉型發展，社區的景觀與社會文化變遷促使居民對社區的情感與態度出現差異，是不同群體居民地方認同發生變化和出現差異的主要原因(朱竑等，2012;趙向光等，2013;楊立國等，2015;艾少偉等，2020)。Y村改居由上而下“被動城市化”的社區變遷主要體現在空間形態變遷、人口及其就業結構變遷、權力關系變遷3個方面。

　　1.2.1社區空間形態變遷

　　社區從開放式的傳統居民村落轉變為封閉式城市化社區，空間形態發生了徹底的變化，由農村居住地、耕地等傳統離散型空間轉變為集居民區、商業區、城市公園景區為一體的有序發展規劃空間。村莊內部部分傳統民居遭到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新型民居，形成低層居民樓21棟，小型高層居民樓3棟，居民夜市、社區文化中心、劇院會堂、廣播中心各1處，并伴有道路硬化和社區綠化的空間布局②，社區文化空間發生了明顯變化。社區周邊自然景觀得到很大改善，已建成集休閑、娛樂一體化的城市公園。

　　1.2.2社區人口及其就業結構變遷

　　在社區人口結構變遷方面，“村改居”社區的建成加速了社區人員的流動，大量外來人口的遷入促使社區人口結構趨于復雜，本地居民與移民居民混居、雜居的現象打破了本地人獨居的局面。目前而言②，社區中本地戶籍人口為933人(經常外出打工的人口未計入)，外來移民人口為705人，可見移民居民已經成為Y社區中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社區就業結構變遷方面，原Y村居民大部分以務農為主，農業是Y村的支柱性產業。伴隨著“村改居”社區的建立，村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多數人轉向其他產業，社區的就業結構也隨之呈現以第三產業為主(夜市、家政服務、保姆等)、第二產業為輔(汽修、制藥等)的現狀。

　　1.2.3社區權力關系變遷

　　社區制度結構的管理主體由村委會轉變為居委會，其性質從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轉變為城市政府部門在街道社區的基層政務組織，日常管理方式也從村落治理轉變為城市社區治理，社區管理服從于政府基層管理組織，執行并承擔政府的任務與職責。

　　2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地方認同的度量

　　地方認同通過人們有意識和無意識中存在的想法、信念、偏好、情感、價值觀、目標、行為趨勢以及技能的復雜交互作用，用于理解和測量“人地關系”(Proshansky,1978)。地方認同可以回答我是誰、我在哪的問題(Hummon,1992)，它既強調了人們與地方之間的重要關系，也驗證了地方對人類活動的特殊意義。

　　主要用于測度居民對地方的獨特性體驗，表現為居民對社區在認知基礎上產生的想法和價值觀等因素。本文對地方認同的度量主要借鑒具有代表性意義和成熟的地方功能、情感認同、去留決策行為量表和對“村改居”社區新老居民融合研究中的滿意度量表(Lalli,1992;張秀云，2014;辛自強等，2015;黃飛等，2016)，從地方功能認同(互動、參與和滿意)、地方情感認同以及去留意向三方面設計題項18項。所有題項均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1表示非常不認同，5表示非常認同。此外，調查問卷還包括本地居民和移民居民的人口屬性特征。

　　3結果分析

　　3.1居民地方認同差異分析

　　3.1.1社區參與兩極分化

　　組間分析結果 發現，本地居民與移民居民在地方功能認同的社區參與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對于本地居民而言，參與組均值最高(4.21)，互動組次之(3.93)，滿意度組較低(3.66)。表明本地居民熱衷于參與社區事務，側面反映其社區組織力度強、有較高的威信，居民日常交流也較為頻繁，三組功能認同均屬于較高的均值(>3.50)，功能認同程度高。對于移民居民而言，滿意度得分最高(3.91)，互動度次之(3.80)，參與度均值較低(2.74)，說明移民居民對社區的滿意度評價較高，且彼此之間的互動也很頻繁，但卻在社區參與方面熱情不足，評價較低。

　　將本地居民和移民居民對比可見：在地方功能認同12個題項均值評分中，本地居民均值評分>4分的題項共6項，移民居民為3項，總體功能認同均值本地居民(3.93)高于移民居民(3.48)。日常互動方面兩者差別不大，社區參與本地居民分值遠高于移民居民，滿意度方面移民居民評分略高于本地居民。

　　大家共同生活在同一環境建立鄰里關系，所以在互動層面兩者評分基本相同，差異不大，只是本地居民在幫忙與被幫忙、討論社區相關事務方面比移民居民熱情高，而移民居民多與社區人員相處氛圍更加融洽;本地居民的社區參與度明顯高于移民居民，兩極分化十分嚴重。相比移民居民而言，本地居民的主人身份更加深化，對于“我的地方”更具有歸屬感和責任感;移民居民對于社區的滿意度比本地居民高，是由于移民居民是在綜合比較居住環境之后自由選擇相對滿意的社區定居，且更喜歡社區現代化的生活方式。

　　組內分析發現，本地居民與移民居民在功能認同的排序上存在明顯差異。在本地居民層面，日常互動中H1題項得分最高(4.33)，H4得分最低(3.44)，體現本地居民雖然經常打招呼串門，但相處氛圍欠佳。在社區參與方面，C1、C2、C3得分均超過4.0，可見本地居民關心社區發展并且樂于參加社區事務。

　　在滿意度方面，社區治安環境得分最高(M4=4.12)，社區景觀環境、文化環境和基礎設施得分次之，認同度較高(均值>3.50)，但社區物業管理與服務評價較低(M2=2.86)，可見本地居民在身份轉變后愈發重視社區發展，熱衷于參與社區事務，對社區發展不滿意則會作出積極或消極反應。在移民居民層面，日常互動中H1和H4均值分別為4.35和4.07，可見移民居民對打招呼串門以及相處氛圍評價較高，卻在幫忙與被幫忙題項上得分不高(H2=3.22)。在社區參與方面，比起參與社區會議，他們更喜歡通過居委會組織的相關活動來提升社區參與度(C1=2.14，C3=3.06)。

　　在滿意度方面，移民居民對景觀環境的滿意度評價最高(M1=4.05)，雖然對社區物業管理與服務、文化活動、治安環境以及基礎設施的滿意度評價差異不大，但均達到了贊成的水平(M2~M5>3.50)。兩種類型居民組內評分差異較大(≥0.50)的題項為H2、H3、H4、C1、C2、C3、M2七項，集中于日常互動中的幫忙與被幫忙、討論社區相關事務和相處氛圍、社區參與會議、組織和活動以及物業管理與服務的認知上。

　　3.1.2情感根植性分異顯著

　　根據均值分析過程和顯著性檢驗發現，本地居民對自身居住的社區有家的感覺得分最高(Q2=4.22)，對地方有特殊的情感意義得分次之(Q1=4.03)，Q3與Q4得分雖不及前2個題項，但同樣達到贊同水平。可見本地居民對Y社區具有十分強烈的情感認同。在移民居民層面，他們大多很在意別人對自己社區的看法(Q3=4.28)，對社區的情感態度僅保持中立態度(Q1=3.17，Q2=3.02)，并且他們多數否定把自己居住的地方視為生命的一部分(Q4=2.23)，只是將其定義為可以居住的地方。所以總體上，本地居民對社區的情感均值(3.94)高于移民居民(3.18)，由此可見本地居民對社區的情感十分認同，而移民居 民則比較重視社區的聲譽，兩者出現不同程度的情感根植性分異。

　　4結論與討論

　　4.1結論

　　通過對靈寶市Y村改居社區本地居民和移民居民的地方認同分異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結論：1)在社區地方功能認同上，本地居民更加重視社區參與，移民居民則更加關注社區生活環境，對社區建設關心度不足，社區參與明顯缺乏。差異的主要原因是社區建設過程中村居規章制度的延續性及其不完善性。2)在社區地方情感認同上，本地居民比移民居民對社區具有更強烈的情感認同和根植性，兩類居民的情感認同各有側重，本地居民形成自我建構聯結型的情感認同，將自我和社區聯結成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移民居民生成他者凝視依附型的情感認同，將自我的情感認同依附于別人對社區的評價。

　　3)在去留意向上，本地居民相較于移民居民留居意愿更為明確;而年輕居民更加喜歡體驗社區之外的環境和生活。去留意向是基于功能認同和情感認同所形成的結果。4)Y社區居民地方認同差異的影響因素主要體現在人與地方相互作用過程中，社區管理制度、地方自然、文化環境以及居民自身差異三方面。

　　4.2討論

　　與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深入探查了城市化背景下鄉村社區變遷帶來的地方認同群體差異，在驗證本地人比外地人地方認同度高的一般性結論基礎上，進一步發現，本地居民即使在空間、社會與制度的變遷沖擊下，依舊保持了社區主人的心理與原有地方認同的堅持;而相比之下，移民居民由于多重因素的限制表現出較低的地方認同與社區參與;同時也發現本地居民對社區發展的期望值高于移民居民。棲居地的發展與變遷以及聚居形態的改變，引發地方認同的變化與重構(朱婧，2015)。

　　物質空間的重塑是短暫的，而居民的社會空間重構卻是漫長的，社區居民在社會和心理層面的變化影響遠大于物質層面的正面效益(何深靜等，2013)。雖然地方變遷和重構的村改居社區營造出開放與多元性的地方特征，是鄉村持續發展的動力關鍵，但也可能因不同類型居民認同的差異甚至分裂，造成一定的行動危機而成為阻礙社區居民文化融合、居民生活質量和幸福感提升的關鍵性因素之一，并限制城市邊緣區的發展甚至整個城市的健康發展(解芳芳等，2020)。

　　城市建設論文： 新常態背景下城市經濟韌性測度研究以云南省昆明市為例

　　在社區變遷中如何提升不同群體的認同感，促進本地居民新的“城市”認同的建立與提升移民居民的融入，都是未來城鄉治理的重要命題。而且，地方認同在時空維度上具有動態建構性，從發展的視角來看，地方認同的建構過程就是人和地方持續互動的過程(Wangetal.,2015;黃飛等，2016)。因此，未來對于社區居民的地方認同研究還可以進一步基于動態研究的視角，一方面從時間尺度上研究地方認同的變化規律及其產生的驅動機制;另一方面關注本地和移民兩類居民地方認同差異的時間表現特征，并適時提出促進居民融合、增進社區地方認同的持續性建議與對策。

　　參考文獻(References)：

　　艾少偉，周文鳳，羅冰，田金超.2020.城市少數民族社區地方認同的消解與重構.人文地理，35(1)：28-35，122.

　　[AiShaowei,ZhouWenfeng,LuobingandTianJinchao.2020.DissolutionandReconstructionofPlaceIdentityinUrbanMinorityCommunities.HumanGeography,35(1):28-35,122.]

　　KochanD.2016.HomeisWhereILayDownMyHat?TheComplexitiesandFunctionsofHomeforInternalMigrantsinContemporaryChina.Geoforum,71:21-32.DuHuimin,LiSimingandHaoPu.2018.'Anyway,YouareanOutsider':TemporaryMigrantsinUrbanChina.UrbanStudies,55(14):3185-3201.

　　戴旭俊，劉愛利.2019.地方認同的內涵維度及影響因素研究進展.地理科學進展，38(5)：662-674.

　　[DaiXujunandLiuAili.2019.ProgressofConnotation,Dimension,andInfluencingFactorsofPlaceIdentity.ProgressinGeography,38(5):662-674.]

　　作者：汪麗，張拓，胡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