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城鄉關系的不同階段,工農關系差異顯著。工業扶貧是城鄉關系與工農關系優化的本質要求,也構成了新中國70多年扶貧工作的重要內容。通過提供就業、增加收入、收入轉移與福利供給等,工業扶貧推動中國農村經濟實現了整體的進步和提升,農村貧困問題得到顯著緩解。在不同階段,工業扶貧具有不同的特征與內涵,從間接性溢出效應減貧,到直接性就業吸納減貧,再到工業反哺農業的開發式扶貧,最終到全面介入的工業精準扶貧,工業扶貧走出了一條脫胎于鄉村而后又以高質量多樣化方式回饋鄉村的扶貧發展之路。在新的階段,工業扶貧不僅不可弱化,反而應該通過更多方面的政策與制度進行扶持,這不僅是持續相對貧困治理的需要,也是新時期中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內在要求,更是構建共同富裕道路的內在要求。

　　[關鍵詞]城鄉關系;工業扶貧;鄉村振興;共同富裕

　　2021年2月習近平同志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這是共同富裕偉大目標的階段性重大成果。2021年是“兩個一百年冶奮斗目標的銜接轉折之年,脫貧攻堅戰的勝利并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我們不僅要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時還將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回顧1949年以來的扶貧道路,我們不僅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而且為世界減貧提供了十分難得的經驗和方案。從1978年到2019年底,中國貧困發生率從97郾5%下降到0郾6%。在中國的扶貧歷程中,不少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的減貧工作經驗進行了跨時段的總結和梳理,形成了新時期開展貧困治理的重要基礎。

　　城鄉論文范例： 促進城鄉養老保障資源均衡配置的財政政策取向研究

　　扶貧工作在一定意義上是對工農城鄉關系的調整和再實踐。但對相關研究的回顧和總結發現,從工業角度對中國70余年扶貧工作進行分析、總結與梳理的研究較為薄弱。客觀上看,工業發展以及工業扶貧對于中國扶貧具有獨特而顯著的意義,故本文嘗試從工業扶貧的角度對中國百年的城鄉關系以及1949年以來的工業扶貧工作進行總結和梳理。這既是對中國工農與城鄉關系的系統分析和總結,也是對工業參與扶貧工作的再研究與再深化,有助于我們在新階段重新審視工農與城鄉關系,也有助于為新階段的農村工作提供可行的思考與著力方向,為實現相對貧困治理和共同富裕目標奠定堅實基礎[1]。

　　脫貧攻堅戰能夠取得全面勝利,離不開黨的領導,離不開對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共同富裕道路的堅持,更離不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下全國上下形成的脫貧攻堅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動。在這場舉國一致的脫貧攻堅行動中,工業與企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2020年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農村居民的收入構成中,工資性收入占比為40郾71%,主要來自非農產業,而工業企業與服務型企業提供了最大比重的就業崗位。

　　經過70余年的工業發展,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具備完整工業體系的國家,擁有所有大、中和小的工業門類。從1952年到2018年底,中國工業增加值增長了近971倍[2]。中國工業的輝煌發展歷程,不僅是中國經濟輝煌歷程的最好體現,更是中國通過經濟發展致力于實現共同富裕并奮力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生動實踐。工業發展歷程不僅是我們全面認識和理解中國扶貧的一條重要線索,更是中國對國際減貧工作的重要貢獻。一、中國工業發展與城鄉關系的百年回顧

　　從國際范圍看,完成工業化都需要資金的原始積累,而利用農業積累優先發展工業在基礎薄弱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3]。中國工業的發展道路是極富特色的,作為中國工業基礎的鄉村工副業,從農業中脫胎而來,同時緊密依靠縣鄉村三級城鄉體系[4]。對工業發展階段的理解,離不開對城鄉關系背景的認識與理解,故在下文的分析中,本文將工業發展階段與城鄉關系進行了有機融合,以便充分呈現工業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并為后文的討論做好鋪墊。

　　(一)工業零落停滯與城市優先的發展階段

　　1949年之前,中國的工業基礎十分薄弱且飽受戰爭創傷[5],僅有的工業主要集中在輕工業領域,多數工業企業的實際控制者為帝國主義列強,工業形態主要為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其產值占全國工業企業總產值的63%,而當時的工業產值不到農業產值的一半[6],工業基本上處于小規模且進程停滯的狀態。在此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業發展主要在革命邊區進行,主要目的是服務革命戰爭。以陜甘寧邊區為例,其重點發展了軍事工業。在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看來,農業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工業,因此確立了工業農業并舉的發展思想[7]。毛澤東對于工業的認識也經歷了從富國強兵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轉變[8]。

　　中國革命的目標之一就是掃清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障礙,通過激發全民創造力,夯實工業發展的基礎,以鄉村為中心的革命思想的確立也構成了工農城鄉關系的另一種辯證實踐。新中國成立之前,農村衰敗與農民破產的情況極為普遍,與此同時,城市則展現出畸形繁榮的態勢[9]。大量的農業剩余被汲取到城市,大量的農村財富和優質人力資源也因體制的原因而涌入城市,面對嚴重失衡的城鄉工農關系,盡管國民政府和社會力量采取了一些措施并掀起了一些社會運動,但收效甚微。由此可見,當時的城鄉關系是極不均衡的,農業和農村構成了工業汲取資源和利益的重要空間,而處理好生存保障體系和經濟發展提升體系的關系問題[10],構成了中國共產黨執政后改革與發展工作的核心議題。

　　(二)工業發展起步與城鄉分割發展階段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費孝通先生就認為中國農村實現鄉村工業化的道路是可行的、切實的。新中國成立初期,手工業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當中占比較高,相關統計顯示,1949年時,個體手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23%[11],輕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超過70%[12]。1955—1957年,農村開始推行大規模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同時農村副業也成立了專門的合作社或合作組[13]。依托合作社發展鄉村工業在客觀上也暗合了費孝通關于中國鄉村工業化道路的判斷[14]。

　　而后,農村工業化出現了階段性高潮,集中出現在“大躍進冶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時期。當然,農村工業化的發展也沒有脫離當時中央關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政策導向,且優先發展重工業恰恰為農村工業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消費市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冶的國民經濟發展方針,這一方針也是當時反貧困思想的主要表現[15]。這一時期的農村工業發展仍以人民公社為主導力量,農村工業主要集中在人民公社一級,大隊舉辦工業的情況相對較少。1961年,農村產權進行調整,農村生產隊成為農業產權的實際主體。此后直到改革開放前,隊辦企業成了中國農村工業的主體,1970年隊辦工業產值占工副業產值的近60%[16]。

　　當時的社隊企業幾乎涵蓋了種植業以外的所有領域,包括農業機械修理、配件生產和農產品簡單加工等,對國有工業形成了有益補充[17],為農業生產與農民生產基本需求的滿足提供了重要支持。此階段的手工業對擴大社會就業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便于婦女從事生產[18]。鄉村工業以農業剩余進行投資,土地產出的集體份額轉化為社隊工業[19],而投資后形成的回報又進一步回饋了農業和農村,實現了支農、補農與養農的功能[20]。這一階段發展鄉村工業的目標是很明確的,即實現全民所有制[21],故此,鄉村工業的發展一定是要回饋鄉村與農民的。與農村工業發展同步的是,國家在這一階段著力發展城市重工業。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時,新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初步的工業體系,為之后中國工業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當然,針對這一時期重工輕農的發展戰略,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認為優先發展重工業而不是輕工業是源于當時的國內外環境,而汲取農業剩余甚至是農村工業副業剩余就成為支持城市重工業發展的有限可行路徑[22]。通過工農業剪刀差和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國家從農業行業提取了大量的資金和實物以支持城市重工業的發展。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優先發展工業的國家戰略導致農業農村的發展在一定階段內被遲滯,但中國發展方向始終沒有偏離益貧的道路[23]。從工農關系上看,1970年之前,中國仍是以農業為主導的國家,農業產值仍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主體;1970年之后,隨著一大批工業項目的實施與投產,工業才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

　　(三)工業均衡發展與城鄉有限互促階段

　　總體上看,這一階段的工業結構以輕重工業的均衡化發展為特征,直到20世紀末期,我國輕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基本相當,而農村工業化和國家整體工業化則構成這一階段減貧的基本動力。以改革開放為起點,農村改革首先啟動,隨之而來的是鄉鎮企業的快速興起,鄉鎮企業以工業企業為絕對主體,其產值與數量是社隊企業無法比擬的。改革開放后,生活消費品的短缺和城鄉居民收入的提高是推動鄉鎮企業快速發展的重要動因[24],正是因為面向農村市場的工業結構調整才讓鄉鎮企業和城市工業獲得了更大的農村市場[25]。1984年,社隊企業正式更名為鄉鎮企業,人民公社體制被鄉鎮體制取代。

　　在1980年代的鄉村工作中,國家推行的是“離土不離鄉冶和“三就近冶原則[26],這從客觀上使鄉鎮企業的發展扎根鄉村并服務鄉村。20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遍地開花,盡管隨后的發展經歷了波折,但在20世紀后期,其總體發展是較為順利的,到1988年,中國鄉鎮企業數量超過1800萬家,企業總產值超過6400億元[27]。

　　1992—1994年,中國鄉鎮企業的年增加值均超過50%,到1999年,農村勞動力中從事非農產業的有近30%[28]。以上海農村工業為例,其在1997年時,農村工業產值占全市工業產值的43%,農村工業新增產值占全市工業新增產值的近70%[29]。而在全國,到1995年,農村工業產值已占全國工業產值的近50%[30]。隨后,鄉鎮企業進行了大范圍的產權制度改革,到2000年左右,全國90%以上的鄉鎮企業都完成了改制,鄉鎮企業也轉型為現代企業[31],這是市場化改革舉措推動工業轉型發展的客觀體現。

　　與鄉鎮企業發展一致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農業生產領域的產業組織化也得到快速發展。相關研究發現,到2002年,中國農村產業化組織數量超過9郾4萬個,比1996年增加了近7倍,產業化經營組織所帶動的農戶數量占全國農戶數量的30%[32]。在鄉村工業的組織形式上,個體企業和私營企業在這一階段顯著增加。

　　二、工業扶貧的歷史階段及其內涵

　　農業支持工業是農業自身發展的要求,如果沒有農業以外產業的發展,農業的發展也就無從談起。而發展到特定階段后,工業反哺農業,也是工業發展的客觀要求,工業通過自身的發展,不僅能夠吸納并消化農業剩余勞動力,還能夠為改造傳統農業提供必要的物質支撐。本部分的論述以新中國成立為起點。

　　(一)工業起步階段的間接性溢出效應扶貧

　　改革開放前,國家的扶貧工作主要依賴緊急救濟和民政救濟,為改革開放后的大規模減貧打下了堅實基礎[44]。

　　起步階段的工業化并沒有產生直接的反哺與減貧效應,這是因為當時的工業發展和城市化發展局限于城市地區,在城鄉分割的體制下,國家相關政策主要是從農村汲取資源支持城市和城市工業的發展。但反過來說,這并不意味著工業的發展對于反貧困沒有任何意義。

　　正如前文所述,此時鄉村工業的發展,不僅使得農業剩余可以實現工業轉化,從而提升農村的整體收入水平;而且,城市工業的發展也為農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尤其是這一階段農業水利設施的建設和農業機械的供給讓農業生產的效率得到了顯著提升,以鋼鐵、煤炭、電力、石油和機械制造為代表的城市重工業為農業生產提供了重要動力與能源支持。不過,工業對農業的汲取與工業對農業的反哺和支持仍是不對等的,因此工農發展與城鄉發展的差距在該階段仍在進一步擴大。

　　這一階段工業反哺農業和農村的能力較弱,其在政策制度層面缺乏明確的體制機制,因此,我們將該階段的工業扶貧稱為間接溢出效應的扶貧。所謂間接溢出扶貧效應是指,工業的發展并沒有明確的支持農業和農村發展的目標,這種扶貧效應隨著工業發展及其產品市場的需求而在客觀上具備了扶貧的功能。區域經濟發展與行業經濟發展間就存在這種顯著的溢出效應[45]。也有研究者將此階段工業對農業的反哺稱為“滴落效應冶[46],即工業對農業和農村的發展推動是十分有限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在這一階段,農民與工業化進程是完全隔斷的。在該階段,通過行政干預方式調整工農關系與財富分配,以實現快速工業化,對于我國擺脫貧困并實現跨越式發展是很有價值的。

　　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是,20世紀60年代,中國啟動了以大小三線建設為核心的區域工業化建設,這不僅奠定了中西部工業發展的基礎,而且有助于縮小不同區域間的工業發展差距,更在客觀上縮小了特定時期的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總體上看,這一階段工業的有限經濟增長除了投入工業化之外,其他的經濟增長成果都投入到了社會發展領域。工業企業創造的價值服務于國民經濟發展,為居民收入增加和脫貧工作提供了物質基礎[47]。從扶貧的直接成績看,改革開放前無法與改革開放后的大規模減貧相比,但也正是改革開放前的發展奠定了改革開放后的減貧基礎,才使得改革開放后有了成效顯著的減貧工作。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發展是減貧的第一動力,而這個時期的經濟發展主要源于工業和農業的發展。

　　三、城鄉關系變革中的工業扶貧:啟示與反思

　　1949年以來的工業扶貧歷程表明,工業扶貧是中國扶貧工作的重要構成部分,工業扶貧與城鎮化是改革開放以來推動中國扶貧工作的基本動力,扶貧工作中工業可以實現自身價值訴求與社會效益相結合。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發展以及中國扶貧工作的階段性變化,工業扶貧的形式和途徑也更加多元,扶貧成效更加突出。工業扶貧是資本反哺農業農村發展的鮮活經驗,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理論的重要特色。

　　四、新階段工業扶貧工作的展望與共同富裕道路的構建講好中國減貧故事需要把握好經濟增長與減貧關系的主線,中國減貧是一個歷史性和內在邏輯性相統一的過程。

　　理解中國經濟增長離不開對中國工業經濟發展的理解與把握。減貧過程是一個融合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實現國家、市場和社會的有機融合是實現減貧的重要條件,但工業扶貧的使命并沒有結束,而是進入了新的階段和起點,共同富裕仍是我們需要長期堅持的經濟社會發展主題。回顧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的扶貧工作,我們可以看到,農業發展提供了減貧的初始動力和機制,但僅僅依靠農業實現脫貧是不夠的,工業化與城市化是實現脫貧的重要動力,更是共同富裕的產業基礎。盡管工業和城市的繁榮發展無法替代農業和農村在中國國情當中的基礎性地位,但就共同富裕而言,工業扶貧仍然任重道遠。

　　工業扶貧應在推動農業轉型發展中提供更多扶貧力量。新時期的工業扶貧將跳出工業行業與思維理解扶貧,未來,工業與農業、服務業的發展是緊密相關的。從農業的角度看,工業的發展可以助力農業現代化、農業綠色化與有機化。在這個過程中,智能機械、大數據、信息與化學等工業成果被廣泛應用,不僅可以突破農業增量不增收的困境,也可以大大提升中國農業的國際競爭力。如果在工業的幫扶下,農業產業能夠改變自身較為弱勢的經濟與市場地位,廣大農民和鄉村在收入分配中的弱勢地位也將得到改變。

　　未來較長時間內,在農村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和生產的情況下,依托工業推動農業現代化發展并實現減貧是工業扶貧的重要路徑。此外,隨著農業生態化與生態產業化發展進程的不斷加快,未來鄉村地區將成為提供康養、研學、休閑和文藝創作等社會服務的重要空間。在此過程中,工業需在信息化、物流、智能醫療、遠程協同辦公和農業生產智能裝備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進而助推鄉村新服務業態的發展,最終通過服務業的發展倍增扶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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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邢成舉李小云石寶峰吳雨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