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華僑華人具備投資福建農村的三大優勢，在僑資受內資和純外資雙重壓力及福建農村的有限資源約束背景下，僑資與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存在動態影響。在構建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的基礎上，測算了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并運用EG檢驗、脈沖響應、方差分解等方法，實證結果發現，短期內僑資對福建農村高質量發展的貢獻較大;長期來看，福建農村經濟發展對僑資的吸引力逐漸增強，甚至超過僑資對福建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福建農村高質量發展對僑資的推動作用時限更長。主要原因在于短期內僑資的逐利性發揮了重要作用;從長期來看，福建農村高質量發展仍能有效促進資本的集聚，吸引不同類型的資本投資，促使農村產業結構得到優化。

　　[關鍵詞]僑資;經濟高質量發展;農村經濟;指標體系

　　一、引言

　　福建地區擁有豐富的僑力資源，特別是福州、廈門、泉州等地的華僑華人投資已成為福建外向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華僑華人是福建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其對福建的房地產業、批發零售業、商務服務業、交通運輸業、通信技術服務業等做出了巨大貢獻。

　　農村經濟論文范例： 農村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的困境與出路

　　但僑資是介于本地資本和純外資之間的一種特殊資本形式，一方面，缺乏本地資本具有的人文性及“接地氣”的群眾基礎優勢，僑資企業難以全面了解市場的整體需求狀況，易被本地資本“擠出”投資;另一方面，僑資的資本逐利性大于創新性，缺乏對前沿創新領域的接觸和學習，不具備純外資較強的“創新性”，難以有效滿足個體的市場需求。在僑資受內資和純外資雙重壓力的現實背景下，華僑華人如何對自身的投資進行定位，是引導僑力資源在福建經濟發展過程中充分發揮其潛力的重要前提保證。

　　事實上，華僑華人投資在促進福建農村的經濟發展中具有較大優勢。其一，僑資具有福建農村祖籍地情感的依附性，一旦流入國內市場，資本就會在國內市場長期流動，而純外資一般是進行生產性和創新性的短期投資，僅具有短期的資本累積效應;其二，僑資較本地資本充裕，屬于海外投資積累的資本形式，來源于廣闊的海外市場;其三，相對于純外資，華僑華人對國內市場發展的情形較為了解，尤其是對農村祖籍地市場的需求狀況較為熟悉，一般無需進行全面長期的市場調研。

　　在華僑華人具備投資福建農村的三大優勢的基礎上，如何在農村的有限資源背景下，包括設備技術落后、勞動力素質較低、產業結構單一、金融改革落后等，充分發揮福建豐富的僑力資源，挖掘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潛力，提升華僑華人的投資動力，對改善農村生活就業、促進農村產業多元化發展、激發農業技術創新動力等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與相關概念的理論解釋

　　基于華僑華人投資促進福建農村經濟發展的三大優勢，為深入探析僑資與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互動關系，有必要首先對僑資推動福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現狀進行回顧，并剖析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和外延。

　　(一)文獻綜述

　　關于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問題的研究，學界主要從農民消費與收入水平的提升①、農村勞動力②、農村金融改革③、農村生態發展④、農村公共文化產品⑤、農村產業發展⑥等影響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因素分別展開。具體地，劉唐宇和彭桂湯初步概括了農民增收緩慢、體制性障礙、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留守農民素質較低等是制約福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⑦。在此基礎上，陳勁松進一步指出現代技術投入不足、產業支撐能力不夠、環境污染問題明顯、建設資金供需不平衡、城鎮規模的迅速擴張與城鎮管理滯后的矛盾、城鎮化過程中土地利用存在問題等是制約福建農村城鎮化的主要因素⑧。

　　徐華炳和吳穎認為僑資僑屬企業是中國鄉鎮企業發展的一支生力軍，也是僑鄉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且存在產品科技含量不高，基本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地域分布不均衡，資金來源渠道不斷拓寬，合作形式趨向多樣化;產業欠多元化，結構不合理等現實問題⑨。翁景德則從農村制度設計角度，提出目前福建農村的實體經濟運營狀況不佳、農村改革滯后發展、對資金、資本、信息流的吸引力持續走低，主要是由經營管理效能低下、產業體系不完善導致的，有必要針對性地強化農村經濟經營管理⑩。

　　但目前關于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問題的 研究忽視了福建擁有的豐富僑力資源，且這些僑力資源具有祖籍地情感依附性、資本充裕性等優勢，在福建農村的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促進作用。學界一致認為，僑資是提高福建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力量，具體表現在，通過有效聚集華僑華人資源，促進其在投資和創業活動中的流通，從而增加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就業，提高消費水平以及對衛生、教育、營養等方面的支出。

　　在促進地區經濟增長的同時，華僑華人投資可能存在被內、外資企業資本“擠出”的情況，尤其是當前中國存在經濟政策和政府機構的運行機制欠佳的情形，如高通貨膨脹率、黑市溢價和匯率限制;存在涉僑工作不到位的情形，如涉僑部門的僑務共識較弱，招商工作不到位，招商引資與項目落地程序脫節，服務規程不規范，優質僑資企業生態環境缺乏等問題，均會降低華僑華人的投資動力，并阻礙經濟增長①。

　　學界已得到華僑華人投資自身具有的兩面性對經濟發展存在雙重影響，且這些研究主要從理論層面對僑力資源促進福建經濟快速發展進行解釋，缺乏從僑資受內資和純外資雙重壓力的背景下，探討華僑華人投資的自身定位問題。正確理解華僑華人對祖籍地的歸屬感及其對祖籍地經濟發展的期望，是探尋僑資促進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前提保證。

　　當前，福建農村的高質量發展仍受技術設備落后、勞動力素質較低、產業結構單一、金融改革落后等有限資源的制約②，如何有效利用福建豐富的僑力資源，改善僑資的投資效率，本文將從實證層面給出有利的理論證據。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從高質量發展戰略入手，構建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測算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并運用EG檢驗、脈沖響應、方差分解等方法，探究僑資與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動態關系。

　　(二)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解釋

　　準確把握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是科學構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的基礎。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是中國農村經濟在面臨產業結構矛盾、資源環境瓶頸、勞動力素質低等現實問題時，對未來發展道路做出的重大戰略選擇，是更具效率、更高質量、更加穩定的新時代中國農村經濟發展模式。農村高質量發展是由高效供給體系和高質量需求體系構成的發展。

　　新常態下，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突出表現為有效供給不足、無效產能過剩等供給側問題，難以適應當前的需求變化。因此，高質量發展就是提高供給的有效性，實現供給與需求在新水平上的動態平衡。農村高質量供給體系的構建需要充分釋放技術創新動力，重視人才第一資源的作用，加快實現新舊動能轉換以及人與環境的和諧共處。

　　基于此，本文從農業機械動力和農村用電量反映福建農村動力供給情況，從農村勞動生產率反映福建農村人才供給情況，從農藥使用量以及鄉村醫生和衛生人員數反映福建農村民生環境的供給情況。高質量發展是以高質量需求為主要內生動力的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因此高質量需求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拉動力量，表現為消費水平的不斷提升和消費結構的優化升級。據此，本文采用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和城鄉居民消費水平比例衡量福建農村居民消費水平。

　　農村高質量發展是注重農村產業結構的發展。早期農村經濟增長以第一產業為主，在現有環境資源和技術水平的基礎上，農林牧漁業已經得到充分發展。為深入擴展第一產業，并完善農村產業結構，有必要發展農產品加工業、金融業、科學技術服務業等第二、三產業。基于此，本文采用農民消費累積比和農業投入產出比反映農村第一產業發展情況，采用金融規模反映農村第三產業發展水平。

　　農村高質量發展是更具穩定性和安全性的農村經濟發展。經濟穩定是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必要前提，沒有“穩定”就沒有發展的穩固和持久。因此，高質量發展就是要確保增速穩、就業穩、物價穩等“多穩”經濟運行局面的發展。基于此，文章采用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第一產業GDP增速衡量福建農村經濟增速的平穩性，采用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水平變動情況反映福建社會安全性。

　　三、華僑華人投資和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變量選擇與數據說明

　　為實證探究華僑華人投資與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互動關系，首先需要對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得到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測度結果。

　　(一)指標體系的選擇與構建考慮到指標的可獲得性，選取華僑華人對福建的投資作為福建僑資的替代性指標。華僑華人對地區的投資不僅由利益驅動，還來自華僑華人對祖籍地的深厚情感，即華僑華人投資額越多，該地區的僑力資源則越豐富。在嚴格遵循目的性、科學性、可操作性、動態性等原則并參考大量文獻的基礎上，系統性選出可能影響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因素，構建了包括3個一級指標、8個二級指標以及13個三級指標的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其中，勞動力生產率是由第一產業GDP與農村勞動力就業人口數之比計算得到的;農民消費累積比是指農村商品零售價格指數①與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之比;農業投入產出比是由農村商品零售價格指數與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②之比得到的;農村儲蓄規模是指農村居民儲蓄存款與第一產業GDP的比值。

　　(二)數據的選取、處理與測算本文采用1990—2017年福建省相關數據測算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數據均來源于《1991—2018年福建統計年鑒》。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測評工作主要包括數據采集、無量綱化處理、權重計算、指數測算等。對指標的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后，采用因子分析法估計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的權重，并測算指數。

　　首先，基于KMO和巴特利特檢驗可以得到KMO=0.816>0.8，因此這一指標體系適合采用因子分析法。隨后，本文采用SPSS16.0對無量綱化后的數據進行因子降維分析，可以得到“總方差解釋表”和“旋轉后的成分矩陣表”，兩者均可得到因子分析所提取的兩個因子成分Z1和Z2。具體地，由總方差解釋表可以得到兩個因子旋轉后的方差解釋率分別為42.351%和41.025%，旋轉后累積方差解釋率為83.376%，即這兩個因子共提取出題項83.376%的信息量，據此可以得到這兩個因子對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整體解釋度分別為50.8%和49.2%(其中，0.424/0.834=0.508，0.410/0.834=0.492);旋轉后的成分矩陣表能夠反映在每個因子成分中。

　　3.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測度結果分析

　　1990—2017年，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總體呈上升趨勢。隨著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戰略的不斷推進，2002—2017年這一上升趨勢較為明顯，但2002年和2009年這一趨勢出現明顯下滑，出現這一現象的可能原因在于1998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

　　1998年福建農村的通信技術較為落后，金融危機所導致的經濟波動對福建農村地區的傳導機制有很長時間的延遲，直到4年之后才波及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而2008年，全球經濟已逐漸趨向一體化，農村經濟越來越重視城鄉互動的發展模式，金融危機所形成的經濟波動對農村地區的延遲影響已縮短到一年。另外，1997年、2000年和2004年，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已幾近“峰值”，1994年和2002年又出現指數回落的現象，這是由福建農村產業結構發展的不平衡、農村有限資源的不斷消耗、農村環境的不斷破壞產生的。

　　四、實證分析與檢驗結果

　　20世紀80年代以來，華僑華人投資對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推動作用強于福建農村經濟發展對僑資的帶動作用。改革開放初期，華僑華人對農村地區的投資不斷增加，農村第一產業得到快速發展，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得到不斷完善，同時僑資企業還對農村當地的勞動力開展培訓活動，以提高農村的勞動力效率，增加農民收入水平，改善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由此帶動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這是華僑華人投資促進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階段。這一現象的產生與華僑華人資本的自身特性不可分離。僑資企業是介于本地企業和純外資企業之間的一種特殊企業形式。

　　華僑華人投資領域主要圍繞房地產業、商務服務業等，難以接觸前沿創新領域，缺乏對先進國家或企業前沿技術的借鑒學習，因此僑資的資本逐利性大于資本創新性。與本地資本和純外資相比，前者具有人文性以及“接地氣”的群眾基礎優勢，本地企業了解整體市場的需求狀況，使得僑資易受本地資本的“擠出效應”影響;后者具有的較強“創新性”，在一定程度上趨向于滿足個體的市場需求，導致僑資企業落后于純外資企業對個體需求的探知度。這兩類資本的“雙重壓力”使得華僑華人資本難以對外擴展其資本的投資規模，導致僑資企業傾向于對農村地區開展投資活動。隨著福建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村自身具有的兩方面弱勢使得農村經濟發展對華僑華人投資的吸引力不足。

　　其一，大批有素質的農村勞動力發生轉移，致使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口明顯減少，且滯留農村人口多為老、幼、婦等弱勢群體，使農業生產效率明顯下降，制約了農業產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其二，農村企業的發展帶來了一系列農村環境污染問題，農村污染管制也制約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長期看來，福建農村經濟發展并不能明顯帶動華僑華人投資水平的提高，而華僑華人投資能夠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良好的物質基礎和第二、三產業的原料供應。

　　隨著華僑華人投資的增加，大量剩余勞動力的有效就業促使農民收入和消費水平提高，推動了福建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因此，在促進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應重視華僑華人投資的重要作用。僑資對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一個標準差沖擊，低于福建農村高質量發展指數對僑資的標準差沖擊，之后都維持在一個平穩態勢，且后者的回落速度高于前者。

　　“后者沖擊強而回落速度快”的原因在于，開始時華僑華人資本的逐利性發揮了重要作用，短期內有效促進了福建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雖然福建農村仍存在投資環境和投資條件有限、勞動力素質不高、基礎設施不完善等現實問題，但從長期來看，福建農村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仍能有效促進物質資本的集聚，尤其是當前中國“美麗鄉村”建設的政策導向，吸引了許多不同類型的資本投資，拓寬了農村產業的發展途徑，促使農村產業結構得到不斷完善，由此提高了僑資投資水平。總體而言，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對僑資的帶動作用較強，且這一帶動作用的持續時間較長。相反，僑資對福建農村經濟發展具有較小的正向沖擊響應，長期條件下，福建農村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對僑資的過度依賴會導致其發展速度的落后。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對僑資與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結論。僑資和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且兩者之間的相互沖擊影響差異明顯：后者受前者的一個標準差沖擊影響較弱，前者受后者的一個標準差沖擊開始較弱，隨后逐漸增強，直到超過對自身沖擊的響應。短期內，僑資對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貢獻較大;但從長期來看，農村經濟發展對僑資的吸引力逐漸增強，甚至超過僑資對福建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福建農村高質量發展對僑資的推動作用時限更長。

　　主要原因在于短期內，僑資的資本逐利性發揮了重要作用，有效促進了福建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雖然福建農村仍存在投資環境和投資條件有限、勞動力素質不高、基礎設施不完善等現實問題，但從長期來看，福建農村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仍能有效促進物質資本在農村的集聚，尤其是當前中國“美麗鄉村”建設的政策導向，吸引了不同類型的資本投資，拓寬了農村產業的發展渠道，促使農村產業結構升級。在此結論的基礎上，從僑力資源視角促進福建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應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更大努力。

　　一是改善福建農村自身的發展環境，促使僑力資源為促成農村經濟發展而錦上添花。相關政府應當正 確認識農村地區面臨的艱難發展困境，合理評估華僑華人對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貢獻，不能為了發展農村經濟而一味地強調華僑華人投資的重要性，忽視自身人力資本和環境問題的實際，盲目擴大投資規模，不顧投資質量。

　　二是推進僑力資源集聚福建農村的促進機制。維護華僑華人的祖籍地情感，分地區設立福建農村的華僑華人“老鄉會”，提升華僑華人的情感交流。鼓勵僑聯、僑辦舉辦“僑鄉會”，促進華僑華人對當地主體部門的溝通及其對家鄉的了解，讓他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拓寬華僑華人對福建農村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貢獻的途徑。

　　三是提高僑力資源的配置效率。當地政府不應借“發展”之名不切實際地擴大華僑華人投資規模，應處理好華僑華人投資活動中農村政府和僑資企業的良好互動關系，優化華僑華人投資的頂層設計，根據福建農村的地區特征，提高僑力資源的配置效率，使農村地區有更大動力提升自身創新能力，實現規模經濟和技術升級。

　　作者：盧雨婷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