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首先通過方差時變模型測度了中國和其他42個國家(36個OECD國家與6個非OECD國家)的財政政策波動性。此后借助Hsiaoetal.(2012)的反事實框架，利用42個國家與中國的個體相關性，以中國2001年底正式加入WTO這一事件作為準自然實驗進行反事實分析，以此推斷貿易開放對財政政策波動性的因果效應，并借助Hsiaoetal.(2012)反事實框架、“matrixcompletion”方法和面板數據模型等進行穩健性檢驗與機制分析。

　　結果表明：中國的財政政策存在較大的波動性，但在2001年底加入WTO后，財政政策波動性有所降低;貿易開放對財政政策波動性具有顯著的因果效應，隨著貿易開放度的提高，財政政策波動性顯著降低，結論具有穩健性與一般性。進一步的回歸合成法實證結果顯示，貿易開放對財政政策波動性的影響通過“中介效應”和“補償效應”擴大政府規模這一渠道產生，即伴隨一國貿易開放度的提高，該國政府規模隨之擴大，進而降低該國的財政政策波動性。

　　關鍵詞：貿易開放財政政策波動性政府規模回歸合成法機器學習

　　一、引言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領域的重要研究主題，也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或手段，一直是理論界和實務界關注的焦點。相關文獻不斷涌現，但絕大多數文獻都局限于對財政政策水平(fiscalpolicyinlevel)的關注，如財政支出水平、稅率水平及政府支出乘數等，而忽視了對財政政策波動性(volatility)的研究。財政政策波動性近年來開始受到發達國家政策界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成為財政政策研究的重要主題(Afonso&Jalles，2012)。

　　特別是美國次貸危機、歐盟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使得財政政策波動性研究和管理成為熱點。Hamilton(2008)指出，只關注條件均值是有誤導的，還應關注波動性。Fatas&Mihov(2013)指出，很多最新研究發現，在模型中控制制度變量后，財政政策水平變量的影響通常變得不再顯著，但財政政策波動性的影響卻不同，即使引入制度等變量后，其影響依然顯著。從而其認為達到低通脹和低預算赤字是不夠的，有必要獲得穩定的通脹和穩定的財政政策。Fatas&Mihov(2007)強調，與政策工具水平量相比，政策波動性可能是衡量宏觀經濟政策的更好指標。

　　關于財政政策波動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財政政策波動性對于其他經濟變量的影響，如Bachmannetal.(2017)、Fernández�睼illaverdeetal.(2015)、Basu&Bundick(2012)、Bloometal.(2008)、Bachmann&Bayer(2009)、Bakeretal.(2012)、Fatas&Mihov(2007，2013)、王立勇和紀堯(2019)等。而關于財政政策波動性決定因素的研究則相對比較缺乏：(1)部分文獻強調了政治因素與制度建設的作用(Fatas&Mihov，2006，2007，2013;Woo，2009;Agnello&Sousa，2009;Albuquerque，2011)。例如，Albuquerque(2011)利用23個EU國家1980—2007年的面板數據研究發現，財政制度的質量對公共支出的波動性有著較大的、統計上顯著的負面影響，但赫芬達爾指數除外，表明在一些政黨中議會席位的高度集中會提高公共支出的波動性，但Woo(2011)等文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

　　(2)部分文獻強調了財政規則對財政政策波動性的影響，如Fatas&Mihov(2006)、Albuquerque(2011)、Brzozowski&Siwinska�睪orzelak(2010)、王立勇和紀堯(2019)等。其中，Fatas&Mihov(2006)使用美國48個州的數據發現，以預算赤字和支出約束形式的財政規則傾向于降低財政政策波動性。Brzozowski&Siwinska�睪orzelak(2010)以OECD、拉美、中東國家為樣本研究發現，財政規則(顯性的赤字或債務約束)對財政政策波動性存在顯著的影響，但這一影響取決于公共債務或財政平衡規則的目標是提高還是降低財政政策波動性。(3)部分文獻強調社會極化現象對財政政策波動性的影響。Woo(2011)認為，社會極化程度會通過影響機會主義的政策制定者的行為而對財政政策波動性產生影響。

　　(4)另有文獻強調了經濟發展水平對財政政策波動性的影響。Woo(2011)、Yogo(2015)指出，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國家或富國的財政政策波動性較低，小國的財政政策波動性較大。與此觀點不同的是，Dixit&Weibull(2007)、Fernandez&Levy(2008)、Lindqvist&?sterling(2008)指出，在較大的經濟體中，個體異質性更加明顯，進而會因為對公共物品的偏好差異導致社會極化現象加重。最終，輪流執政會加劇政府支出波動性。

　　近年來，隨著中國開放程度和全球化進程的逐步推進，財政政策特征不僅受到內部環境的影響，且與外界因素息息相關，即貿易開放能夠影響財政政策及其相關特征。例如，Eggertssonetal.(2016a)和Eggertssonetal.(2016b)強調貿易開放對一國財政政策實施的沖擊和影響。Rodrik(1998)、Lane(2003)、Ram(2009)、郭月梅和孫群力(2009)、高凌云和毛日癉(2011)及梅冬州和龔六堂(2012)、毛捷等(2015)等研究表明，貿易開放對財政支出規模有重要影響;陳詩一和張軍(2008)發現，貿易開放對政府支出效率有一定的影響。

　　可見，隨著全球經濟開放程度的逐步加大，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等對國內政策實施帶來的影響不容忽視，財政政策實施的穩定性與效果同樣受其影響。財政政策波動性作為與財政政策持久性和財政政策周期性一起同被經濟學者和政策界關注的三大政策特征之一(Fatas&Mihov，2007;Afonsoetal.，2010)，是否會受到貿易開放進程的影響?或者存在何種程度或方向的影響?這是本文所關注的問題。對該問題的研究，不僅有利于開放經濟背景下的財政調控政策的選擇和制定，是評價中國財政政策實施效果的重要方面，更是規避財政政策調控背后潛在成本的重要依據。①特別是在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拓展對外貿易，培育貿易新業態新模式，推進貿易強國建設”、“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的背景下，厘清貿易開放對財政政策波動性的影響方向和影響機理顯得尤為重要。僅從散點圖看，貿易開放與財政政策波動性可能存在較強的相關性。

　　貿易開放度與財政政策波動性呈現負相關關系，即貿易開放程度越高，財政政策波動性越小。②然而，以上相關性是否真的成立?更進一步地，貿易開放對財政政策波動性是否存在因果效應?貿易開放度對財政政策波動性的因果效應究竟如何?這需要進行科學嚴謹的分析和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借鑒Fernández�睼illaverdeetal.(2015)的測度方法，引入方差時變模型測度財政政策波動性，測度了中國和其他42個國家(36個OECD國家與6個非OECD國家)的財政政策波動性，并借助Hsiaoetal.(2012)的反事實框架和國家間的個體相關性，以中國2001年底正式加入WTO這一事件作為準自然實驗進行反事實分析，以此推斷貿易開放對財政政策波動性的因果效應，并借助Hsiaoetal.(2012)反事實框架和面板數據模型等進行機制分析與檢驗。

　　二、模型設定、指標測度和數據說明

　　本部分將對本文實證研究所用到的主體模型及具體指標進行描述和介紹。本文中所使用的36個OECD國家以及6個非OECD國家的數據來源于OECD數據庫、世界銀行數據庫和BVD宏觀數據庫，OECD數據庫提供了36個OECD國家以及多個非OECD國家的數據。由于部分非OECD國家存在大量缺失值，本文選取了數據較完整的6個非OECD國家，分別是巴西、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南非、印度、印度尼西亞。

　　中國的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世界銀行數據庫以及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的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庫。考慮到2007年的金融危機以及之后中國的“四萬億(元)”財政刺激，可能會對財政政策波動性產生重要影響，從而會高估和混淆貿易開放的因果效應，同時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和滿足因果效應推斷的需要，本文所用樣本區間為1999年第1季度到2006年第4季度，所用數據已進行季節調整及相應處理。

　　三、實證結果與穩健性檢驗

　　本部分將借助上文所述的反事實分析方法來推斷貿易開放對財政政策波動性的因果效應，并從改變政策發生時點、改變政策發生地區、改變財政政策波動性測度指標、改變財政政策波動性測度方法等方面，以及利用Atheyetal.(2018)提出的“matrixcompletion”(簡稱MC)機器學習方法進行一系列穩健性檢驗，且為了保證研究結論的可信性和一般性，本部分還給出國別面板數據的回歸結果。

　　四、機制解釋

　　借鑒已有文獻和理論，本文認為政府規模可能是貿易開放影響財政政策波動性的內在機制或渠道。具體而言，貿易開放度的提高，加深了各國的經濟往來，擴大了各國面臨的市場范圍和物品的交易范圍，面對市場范圍的擴大和國際合作的強化，國家之間的分工變得更加細化，且擴大了勞動要素流動范圍，促進了要素流動，從而國家規模傾向于變小。由于一國政府的目標是通過提供公共品以提高家庭福利，從資源約束角度看，由于公共品提供有一定的固定成本，不同規模國家政府公共品支出差異相對不大，但由于范圍經濟的存在，大型國家的政府能更好分攤成本。此外，小型國家的總產出更低，且總產出對國家規模的彈性遠大于公共品價格的彈性，從而政府規模較大。

　　同時，對一個國家或地區而言，貿易開放程度的提高，增加了其所面臨的外部風險，使其受到外來沖擊的可能性變大，為了應對外部風險和不利沖擊，一國政府通常會采取增加社會保障支出等手段，致使政府規模變大。一方面，隨著政府規模的提高，財政政策的“自動穩定功能”進一步發揮，逆周期財政政策的調控效率也得以提高，有助于降低經濟波動。經濟波動的降低使得政府偏離財政規則進行調控的需求、機會和可能性降低，且在經濟不確定性下降的背景下財政政策調控的前瞻性、精準性和有效性將提高，從而降低財政政策波動性。另一方面，隨著政府規模的提高，財政制度性建設的激勵和需求變大，制度性建設加快，制度約束得以強化，有助于降低財政政策波動性。接下來，本文將從理論分析與經驗驗證兩個角度來論證這一機制。

　　(一)貿易開放與政府規模

　　借助已有理論和文獻不難發現，貿易開放對政府規模主要存在兩方面的影響：第一，貿易開放通過影響一國國家規模來影響該國政府規模，即貿易開放通過擴大市場范圍，促進了國家的分工以及勞動要素流動，貿易開放使得國家規模變小，而國家規模越小，政府規模越大，因而，貿易開放對政府規模存在正向影響，這便是所謂的“中介效應”。Alesina&Wacziarg(1998)研究發現，二戰后的貿易自由化進程使得全球的國家數量由1946年的74個增長到1995年的192個，且國家規模存在小型化趨勢，在1995年，居民數量少于500萬的國家有87個，居民數量少于250萬的國家有58個，居民數量少于50萬的國家有35個。而越小型的國家，政府規模相對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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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財政政策波動性是宏觀政策調控背后的潛在成本，不利于引導市場行為和社會心理預期，對經濟存在較大的負面影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財政政策波動性作為財政政策的重要特征，是否會受到貿易開放的影響，以及存在何種方向和程度的影響，是事關開放經濟背景下財政調控政策的選擇和制定、財政政策實施效果評價的重要問題，更是規避財政政策調控背后潛在成本的重要依據。

　　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拓展對外貿易，培育貿易新業態新模式，推進貿易強國建設”、“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在此背景下，厘清貿易開放對財政政策波動性的影響方向和機理具有重要意義。本文正是基于此，針對已有研究的不足，借鑒Fernández�睼illaverdeetal.(2015)的測度方法，引入方差時變模型測度中國和其他42個國家(36個OECD國家與6個非OECD國家)的財政政策波動性，并借助Hsiaoetal.(2012)的反事實框架，利用42個國家(36個OECD國家和6個非OECD國家)與中國的個體相關性，以中國2001年底正式加入WTO這一事件作為準自然實驗進行反事實分析，以此推斷貿易開放對財政政策波動性的因果效應，并借助Hsiaoetal.(2012)反事實框架和面板數據模型等進行機制分析與檢驗。

　　本文得到的基本結論包括：第一，中國的政府支出存在較大的波動性，但中國在2001年底加入WTO以后，其財政政策波動性有明顯的降低，波動幅度明顯減弱。從國際比較視角看，2001年底前，中國財政政策波動性處于較高水平，高于大多數樣本國家的財政政策波動性水平，而在2001年之后，隨著中國財政政策波動性的下降，逐漸低于樣本國家的平均水平。

　　第二，貿易開放對財政政策波動性具有顯著的因果效應，一國貿易開放度的提高，會使得該國的財政政策波動性明顯降低，運用機器學習等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均證明該結論的可信度和穩健性。第三，貿易開放度對財政政策波動性的影響機制在于：貿易開放度的提高，會通過“中介效應”和“補償效應”擴大政府規模，而政府規模的提高會使得財政政策波動性明顯降低。估計結果顯示，政府規模每提高1%，會使財政政策波動性降低約1��74%。同樣，本文使用中國省際面板數據進行的回歸及相應穩健性檢驗也提供了支持性證據。

　　參考文獻

　　陳詩一、張軍，2008：《中國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效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第4期。

　　高凌云、毛日癉，2011：《貿易開放、引致性就業調整與我國地方政府實際支出規模變動》，《經濟研究》第1期。

　　郭月梅、孫群力，2009：《貿易開放與中國地方政府規模關系的實證研究》，《管理世界》第10期。

　　呂冰洋、陳志剛，2015：《中國省際資本、勞動和消費平均稅率測算》，《財貿經濟》第7期。

　　毛捷、管漢暉、林智賢，2015：《經濟開放與政府規模———來自歷史的新發現(1850—2009)》，《經濟研究》第7期。

　　梅冬州、龔六堂，2012：《開放真的導致政府規模擴大嗎?———基于跨國面板數據的研究》，《經濟學(季刊)》第1期。

　　王立勇、紀堯，2015：《財政政策波動性研究的國際動態》，《經濟學動態》第8期。

　　王立勇、紀堯，2019：《財政政策波動性與財政規則：基于開放條件DSGE模型的分析》，《經濟研究》第6期。

　　楊燦明、孫群力，2008：《外部風險對中國地方政府規模的影響》，《經濟研究》第9期。

　　作者：王立勇袁子乾紀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