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中國逐漸成為馬來西亞及其他東盟國家重要的投資來源國‍‌‍‍‌‍‌‍‍‍‌‍‍‌‍‍‍‌‍‍‌‍‍‍‌‍‍‍‍‌‍‌‍‌‍‌‍‍‌‍‍‍‍‍‍‍‍‍‌‍‍‌‍‍‌‍‌‍‌‍。 盡管從總體上看，馬來西亞對中國投資持歡迎態度，也急需中國資本填補其國內基礎設施領域建設資金的不足，但從實際情況來看，中國對馬投資項目有些取得成功，有些則遇到困難甚至遭受挫折，這與馬來西亞國內復雜的選舉政治、政黨利益及較為特殊的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制度安排有關。 因此，中國與馬來西亞及其他東盟國家之間需要建立合適的制度安排，使雙方共識制度化、法律化，在雙邊、多邊領域利用區域合作機制和國際規則來確保雙方的投資利益不受損害。

　　[關鍵詞]馬來西亞; 中國投資; 政治經濟學; 新經濟政策; 一帶一路

　　馬來西亞作為亞洲一個新興經濟體，是東盟重要的一員，也是在東南亞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落腳點。 馬來西亞有過令人羨慕的經濟增長記錄和成功經驗，如今國內仍有強勁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 2012年之前，中國對馬來西亞直接投資并不明顯，新加坡、印尼、泰國和越南分別是東南亞國家中吸引中國投資最多的國家。

　　2013年“一帶一路” 倡議實施以來，中國逐漸成為馬來西亞及其他東盟國家重要的投資來源國。 除制造業外，中國對馬投資更多集中在規模大、資本密集型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盡管從總體上看，馬來西亞對中國投資持歡迎態度，也急需中國資本填補國內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不足，但從實際情況看，中國對馬來西亞投資有些項目取得成功，有些項目則遇到困難，甚至遭受挫折。

　　中國對馬來西亞投資日益增長且情況復雜，但國內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數屬于中國對馬來西亞投資的經濟學分析，例如一些學者梳理了中國對馬來西亞投資的現狀，并分析了今后的機遇與風險①。又如黃思華考察了希盟政府上臺后的百日新政對馬來西亞現有中資項目的影響，認為“馬來西亞在政策上的調整將有可能為中國的基建及房地產項目帶來更多挑戰”③。 然而，現有研究對于在馬中資項目有些取得較大成功，有些卻遇到不少困難的不同情況仍缺乏較為具體的分析。 本文基于政治經濟學視角，通過比較分析三個具體投資案例，認為中國對馬投資成功與否與馬來西亞國內復雜的選舉政治、政黨利益及較為特殊的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制度安排有較大關系。

　　一　馬來西亞“新經濟政策”與國內政治經濟矛盾

　　自1957年獨立以來，馬來西亞政府一直在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著積極的干預作用，并使國家成功地從原來的資源出口型國家發展成中等收入國家。 為消除貧困和實現種族間的平衡發展，馬來西亞政府從1971年開始實施為期20年的新經濟政策④。 該政策以“馬來人優先”、“政府經濟權力至上” 為主要原則，在幫助馬來人擺脫貧困、促進馬來西亞從原來的資源出口型國家發展成中等收入國家方面取得很大成效。

　　盡管馬來西亞官方在1991年就宣布結束新經濟政策，但該政策仍以各種不同名義繼續存在，近年來甚至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加強。 過去幾年，巫統領導的執政聯盟“國民陣線”(簡稱國陣) 為確保在國會占有多數席位，爭取農村社區馬來族群的選票，強硬推行偏向馬來人利益的新經濟政策，很大程度上影響到馬來西亞國內的公平競爭環境⑤。

　　第一，馬來西亞存在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矛盾。 作為聯邦制國家，馬來西亞由13個州以及3個直轄區組成。 馬來西亞聯邦具有一般聯邦國家所共有的外部特征：中央和州都有自己的憲法與立法、行政機構，甚至除國家元首外，各州亦有自己的元首②。

　　另一方面，盡管馬來西亞實行議會內閣制，實際行政權掌握在總理領導的內閣手中，最高元首(由九個州世襲統治者輪流擔任) 只是名義上的行政權最高代表者，但與其他君主立憲制國家的虛位元首不同，馬來西亞最高元首是伊斯蘭教領袖和馬來人特權的守護者，再加上巫統自成立以來的任務之一就是捍衛馬來西亞各王室的利益，最高元首和各州統治者在實際政治生活中仍容易逾越議會內閣制對其權力的限制③。 各州元首在該州內作為伊斯蘭教領袖依據聯邦憲法擁有伊斯蘭教事務上不可削減的權力④。

　　近年來，隨著伊斯蘭復興運動的興起和地方經濟利益的擴張，一些州的蘇丹由于與巫統存在矛盾，開始或明或暗支持反對黨或者拒絕執政黨提出的發展計劃，與聯邦政府意見不一、利益沖突愈來愈明顯。 例如，在政府財政收入和支出總額方面，聯邦政府所占比重高達88% (其他聯邦制國家如美國和澳大利亞約占50%)，給地方政府留下的支配空間很少，導致各州投入基礎設施的資金嚴重不足⑤。 相對威權主義政黨巫統而言，希盟宣稱自己是馬來西亞民主的象征，提倡多元主義、限制政府權威，對地方的控制力遠不及巫統領導的國陣。 馬來西亞國內諸多問題，包括王室與政府之間的權力博弈，中央與地方政府圍繞財權、地權的爭議，以及政府與社會利益集團的摩擦，都將繼續給馬來西亞的政治經濟發展帶來深刻影響。

　　第二，政聯企業與中小企業的矛盾。 (1981—2003年)主張幫助馬來商人掌控大型政聯企業，通過政府補貼、干預等手段組建大批制造業及基建領域的大型企業。 盡管馬來西亞政聯企業的所有權集中在企業自身而非馬來人手中，但政聯企業被視為是實現增加馬來人財富的工具。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曾導致一批馬來西亞政聯企業破產，但政府很快又國有化了一批重要的私有企業項目，使之成為實際上的政聯企業②。 政聯企業占據了包括自然資源、公共事業、大型建筑及金融證券等重要的經濟部門，還通過吸引優秀馬來人企業家，影響了馬來人私營企業的發展。

　　此外，馬來西亞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將國內中小銀行整合為十大銀行，通過國家投資公司掌控了大部分商業銀行的股權，形成國有銀行對國內金融系統的壟斷局面③。 這些銀行在采用更好的支付方式和提供新的金融產品方面進展緩慢，更傾于運用傳統方式向大型政聯企業貸款，使得中小企業貸款更加困難。 雖然希盟在競選期間提出要重塑馬來西亞的政治經濟、改革政聯企業和振興中小商業銀行，但希盟非但沒有改革，其領導的政府還接管了不少大型政聯企業。

　　如新成立的經濟事務部就從財政部接管數家政聯企業，馬來西亞國內唯一的一家主權財富基金(Khazanah Na sional)也轉至馬哈蒂爾控制之下④。 政聯企業作為政黨工具，被用來向關鍵選區的黨員派發不同類型的政治資源，如資金援助、項目合同和經營許可等做法在希盟政府執政下也得以繼續。

　　二　中國對馬來西亞投資案例分析

　　自2009年起，中國已連續11年成為馬來西亞最大的貿易伙伴。 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中國逐漸成為馬來西亞及其他東盟國家的重要投資來源國。 《2019年東盟統計年鑒》顯示，中國2016年超過日本、美國成為馬來西亞最大的投資國，2017年對馬投資總額達15.88億美元)，占馬來西亞吸引的全部外商投資總額的17.1%。 盡管從總體上看，馬來西亞對中國投資是持歡迎態度的，但實際情況比較復雜。 下面將以較具代表意義的關丹港項目、東海岸鐵路項目和“森林城市” 項目為例，分析影響中國對馬來西亞投資成功或失敗的主要因素。

　　(一)關丹港項目

　　2018年5月馬來西亞大選后，媒體更多地聚焦到那些被取消或暫停的大型投資項目，如東鐵項目、馬新高鐵、大馬城、多元石化產品輸送管道和沙巴天然氣輸送管道、馬六甲皇京港等。 中國在馬來西亞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很多是由馬來西亞政府提供擔保的貸款融資，在大選后馬來西亞新政府因為前政府所遺留的沉重政府債務負擔而擱置項目。 而事實上，在馬來西亞也有許多與中國有關的投資項目是由私人部門提供融資，具有不錯的投資效益和發展前景，關丹港的擴建項目就是其中之一。

　　關丹港位于馬來半島彭亨州東南海岸，面向南中國海，從關丹港出發的貨輪可以行走中馬兩國之間距離最近的航線‍‌‍‍‌‍‌‍‍‍‌‍‍‌‍‍‍‌‍‍‌‍‍‍‌‍‍‍‍‌‍‌‍‌‍‌‍‍‌‍‍‍‍‍‍‍‍‍‌‍‍‌‍‍‌‍‌‍‌‍。 作為私營港的關丹港由關丹港財團私人有限公司經營，其中馬來西亞公司IJM Corporation Berhad占股60%，中國北部灣國際港口集團占股40%，另外馬來西亞政府擁有部分特殊股權份額①。 港口擴建工程于2013年開始，由關丹港財團通過當地銀行和內部融資，投資30億令吉修建新碼頭及港內基礎設施。

　　關丹港財團享有30年(2015—2045年) 開發、運營和管理關丹港的特許權，并在30年特許權到期后可再續30年? ? 075年。 隨著中方公司作為戰略伙伴的加入及擴建工程的逐漸完成，關丹港將從原來的支線港變成深水港，貨運年吞吐量預計將從2，000萬噸提升至5，200萬噸，集裝箱吞吐量也將從原來的15萬標箱上升至150萬標箱②。

　　關丹港的擴建與馬中關丹產業園發展密切相關。 關丹產業園位于馬來半島東海岸，臨近關丹港，由馬中雙方共同開發，是著名的“兩國雙園計劃” 之一。 “兩國雙園計劃”起源于馬來西亞前總理納吉布和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的倡議，即分別在馬來西亞彭亨州內和中國廣西境內創立馬中關丹產業園和中馬欽州產業園。 馬中關丹產業園馬方占股51%，中方占股49%，中方公司則主要由廣西北部灣國際港集團(95%)和欽州投資(5%)組成。 廣西方面負責向關丹產業園引進鋼鐵廠、鋁加工廠及食用油加工廠。

　　隨著“一帶一路” 倡議的進一步落實，關丹產業園也迎來加速發展的契機。 2014年廣西北部灣國際港集團與廣西圣龍冶金有限公司合資成立了聯合鋼鐵有限公司(AllianceSteelSd.Bhd)，成為園區內最大的投資公司。 聯合鋼鐵占地710畝(約占園區60%的土地)，在園區內初始投資56億令吉，為馬來西亞創造了超過4，000個就業機會，本地員工占80%以上③。 聯合鋼鐵每年產鋼達350萬噸，鋼廠所需設備和中間產品主要從中國進口，煉鋼原材料主要從澳洲、巴西進口，生產的鋼鐵產品則主要向東南亞其他國家出口，預計每年從關丹港向東南亞國家出口鋼鐵產品達到100萬噸以上④。

　　(二)東海岸鐵路項目

　　東鐵項目最初是由中國總理李克強與馬來西亞前首相納吉布共同見證簽署的政府間合作項目，由中方提供85%的貸款，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與馬來西亞鐵路私人股份有限公司(該鐵路業主) 合作建設，總投資達655億令吉(后降至440億令吉)，全長688公里(后降至640公里)。 東鐵項目于2017年開工，雖然在2018年5月大選后被希盟政府擱置，但于2019年7月正式復工，是目前東南亞最大的鐵路項目，也是中國“一帶一路” 出海的最大單體標志性項目。 東鐵項目經過了3個馬來人密集州，即彭亨州、丁加奴州和吉蘭丹州。

　　從馬來西亞國內政治來看，前首相納吉布當時確定東鐵項目是出于其政黨選舉考慮的①。 自馬來西亞獨立以來，以巫統為核心的國陣在歷次大選中都獲得下議院多數選票。 但在2008年和2013年的兩次大選中，伊斯蘭黨和另外兩黨聯合組成的人民聯盟都打破了國陣多年來對聯邦議會2/3議席的控制，且在多個州執政。

　　2018年5月馬來西亞新政府上臺后，馬哈蒂爾明確表示將重新審視所有中資項目，并且對進行任何“不平等條約” 重新談判，以保證馬來西亞的國家利益不受損害，其中就包括東鐵項目④。 此后，馬來西亞政府取消東鐵項目的消息不斷出現。 2019年2月，馬外交部長賽夫丁·阿撲杜拉(Saifuddin Abdullah) 表示，馬方與中國就重啟東鐵項目的談判取得進展。 2019年4月12日，馬來西亞總理署發布新聞，雙方簽署東海岸鐵路補充協議，工程造價由原先的655億令吉(約160億美元)降至440億令吉(約106 8億美元)，東鐵項目重新恢復⑤。 在補充協議下，雙方還同意組建一家合資公司管理、運營和維修東鐵網絡，確保東鐵項目建設的有效進行。

　　從馬來西亞新政府上臺后的重新評估，到做出取消和暫停的決定，再到重啟談判直至重新恢復，反映了新政府對東鐵項目的復雜心情。 具體來說，2018年大選前希盟作為在野的反對黨，基于對“中國因素” 的政治動員，將東鐵項目、納吉布貪腐與國家主權等議題聯系，削弱了國陣的執政合法性，成功分流了國陣的馬來人票源，最終贏得了2018年大選。 因此，希盟政府在大選后對中資項目的政策調整其實是其在大選前的選舉動員和競選策略的延續。

　　然而，由于希盟政府在大選后受到巫統和伊斯蘭黨在族群和宗教問題上的聯合制衡①，在2019年上半年完成從“高政治” 走向“低政治” 的轉變，把提高經濟績效作為其繼續執政的最重要合法性來源，通過尋求與中國建立更為緊密的經濟聯系，期望能夠解決經濟發展和民生問題，避免族群和宗教矛盾的進一步激化。 總之，對馬來西亞來說，盡管鐵路港口等基礎設施的建成可以幫助其相對落后的東部地區連接經濟發達的西部地區，實現本國經濟更加均衡發展，但馬來西亞的選舉政治和政黨更替也給東鐵項目增添了不小的政治風險和不確定性。

　　(三)“森林城市”項目

　　位于馬來西亞柔佛州的“森林城市” 項目是中國上市公司碧桂園與馬來西亞柔佛蘇丹伊布拉辛擁有64.4%股權的Esplanade Danga88Bhd公司合作開發的大型房地產項目，雙方共同成立碧桂園太平洋景觀有限公司(Country Gardens Pacific View SdnBhd)，其中碧桂園占有40%股份，Esplanade Danga 88 Bhd占60%。

　　前總理納吉布認為，該項目不僅可以通過創造就業機會改善當地經濟，還有助于促進旅游業、制造業、高科技服務業和金融業的發展。 柔佛蘇丹估計該項目建成后將在未來20年將給柔佛州政府帶來660億令吉的財政收入，并使本地的GDP增加1980億令吉。 2016年，每天參觀“森林城市” 的人數達300-800人次，全年達到100，000人次，已銷售房屋達11，000套②。 柔佛蘇丹希望通過“森林城市”的建設促進本州更加平衡的發展，因為已在建設中的依斯干達特區發展規劃過于側重本州的東南部地區，而忽視了西南部地區的發展。

　　“森林城市”項目當時被看成是柔佛州的重大事件，被提升至影響中馬關系的高度。 如蘇丹在項目開工儀式上說道，“今天柔佛州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刻，讓我們共同見證并推動馬中兩國之間友誼的發展。 ”③ 前總理納吉布則聲稱“森林城市”項目可以將柔佛變成東南亞的迪拜①。

　　然而，“森林城市”項目很快就成為富有爭議的項目。 當時的反對黨領袖馬哈蒂爾首先公開批評該項目②，認為大量潛在的中國移民入住將成為一個政治問題，因為這些居民以后將會獲得身份，逐漸取得馬來西亞大選的投票資格，這意味著“自由的選舉一旦舉行，由此帶來的非馬來人對國家事務的參與將會構成對馬來人政治霸權的持久威脅”③。 馬哈蒂爾將“森林城市” 項目作為政治化的炒作議題，指責碧桂園把“森林城市” 建成“中國飛地”，破壞當地族群結構現狀，使得馬來人對“中資”和“華人”感到焦慮④，從而幫助其剛剛成立的馬來西亞土著黨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贏得更多選票。

　　如同長期執政的巫統一樣，土著黨的選舉策略是確保土著馬來人，尤其是農村地區馬來人的選票。 馬哈蒂爾的選舉策略是“瞄準柔佛州的馬來人選票，通過將中國房產投資者與馬國內華人民眾聯系在一起、制造華人‘威脅’ 的做法來贏得馬來人選票”; 而對“森林城市”項目和中國投資者的批評，正是為了吸引這些選民的選票，因為“歷來保守的農村馬來人仍然對中國崛起和馬來西亞華人保持非常警惕和擔憂的態度”⑤。 這樣，“森林城市”項目在不知不覺中成為選舉政治和政黨爭斗的“犧牲品”⑥。

　　另外，從馬哈蒂爾與蘇丹的關系來看，馬哈蒂爾曾先后在1983年、1984年、1993年和1994年敦促修改聯邦憲法相關條文，限制蘇丹王室權力、取消蘇丹王室刑事豁免權，由此產生了與蘇丹之間不小的摩擦與隔閡⑦。 柔佛蘇丹伊布拉辛經常指責馬哈蒂爾為了政治利益而煽動種族、宗教歧視，認為“馬哈蒂爾過度扭曲整個事件，制造恐懼、放大種族問題，只是為了實現他的政治動機”⑧。 此外，“森林城市”項目的實施，還阻礙了馬哈蒂爾過去在任期間確定實施的一些建設項目如丹戎港(PortofTanjungPelepas) 的開發建設，這也是導致馬哈蒂爾批評這一項目的另一重要原因。

　　三　影響中國對馬來西亞投資的政治經濟因素

　　從馬來西亞獨立以來的政治經濟發展和中國對馬投資的三個典型案例可以看出，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視角可以幫助我們對在馬中資項目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 就本文而言，從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可以更好地研究分析區域經濟一體化背景下中國在馬投資取得成功或遭遇挫折的主要因素。

　　具體而言，從中國對關丹港投資的成功、東鐵項目最終達成協議及“森林城市”面臨爭議三個案例可以看出，單純從經濟視角出發，無法很好地解釋在馬中資項目的不同命運。 本文認為，影響中國在馬投資大型項目成功與否的重要政治經濟因素包括以下三個方面：是否符合馬來西亞“親馬來人” 的新經濟政策，是否適應馬來西亞中央—地方的制度安排，以及投資項目是否對馬來西亞具有積極的地緣政治意義③。

　　首先，是否符合馬來西亞“親馬來人” 的新經濟政策。 從關丹工業園項目和東鐵項目來看，關丹工業園為東部地區創造了不少就業機會，東鐵項目則經過馬來人密集的三個州，連接幾個經濟落后的城鎮和鄉村，符合巫統及現任政府爭取馬來人尤其是農村選區馬來人選票的政治考慮。 馬哈蒂爾領導的新政府執政后擱置東鐵項目的決定，被廣泛解讀為是為了削減成本、減輕國家債務，但其更重要的目的是在于削弱納吉布集團的經濟實力和競爭能力，平衡前政府過度依賴中國的傾向，是馬來西亞政權輪替后各政黨政治經濟利益重新洗牌的結果①。

　　另一方面，近一年來，民眾對希盟執政的滿意度在下降。 2019年3月由馬來西亞默迪卡民調中心(Merdeka Center)所做的民調顯示，馬來西亞民眾對于希盟政府的滿意程度從大選后的79%一路下跌到2019年3月的39%，對于聯邦政府管理經濟的不滿程度從大選后的12%一路攀升到2019年3月的52%，有46%的受訪者認為國家正在朝著錯誤的方向發展，對首相的支持率也相應地從大選后的83%下降到2019年3月的46%②。

　　此外，巫統在失去政權后進一步與伊斯蘭黨合作，加強了對東海岸各州議會的控制，并在2019年1月金馬倫、2019年3月雪蘭莪的士毛月州和2019年4月森美蘭晏斗州的議席補選中贏得勝利③。 在遭遇連續三次補選失敗之后，馬哈蒂爾意識到如果希盟不能滿足馬來人發展經濟、提升民生的訴求，下一屆大選極有可能失去在2018年大選時投給希盟的10%至15%的馬來人選票④。 在此情況下，希盟最緊迫的任務是振興陷入困境的經濟，保證執政的合法性和可持續性，這也是馬哈蒂爾最終決定重新恢復東鐵項目的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森林城市”項目實際上是柔佛州蘇丹與碧桂園私人企業之間的合作項目。 盡管“森林城市”項目也納入“一帶一路” 框架下，并得到當時納吉布政府和中國官方的支持，但“森林城市” 項目并不非常符合新經濟政策“親馬來人”的原則，因為當地馬來人難以購買其投資建造出來的高級住宅，其大規模吸收、接納外國資本和居民(尤其是中國居民) 的傾向，反而是招來馬哈蒂爾公開批評的主要原因。

　　在馬來西亞， “由于存在種族分歧和對馬來西亞華人忠誠度的懷疑，任何與中國建立密切聯系的過度熱心的嘗試都可能引發強烈反對。 ”⑤ 從政策層面來看，一個投資項目的成功除資金外還需要其他配套要素的支持(比如技術、物資供應和高端勞動力)，而在馬來西亞由于“親馬來人” 政策的存在，非馬來人社區的發展建設很難獲得政府在資? 盡⒓際鹺腿瞬派系鬧С癥佟U饈塹賈隆吧�林城市‘咁目脣嬞困挠桇[匾�因素之一�?

　　從企業合作的層面來看，馬哈蒂爾比較喜歡的外國投資模式是外商在馬來西亞設廠或成立區域運營總部，為當地創造就業機會并有一定的技術轉讓。 因此，馬哈蒂爾對華為、阿里巴巴、吉利、美迪等中資企業與馬來西亞當地政聯企業合作的投資模式深表歡迎。

　　盡管中資企業在很多時候愿意與當地的華人企業合作，利用它們與當地馬來人主導的政府機構及政聯企業的良好關系，拓展在馬來西亞的投資機會，然而近年來對馬投資的中國企業大多選擇了與馬來人主導的政聯企業合作，尤其是在一些比較規范的行業，如基礎設施建設、汽車制造等領域。 有研究表明，近年來赴馬投資的中資企業有50%與政聯企業合作，只有28%與當地華人企業合作②。 馬來西亞政聯企業主導著馬來西亞國內經濟發展，與馬來西亞特有的以馬來民族為中心的經濟分配模式有密切關聯。 中資企業與政聯企業合作，更符合馬來西亞的國家發展目標和政策導向。

　　例如，華為在馬來西亞取得成功，并不是因為它與當地華人企業建立了密切的關系，而是因為它注重與馬來西亞政聯企業(如馬來西亞電信) 的合作，遵從新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推動馬來人利益的發展。 正如華為技術(馬來西亞)有限公司執行總裁AbrahamLiu所說，“華為能夠使自己的發展目標與馬來西亞的國家目標保持一致，就像它能夠在中國利用同樣的一致性來獲得中國發展銀行的政策支持和融資一樣。 ”③

　　華為不僅投入物質和人力資源來實現其業務本地化，而且還使馬來西亞成為其區域中心，其位于吉隆坡的辦事處現在已成為負責監管馬來西亞、新加坡、文萊、印尼、菲律賓、澳大利亞、巴布亞新幾內亞及新西蘭的銷售和運營的中心④。 華為還善于進行技術推廣和發展社會服務項目，包括在馬來人密集的社區實施抗洪減災項目，這也是其在馬來西亞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否適應馬來西亞中央—地方的制度安排。 作為馬來西亞第二大州的柔佛州與中央政府的關系，由于2006年聯邦政府開始建設占地9，300公頃的馬來西亞依斯干達經濟特區而陷入復雜化，加劇了本已有之的馬來人與非馬來人、聯邦政府與州政府間的緊張關系，并最終體現在“森林城市” 項目上。

　　依斯干達經濟特區由依斯干達地區發展局(Iskandar Region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負責開發管理，該機構由馬來西亞總理和柔佛首席部長共同領導。 雖然在依斯干達經濟特區開發建設上，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間存在一定的政策一致性，柔佛州能夠從依斯干達經濟特區發展中獲益，但柔佛蘇丹認為該項目“侵蝕” 了傳統上由柔佛州政府掌控的土地使用權和售賣權，影響了柔佛州的財政收入來源①。 在依斯干達特區成立之前，柔佛州政府基本上控制著全部工業用地的銷售。 然而，依斯干達特區的出現為更多的與聯邦政府有關的參與者開辟了市場，破壞了州政府原有的壟斷局面。

　　另外，也許更為重要的是，在馬來西亞聯邦政府看來，柔佛州鄰近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可能帶來的后果是，隨著“森林城市” 的出現及隨之而來的新移民、新技術的增加，加之依斯干達經濟特區發展效應的擴散，可能促使馬來西亞全國重心轉移，導致馬來西亞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利益錯位②。

　　盡管馬來西亞聯邦政府認識到需要在全國所有的州內更加平均地分配資源、促進社會經濟均衡發展，但傳統上對該國經濟重心向南移動一直持警惕態度。 這也暴露了馬來西亞缺乏一種具有凝聚力和權威性的制度安排來協調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與分歧。 因此，中國在馬投資大型項目成功的前提條件之一在于其要適應馬來西亞相對特殊的中央—地方制度安排。

　　再次，投資項目是否對馬來西亞具有積極的地緣政治意義。 東鐵項目的地緣政治意義在于，建成后將把位于馬來半島東海岸的關丹港與西海岸的巴生港連接起來，成為馬來西亞東西海岸之間的交通干線，為馬來西亞提供一個繞過新加坡海上通道的重要貿易通道，能夠顯著減少貨運時間和貿易成本，有力促進鐵路沿線商業、物流、內外貿易和國際旅游業等的發展。

　　而且，正在加快發展的關丹工業園臨近關丹港口，“可以直接對接廣西的北部灣區域，在商品物流上對中南半島的輻射有很大的潛能，和位于馬來半島西海岸的馬六甲和馬六甲海峽可以形成南(即西海岸)北(即東海岸)對應”③。 另一方面，馬來西亞雖然有到2020年發展成發達國家的愿景目標，但又尚無能力獨自提出任何具有全球視野的宏大項目，更愿意與中國這個最大的貿易伙伴合作共建。 更重要的是，東鐵項目是“一帶一路” 倡議下中國在馬來西亞的重要項目，是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通過協商合作最后達到互利共贏的標志性案例。 因此，中國在馬投資的大型項目如果對于中馬雙方都具有積極的地緣政治意義，那么其成功的概率也將大大增加。

　　政治論文投稿期刊：《東南亞研究》國際問題學術刊物。反映我國學術界對東南亞各國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歷史、民族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介紹東南亞各國的各種基本情況。促進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文化交流,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結　語

　　中國在馬來西亞投資的以上幾個案例說明， “一帶一路” 倡議可以為東南亞國家帶來潛在好處和機遇，推動“一帶一路” 建設的力度越大，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收益就會越大。 然而，如果政策協調不好、企業投資對接不到位或項目不能符合當地社會經濟發展需求，則有可能給雙方帶來損害。 如果當地居民和華裔之間因中國資本、勞動力的大量流入，造成貧富差距加大，那么“一帶一路”倡議反而可能激化當地的族群矛盾和助長反華情緒。 雖然不能說“一帶一路”下的中國在馬投資項目是導致2018年馬來西亞政權更迭的主要原因，但有關它的爭議卻是影響大選投票的一個重要因素。

　　馬哈蒂爾在動員選舉、爭取選票方面表現出來的成熟老練，足以說明“一帶一路” 項目的爭議會影響馬來西亞國內政黨選舉、種族議題，并成為導致政權更迭的因素之一①。 如果不能達成一個共識機制以妥善管控“一帶一路” 下的投資項目，東南亞國家的其他問題包括軍備競賽、安全困境、南海問題以及東盟自身一體化和“凝聚力” 問題可能會不斷顯露出來。

　　因此，這些風險與挑戰的應對與解決，有賴于中國與東盟國家在合作規則上的協商與協調，通過規則制定來預防和化解風險‍‌‍‍‌‍‌‍‍‍‌‍‍‌‍‍‍‌‍‍‌‍‍‍‌‍‍‍‍‌‍‌‍‌‍‌‍‍‌‍‍‍‍‍‍‍‍‍‌‍‍‌‍‍‌‍‌‍‌‍。 當前， “一帶一路” 倡議所體現的主要是一種較為靈活的地區合作模式，其突出的特征是發展導向，但并不意味著排斥規則建構②。 中國與馬來西亞及其他東盟國家之間迫切需要建立合適的規則機制，使雙方共識制度化、法律化，在以規則和規范為基礎的合作體制中結成伙伴關系，確保雙方利益不受損害，共同推進“一帶一路” 建設的可持續發展。

　　作者：趙洪 王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