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調查數據，分析了老年農民工回流后的生活變化情況與生活現狀，并運用OrderedProbit模型檢驗了老年回流農民工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因素。結果顯示:老年農民工返鄉后，子女對他們的經濟、照料支持都有一定的增加，同時其與子女的關系也更加親密，而這些變化能夠提高老年回流農民工的生活滿意度;但是回流后個人收入大幅減少，這在很大程度上又降低了這一群體的生活滿意度。此外，養老保險制度的缺陷也影響到其生活滿意度的提升。

　　關鍵詞:老年回流農民工;生活變化;生活滿意度;代際關系

　　在農民工大量流入城市的同時，農民工回流現象也一直存在。相較于青年農民工，老年農民工受思想觀念及自身條件的限制，更容易選擇返回家鄉養老。那么，作為兼具農民工與農村老人雙重弱勢身份的老年回流農民工，他們返鄉后的生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樣的變化對他們的生活滿意度有什么影響?應該如何提高老年回流農民工的生活滿意度?在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這些問題無疑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本文利用問卷調查數據，重點關注回流造成的老年農民工自身收入、子女代際支持(主要包括經濟支持和照料支持)以及與子女關系的變化情況，并通過定量分析進一步了解收入、代際支持和親子關系的變化對老年農民工回流后的生活滿意度造成的影響。

　　一、文獻回顧與理論假說

　　(一)回流農民工生活狀況與變化

　　目前關于農民工回流的文獻大多是回流意愿及決策研究、回流后再就業及創業調查、回流造成的影響分析。關于農民工回流后的生活狀況與變化的研究不多，主要分為兩方面。一方面，由于城鄉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農民工回流后的收入及經濟條件將發生明顯的變化，進而影響其返鄉后的基本生活。盛來運、侯銳通過調查發現返鄉造成了農民工工資性收入的大幅下降[1]，郭曉鳴、周小娟進一步根據調查指出，由于收入的減少導致了老年返鄉農民工的生活水平低下，同時由于制度缺陷，返鄉農民工的抗風險能力弱，老一代返鄉農民工面臨生存和發展的雙重困境[2]。

　　劉玉俠也認為由于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分割，農民工返鄉時退出了城市的社會保障，回鄉后很多人又沒有土地，部分返鄉農民工陷入了既無社會保障又無土地保障的困境[3]。此外，KalleHirvonen等在研究坦桑尼亞農村回流女性時發現，回流的人比沒有離開過家鄉的人享受到更少的福利待遇，同時她們的生活滿意度也低于從未離家的人[4]。

　　另一方面，農民工回到農村后他們的生活環境、社會網絡及業緣關系等都將改變[5]，這將影響他們返鄉后的情感適應和生活適應。目前對于這兩種影響，學者們的研究呈現出正反兩種觀點。首先，在社會關系及情感適應方面，由于農民工常年在外務工，與原先家鄉中親戚朋友的感情逐漸淡漠，對村莊也逐漸感到陌生，因此返鄉后缺乏依靠和歸屬的感覺。類似地，AlanBarrett、IreneMosca在研究中將返鄉的移民與從未外出者進行對比，發現返鄉移民的社會孤立程度和孤獨感更強[6]。

　　然而，石靜、胡宏偉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他們認為，農民工在返鄉后與農村中親人、鄰居的溝通交流增多，戶籍分割帶來的被歧視感和無歸屬感消失，返鄉使他們對生活的滿意度提高[7];張世勇也指出落葉歸根是回流農民工心靈的歸宿，因此他們能夠很好地融入村莊社會[8]。其次，在社會環境和生活適應方面，程新友、王芳的研究表明，很多回流農民工對村莊的適應較差，回鄉后賦閑在家，無所事事，感到生活單調無趣，文化娛樂生活十分匱乏[9]。而袁松等指出，新生代農民工更加注重物質生活，面對較城市物質水平較差的農村生活，他們較難適應，但是老一代農民工追求閑暇，因此他們能夠較好地適應回流后的村莊生活[10]。

　　(二)生活變化與生活滿意度

　　目前在對生活滿意度影響因素的研究中，學者們更多關注某一固定時點中的客觀條件對個體生活滿意度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個人對自身不同時期生活狀況的比較也對其生活滿意度產生了重要影響。李建新、駱為祥在研究老年人的生活滿意度時就發現，老人在對自身生活狀況進行評價時，很大程度上是以個體及社會的比較為基礎進行的[11]。根據現有研究，老年農民工回流后，其生活狀況將發生明顯的變化，因此在研究這一群體的生活滿意度時，其回流前后生活狀況的變化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基于此，本文的基本假說為:生活變化對老年回流農民工的生活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

　　1.收入變化與生活滿意度。

　　收入是保證生活質量的重要物質條件。研究顯示，在生活滿意度影響因素中，經濟狀況是最具影響力的變量[12]。雖然有研究指出，相較于農村老人，經濟狀況對于城市老人生活滿意度的影響更加顯著，但是其仍是影響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13]。JohnKushman、SylviaLane及PallaviBanjare等通過實證研究都驗證了收入對老年人生活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14]。因此，根據基本假說，結合回流將可能造成的老年農民工收入的變化，提出假說:收入的變化對老年回流農民工的生活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老年農民工回流后收入的減少將導致其生活滿意度的降低。

　　2.代際支持變化與生活滿意度。

　　在對老年人生活質量的研究中，子女的代際支持一直被認為是影響老人生活滿意度的重要因素。具體而言，雖然基于老人害怕成為子女的負擔等原因，Oztop等的研究認為，老年人的生活滿意度與子女提供的代際支持間存在負相關關系[15]。

　　但多數學者的調查及實證分析表明，子女對老人的經濟支持、生活照料以及情感支持等保證了老人的生活質量進而顯著提高其生活滿意度[16]。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第二個假說:子女代際支持的變化對老年回流農民工的生活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子女經濟支持與生活照料的增加有利于老年農民工回流后生活滿意度的提高。

　　3.代際關系變化與生活滿意度。

　　相較于子女代際支持主要表現子女單方面對父母的給予，代際關系則更多體現子代與父代間的情感互動，而這一因素也將對老人的生活滿意度產生影響。親情感是影響老人生活滿意度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通過加強老人與子女的親情感，可以顯著降低老人的孤獨感，進而提高其生活滿意度[17]。

　　另一方面，雖然中國傳統的孝道文化仍然作為強有力的紐帶連接著農村中的代際關系，但是人口流動的趨勢也在不斷弱化著這一關系[18]。而有文獻表明，從移民到回歸，家庭網絡關系又對回歸者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9]。由此可見，對于老年回流農民工，代際關系的變化很有可能通過影響回流老人的情感適應進而影響其生活滿意度。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說:與子女情感關系的變化顯著影響老年回流農民工的生活滿意度，老年農民工回流后與子女關系變得更加親密將顯著提高其生活滿意度。

　　二、數據來源和描述性分析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2016年10月—2017年8月進行的“農民工回流視角下的農村養老保障”問卷調查，調查區域為安徽、四川和河南。這三個省作為我國的勞務輸出大省，農民工回流的規模較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老人問卷以老年回流農民工和回流農民工父母為調查對象。老年回流農民工界定為年滿60周歲、曾經在戶籍地(縣級市)以外務工6個月以上，2007年以后(含2007年)返回戶籍所在的縣、鄉鎮、村1年以上的農村居民。問卷內容涉及個人特征(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健康狀況、經濟收入等)、家庭狀況(婚姻、子女個數、居住狀態等)、外出和回流情況、生活現狀等方面。剔除缺失的變量后，老年回流農民工有效樣本共570份，其中安徽121份，四川237份，河南212份。

　　(二)描述性分析

　　本文通過老年回流農民工的個人特征(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健康)、家庭情況(配偶、子女個數、居住情況)、回流前后狀況(回流前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回流年份、回流原因、回流后享受的養老保險、養老金收入、總收入、經濟狀況感受、生活滿意度)以及回流前后變化(個人收入變化、子女經濟支持變化、子女照料支持變化、與子女關系變化)等四大方面的內容，表現這一群體的基本特征及回流前與回流后的生活狀態。

　　在個人特征方面，被訪的老年回流農民工中，男性約占66%，女性約為34%;平均年齡約為65周歲;平均文化程度為小學或初中，文化水平不高;大部分的被訪者生活完全能夠自理，健康狀況良好。在家庭特征方面，87%的被訪者有配偶;平均擁有子女個數約為2個;大部分人與家人同住，獨居的僅占9%。

　　而具體的回流前后的生活狀況及變化情況如下:

　　1.老年回流農民工生活滿意度不高。平均來看，目前老年回流農民工對生活的滿意程度不高，介于一般到比較滿意之間。2.老年農民工回流后，個人收入明顯減少，但來自子女的支持有所增加，且與子女關系更加親密。回流后老年農民個人收入減少較多，子女經濟支持與照料、與子女親密度略有增加。3.老年回流農民工回流后總體收入水平較低，經濟狀況感受較差。回流農民工及其配偶平均年總收入為13100元，收入水平相對較低。根據對被訪者經濟狀況感受的調查，發現其均值處于比較緊張和基本夠用之間，說明目前老年回流農民工的經濟狀況不佳。

　　4.老年回流農民工養老保障水平低下。首先，根據調查，約83%的被訪者在外務工期間未參加任何養老保險。參加過養老保險的僅占17%，大部分參保農民工參加的都是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而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商業養老保險的較少。其次，目前老年回流農民工大多都享受到養老保險，具體參保類型以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為主，與在外務工期間類似。最后，調查還顯示，目前老年回流農民工養老金保障水平相對較低。5.老年農民工回流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因素(照看孫子女、贍養老人等)、自身健康因素以及失業。

　　三、變量選擇和模型設定

　　(一)變量選擇

　　為了考察回流造成的老年回流農民工自身收入及子女代際支持的變化對其回流后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將被解釋變量確定為老年回流農民工的生活滿意度，即其對目前生活狀況的滿意程度。其中，非常不滿意=1，比較不滿意=2，一般=3，比較滿意=4，非常滿意=5。解釋變量選取老年回流農民工回流前后的變化情況，包括個人收入變化、子女經濟支持變化、子女照料支持變化以及與子女關系變化。如前所述，根據現有的研究，個人的收入、子女的支持、與子女的情感關系以及對生活狀況的前后比較都是影響老年人生活滿意度的重要因素。

　　具體的取值分別為:收入、經濟和照料支持的變化減少很多=1，減少一點=2，沒有變化=3，增加一點=4，增加很多=5;與子女關系變化變得非常疏遠=1，變得比較疏遠=2，沒有變化=3，變得比較親密=4，變得非常親密=5。控制變量方面，選取性別、年齡、文化程度以及健康狀況作為個人特征變量，有無配偶、子女個數以及是否獨居作為家庭情況變量。在回流前后狀況變量中，因解釋變量選取了個人收入與子女支持的變化，為避免自相關及多重共線性等問題，本文未將經濟狀況等變量放入模型中，并最終選取回流年份、回流前、后是否參加或享受養老保險、養老金收入以及總收入等變量。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基于問卷調查數據，研究了老年回流農民工回流后的生活變化及其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得出以下結論:第一，老年回流農民工個人收入的大幅降低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他們回鄉后的生活滿意度。第二，老年農民工回流后從子女處得到的經濟、照料支持都有一定的增加，這些變化對其生活滿意度均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老年農民工生活滿意度的提高。第三，老年農民工返鄉后的生活滿意度與享受養老保險的狀況具有顯著關系，回流后享受到養老保險的老年農民工比沒有任何養老保險的農民工的生活滿意度更高。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認為，應通過提高老年回流農民工收入和子女代際支持等滿足其基本生活需求以及對未來生活的預期，進而提高他們的生活滿意度。具體措施如下:一方面，重點關注老年回流農民工返鄉后的收入大幅減少問題，通過完善養老保險制度、提高養老金水平以及落實各項惠老扶老等關愛老人的政策等措施保障這一群體返鄉后的收入。

　　具體來說，應通過監督用人單位為農民工繳納基本養老保險以及向農民工進行相關的政策宣傳，提高農民工的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保障其養老保障權益。應關注農民工回流后的養老保險轉移接續問題，完善養老金的異地領取以及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和新農保的轉接機制。對于沒有在務工地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農民工，應積極引導和鼓勵他們在戶籍所在地參加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同時，針對新農保水平較低的問題，應從政策層面逐步提高新農保的保障金額，從而增加老年農民工回流后的養老金收入。

　　鼓勵子女給予回流父母更多的經濟、照料支持以及精神上的關愛，滿足他們在經濟、照料以及精神等方面的需要。通過積極的宣傳，培養子女敬老愛老的觀念，同時引導他們關注回流父母的生活狀況及心理落差，進而給予老人必要的代際支持。此外，可出臺相關的政策如照料津貼、探親假等為子女向父母提供照料服務和精神慰藉創造更好的條件，使所有的老年回流農民工都能夠老有所養，安度幸福晚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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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師評職投稿期刊： 經濟問題探索探討經濟管理理論，注重當前經濟熱點和宏觀經濟問題的研究，努力為經濟建設服務。讀者對象為經濟工作者和經濟理論研究人員、各級經濟管理人員及大專院校經濟專業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