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借鑒“推拉理論”分析邏輯，從外部情境的視角，系統分析農民工回鄉建房的城市推力和農村拉力。研究發現，農民工回鄉建房的城市推力包括城市住房排斥的推力、城市失業風險的推力，以及二元戶籍制度的推力;農村拉力則包括制度與政策方面的拉力(宅基地制度的福利效應、惠農政策的吸引)，經濟方面的拉力(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建房應對通貨膨脹)，社會文化方面的拉力(農村住房的符號象征、個人主義價值觀、平均主義心態、消費主義生活方式)。

　　對于部分農民工而言，回鄉建房是為長期投資，或返鄉創業，或定居養老等的主動安排，但更多的農民工回鄉建房是在城鄉推拉，進退失據下的無奈之舉。因此，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的重要政策靶向就是減少農民工被動選擇回鄉建房。從外部情境角度看，政策著力點應該在于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幫助農民工由租房到買房漸次實現，改革農村土地制度，引導合理適度建房。

　　【關鍵詞】農民工;回鄉建房;外部情境;城市推力;農村拉力;反推拉

　　0引言

　　新型城鎮化的題中之意是農民工市民化，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之一是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但長期以來，農民工陷入了城鄉住房矛盾之中，回鄉建房客觀上加劇他們在城鄉進退兩難的困境。對此，學者們的看法不一。梁彩花等[1]、祝仲坤[2]認為這是一種為了炫耀和攀比而發生的非理性行為。而胡建坤等則主張回鄉建房對農民工而言是一種無奈的理性選擇[3]。

　　無論是炫耀、攀比或是無奈，都隱含著農民工回鄉建房選擇是受到某些外部情境的裹挾。綜合來看，目前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還比較零散，有必要進行系統而深入的分析。本文即借鑒“推拉理論”，基于外部情境的分析視角，在前人有關農民工回鄉建房外部原因的基礎上，采用質性研究方法，通過對部分農民工的深度訪談調查并進行歸納總結，試圖闡明農民工回鄉建房行為背后的城市推力和農村拉力，探究外部情境因素對農民工回鄉建房的影響，明確對農民工回鄉建房的政策靶向。

　　1文獻綜述與理論框架

　　1.1文獻綜述

　　國內對農民工回鄉建房外部原因研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祝仲坤的研究成果。該研究依據推拉理論，認為農民工返鄉建房是同時受城市推力與農村拉力作用的。其中，農村拉力包括:(1)傳遞質量信號，助力婚姻締結;(2)象征價值(身份認同、成員權利、社會交往);(3)農村戶籍的“福利”效應;(4)改善居住、攀比與跟風;(5)將建房作為投資手段;(6)返鄉計劃。而城市推力則包括:(1)戶籍制度掣肘，落戶門檻過高;(2)房價高不可攀、公租房難以企及;(3)地方政府高估市民化成本，政策供給不足;(4)部分公共服務享受難，城市社會融入難[2]。

　　而胡建坤等則側重從制度約束的視角分析認為“房地分離”、“一宅兩制”的農村土地所有權結構約束著農民的住房行為選擇，并誘發農民工回鄉建房的資源配置行為。此外，城鄉二元化戶籍制度也驅動著農民工回鄉建房[3]。張品等則從文化觀念的視角主張農民工家庭住房選擇受到觀念轉型和制度變遷的深刻影響。其中，個人主義、消費主義和集體主義等觀念對農民工回鄉建房形成拉力作用[4]。而明娟等則從經濟的視角分析認為，農民工家鄉住房投資的主要原因是在城市住房購買力不足，而保障性住房覆蓋率低[5]。

　　綜上可以看出，祝仲坤構建了城鄉推拉的解釋框架，分析農民工回鄉建房的農村拉力和城市推力[2]，有助于進一步透視近年來農村“建房熱”現象。但是，比較遺憾的是，祝仲坤所構建的解釋框架混淆了農民工回鄉建房的內部動機與外部情境因素，并以“原因”進行概括分析，過于簡單并顯混亂;且在外部情境因素分析時，沒有將城鎮就業壓力、住房可獲得性、農村發展形勢、建房鼓勵政策和政府干預等與農民工回鄉建房選擇緊密相關的因素納入其中。而其他學者的研究結論也只是分別從不同角度略述一二，不夠全面。

　　1.2理論框架

　　1.2.1行為模型

　　社會心理學認為，行為是個體在外部環境刺激下的反應，是受到內部動機驅動和外部情境刺激的結果。換言之，行為是內部動機與外部情境因素的函數，而且彼此之間是相互關聯的變量。美國社會心理學家KurtLewin的行為模型是這么解釋的:B=F(P;E);P={P1，P2，…，Pn}，E={E1，E2，…，En}其中，B(Behavior)代表主體行為，P(Personal)代表個人的內在生理和心理需要(即動機)，E(Environment)代表主體所面臨的外部情境因素。因此，研究人的行為時，既要研究主體的內部動機，也要分析行為發生時的外部情境。特別是群體性行為中，相比主體的內部動機，外部情境因素對主體行為的影響更為廣泛而深刻[6]。

　　外部情境一般由政策制度、經濟發展、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等因素構成。這些因素是超出個體所能控制的范圍，并形成多股力量對個體行為產生或約束或促進的影響作用。按照環境心理學的解釋，情境因素對行為影響的實質是個體將外部情境因素“內化”的過程，而內化就是對外部情境的認知、適應或壓力反應[7]。目前，學界對農民工回鄉建房行為研究不多，對該行為概念的界定僅有胡建坤等的定義，即“農民在進城就業賺錢的同時，將收入帶回農村，投入到了住房建設”的行為[3]。在行為模型的理論基礎上，并借鑒胡建坤等的定義，本文界定農民工回鄉建房行為是指在外部情境約束下，農民工在外出期間回鄉建設農村住房的行為。

　　1.2.2推拉理論

　　從前人研究成果可以獲知，農民工在進行城鄉住房選擇時，也面臨著城市住房排斥等推力因素，以及農村土地可獲得等拉力因素的影響[2，5]。換言之，農民工回鄉建房是在城市推力和農村拉力共同作用下的決策選擇。從這一點看，農民工回鄉建房行為邏輯本質上與其外出務工是共通的。因此，推拉理論與農民工回鄉建房有著較好的研究契合點，可以在該框架下進行外部情境的機理分析。

　　而推拉理論最早是在分析人口遷移中提出來的。該理論認為，在市場經濟和人口自由流動的情況下，流入地中有使移民生活條件改善的因素，包括較多的就業機會、較高的工資收入、較好的生活水平、較完善的文化設施和交通條件，即拉力(PullForce);而流出地有不利的社會經濟條件，包括農業生產成本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過剩導致失業和就業不足，較低的收入水平，即推力(PushForce)[8，9]。

　　人口遷移就是在這兩種不同方向的力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即農民工從傳統農業生產部門轉向工商業部門，是城市拉力和農村推力共同作用的結果。依據推拉理論可以發現，農民工回鄉建房行為則受到了城市推力和農村拉力共同作用下的外部情境因素的綜合影響[2]，即所謂的“反推拉”。根據上述個體行為模式與推拉理論，借鑒祝仲坤等學者的研究結論，并基于外部情境的分析視角，歸納對部分農民工的訪談結果，本部分構建農民工回鄉建房的城鄉“推拉”的分析框架，即農民工回鄉建房是在城鄉“推拉”下的行為選擇。

　　其中，城市推力包括城市住房排斥，城市失業風險和二元戶籍制度;農村拉力則包括制度與政策方面(宅基地制度的福利效應、惠農政策的吸引)，經濟方面的拉力(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建房應對通貨膨脹)，社會文化方面的拉力(農村住房的符號象征、個人主義價值觀、平均主義心態、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等。

　　2農民工回鄉建房的城市推力

　　2.1城市住房排斥的推力

　　截至2016年末，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82億人。其中，進城農民工1.36億人，但只有17.8%在城鎮購房①。由此，各級政府都認為農民工購房的市場潛力十分巨大②，也是我國未來房地產市場保持繁榮的希望所在。因此，2015年12月，面對全國庫存待售商品房面積高達6.96億m2(2015年11月底)的形勢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將推進農民工市民化作為化解房地產庫存的重要方式之一”④。

　　然而，事與愿違，從當時多地樓市成交情況看，這些優惠政策并沒能吸引更多農民工加入購房大軍。究其原因還是房價太高，農民工無法承受。而隨后各地樓市成交快速復蘇，房價瘋狂上漲，農民工的購房夢似乎越來越遙遠，很少有人再提鼓勵農民工購房了。而事實上，自1998年城鎮住房制度改革以來，我國房地產業發展迅速，商品房價格也一路走高，遠遠超出絕對大多數農民工的承受能力。與此同時，城鎮保障性住房供應嚴重不足，并且大多數城市沒把農民工納入保障覆蓋范圍之內。近年城鎮房價更是飆升，保障性住房制度短期內也難有改變的可能。在此背景下，擁有一套城鎮住房成為了大多數農民工的奢望，而且這樣的愿望似乎已越來越遙遠。

　　2.2城市失業風險的推力

　　隨著年齡增長，部分中老年農民工面臨著在城鎮勞動力市場上被淘汰的風險。即便是新生代農民工也都有這樣的隱憂，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應用范圍越來越廣泛，以及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大趨勢下，低技能的勞動力需求將變小，城市對勞動力轉移的拉力逐漸讓位于推力[2]。由此，更多的農民工把自己當作城市的過客，并壓制在城市的消費，而把更多的剩余轉移到農村老家，用于家人日常生活、子女教育或住房建設消費等，形成了獨特的城鄉“兩棲消費”形態。

　　更何況，近二十年世界爆發了兩次經濟危機，影響極其深刻，首當其沖的是進城務工的農民。其中，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我國社會經濟受到重創，直到1999年才有所緩解;2008年，席卷全球的又一場金融危機也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直至2011年才有所改善。在這些經濟下滑階段，農民工城市失業風險陡增，出現了大批農民工返鄉現象，客觀上也促使農民工重新思考未來方向。回鄉建房就是一個最重要的安排。

　　2.3二元戶籍制度的推力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而城市公共福利體系是與戶籍捆綁在在一起的。按這種制度，農民工沒有購房是難以真正落戶城鎮的，隨之而來的是無法與城鎮居民一樣享受同等待遇的子女教育、健康醫療、社會保障及其他公共服務。雖然，目前多個城市以積分制逐步放寬落戶條件，或以居住證制度，漸次允許外來人口“異地高考”。

　　廣州等地也在探索試行住房“租購同權”的制度，逐步推行公共服務覆蓋均等化。但與戶籍捆綁在一起的其他多種公共服務，依然需要買房才能享受。在此背景下，農民工無法與市民同等享受城市福利與公共服務。而且，近年部分城市開展產業轉移和功能疏解，農民工被視為“低端人口”，被迫離城返鄉。

　　3農民工回鄉建房的農村拉力

　　3.1制度與政策方面的拉力

　　3.1.1宅基地制度的福利效應

　　我國實行城鄉二元土地管理制度，農村住房與城鎮住房性質存有較大差異。《土地管理法》規定，宅基地使用權人是符合申請宅基地條件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農民以集體成員資格免費獲得集體所有宅基地的長期使用權，而且可以免費繼承。從這一點看，宅基地具有一定公共產品和保障產品的屬性[10]，而建造在其上的農村住房也可以說是一種準公共產品。

　　占有一定面積宅基地后，農民根據自己家庭收入和儲蓄等因素決定建房面積、結構和裝修水平，并親力親為主導建房過程，與城鎮居民以市場化方式取得住房迥然不同。而且，隨著土地確權頒證，“兩權”抵押貸款試點推進，農民工對農村宅基地的產權意識和價值意識開始覺醒，并視為一筆重要財富。尤其農村社會保障水平還不高，農民工將宅基地視為家庭的最后保障[11]。

　　因此，即便已經進城就業，甚至舉家遷移了，多數農民工也不愿意放棄農村宅基地。此外，2011年，國土資源部、財政部、農業部聯合開展了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而中共“十九大”更是明確做出“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農村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的承諾⑤。這在某種程度上被部分農民理解為土地使用權利是“永久不變”的。

　　再者，目前沒有充分的制度安排對農民工退出宅基地的經濟補償。此外，《土地管理法》還規定農村住房交易只限于本集體成員范圍內，以致農村住房并沒有形成交易市場。這在客觀上導致了農民工難以割斷與農村土地的聯系，更是無法徹底放棄農村宅基地的權和利。且為了保障這份權利，更多的農民工選擇回鄉建房，以住房宣示對宅基地的占有權，以便提早多占地，占好地[12]，同時也是規避國家土地政策變化所帶來的失地風險。此外，正是宅基地無償可得，使得農民工只需以較少的資金就能在農村建設一幢令城里人艷羨的，有天有地，寬闊敞亮的“小洋樓”。在城鎮購房無望，而農村住房低價可得的對比中，外出農民工選擇回鄉建房也就順理成章了。

　　3.1.2惠農政策的吸引

　　近年，中央高度重視“三農”工作。自2004年以來，連續1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聚焦“三農”問題，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不僅取消了延續數千年的農業稅，還不斷加大對農村農業補貼，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人居環境升級。其中，2006年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總體要求，中央啟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經過十年多的投入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得到逐步完善，農村人居環境明顯改善。

　　其中，為了解決農村困難群眾住房安全問題，2009年以來國家實施了農村危房改建補貼政策，并且不斷提高補貼標準。而為了促進內需刺激經濟發展，同時化解建材產能過剩，2010年國家出臺措施推動“建材下鄉”，鼓勵農民建房。在此過程中，部分農村規劃了新村小區，以前囿于舊房難以拆建而無法翻新建房的農民工，得以在新村小區購地建房。當然更多的農民工家庭是拆掉老屋舊宅，在原來宅基地上新建住房，還有一些農民工家庭則占用耕地建房。由此，全國各地農村在近十年掀起新一輪的“建房潮”。2017年，中共“十九大”做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部署，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希望能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

　　3.2經濟方面的拉力

　　3.2.1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

　　發展主義認為，勞動力從農業生產部門轉移到第二三產業就業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西方國家的工商業道路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路徑，工業化、商品化和市場化才是社會進步的象征。綜觀我國發展歷程，農村改革政策正是受到發展主義主導的，并自上而下地形成這樣一種信念，即只有走工商業發展道路才能解決“三農”問題。

　　因此，在改革開放伊始，廣大農村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引進外商投資辦廠，發展商品農業。然而，好景不長，在以城市和工業為中心的發展模式主導下，鄉鎮企業日漸衰落，脫離農業的勞動力只好離鄉走向更遠的城市務工。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一直在經歷著，并將在未來長期持續這個過程，伴隨整個國家現代化進程。2016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6.1%，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6%，遠低于發達國家城鎮化水平。

　　由此，《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明確提出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實施“三個1億人戰略”，其中要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完成約1億人居住的棚戶區和城中村改造，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努力實現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的目標⑥。與此相伴隨的，相當部分勞動力依然留在農村就業，即使城鎮化率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也仍將有數以億計的人口生活在農村。

　　此外，受種種因素的影響，近些年部分進城農村人口返鄉就業、創業或養老。據統計，近年，在農民工總體規模持續增長的同時，外出農民工增速則呈逐年回落趨勢:2011～2016年增速分別為3.4%、3%、1.7%、1.3%、0.4%和0.3%。截至2016年末，全國外出農民工總量為16934萬人，雖然仍占全部農民工總量的60.11%，但是增量僅占全部新增農民工的11.8%。其中，2016年進城農民工數量更是首次出現負增長，比2015年減少了157萬人，下降了1.1%⑦。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監測數據顯示，2017年第一季度，全國外出農民工人數同比減少2.1%，為多年來首次負增長[13]。

　　而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西部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處境與對策》調查顯示，66.1%來自中西部的農民工“到了一定年齡就想回鄉”。農民工不愿外出的前五個原因則是年紀大了(20.63%)、父母子女無人照顧(18.12%)、缺少技能(15.94%)、農活兒離不開(10.03%)、對城市不熟悉(8.93%)[14]。

　　3.2.2建房應對通貨膨脹

　　長期以來，農業生產比較效益低，加之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留守農村從事農業的多是婦女和老人。農民工家庭多不愿意向農業做更多投入。而除此之外，農村的投資渠道很有限，而銀行存款利息趕不上通貨膨脹。因此，在有一定積蓄之后，在缺乏更高收益的投資機會時，農民首先想到就是投資建房，哪怕投資不能增值，但至少可以保值。從這一點上看，農民工回鄉建房并非完全像某些觀點所指責的是炫耀、攀比或不計投資回報率的非理性行為，更恰當的說法應該是一種無奈的理性選擇[15]。

　　3.3社會文化方面的拉力

　　3.3.1農村住房的符號象征

　　購建住房是一筆固定、長期、大額度的投資，反映各個家庭的實力。在農村熟人社會中，住房往往被農民視為能力、財富和地位的集中體現。農民往往以建房的面積大小和質量檔次評判一個家庭的實力，同時也努力建設更大更好的住房以向身邊的熟人顯示自己的實力。而在中國傳統文化里，住房也是留給后代財產、踐行家庭責任的重要載體，更是農村社會內部階層隔離的指示器，同時還為今后子女婚嫁和分家分戶做準備。因此，農民手中一旦有了余錢，首先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建房。

　　農村家庭往往會舉全家之力，傾其所有，甚至不惜舉借外債努力完成這個建房任務。對于農民工而言，他們往往把老家住房視為自己的念想、寄托和退路，乃至未來“落葉歸根”的安身之處。每到臨近年關春節，“回家”則成為他們最為緊要的計劃和期盼。這樣的文化氛圍在某種程度上對農民工產生了壓力。而且家庭、宗族對外出農民工是寄予厚望的，期望他們能在外面混出模樣來光宗耀祖。而如何才能向別人證明自己的成功呢?對于農民工來說，建房是最好的方式。所建住房越大，體現他們在外“混”得越好，就越可能成為同村人眼中的成功人士。此外，對于長期外出的農民工來說，住房還是其農村“在場性”的一種宣示，避免其因平時無法參與村莊公共活動，而可能被邊緣化乃至被遺忘。因此，對于農民工來說，農村住房具有無可替代的身份象征的符號功能。

　　3.3.2個人主義價值觀

　　許多中老年農民都有過一段集體生活的經歷，集體主義意識也在他們的思想中留下深刻烙印。在彼時，集體是所有人的大家庭，以工分制維持村莊內部平衡，彼此之間差距很小，大家都為集體而活，也依靠集體生存[16]。而家庭聯產承包制直接催發農村大集體解體。農民從大集體走出來，家庭經濟也由自家負責[4]。在此過程中，集體責任觀逐漸讓位于個人責任觀，即個人主義成為了農村社會的主流意識，每個農村家庭都在追求自家的美好生活[16]，其中最重要的追求就是建設新房，改善居住條件。

　　3.3.3平均主義心態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以來，去集體化使得個人主義已取代集體主義，成為農村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但是集體主義價值觀也并沒有完全從農民的內心中消失，而是呈現出新的形態，最典型的就是“誰都不比誰差”的平均主義心態。這樣的心態反映在農村建房上，就是從眾與攀比。這一點可以從近些年各地農村內部保持著相似的建房水平得到印證，即大家認為彼此都差不多，所建住房的面積、層數，乃至外立面裝修也不能比別家的差太多。如此，在建房問題上，農村內部自然形成了集體壓力，并裹挾著農村中的所有人一定要跟上“形勢”，即使沒錢也不惜舉債以求盡快完成建房這一頭等大事[16]。而對農民工而言，他們還面臨著與同樣外出務工的親朋鄰里的對比，以“混得好”的外出者作為參照，在村里建房證明自己并不比別人差。

　　3.3.4消費主義生活方式

　　農民工在走向城市，并長期在其中就業生活過程中，受到現代經濟生活的洗禮，逐漸認同并習得了以消費主義為主導的城市生活方式，個人主義價值觀也愈發強烈。然而，在城市現行再分配制度下，相對弱勢的農民工并無法在城市實現這種生活方式，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被排斥在城市現代文明之外的。于是，農民工很自然地選擇在農村踐行這種生活方式，比如過年過節吃穿用的炫耀性消費，家里配備現代化電器和新潮家具，年輕女性擇偶時要求男方比照城市建設“套房”等等。這些都可視為農民工對城鄉不平等的一種反應，有學者稱之為“兩棲消費”[17]，即農民工在城市省吃儉用，而將主要消費轉移到農村進行。

　　住房建設就是其中最主要的消費。而按照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在滿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之后，農民工有了更高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正是通過這種城鄉“兩棲消費”，農民工在農村實現了在城市難以獲得的尊重和心理滿足。因為消費主義的背后其實蘊含著消費的意義建構和階層區隔的作用[4]。人們在消費物品和服務的使用價值的同時，其實也在享受它們的符號象征價值。農民工將城市生活方式引入傳統村莊，以具有一定夸示性的炫耀消費，將自己與留守農村的農民區隔開來，雖然這種區隔不能徹底改變他們作為城里人和農村人的“夾生飯”身份[1]，但他們從同村熟人的艷羨眼光中，獲得一定滿足感，從而彌補在城市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或難以實現的價值訴求。而新建一棟體面的住房無疑是最容易顯現和持久的象征。

　　4研究結論與啟示

　　4.1研究結論

　　由上所述可以獲知，農民工進城打工卻回鄉建房，常年過著“兩只老鼠”⑧式的生活，應該說是一種無奈的選擇，既是制度約束造就的，也是文化觀念驅使所致。當然城鄉發展二元化，區域發展不平衡更是其中的直接成因。在難進城市之門，難斷農村之根的城鄉推拉下，農民工選擇回鄉建房，雖然是一種低效率、不經濟的資源配置行為，但對他們來說卻是一種無奈的理性選擇行為[3]。

　　農民工回鄉建房是傳統城鎮化路徑困境下的產物，必然反過來對該路徑形成阻力。對于部分農民工而言，回鄉建房是為長期投資、或返鄉創業、或定居養老等的主動安排，能夠較好地匹配他們的實際需求，且出于創業目的的返鄉行為也與國家發展戰略相吻合。因此，這種主動安排于農民工自身、于國家發展是利大于弊的，但畢竟是少數。

　　相比之下，多數農民工回鄉建房是在城鄉推拉，進退失據下的無奈之舉。于國家于社會而言，這樣的選擇導致農村住房“過度”投資，閑置浪費，大量土地資源被占用、被虛耗，不僅對農民工及其家庭產生沉重負擔，限制了農民工在城市中的階層流動，也不利于我國的城鎮化進程和鄉村振興。于農民工個人而言，短期內他們沒能在城市購房，未來希望也非常渺茫，同時受到農村拉力的作用，并為了滿足各種建房動機需求，他們在城市努力賺錢，勤儉節約，盡量儲蓄，以期早日回鄉建房。

　　由此，“進城打工、回鄉建房”，過著“兩只老鼠”式的生活，就成為了多數農民工共同的生存狀態，盡管包含許多無奈，也導致資源配置的不經濟，但卻是在多種約束下的理性行為。因此，減少農民工被動選擇回鄉建房，應該成為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的重要政策靶向。而從外部情境角度看，政策著力點應該在于削弱城市推力和減輕農村拉力[18]。

　　4.2研究啟示

　　4.2.1推進農民工市民化

　　保障農民工城鎮穩定就業，降低農民工家庭收入的不確定性及非住房支出水平。同時，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實現城鄉戶籍制度向城鄉一元戶籍制度改革，弱化城鎮社會福利與戶籍掛鉤的制度安排。改變以往以戶籍、房產作為享受城市公共服務的篩選標準，推行城鎮居住證制度和住房“租購同權”，賦予符合條件的農民工享有同城市戶籍人口同樣的服務權益，創造條件幫助農民工徹底市民化，并以減弱城市推力對農民工回鄉建房的作用，緩解農民工城鄉住房的矛盾困境⑨⑩。

　　4.2.2由租房到買房漸次實現

　　“居者有其屋”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這決定了只有在城鎮擁有自己的住房，才是真正的市民化。因此，在先期通過城中村租房、廉租房、公租房、農民工公寓等形式，實現農民工在城鎮“住有所居”以后，采取多種方式幫助農民工在城鎮擁有自己的住房，比如把農民工納入住房公積金覆蓋范圍;中央財政根據產業轉移計劃，在轉移目的地建設面向農民工的保障性住房;城鄉土地使用權指標交易機制聯動，農民工可以以宅基地置換城市住房等。

　　4.2.3改革農村土地制度

　　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的“三權分置”的具體實現形式，保障農民工的宅基地集體成員資格權和房屋財產權，適度放活宅基地和農民房屋使用權，允許進城落戶農民工依法自愿有償轉讓。有條件的地方探索農村住房和宅基地用益物權的多種實現形式，允許以農村住房和宅基地使用權抵押貸款，建立全國性的用地指標交易市場，實現農民工土地的收益變現權，獲得在城鎮購房的部分資金。建立宅基地有償退出機制，鼓勵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都較強的農民工有償退出農村宅基地，實現其農村財產的價值，獲得城鎮福利保障，實現徹底市民化。

　　4.2.4引導合理適度建房

　　在解決農民工城鄉住房的矛盾困境時，要充分考慮勞動力轉移的反復性和長期性，特別是農民工群體內部流動意愿的分化。改變長期以來把絕大部分的新增建設用地指標，或以“增減掛鉤”方式將農轉用指標主要用于城市建設的做法，滿足農民工基本的建房用地需求，支持農民工依法合理回鄉建房。要改變長期以來農民建房幾乎是獨立于公共政策管理體系之外，處于“自建自管自用自滅”的境況，加強農村建房規劃管理，引導農民工合理回鄉建房。嚴格實行農村“一戶一宅”制度，規范建房審批程序，治理超高超大違法違規建房，并開展移風易俗活動，倡導合理適度的住房建設[18、1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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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祝仲坤.農民工返鄉建房行為研究———基于推拉理論的解釋框架[J].經濟體制改革，2017(3):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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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師評職論文投稿刊物：經濟體制改革(雙月刊)創刊于1983年，是由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經濟理論刊物。探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的各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