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與流動遷移快速發展的雙重推動下，流動老年人口規模不斷增長‍‌‍‍‌‍‌‍‍‍‌‍‍‌‍‍‍‌‍‍‌‍‍‍‌‍‍‍‍‌‍‌‍‌‍‌‍‍‌‍‍‍‍‍‍‍‍‍‌‍‍‌‍‍‌‍‌‍‌‍。 流動老年人的社會適應是影響其幸福感的關鍵因素，基于對982位在穗流動老年人社會適應狀況的量化分析，發現在穗流動老年人的社會適應狀況中等，其中月經濟收入、社會養老保險狀況、健康狀況與受教育程度是影響其社會適應的關鍵因素‍‌‍‍‌‍‌‍‍‍‌‍‍‌‍‍‍‌‍‍‌‍‍‍‌‍‍‍‍‌‍‌‍‌‍‌‍‍‌‍‍‍‍‍‍‍‍‍‌‍‍‌‍‍‌‍‌‍‌‍。 因此，建議政府破除地方利益壁壘，優化社會保障體系，同時關注流動老年人健康狀況，積極發展第三年齡教育，以提高流動老年人的社會適應力，使其在異地度過幸福的晚年‍‌‍‍‌‍‌‍‍‍‌‍‍‌‍‍‍‌‍‍‌‍‍‍‌‍‍‍‍‌‍‌‍‌‍‌‍‍‌‍‍‍‍‍‍‍‍‍‌‍‍‌‍‍‌‍‌‍‌‍。

　　關鍵詞：流動老年人; 社會適應; 影響因素

　　隨著人口流動的加快和老齡化程度的加劇，我國流動老年人口的規模日益龐大，而且“隨著中國人口遷移流動進入以家庭化遷移為主要特征的階段，未來老年人口遷移的趨勢還將延續”。 [1]據2018年末的統計數據顯示，廣州市常住人口為1? 449.84萬人，其中常住流動人口有967.33萬，約占總人口的66%。 [2]一方面，隨著流動人口的老化，許多較早來穗的流動人口成為規模龐大的老年勞動遷移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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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隨著來穗人口的定居，在家庭養老模式偏好、獨生子女政策效應顯現等結構性因素與家庭團聚的現實需求的作用下，越來越多的子女將自己年邁的父母從老家接到廣州生活，廣州流動老年人口規模不斷擴大。 西蒙斯曾提出“變遷是老年人問題的關鍵”，伴隨居住方式與社會環境的變化，流動老年人能否融入遷入地并較好地適應當地生活，不僅關乎其身心健康及價值實現，更與家庭和諧、社會穩定息息相關。

　　一、流動老年人社會適應的理論架構與研究假設

　　(一)流動老年人社會適應的理論架構

　　斯賓塞最早將“適應”一詞運用于社會學研究，他認為“社會適應”是個體為了適應社會生活環境從而改變自己的行為、習慣、態度等的過程。 社會適應多用于研究遷移人口對流入地社會的積極調整過程。 [3]有學者將流動老年人的社會適應分為經濟支持、社會認同和心理情感等層面，[4]并探究影響流動老年人社會適應困境的因素，這些因素可分為個人因素(包括心理態度、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控制感、身體健康狀況等)與社會因素(包括醫療保障狀況、養老金以及流入地對流動老年人的總體社會認同等)兩個方面。 本文從“生活適應”“心理適應”和“社會參與”三個維度構建基本的分析框架，并假設在穗流動老年人的社會適應受月經濟收入、社會養老保險狀況、健康狀況和受教育程度的影響。

　　(二)流動老年人社會適應分析的研究假設

　　1.月經濟收入

　　月經濟收入是影響流動老年人社會適應的主要因素。 由于生理機能的退化，大多數老年人退出了勞動力市場，其收入主要來源于自己和配偶的離退休金或養老金、子女補貼以及社會救助。 本文試圖厘清經濟收入對流動老年人生活適應、心理適應、社會參與的影響，提出如下假設：

　　H1a:在穗流動老年人的月經濟收入會顯著影響其社會適應

　　H1b:在穗流動老年人的月經濟收入會顯著影響其生活適應

　　H1c:在穗流動老年人的月經濟收入會顯著影響其心理適應

　　H1d:在穗流動老年人的月經濟收入會顯著影響其社會參與

　　2.社會保障狀況

　　老年人抵御風險和適應社會變化的能力不如年輕人，身處異地的流動老年人更需要外界給予他們一定的照顧與保障，而以國家為主導的社會保障正發揮著這樣的作用。 社會養老保險為在異地生活的流動老年人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使之更具支配自己生活的主動權，特提出如下假設：

　　H2a:在穗流動老年人的社會保障狀況會顯著影響其社會適應

　　H2b:在穗流動老年人的社會保障狀況會顯著影響其生活適應

　　H2c:在穗流動老年人的社會保障狀況會顯著影響其心理適應

　　H2d:在穗流動老年人的社會保障狀況會顯著影響其社會參與

　　3.健康狀況

　　健康的身體是積極流動的重要條件，是適應環境變化的生理基礎。 有學者發現流動人口與城鎮居民的健康狀況之間存在相對健康人口流入城市的“健康移民效應”。 [5]老人流動也同樣具有“健康選擇”效應，[6]選擇流動的老年人身體狀況往往較為健康，進而更好的幫助其適應社會。 以健康自評為自變量，提出如下假設：

　　H3a:在穗流動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會顯著影響其社會適應

　　H3b:在穗流動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會顯著影響其生活適應

　　H3c:在穗流動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會顯著影響其心理適應

　　H3d:在穗流動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會顯著影響其社會參與

　　4.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一方面對老年人的幸福感有重要的影響，較高的受教育程度能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滿意度，影響主觀幸福感。 [7]另一方面，會影響老年人的部分認知能力，[8]老年人的認知功能和人際交往隨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改善，[9]從而幫助其處理流動過程中產生的文化差異、語言障礙等問題，最終影響其社會適應水平。 因此，提出如下假設：

　　H4a:在穗流動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會顯著影響其社會適應

　　H4b:在穗流動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會顯著影響其生活適應

　　H4c:在穗流動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會顯著影響其心理適應

　　H4d:在穗流動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會顯著影響其社會參與

　　二、問卷設計與數據收集

　　(一)變量的操作化與設計

　　基于2014年、2016年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CLASS)、現有文獻和在穗流動老年人社會適應分析的理論模型，對在穗流動老年人適應的自變量、因變量進行操作性定義，發展各變量問卷題項，再采用五級態度量表作為測量工具設計初步調查問卷。經過專家訪談、學生座談和問卷前測、問卷修正等流程后形成在穗流動老年人適應調查問卷。

　　(二)資料收集

　　依據前期考察情況，選取廣州市流動人口較多的番禺區、增城區、天河區等區域的流動老年人為調查對象，采用了街訪、家訪、機構訪等實地調查形式，請被訪者以紙筆作答。 同時對那些確實受身體狀況或者文化程度所限而不能筆答者，由被訪者口述，調查人員幫助填寫。

　　調研前后歷時兩個月，共發放問卷1000份，實際回收有效問卷982份。 同時還對20余名老年人進行了問答式訪談，進一步了解在穗流動老年人的適應問題與政策期待。 研究使用SPSS24.0對問卷信度進行分析，結果顯示，Cronbach'sα系數為0.894。 根據DeVellis的觀點：α系數介于0.65-0.70之間為最小可接受值，0.71-0.80之間相當好，0.81-0.90之間則非常好。 因而，本研究調查問卷總體信度較好。

　　調查樣本中老年人的平均年齡是64.5歲。 其中，85歲以上的高齡老人占0.8%，60-64歲的老年人占比最高，為49.7%。 男性和女性分別占46.3%和53.6%。樣本中，老年人在穗居住的平均時長為7.25年。 其中，居住3年以內的占25%，居住3～5年的占27.2%，居住5～10年的占25.1%，居住10年以上的占22.7%。被訪老年人的經濟來源主要為子女負責、養老金及退休金，分別占58.2%、39.4%和38、7%。 自己工作和其他則占26.7%和7.5%。

　　三、在穗流動老年人社會適應的描述性分析

　　流動老年社會適應狀況由生活適應、心理適應和社會參與三個維度構成，維度均值分別為3.30、3.24、3.19。 總體來看，在穗流動老年人整體適應處于中等水平。

　　(一)流動老年人生活適應

　　對流動老人而言，到新地方首先要面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基本生活問題。 本研究選取居住、飲食、交通、休閑、消費五項指標，每項指標包含若干問題，用五級態度量表進行測量，分值越高，適應程度越好。

　　總體來看，生活適應的得分均值為3.30，居于中等適應水平。 其中，居住適應得分均值最高，交通適應、飲食適應、消費適應次之，休閑適應得分均值最低。 在居住適應方面，近70%的流動老人對廣州的氣候適應情況良好; 老人對社區居住環境的滿意度較高，對公共交通的適應水平良好。 相比之下，老人在飲食、消費方面適應水平一般，休閑適應表現最弱，調查顯示老人較少使用休閑場所或出門游玩，帶孫輩與做家務占據他們多數時間，加之子女的假期短暫，因此外出和游玩的機會很少。

　　(二)流動老年人心理適應

　　心理適應主要是指流動老年人在適應社會行為模式的社會化過程中的心理感受。 本研究通過“歸屬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三個維度來測量在穗流動老年人的心理適應水平，得分越高心理適應越好。

　　受訪老年人中，心理適應的均分得分為3.24，其二級維度安全感、歸屬感、幸福感的均值分別為3.14、3.13和3.46。 數據調查顯示，心理適應得分在2～3分這一區間占比最高，達到33.6%，其次為得分3～4分和4～5分兩個區間，占比分別為31.9%和24.6%，約43%的流動老年人心理適應在一般以下。

　　受訪老年人中，歸屬感得分在2～3分這一區間占比最高，達31.8%，得分在3～4分這一區間占比為29.1%，得分在4～5分這一區間占29.9%，而得分在2分以下的占9.2%。 可以看出，三分之一的流動老年人歸屬感較低‍‌‍‍‌‍‌‍‍‍‌‍‍‌‍‍‍‌‍‍‌‍‍‍‌‍‍‍‍‌‍‌‍‌‍‌‍‍‌‍‍‍‍‍‍‍‍‍‌‍‍‌‍‍‌‍‌‍‌‍。

　　受訪老年人中，安全感得分在2～3分這一區間占比最高，達38%，得分在3～4分這一區間占比為34.5%，得分在2分以下占16%，近五分之一的流動老年人安全感較低。

　　受訪老年人中，得分為4～5分這一區間占比最高，為27.4%，得分3～4分這一區間，占25%，得分為2～3分這一區間占比23.9%，得分為2分以下這一區間占比24.1%。 可見，流動老年人的幸福感得分個體差異大，不同的人對幸福感的感受度不一，近四分之一的流動老年人幸福感較低。

　　(三)流動老年人社會參與

　　社會參與是指個體以各種方式直接或間接參與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社會參與主要分為兩大類：社區參與方面(包括志愿者活動、社區活動、老年人俱樂部等)和個人關系方面(包括友誼，與家人和朋友的交流以及個人興趣愛好)。 [10]

　　從一級維度看，“社會參與”平均分為3.19，在三個一級維度中得分最低。 從二級維度看，“人際交往參與”的平均分為3.09，相對于一級維度平均分偏低。 其中，在認識新朋友的主動性來看，62.11%的流動老年人愿意主動去認識新朋友，只有5.5%的流動老年人“很不愿意”，說明在穗流動老年人在認識新朋友方面，有較強的主動性。 “社區活動參與”平均分為3.30，高于“人際交往參與”的平均分，可見，在穗流動老年人“社區活動參與”情況相對于“人際交往”較好。 其中，在為社會做貢獻的意愿方面，有38.49%的在穗流動老年人表示愿意，37.78%的流動老年人表示偶爾會愿意。 可見，在穗流動老年人有較高的社會貢獻意愿。

　　四、在穗流動老年人社會適應影響因素分析

　　(一)經濟狀況對在穗流動老年人社會適應的影響

　　調查顯示，近八成左右的老年人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收入在3000～6000元的老年人占21.79%，6000元以上的高收入老年人只占2.14%，被調查老年人平均月經濟收入為2670元。

　　流動老年人的社會適應程度與其經濟狀況存在正相關關系(r=0.066，p <0.05)。進一步分析發現，其正相關主要表現在生活適應(r=0.067，p <0.05)和社會參與適應(r=0.149，p<0.05)兩個方面，對老年人心理適應的影響并不顯著。

　　流動老年人的生活適應程度與其經濟狀況存在正相關關系(r=0.067，p <0.05)，意味著經濟狀況越好，老年人適應程度越高。經濟是老年人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更高的經濟收入意味著老年人擁有更多可支配的資源，不必受廣州較高的物價水平制約，其生活方式的選擇能更加多樣化。

　　流動老年人的心理適應程度與其經濟狀況并不相關(p>0.05)。 盡管李芬指出月收入水平越高的人，與家人交流的頻率越高，[11]但在一個人們越來越崇尚生活質量的時代，老年人更渴望享有所居環境的尊重和責任，追求老有所為。 [12]在社區中，成員之間的關系聯結更傾向于以實際相處為基礎的社會聯結而非經濟聯結，因此經濟狀況在老年人社區成員資格的獲取中并不具有顯著效用。

　　老年人的社會參與程度與其所具有的經濟優勢存在顯著正相關。 從賦權角度來看，經濟收入較高的老人更容易獲得外界對其身份的肯定，使其具有更強的自我意識，愿意更積極地參與社會互動。 而在成員資格的獲取上，經濟能力強的老年人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到當地的社會活動中，如“老年大學”等老年活動場所，其經濟準入門檻較高，需要擁有一定經濟基礎的老年人才能負擔。 另外，具有一定經濟獨立性的流動老年人在社會參與上會更加自主，不用過多顧慮子女，因而會更主動地與外界進行交流，更積極擴展自己的社會關系網絡，從而能更好地實現自身的社會價值。

　　(二)社會養老保險狀況對在穗流動老年人社會適應的影響

　　受訪老人中，養老保險所在地在原居住地的占57.5%，在現居地只占11.1%，沒有社保的占31.4%，可見，仍有較多數的老年人沒有參加社會保險。

　　據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養老保險所在地為現居住地或原居住地對流動老人社會適應都無顯著影響; 有無參加養老保險與社會適應水平具有顯著差異(Sig=0.00 <0.05)。沒有參與社會養老保險的社會適應均值為2.91，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社會適應均值3.43。 沒有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在穗流動老年人在“生活適應”“心理適應”“社會參與”這三個維度的均值分別為3.06、2.75、2.92，均低于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在穗流動老年人，這說明相比于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在穗流動老年人，沒有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在穗流動老年人在生活、心理、社會參與方面的適應度較低。

　　從生活適應方面的二級維度看，沒有參加養老保險的在穗流動老年人，在“消費適應”“休閑適應”“飲食適應”方面的均值均在3分以下，分別為2.81、2.75、2.81，相對于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在穗流動老年人，適應情況較差。 參加社會保險的流動老年人每個月都能獲得一定數額的養老金，其直接效應就是促進流動老年人消費支出，使老年人在交通、消費和休閑等方面更具主動權。 同時，也有學者表示養老保險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醫療保健支出，為流動老年人適應新生活提供健康保障。 [13]

　　參加養老保險的流動老年人相比于沒有參加養老保險的流動老年人，他們的安全感、歸屬感、幸福感更高。 其中，沒有參與社會保險的流動老年人“歸屬感”的均值最低，為2.53，與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流動老年人的均值差距最大。 參加社會保險的老年人，無論本地人還是外地人，都可以享受政策優待，這種政策下的平等對待為流動老年人帶來了更強的心理安全感。 這與以往研究中“社會養老保險本質是個人保險的一種社會化，當這種個人行為在市場機制下演化為政府行為時，就為老年人晚年提供了心理上的安全保障”[14]的觀點一致。

　　在社會參與的二級維度中，沒有參加養老保險的流動老年人在“人際交往參與”和“社區活動參與”的均值均低于參加養老保險的流動老年人，分別為2.76、3.08，其中，人際交往參與的均值差異最大。 人際交往理論提出，人們更愿意與自己身份經濟地位相似的人交往。 沒有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流動老年人，通常經濟地位較低，與有社會養老保險的老年人之間存在距離感，進而不愿意主動參與到人際交往當中。 在社會參與方面，社會養老保險為流動老年人提供物質保障，從而增強流動老年人的自信，幫助其更主動參與社區活動，實現自我價值。

　　(三)健康狀況對在穗流動老年人社會適應的影響

　　在問卷調查中，用五級健康自評量表測量流動老年人健康水平，結果顯示，50%以上的老人自評健康狀況較好。 有6.3%和1.4%的老人表示“比較不健康”及“很不健康”。 總體而言，在穗老年人的自評身體健康狀況良好。

　　自評健康狀況與社會適應具有正相關關系(r=0.391)，即健康自評越高的老人，社會適應的能力越強。 身體健康的老人面對新環境，可首先做到“生存性社會適應”，即在生活中做到日常自理，從而為“發展性社會適應”，即老年人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通過參與社會活動發揮自身潛能與肯定自我價值奠定基礎。 另一方面，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社會行為之間相互影響，伴隨生理機能的退化，老人易產生自我懷疑，造成心理障礙，缺乏信心并抗拒與外界接觸從而導致其社會參與能力下降。

　　健康狀況與居住適應的相關性最顯著，即健康狀況越好，流動老年人對居住環境越適應; 休閑適應、飲食適應、消費適應、交通適應次之。 可以看出，流動老年人的健康優勢越明顯，生活適應水平越高。

　　健康狀況與安全感、幸福感、歸屬感具有正相關，健康狀況與歸屬感的相關性最顯著，即健康狀況越好，老人越容易對遷入地產生歸屬感，幸福感、安全感次之。 健康優勢明顯的老人其心理適應水平更高，面對各種壓力，有更強的心理韌性即個體面對變化與威脅仍然能良好適應及發展。 [15]

　　健康狀況與社會參與具有正相關關系，其中健康狀況與人際交往參與的相關性最顯著即健康狀況越好，老人的人際交往參與積極性越高，社區活動參與次之。 楊風雷、陳甸指出，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狀況是制約老年人社會參與的首要因素‍‌‍‍‌‍‌‍‍‍‌‍‍‌‍‍‍‌‍‍‌‍‍‍‌‍‍‍‍‌‍‌‍‌‍‌‍‍‌‍‍‍‍‍‍‍‍‍‌‍‍‌‍‍‌‍‌‍‌‍。 [16]健康優勢對社會參與的影響主要體現為一種選擇性效應，[17]健康狀況好的流動老年人更有能力參與多元化的社會活動，在參與上也更具有主動性。

　　(四)教育程度對在穗流動老年人社會適應狀況的影響

　　受訪老人中，42.4%的老年人只有小學及以下的受教育水平，僅有8.6%的老年人接受過大學及以上的教育，72.7%的老年人的受教育處于初中及以下的水平，在穗流動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總體偏低。調查顯示，受教育程度與社會適應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r=0.275,p <0.05)。即流動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對社會適應有顯著影響。

　　在生活適應方面，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在自我調整能力上更具優勢，能更快更好地調整自己的生活狀態融入新的生活環境。 受教育程度與居住適應、休閑適應、飲食適應、消費適應、交通適應均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正相關。 其中，與消費適應、休閑適應的相關性較為顯著。 受教育水平高的老年人，對新的事物更具包容度，更容易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因此，在面對新舊環境的沖突時，具有教育優勢的老年人對沖突的抵抗力更強，其生活適應水平相應也就越高。

　　受教育程度與安全感、歸屬感、幸福感均存在正相關且其相關性都較為顯著。 流動老年人進入新的社會環境之中，其自身所帶的源文化與新環境下的主流文化會產生文化異質性的沖突，容易出現認知閉合，即一種退縮型和情緒型社會適應模式。 [18]認知閉合下的流動老年人會處于一種被動的心理狀態，容易產生挫敗感與低自尊感，更加希望返回源文化地并且拒絕主動適應新的社會環境。 流動老年人具有教育優勢有利于他們克服這種認知閉合。 他們以一種接納的心態置身于新的社會環境中，從而獲得融入的安全感; 隨著與新環境主流文化學習交流的深入，而有效減少挫敗感與歸屬感，并獲得自我提升的幸福感。

　　受教育程度與人際交往參與、社區活動參與均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關系。 Kosic指出，追求成功可以使個體傾向于根據反饋來修正行為,采取主動型的適應模式，掌握新的應對方式,與主流群體建立良好關系,達到良好的社會和心理適應，從而避免社會焦慮、退縮和低自尊。 [19]因此，流動老年人中受教育程度越高者，能根據實際情況來主動轉變自身行為，主動學習新的交流方式，與新的社區老年群體建立良好關系，從而增進社會參與適應。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將自變量對因變量均有顯著影響力定義為“支持”，將自變量對三個因變量無顯著影響力定義為“不支持”。 根據前文分析。

　　對在穗流動老年人的調查結果表明，經濟狀況對流動老年人的生活適應和社會參與適應都呈正相關性，但對流動老年人的心理適應并無顯著影響。 有無社保對老年人的社會適應影響十分顯著，擁有社保的流動老年人的社會適應程度明顯高于沒有社保的流動老年人。 老年人的健康狀況與流動老年人的社會適應情況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健康優勢越明顯的老年人其社會適應狀況越好。 受教育程度對流動老年人的社會適應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目前在穗流動老年人的社會適應仍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需要政府完善流動老年人相關政策，積極應對在穗流動老年人社會適應問題。

　　(一)破除地方利益壁壘，實行適度普惠制的老年社會保障金制度

　　經濟條件是老年人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研究表明，在穗流動老年人的經濟收入水平較低，經濟優勢較弱。 對于流動老年人而言，他們所獲得的養老金一般來自原生地，多半是農村地區，其收入難以支付在廣州的生活開支。 王世斌等人對廣州流動老年人的調查也表明超過一半的老年人需要依靠子女和政府供養[20]因此，建議流入地與流出地政府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建養老服務保障平臺，確保老年人不會因流動而損失福利權益。 其次，建議廣州市政府逐步推進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在老年服務中破除戶籍限制，將滿足一定條件的流動老年人納入廣州養老服務體系，提升流動老年人的幸福感。

　　(二)全面提高居民參保意識，持續優化社會保障體系

　　社會保障作為現代風險社會的安全網，不僅是分散風險和增強人們安全預期的重要制度安排，更是追求居民享受平等待遇并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制度保障。 [21]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對流動老年人適應社會生活有重要影響。

　　一方面，加快社會保障的全覆蓋，全面提高居民的參保意識并培養風險意識和投資意識。 在養老金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適當提高養老金水平，分享國家經濟發展成果; 加大培養風險投資意識的教育宣傳活動，鼓勵流動老年人積極參與養老保險; 另一方面，持續優化社會保障總體系，進一步提高社會保險統籌層次，堅持養老金并軌原則，加快全國統一步伐，進一步縮小待遇差距，實現政策公平性; 建立全國養老保障聯網體系，建立全國聯網的老年人信息檔案，記錄個人基本信息、社保信息和醫保信息等，[22]從而減少地區醫療政策差異，實現“同城待遇”，提高流動老年人的社會適應與政策融合程度。

　　(三)防治兼顧，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

　　健康狀況對流動老年人社會適應有顯著的影響。 優勢視角下的健康賦權著重發掘個體優勢與社會優勢，助力老人樹立健康意識，激發內在潛能，利用優勢資源，提升社會適應能力。 具體而言，在個體層面，加快老人個人健康檔案、家庭健康檔案和社區健康檔案的建設工作，將個案管理操作化，掌握老人的健康需求，幫助老人理解和認識其健康狀況，培養自我健康管理的意識，降低健康損耗，做好“防”“治”的基礎; 在社會層面，加強社會資源整合，做好以預防為主的健康管理、以提高健康素養為目的的健康教育，普及基本公共衛生服務。 注重社區資源投入，結合先進的科技與管理手段，發展智能醫療，輔助健康管理體系的運行，實現“精準治療”。

　　(四)發展第三年齡教育，實現流動老年人的賦權增能

　　受教育程度是影響流動老年人社會適應重要的因素之一。 “老年教育被視為保障老年人接觸、參與社會，適應社會變革的教育活動”。 [23]老年教育也稱第三年齡教育，旨在滿足老年人需求，保障老年人受教育權利，增強老年人生存發展能力，推進老年人社會參與和全面發展，并最終實現老年人與家庭、社區和社會和諧發展。 第一，開展個人生活認知教育與生活實踐指導教育，提升他們在新的環境重新規劃、安排生活的能力; 第二，開展社會認知教育與遷移適應教育，從心理上走出不安、排除隔閡，適應社會環境變化。 第三，開展社區公益活動與服務教育。 通過有意識安排他們參加政治生活、社區生活、社會公益服務等活動，用行動肯定自我，重塑自我。

　　參考文獻：

　　[1]央廣網.全國流動人口總數連續三年下降 老年流動人口數量持續增長[EB/OL].(2018-12-24)[2020-6-04].

　　[1]21世紀經濟報道.除了北上廣深 還有這些城市外來人口占比超五成[EB/OL].(2019-01-29)[202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