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審美文化是指根植于北京的文學藝術和具有一定審美特性和價值的文化形態或產品.本文從審美場所的變遷、審美主體的接受以及審美形式的多元化發展三個角度談西方消費文化對現當代北京審美文化的影響，旨在探析20世紀以來在西方消費文化影響下北京文化在發展中所產生的獨特的審美現象，從而梳理現當代北京審美文化發展脈絡。

　　關鍵詞：西方消費文化;北京審美文化;社會生活

　　0引言

　　鴉片戰爭以來，西方不但以武力征服中國，還直接導致以“儒教”思想為傳統的中國文化開始發生改變。這場戰爭給中國人帶來的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失敗，更是文化自信上的“崩潰”。西方的科學理念、民主自由、天賦人權等先進思想進入中國，與之相伴隨的消費文化也開始進入中國并一步步影響和沖擊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消費文化首先是一種經濟文化。

　　消費過程從社會再生產的角度看，它以消耗或享用人類勞動創造出來的產品(包括物質產品和生活服務)滿足人類物質和精神生活需要的這種特殊規定性，鮮明地表現著經濟文化的基本屬性，集中表現了人們在生活領域的各種文化現象。北京審美文化是指根植于北京的文學藝術和具有一定審美特性和價值的文化形態或產品。

　　具體地來看，它呈現為在北京這個特定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中逐步孕育而成的具有較強穩定性、傳承性的現實文化產品以及具有審美意識和審美理想的文化活動及成果。從人性結構的角度講，研究北京審美文化需要關注北京的教育、民俗、傳統等審美意識;從社會生活的角度講，研究北京審美文化則要了解在北京產生的現實文化產品尤其文學藝術作品以及出現在北京的審美文化現象。對于北京審美文化的研究需要“在豐富的微觀現象的基礎上顯示美學理念的普遍性。”[1]3習主席在2016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認為：“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包括世界所有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取得的積極成果，這可以成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有益滋養。要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融通各種資源，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2]

　　82剖析消費文化對現當代北京審美文化的影響的實質就是揭示特定人群生活方式演變的深層次的社會經濟根源、人文歷史傳統、價值取向和社會心理特征，就是展現人們生活方式的形態，回答“如何生活”以及“為什么要這樣生活”的問題。消費文化又是社會不同主體之間通過生活消費過程相互交往的規則和情感聯系方式，反映支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運動的內在機理。

　　不論是民國時期還是新中國時期，消費文化的繼承與蛻變、矛盾與沖突，總是審美文化形態中表現得最明顯、最直接、最深刻的部分。本文旨在從審美場所的變遷、審美主體的接受以及審美形式的多元化發展三個角度分析西方消費文化對現當代北京審美文化的影響。由于涉獵是時間段較長，本文主要選取所論述時間段內具有典型性的審美現象進行闡釋。

　　1審美場所的變遷

　　審美經驗的產生離不開審美場所或環境，托馬斯·門羅認為環境“是通過影響主體或欣賞者而產生作用的。主體所處的一般的自然環境和文化環境已經促成了他自己的穩定的個性、趣味和能力。而產生審美反應時主體所處的直接環境，只會影響他的情緒和態度……環境還可以影響作為知覺的刺激物的藝術作品的本質”[3]435。

　　北京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職能為西方消費文化的進入提供了發展的環境。從清末到民國，西方技術的引進極大地改善北京工業、手工業的生產效率，伴隨市政交通的興建、電力資源的利用、旅游業的開發，北京具備了興建消費場所的前提條件。舞廳、影院、劇場的建立為北京城市居民的休閑娛樂活動提供多種選擇，并為北京建立世界性的旅游城市提供展示窗口。

　　百貨商場、跳舞場、西式餐廳、電影院、照相館、游藝場等構成了北京新興的消費空間。理論上，這些場所向所有人開放，原有的官民兩極化的二元消費模式被打破。改革開放后國家實行商業體制改革，改變舊有的管理體制、購銷政策、分配政策以及流通方式、經銷形式等。在“對外開放”方針的指引下，對外貿易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為了與國際接軌，以酒吧、會館、綜合型商場為代表的商業區的建立如雨后春筍般屹立于北京的各個城區，將北京城的傳統與現代雜糅在一起。西式審美場所的興建與北京不同時期的對外政策有直接的關系。

　　民國時期，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還是處于弱勢地位，對于西洋過來的新鮮“玩意兒”往往要經歷由政府到民間、由精英到大眾、由“曲高和寡”到“全盤接受”的過程。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方消費文化的進入與民國政府為滿足在京的各國使節、眷屬、隨員的生活娛樂有直接的關系。隨著國都南遷，引發北京大量社會上層外遷，高端消費場所只能選擇降低門檻，吸引更多群體加入進來。以“跳舞場”為例，其誕生之初是因為中國的政治、商界人士常常被邀請參加外國人舉行的私人舞會，伴隨私人舞會規模的不斷擴大，舞會逐漸由私人空間轉入公共空間。

　　上海《申報》曾報道了北洋外交部于北京石大人胡同迎賓館舉辦的一場舞會“中外賓客到者一千余人……各國公使皆到，其夫人亦到，國務總理熊君亦到，各部總長及重要人物亦到，中外報界亦到。10點10分開跳舞會，以西男與西女賓合跳為多。其余亦有西男而東洋女者，華男而西女者，西男而華女者。皆互相跳舞”[4]。1930年初，北京形成“舞業全盛”的景象，源自西方文化的交誼舞便在北京流傳下來，盡管文革時期遇冷，此后卻作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流傳至今。

　　民國時期，“北京人口規模迅速擴張，新興社會群體和職業階層不斷涌現，市民階層壯大，女性地位上升，農業社會中的一整套價值觀念向現代工業社會文化價值觀念轉化。社會風氣日漸開放，生活方式趨新、趨洋，民眾日常生活有了新內容”[5]282。新興商業街的形成，放大了人流、物流與資金流的集聚效應，形成了重要的公共空間，城市逐漸從封閉走向開放，逐漸從皇權的附屬走向以世俗為主體，世俗化社會機制進一步發揮作用。西餐廳、電影院作為西式文明的展示窗口開始在北京被接受。

　　1930年初，北京除了有六國、北京、德國各大飯店及各團體附售西餐外，還有“中山公園之來今雨軒與中國飯莊、東四之中美食堂、廊房頭條之擷英、陜西巷之鑫華、西單之大美與華美、司法部街之美華、東安市場之森隆、東單之福生、西單游藝商場之華美、崇內之正昌及絨線胡同之西吉慶等十余家而已”[6]375。

　　雖然西方餐館的數量不多，但是它們正潛移默化地改變著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專業化的電影院讓人覺得舒適和安靜，電影不僅使耳目歡娛，還帶著知識的意味、教育的價值，高尚而普遍，簡約而不奢靡。觀眾們通過大銀幕能夠感知到一個超越現實的影像世界，大大擴展了自身的思想疆域，一些傳統的禁忌被打破，在精神生活方面明顯提升。同時，電影對社會風氣的開化也起到引領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形成新的時代風尚。

　　“1948年北平有電影院25個，座位1.5萬個。各影院雖不斷漲價，票價已經達到10萬元，仍阻擋不住看電影的人群……在高物價的威脅下，有這樣反常的現象，當時報紙給出了這樣的結論：電影潮吞沒古城，有人說這是苦悶的象征。”[7]99雖然北京的電影業的發展并不如沿海城市繁榮，但是在治愈國民、宣傳新思想、民主進步的觀念卻起了極大的作用。

　　物質內容的更新是促成北京審美場所發生變遷的直接原因。新中國成立以后，實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除了興建一些外事建筑外，修建的場館多以中國特色為主，諸如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民族文化宮、民族飯店、華僑大廈、全國農業展覽館、北京工人體育場等，其建筑風格也多偏蘇式與歐美風格相距甚遠。

　　“80年代初，中央對北京的建設做出‘四項指示’：①在社會治安、社會秩序和道德風尚方面，北京要成為全國的模范，在全世界也應該是最好的;②改造北京市環境，搞好綠化、衛生，利用有山有水有文物古跡的條件，把它建設成為優美、清潔、具有第一流水平的現代化城市;③要使我們的首都成為全國文化科學技術最發達、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④經濟要不斷繁榮，人民生活要安定方便。”[8]

　　211隨著政治政策的開明，以會所、酒吧為代表的西方休閑娛樂生活方式開始在北京興起，一批介紹西方流行文化的文藝作品也開始被國人所接受和喜愛。在改革開放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國人的夜生活是單調的，就像當時人們都穿著“灰、黑、白”三色一統天下的單調衣服一樣，沒有一點亮色。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人們有更多的自主時間進行休閑娛樂，人們之間溝通交流的機會也大大增加。生活節奏的加快使西方的快餐廳也開始進入北京，1983年馬克西姆餐廳的建立打破了新中國之后只有俄式餐廳的格局，而“馬克西姆，則是北京第一家純資本主義性質的高檔餐廳”[7]123。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行，西洋快餐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快餐文化也開始在北京普及并傳播。1984年“義利快餐廳”的營業標志著中國第一家西式快餐廳的誕生，其經營者專門派人去“老莫”等當時的高檔西餐廳探討西餐的做法，經營的內容以西多士、面包圈為主，后來加入了符合中國人口味的份飯，包括紅燴泥腸飯、茄汁炒飯、義利牛肉飯等。今天的北京堪稱是美味的薈萃之地，人們可以品嘗到中國的任何一種菜系和世界各地的美味佳肴。

　　在種類眾多的美食選擇中，以肯德基、麥當勞為代表的洋快餐已然占據了北京的很多街口，成為北京人開洋葷的方便去處。韓國《中央日報》稱：“漢堡包、炸雞等西方的快餐改變了以保守和挑剔出名的中國人的口味，正以驚人的速度蠶食中國市場。”[7]173作為社交場所的酒吧也順理成章地進入了北京的消費市場。

　　從三里屯北路出現的第一家酒吧開始，北京東三環長虹橋以西，臨近第一、第二使館區南北貫通的小街上陸續有20多家特色酒吧，時至今日，據不完全統計整個北京三里屯街道轄區2.9平方公里內的各色酒吧近200余家，形成了名副其實的“酒吧一條街”。類似酒吧的休閑會所及餐飲、娛樂、購物一條龍式的大型綜合性消費場所的建立也成為當代北京的一大特色。西方消費場所的建立為現代北京增添了商業色彩，同時也方便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交流與娛樂。

　　2審美主體的接受

　　消費文化往往體現在商品的傾銷上，人們通過購買帶有西方特色的產品來進行對于西方文化的審美想象。審美主體的選擇與接受直接影響他者文化對于本國文化的影響及其傳播。生活在北京的消費群體對于西方文化的消費主要體現在物質消費與精神消費兩方面，物質消費主要表現在以女性群體為代表的審美主體對于衣、食、住、行等有形的生活方式的追求;精神消費主要表現在以男性群體為代表的審美主體對于西方精神文化產品的消費。

　　女性作為20世紀首先獲得解放的群體，伴隨其社會地位的上升，其審美選擇與取向必然影響對他者文化的接受。民國時期，女性地位的上升直接促使帶有流行、時尚印記以及“物欲”色彩濃厚的西洋產品成為爭相購買與追逐的對象，西洋款式的服裝、香水、布料、鞋飾是她們喜愛購買的物品。《大公報》評論：“我們在北平還可以看見，街市上充滿了大小綢緞洋貨莊，不斷地從外國運來大批的花樣新奇的舶來品。以供給這些愛美的婦女，無窮無盡地來消費。”[9]

　　20世紀80年代之后，女性依然走在時尚的最前端，然而與民國時代不同的是男性主體也開始加入到“先鋒”消費的行列中。20世紀90年代后，由于日韓文化的引入，歐美文化及消費產品受到沖擊，男女兩性在商品的選擇上開始趨近并合流。物質產品消費首先表現在民國女性對于“摩登”的追逐。西式的服飾穿著、食物是她們所推崇的生活方式。

　　在時尚的品味中，服飾是最外在的表現。對于北平的摩登女性而言，服飾成為她們在審美選擇上重要的考慮因素，“近日北平市上一般摩登婦女，因天高氣爽，涼風襲人，率多喜購最流行之線織外套，以資穿用，外表為御寒，實則此項外套既短且薄，并無御寒功效，不過以示美觀而已。茲據調查，此項摩登短外套，悉為外貨，最近一月中輸入北平市者，計8000余打，合計為36000余件。”[10]

　　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自20世紀以來女性地位的上升，女子開始進入社會也開始有了消費能力，這批率先進入社會的新女性，大多是知識女性，有出國留學的背景或者是大學中的青年學生，她們對“審美”的要求非常高。這時“新潮”“西式”的服飾便是她們優先選取用來標榜個性的外在表現，北京的市場也為她們提供了這種消費環境，這也應了那句古話“遠敬衣帽近敬才”。陶孟和分析民國時期女性消費說：“女子的解放。

　　女子解放一部分是近代資本制度的結果。但是反過來也是促進產業發達的原因。工業發達，女子職務減輕，所以女子脫離了家庭，入了向來男子所專有的社會。因為女子入了社會，所以她的消費能力也就大增。現代商品有一大部分是專供女子消耗的，那些商品的種類、質量、價值，真使我們吃驚……女子裝飾的消費是無所底止的，時髦的花樣不斷地翻陳出新，中等社會的人就是將所有的收入都消費在這一端上竭力追趕也是追趕不上的。”[11]

　　49摩登意味著今天流行，明天就可能被淘汰，對其的追逐有如西西弗斯神話沒有盡頭。“只有有了審美需要，審美對象的某些特征才具有了潛在的美或感召美的基因，從而使人產生美的經驗。”[3]422-42330年代的北平，在日本侵略者還沒有來之前，經歷了一段相對來說比較平穩的時期，這時候的北平人生活得愜意、舒適，并且也正在緩慢地步入現代化。

　　“1936年的北平人，生活方式可謂中西合璧。電影院里每天都有好萊塢電影放映，一般的戲院里則上演著傳統的京戲;西餐廳和中餐廳并立，汽車、電車和人力車在大街上同時穿梭;喜歡趕時髦的成年女性燙著從西方電影明星那里學來的發型、穿著顯露身材的旗袍，男性們則在西裝、中山裝和長袍馬褂的裝扮下，做事、社交。”[7]

　　99在這種閑適、松散的環境中，女性對于物質的需求自然要比動亂的年代高。對精神產品的消費成為改革開放以來北京消費文化的一大特色。隨著國門的開放，大量的西方文化被介紹到國內，對中國原有的藝術價值觀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對渴望變革的青年人來說影響很大。

　　20世紀80年代的人們開始有了“先鋒”意識，搖滾樂、實驗話劇、后現代小說等開始在中國流行并受到人們的普遍歡迎，尤其以在校大學生居多。1985年“威猛”樂隊在北京的演出則開啟了西方搖滾音樂進軍中國市場的初潮。受西方現代派影響的實驗話劇也開始廣受歡迎，《絕對信號》(1982年)、《車站》(1983年)、《野人》(1985年)以及《禿頭歌女》《等待戈多》等中外劇目的排演為北京的話劇界帶來新的生機。

　　[12]藝術創作者們在藝術觀念上反對“題材決定論”，反對藝術狹隘的為政治服務，反對公式化、概念化和單一的現實主義或寫實主義創作方法。他們提倡創作自由，希望用自己的藝術創作參與社會變革，并期望隨著中國社會進入現代化階段，藝術創作也能與國際接軌。20世紀90年代之后，伴隨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對于精神快餐的需求越來越大，這一時期的審美取向主要集中在宏達敘事的消解以及文藝作品審美效果的轉變隨之浮躁風氣開始流行。

　　3審美形式的多元化發展

　　在西方消費文化的影響下，20世紀的北京審美文化在審美形態上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特征，具體表現為：多樣化的審美態度、取悅西方的創意風格以及國際化大都市的城市意象。多樣化的審美態度主要表現在人們的消費心理已經不再是為了滿足溫飽，而是更加注重提高生活內涵。取悅西方的創意風格則主要表現為膚淺的文藝創作傾向和想要獲得西方認可的迫切心理。

　　國際大都市的城市意象則指在消費文化作用下北京城所顯現出的整體審美風貌，包括城市規劃以及建筑風格等特征。“審美態度是一種復合的多樣性的結構，它可能包括全部意識功能，任何一種或全部的感性知覺方式，還包括想象、推理、意動和情感。”[3]

　　415西方消費文化的進入改變了北京原有的文化格局，人們的審美態度也隨之發生變化，具體表現為消費內容的豐富化———“過去”的消費，“現在”的消費，“未來”的消費。傳統文化在面對他者文化“入侵”時盡管做出過頑強抵抗，最終的結果也只是通過“符號化”的形式維系下來。民國時期，皇宮禁苑的開放，既是對封建皇權文化的解構，同時也是一種民主自由的彰顯。以故宮博物院為例，曾經威嚴氣派的紫禁城變成了收藏國寶的博物館。

　　“故宮”象征著封建王朝時代的解體，同時也意味著接納———讓更多的人去體驗那個故去時代的文化遺存。解放后的故宮其職能同解放前一樣，并且加強其“博物館”的屬性———定期將收藏的文物開展，以便滿足不同觀眾的審美需要。此外，故宮還推出了一系列頗具中國特色的文化產品供參觀者購買，這種行為本身便帶有商業屬性，即通過技術手段不斷地復制再生產，人們買到的永遠是實物的復制品，卻趨之若鶩的購買。究其社會根源不外乎時代在進步，人們開始有條件與能力去消費“過去”。

　　雖然20世紀的跨度相當大，但是對于“現在”的消費，生活在不同時期的北京人卻保持著一致性。過去的女性消費者趕時髦，現當代的女性消費者依然在這條戰線上奮勇爭先。當物質消費已經不再能滿足消費者的心理需求時，精神消費便廣受歡迎，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電影這個已經算是夕陽產業的藝術門類即便在最困難的時期也能擁有眾多的消費者。新東方總裁俞敏洪曾說：“我跟新東方的人說我們要保證我們的教學質量、教學質量比別的培訓機構好一點點，要保證我們老師的收入比別的學校高一點點。但是我們更要保證我們新東方的老師有一個別的培訓機構的老師沒有的本領，這個本領就是給孩子們勵志以及夢想。”[13]

　　消費者對于“夢想”的消費，實際上可以理解為對“未來”的消費。北京擁有全國最為出色的教育資源，無論是正統的學院教育還是業余培訓，在這里生活的人們都會找到適合自己的教育方式。民國時期，蔡元培提出美育思想，打算通過美感教育來代替宗教，并開始普及對中小學的藝術啟蒙教育。

　　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們意識到美育的重要性，開始注重對于審美、藝術技能的培養。私人補習班與培訓機構也開設了很多藝術課程，在豐富教育教學內容的同時發展學生群體以及成人群體的興趣愛好、陶冶情操。由于中國文化創意產業起步較晚，早期的文化創意產業聚集地多從畫家村開始，北京“798”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便是通過這樣的途徑誕生的。國家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視，無疑推動了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并且也保證了藝術家們正常的生活和創作。

　　在“798”文創園中，所看到的原創藝術作品包括涂鴉、繪畫、雕塑、裝置等，在藝術表現上多趨向西方現代風格。雖然有些作品試圖和本國傳統文化相結合，但是成效甚微。從藝術家的角度看，這種創作現狀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數藝術家在學校的教育是西式的，在審美取向上也多偏西化，有海外留學經歷的藝術家在創作主題以及選材上則更容易受西方影響。

　　從消費者的角度看，20世紀90年代開始復蘇的藝術品市場，購買中國原創藝術品的多是外國人，大多數國人還不具備消費藝術品的經濟水平。因此，滿足外國人的審美需要則是本國藝術家想要獲得認可的唯一途徑。“經濟價值的觀念，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一種強烈的文化影像或內在驅動力。

　　經濟價值的觀念總是與短缺聯系在一起，不過以生產積累增長所必須的紀律與自我犧牲為保證，短缺最終將被克服而消費者的需要和快感，也因此而得到滿足。”[14]30隨著藝術品的批量生產、復制以及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重效率而不重質量的藝術品越來越多，販賣特定時代內容的杯子、仿造印象派的畫作、印在T恤上的logo涂鴉……玩世現實主義、波普藝術、獵奇成為北京文創市場的審美內容。

　　生活節奏加快、信息技術的頻繁更新、商業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西方國家肆無忌憚地將大量金錢拋向中國的藝術市場，使得中國文化創意產業及其他藝術產品的價值正在發生重量而不重質的審美變化，藝術家趨利就輕、一味地迎合買主的口味也使得他們創作的藝術品正在往單一化發展，正如藝術家黃銳所總結的：“我們這個時代沒有什么風格，這是個沒有風格的時代。只有錢，只要錢，這個時代，很難說。

　　有些人非常有追求，但現在還不是在風格上我們能夠去描述中國當代藝術的時代。很多人都在談論中國當代藝術，可是，需要有更多能夠切入時代的藝術家出現。”[15]25對于創意風格而言，消費文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可以刺激本國的經濟增長，促進藝術產品的更新換代;另一方面容易導致藝術內涵不夠豐富，創意性不足。北京在不同時期的標志性建筑也與西方文化的進入有直接的關系。

　　民國時期的西式建筑多集中在東交民巷一帶，北京真正有代表性的現代建筑都是在新中國成立后完成的，并且伴隨新中國的成長體現出北京城市風貌的不同表征。1949年至1966年建成的北京標志性的“十大建筑”，盡管秉著“古今中外，皆為我用”的設計理念，其設計風格和形式更多的偏向“蘇式”。整體上審視這“十大建筑”卻能夠看出濃濃的共產主義情懷，組合在一起時有一種震撼人心的效果，好比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浮雕，古樸、自然卻意義非凡。

　　文革時期，隨著中國外交的回暖，以尼克松訪華為標志，隨后其他西方國家也開始同中國建交，于1973年建成的國際俱樂部與友誼商店意味著外國文化也同尼克松一樣“靜悄悄進入北京”。盡管這兩個建筑在外觀上還有濃厚的包豪斯風格，注重實用性，但是它們帶給北京的意義卻是非凡的———西方文化已經悄無聲息地進入了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

　　80年代的北京飯店東樓、長城飯店、西苑飯店……90年代的京廣中心、北京西站、王府賓館、海關大廈……爭奇斗艷、遙相呼應相繼成為北京城的新地標，而2000年以后的奧運建筑群，則被地理學泰斗侯仁之先生認為是繼紫禁城、天安門廣場之后，坐落在北京中軸線的第三個里程碑。如果說奧運建筑群象征著后現代建筑在北京的興起，那么80、90年代的建筑群落則象征著北京城正以飛快的速度跨入國際化大都市的行列。

　　這些新興的地標沒有統一的風格，造型上也是千奇百怪、奇形怪狀，不同材質的應用、不同的設計風格與設計理念交織在一起的現代建筑群落，與曾經的“文化古城”形成鮮明的對比。有人批評這些新興的建筑群落外形上的丑陋不堪與并不實用的使用價值，另外，也與城市環境極其的不搭配。建筑學家程泰寧批評央視新樓時說：“其實我批評‘大褲衩’，是因為它為了造型需要，挑戰了力學原理和消防安全底線，為結構的安全性、消防疏散的安全性帶來了嚴重隱患，同時帶來了超高的工程造價，由原定造價的50億元到竣工后100億元人民幣。CCTV大樓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已經被異化為一個滿足廣告需要的超尺度裝置藝術。

　　這種違反建筑本原的非理性傾向值得我們關注，如果不指出這種傾向，泛濫開來，影響會很壞。”[16]類似這樣的建筑在北京不勝枚舉。從城市意象的角度看，這卻是北京城所直觀呈現出的審美形式———開放、多元、包容，只要是最先進的理念、最流行的風格，這里的接受便最為迅速，北京也是外國設計師們競相爭奪的戰場，因為不管他的想法有多瘋狂與自負，只要夠前沿，這里便有他施展拳腳的可能。習主席的文藝座談會上已經明確指出將來“不搞奇奇怪怪的建筑”，相信未來北京的新地標會越來越出色。

　　4結語

　　20世紀的北京是一個特別的存在，它經歷變故與蹉跎，卻在風雨搖曳的時代脈搏中頑強的生存。它開闊大氣、包羅萬象，它一直走在中國發展的最前列，并繼續行駛著首都政治、文化中心的職能。“北京歡迎你”不僅是奧運的口號，更是北京整個生存環境的寫照，不論人們出于什么目的來到這里，這里都會交付一份滿意的答卷。同樣，西方消費文化作為西方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也在這里找到生存的土壤，并且與人們的生活日益聯系緊密。

　　從美學的角度看待西方消費文化可以發現它已經置于北京文化發展內部并持續影響著北京文化的未來走向，它豐富北京的文化內容，卻也因為其消費本質使得膚淺化、表面化蔚然成風。然而，今天的北京已經今非昔比，對于回歸傳統的提倡以及疏解首都功能政策的倡導會將北京的未來建設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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