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傳統大學文化以“做人”為核心問題，西方大學文化則在源頭上體現了對“求知”問題的關注。 近代歷史上我國大學的“中體西用”與“全盤西化”兩種文化變革模式，都沒能真正取得成功。 應當在認識上恢復對我國大學文化傳統的文化自覺，以珍視與辯證地態度審視我國大學文化傳統，根據時代特點在對我國傳統大學文化關注的基礎上，根據時代特點豐富對“做人”問題中“人”的理解，構建適合現代大學生長的中國特色大學文化。

　　關鍵詞：大學文化;高等教育現代化;傳統文化;文化自信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 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 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同樣，我國的大學文化是我國大學的靈魂，離開對我國大學文化傳統的文化自信，難以真正實現我國發現發展達到世界一流水平的“雙一流”目標。 近代以來的歷史證明，以洋務運動時期為代表的“中體西用”模式與以民國時期為代表的“全盤西化”模式都沒能真正推動我國大學的文化的發展。 在新時代背景下如何通過我國大學文化的“創新性轉化”探索適應高等教育現代化需求的大學文化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中西方大學古典文化的傳統對比

　　1. 以“做人”為核心的中國大學文化

　　我國古代是否存在大學，一直是頗具爭議的話題，但我國古代已經出現了具有高等教育性質的教育機構是不容置疑的，我國的太學、國子監、國子學以及書院都是這類機構的典型代表。 儲朝暉指出，“‘做人’是中國大學精神的首要論題”[2]，中國傳統的大學文化，是一種關注人如何為人的文化，這種文化的精髓可用《大學》中的“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概括之。 這種做人修身的學問具體說來以修身為核心，指向“內圣”———個人精神境界的提升與“外王”———經世致用的理想兩個維度，而這兩個維度通過儒家推己及人的“忠恕”的方法統合起來[3]。 這種文化對我國古代高等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國整個古代的教育可以劃分為官學與私學兩類，通過以科舉為代表的選士制度，將兩類教育適當統合。 我國教育的開端是一種官學教育，肇始于夏商時期，周代形成辟雍、泮宮等官學，這種教育使我國教育在一開始就具有一種經世致用的關懷。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衰敗，戰亂影響了官學教育的發展，以孔子為代表的私學興起，各家私學盡管教育目的的指向不同，但其思想的最終關懷都與個體的精神境界相關。

　　漢代的太學是我國古代官學的重要代表，太學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影響，其出發點是為了更好地維護漢王朝的統治。 后來出現的國子監、國子學等各類官學，也大體上延續了漢代以儒家經典為教育內容、以培養治國人才為教育目的傳統，是典型的以“外王”為目的的教育場所。 春秋時代發展起來的私學幾經沉浮，在宋明時代以書院的方式達到鼎盛。 書院受到儒學影響以及科舉選才方式的牽引，具有一定“外王”的向度，但作為兼收儒道釋三家思想的教育場所，使“內圣”的向度得到弘揚。 這就使書院在我國教育史上既成為“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傳遞的平臺，也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東林黨人活動的舞臺。 書院一些著名“洞主” “山長” 如朱熹、王陽明等人兼具學者和官員的復雜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書院功能的復雜性。 這種以對“做人”的關懷為根本指向，從“內圣”“外王”兩個維度展開的教育文化，成為我國傳統高等教育的文化底蘊，在此基礎上開顯出我國傳統高等教育特有的異彩。

　　2. 以求知為核心追求的西方大學文化

　　從西方大學發展的歷史演進的角度看，西方大學的誕生是中世紀的產物，但其文化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從詞源學角度看，英文中的學校( school)一詞與希臘文中的閑暇(shule)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古希臘研究者往往都是一些擺脫了生活困苦的有閑階層，這些理念使西方學校在古希臘時期就使一種超出世俗目的、“為知識而知識”的理念在西方的學校中生根，成為整個西方學校文化的理念源頭。中世紀時期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亞、法國的巴黎、英國的牛津誕生了最早的一批西方大學，英國的大學是具有典型性的代表，這一時期的大學以傳授知識為主要職能，正如紅衣大主教紐曼強調大學中“知識本身即為目的”[4]，這種知識“不僅僅是達到知識以外某種東西的方式，或是自然地發展某些技能的基礎，而且是自身足以依賴和探求的目的”[5]，即一種把追求知識本身作為目的的觀念。

　　在這一時期，作為西方大學典型代表的英國大學，是一種建立在追求知識基礎上的、以培養紳士為目的的大學。 高桂娟和張應強認為，在這一時期形成的“為知識而知識、為學術而學術的傳統”成為后世英國大學發展的“變中之恒”[6]。 19 世紀初洪堡對柏林大學的改革是大學史上重大的改革，洪堡強調大學的科研職能，認為“若是對知識的追求成為大學的第一原則，那么我們就沒什么可擔心的了”[7]，為維護大學的這一“第一原則”，柏林大學強調學術自由、維護大學自治，引入了習明納的教學方式。 以柏林大學為代表的德國大學成為這一時期大學發展的重要趨勢，對西方大學發展影響巨大。

　　而洪堡對追求知識原則的強調，秉承了自古希臘以來，經由中世紀以及英國大學沿承下來的“為知識而知識”的傳統，使德國大學得到振興。 而在拿破侖統治時期，法國大學以功利主義為信念對大學進行了改造，取締了 22 所傳統大學，建立起以系列以實用為特征的專科學校，這些學校在短時間內推動了法國大學的振興，拿破侖更是稱巴黎理工大學為“下金蛋的老母雞”，但從長期來看，“這種徹底拋棄大學傳統的改革也為法國高等教育的衰落埋下了伏筆”[8]，到 19 世紀中期法國大學全面落后于德國大學。 而法國大學拋棄的傳統正是“為知識而知識”的傳統。

　　19 世紀后期美國大學開始在世界大學的舞臺上嶄露頭角，進而成為世界最先進的大學。 美國原是歐洲各國的殖民地，起步時期美國高等教育以移植、模仿歐洲國家為主。 美國在獨立戰爭后成為獨立主權國家，其高等教育也開始了自己的獨立探索，先后嘗試了對法國、德國辦學方式的模仿，建成了一批有特色的高校，這個“取百家之長”的過程為后來美國高等教育的崛起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經過不斷嘗試，1876 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創立，標志著美國第一次有了一所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按照德國大學模式辦學的高等學府。 該大學的理念對這一時期的美國大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也正是受德國大學的影響，“為知識而知識”的大學精神在美國生根發芽。 美國大學以服務社會而著稱，在以《莫雷爾法案》、“威斯康星精神”為代表的服務社會理念成為美國大學特色的同時，由于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為代表的一些研究型大學的存在，使美國大學在沒有拋棄西方大學所具有的“為知識而知識”的理念基礎上各具特色，通過分工的方式使不同類型的學校承擔不同的職能，進而在使傳統西方大學文化得到傳承的基礎上，開顯出新的局面。不同的民族、國家的文化不同，英國人推崇紳士、德國人強調理性、美國人具有實用主義的理念，這些不同民族、國家文化與西方大學“為知識而知識”的文化結合，開顯出了各國不同的大學特色，而不同國家大學特色的展開，往往都以“學術”為根本基因。 西方大學歷史形成的這種“為知識而知識”文化傳統使學者能夠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即使面臨外界的困擾，也不改初心，而且在面臨困難挑戰時能夠樂在其中，這種文化推動了西方科學的發展，促進了科學精神在西方大學的生根，助推了現代西方大學模式的發展。

　　二、“中體西用”與“全盤西化”兩種大學文化變革方式的歷史反思

　　1. 我國歷史上兩種大學變革模式的歷史

　　我國清末時期“中體西用”是第一種類型的嘗試，近代我國經歷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革”，這種變革也反映在教育上。 近代洋務學堂的興起深受馮桂芬提出的“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之以諸國富強之術”的理念影響。 為培養懂得“西技西藝”的人才，實現“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目的，洋務派興辦了京師同文館、福州船政學堂等一系列洋務學堂，新式學堂強調“中體西用” 的理念，強調“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心，西學應世事”[9]，以傳統倫理綱常觀念作為學堂指導思想，保留了教育對“做人” 問題的關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目的是“外王”理想的進一步延伸，而將西方科學技術作為教學內容，則是對西方高等教育內容的直接引進，洋務學堂是中西大學文化交融的第一種類型的嘗試，這種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大學辦學模式作為兩個整體進行直接對接后進行組合。

　　希望探索出“以固守我國傳統大學文化為根，在其上生長出西方現代大學模式” 的變革路徑，即采取“中國大學文化 + 西方大學模式”式的變革，這種變革模式被稱為“直接對接型”的變革模式，而歷史證明這種變革并沒有取得成功。在民國時期，我國大學開始了另一種模式的嘗試，這些大學較好地接受并吸收了西方大學的文化理念，在此基礎上引進西方大學的辦學模式，效仿西方大學課程體系。 受新文化運動等一系列思潮影響，民國時期的大學對“德先生” 與“賽先生”這西方文化的兩大異彩高度重視，激蕩人心的“科玄論戰”使西方科學理念深入人心，西方大學理念成為這一時期大學的指導理念。 追求知識的理念深刻地影響了民國時期大學的辦學理念，“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的理念受到廣泛認可。

　　比如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知識販賣之所”[10]，就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西方大學追求知識的大學文化。 正如陳洪捷所言，這一時期對德國大學的學習“不存在中德合作或中德被迫合作的背景，是中國人單方面對德國大學觀進行移植的嘗試，是一個自覺選擇吸收的過程”[11]。“全盤西化”的方式在對西方大學“為知識而知識”的大學文化全盤吸收的基礎上，建立西方式大學，簡而言之就是以“西方大學文化 + 西方大學模式”的方式進行變革，這種嘗試被稱為“全盤西化式”的變革模式，這種變革模式也給中國大學發展帶來諸多問題。從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看，兩種變革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我國大學的發展，但并沒有真正推動我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實現，更是沒能適應時代的需要。

　　2. 兩種大學變革模式歷史經驗的反思

　　“中體西用”變革的問題在于，每種制度背后都有一種文化理念作為支撐，若將理解某種制度背后的文化理念摒棄在外，對理念之上的制度的理解將是一種不完整的理解，在此基礎上直接照搬這種制度容易產生水土不服的問題。 高等教育理論具有系統性，一種在別國成功的理論背后往往凝結著其本國特有文化傳統，“直接對接”模式忽視了西方大學辦學模式背后的文化理念，將現成的模式直接拿來應用。 梁漱溟認為，這種做法“全然沒有留意西洋這些東西并非憑空來的，卻有他們的來源。 它 們 的 來 源， 就 是 西 方 根 本 的 文化”[12]。

　　不了解西方高等教育的特有的傳統背景，不了解西方大學背后的本來文化，只拿來部分制度、模式生搬硬套、與我國大學文化強硬對接，難免產生斷章取義的問題，容易出現理解上的偏頗，比如以斷章取義的方式理解西方大學的課程與教學、牽強附會地用我國傳統文化去解讀西方的知識。作為“直接對接型”典型代表的洋務學堂的教訓值得借鑒深思。 “中學為體”雖然繼承了我國傳統的大學文化，但在我國大學文化的基礎上，對西方大學的部分課程、教學方法生搬硬套，容易產生“水土不服”的現象。 如以“內圣外王” 的方式去理解西方大學，課程的學習自然是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維護封建的統治為目的，不能真正產生對科學的興趣，難以真正通過大學教育推動科學的發展。“全盤西化式”的變革問題在于：任何大學文化的演進都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一種先進的文化的出現不僅有其邏輯上的合理性，更有其歷史上的繼承性。

　　無視大學文化發展的歷史繼承性徹底地對大學文化進行“推倒重建”，容易造成大學文化的特色喪失與發展“失范”。 我國大學是“晚生外發”大學，是近代以來西學東漸的產物，在與外來文化的競爭中，容易導致傳統文化的喪失。 若對于形成不易的傳統大學文化采取一種珍視的態度，非常容易導致在大學領域西方經驗盛行與傳統文化的凋敝。 “盡管世界各國在意識形態、經濟制度或歷史背景方面千差萬別，但從西方大學模式演變而來的模式在全世界范圍內占著統治地位”[13]，必須警惕我國大學在追求“全盤西化”的過程伴隨有失去本國特色的危險。大學的文化是歷史長期積淀的產物，每一所大學特有的文化是在該大學特有的歷史、區位資源基礎上慢慢生長起來的，形成不易卻非常容易被揮霍。 大學的文化如同生物體的基因，凝聚在大學已經形成了的每一個細胞中，通過大學的每一個細節鋪展開來，每一次盲目的漫不經心的改革都可能使大學文化遭受損失。

　　這些遺傳基因一旦喪失就再難恢復，使高校與形成時期的本來樣貌不符，造成高校的遺傳性危機，導致高校遺傳信息的喪失，甚至使“物種瀕危”。 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文化是需要不斷生長的，舊有文化一旦形成并非能夠完全拋棄，傳統觀念作為“文化潛意識”可能在一段時間內繼續發揮作用，而新的文化不能迅速成熟，兩種文化調和不當，追求知識的理念不能生根發芽，傳統教育對個人修養和社會責任的關注又被拋棄，文化轉型期間會給大學發展帶來危機。 涂爾干的研究表明，在社會轉型期容易出現失范現行，傳統背景和新生社會規范發生沖突，使人們行為失去規范準則，不能為自己的行為尋找有效指導。 同樣過于激進的大學文化的變革會導致大學發展的“失范”，使大學的發展陷入迷茫，給大學的發展造成危機。 大學文化的斷裂式變遷，使原有以對“做人”為關懷的大學文化不能再有效指導大學發展，西方“為知識而知識”的文化理念不能有效建立。

　　3. 立足我國傳統大學文化時代中的發展實現

　　我國大學文化的變革“全盤西化式”變革帶來的問題說明，拋棄我國大學文化的“西方大學文化 + 西方大學模式” 的變革方式不可取。“中體西用”變革的失敗同樣警醒我們，不顧西方大學模式的文化基礎采用“中國大學文化 + 西方大學模式”的方式仍然行不通。 因此應當進一步思考是否存在超越上述兩種模式的大學發展的新的可能。 從當代社會發展的實際看，中國的社會發展必須走現代化道路，而不能退回到“雞犬之聲相聞”的“小國寡民”的狀態中，因此實現高等教育現代化是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不可動搖的必然指向。

　　在全球化高速發展以及我國高等教育不斷以世界一流水平為追求的背景下，堅持對我國傳統教育文化的文化自信也是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要求。 因此新時代我國大學文化的建設的關鍵就在于在堅持對我國大學傳統文化的文化自信的同時，與時俱進地發展我國的大學文化，并使之適應新時代我國高等教育現代化建設的要求。正如上文分析，“中體西用”模式的問題在于，中國傳統教育文化與西方文化具有不同“路向”，按中國文化自身邏輯“無論走好久也不好走到那西方人所達到的地點上去”[14]，一味按照中國傳統文化難以為現代大學模式提供合理的文化基礎，甚至產生上文提到的現代大學模式的異化發展。 而“全盤西化”模式的教訓說明，一味地拋棄中國傳統大學文化，又容易導致大學發展的失范。

　　上述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說明我們既不能無視東西方大學文化的差異，強硬地以我國大學文化傳統與現代大學模式進行對接，也不應徹底拋棄我國大學文化傳統，完全地重建一套遵從西方話語范式的大學文化以及相應的大學模式。 上述要求似乎使我國新時代大學發展陷入了一種兩難的境地，但如果對上述經驗進一步加以審視，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中體西用”模式還是“全盤西化”模式，雖然二者觀點迥異，但在根本上二者都是采用了一種恩格斯所批判的僵化教條的“形而上學”的態度對待中西文化，認為文化是固定且一成不變的。 按照恩格斯的觀點，“世界不是既成事務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15]，一個民族的文化同樣不是既成文化的集合體，而是不斷發展的過程的集合體。 從我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實際看，我國文化的一個重大的特點恰恰在于其開放性，從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到魏晉玄學乃至宋明理學的“兼容佛道”，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不斷發展而非一成不變的。

　　因此超越“中體西用”與“全盤西化”兩種模式之外實現我國高等教育的現代化發展的一個可行“路向”在于：在堅持對我國大學文化傳統的文化自信的同時，用發展的眼光去看待我國大學文化的傳統;在保持我國大學文化傳統的合理內核的同時，按照新時代高等教育現代化發展的要求，借鑒西方大學理念的合理之處，去實現我國大學文化在時代中的動態發展，生成適應現代大學模式的我國獨特的大學文化。

　　三、新時代背景下大學文化建設的審思

　　1. 形成對我國傳統高等教育文化傳統的“文化自覺”將大學視為有機體，我國大學的遺傳基因就是關注“做人”問題的歷史文化傳統，應當加強對我國文化傳統的文化自覺。 費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覺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16]。 堅持對我國文化傳統的文化自信，首先應當建立在對我國文化傳統的“文化自覺”的基礎上，離開了對我國大學關注“做人”的文化傳統的文化自覺，大學文化即使在我國當前大學中存在、傳承甚至潛移默化地發生影響，這種文化對于大學的管理者以及在大學中生活、學習的師生而言依然是一種“存在著的無”，因此實現我國傳統大學文化建設，首先應當通過恢復大學中的人對傳統大學文化的“文化自覺”，使傳統大學文化從“存在著的無”轉化為“現實中的有”。

　　而使我國大學文化傳統真正稱為“現實中的有”，其關鍵在于喚起大學中的人對大學文化傳統的文化自覺。 在顯性的制度方面強調大學應當突出育人為本的文化，在大學制度中明確突出對大學關注“做人”文化的強調，以顯性的方式使傳統大學文化為大學中的個體所了解。 在隱性的校風、校訓、學校歷史方面突出大學關注“做人”問題的文化傳統，以隱性方式使傳統大學文化發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進而在顯性與隱性兩個方面通過有效的方式使大學的研究者和在大學中的學生、教師、工作人員對我國特有的大學文化傳統有一定的理解，在對我國大學文化的文化自覺的基礎上思考大學文化的發展。

　　2. 秉承我國傳統大學文化中關注“做人”問題的核心理念

　　形成對我國文化傳統的文化自覺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對我國大學文化傳統的事實問題，除了事實問題以外，形成對我國教育傳統的文化自信還不可避免地關涉對待傳統的價值問題或者說態度問題。 “全盤西化”模式的歷史經驗說明徹底地全盤拋棄我國大學文化傳統容易造成大學發展的失根與失范，因此從態度角度看堅持對我國大學文化傳統的文化自信 “ 第 一 步 人 人 要 存 一 個 尊 重 愛 護 本 國 文 化 的 誠意”[17]，進而樹立對本國特有教育文化傳統的自尊感，以愛護、呵護的態度對待本民族文化傳統，從而使這一理念在現代我國大學文化中得以繼承，并為新時代我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發展提供文化基礎。 我國高等教育傳統文化中利弊并存，對待我國大學文化傳統的這一復雜問題首先應當以保護本國大學文化傳統的誠意對待文化傳統，不能因為文化傳統中存在不適應當時代要求的因素，就一味地以虛無主義的態度片面放棄這些不利因素，甚至全盤否定其價值，而應當以“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為基本態度對待我國教育文化傳統，以積極的眼光、態度去挖掘我國的大學文化傳統中有利于現代大學模式生長的積極因素。 具體就我國大學文化傳統而言，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審視關注“做人”問題的大學文化傳統在新時代背景中是否具有合理性，思考我國大學文化關注“做人”的傳統與新時代國家對教育的定位是否相符合，基于此判斷關注“做人”問題的文化傳統能否成為新時代我國高等教育現代化建設的核心理念。

　　這是我國發展的新的歷史方位”[18]，新的歷史方位下大學文化建設必須適應新時代的特點。 黨的十九大報告多次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的理念，傳統大學文化關注“做人” 問題，“做人”呼應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時代精神的要求，關注“做人”的問題更是與教育的立德樹人本性相一致，我國教育目的中所強調的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所關注也是一個“做人”的問題，因而堅守關注“做人”問題的文化傳統能夠為新時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適應時代需要的文化養分。正如劉鐵芳所言“文化的中心是人，大學文化的中心就是大學之人”[19]，新時代我國大學文化應當堅持以“做人”問題為核心，將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作為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將塑造整全、和諧、美好的人性作為高等教育文化的根本指向。 形成一種以育人為核心的大學文化底蘊，以文化性的育人之維促進大學治理、大學職能的樹人之本，使大學發展真正回歸到教育的立德樹人本質之上。 一方面將關注“做人”的文化與大學的三大基本職能結合。

　　在知識教育成為大學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的主要載體的時代，堅持“學以為己”的文化傳統[20]，理順知識學習、科學研究、產學研結合與立德樹人之間的關系，以大學文化提供一種關注“做人”問題的文化性約束，使大學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不致在無人化、非人化的方向上一去不返，從而使知識教學成為一種有論者所批判的“規訓權力規定的大學教學”[21]，成為關乎個體生存的“為己之學”，科學研究中的科學不致成為無人的科學，從事研究的科學家不致成為無祖國的科學家。 另一方面，以關注人的大學文化與大學管理模式形成互補，在尊重現代管理科學的同時，不忘管理服務于人的初衷，使大學的管理不致陷入一種無人的科層化管理中，使大學管理真正回歸教育性[22]，從而使大學職能、大學治理、大學文化在立德樹人的方向上形成合力，在發揮各自職能的基礎上，更好地推進大學的良性發展。

　　3. 以辯證揚棄的態度豐富“做人”問題的時代內涵

　　如上文所述，中體西用模式的歷史教訓說明一成不變地堅持大學文化傳統也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因此應當以辯證揚棄的態度對待大學的文化傳統，也就是在堅持對“做人”問題的關注的基礎上，以時代性的內涵豐富對“做人”問題的理解，而對“做人”問題的理解關鍵在于對“人” 的理解。 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23]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作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人”，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豐富自身的。 因此對關注“做人”這一文化傳統的建設的核心就在于按照時代的特點對“人”的理解的豐富。傳統大學文化是以“做人”問題為核心的文化，首先，應當以時代精神豐富傳統大學文化中“做人”問題的理解。 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發展，我國已經清醒地認識到現代化并不等于西化，適應中國的高等教育現代化需要的大學文化也絕不是僅僅吸收、汲取西方大學文化就可以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相關理念也應當成為新時代語境下對“做人”問題理解的關鍵問題。 傳統大學文化中“做人”問題的核心是實現 “內圣”的道德修養與“外王”的社會理想，而在當代社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24]，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豐富人生境界教育的內容[25]，是豐富傳統大學文化對“做人”問題的理解的首要問題。

　　其次，僅僅將大學文化關注的“做人”問題限制傳統的德行方面，難以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而從東西大學對比的視域看，中國大學傳統文化所欠缺的是西方大學所關注的求知之維，按照費孝通先生的觀點，我國傳統社會中“每一代人的生活等于開映同一影片的社會”，在這樣社會中，知識對人的發展重要性并不明顯，因而知識的價值相對處于次要地位[26]，我國傳統大學文化更為關注個人修養和社會理想提升。 而現代社會知識成為綜合國力增長的重要助推，在現代語境下離開必要的知識，人將難以真正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生活，在這個意義上應當將求知精神與科學素養作為新時代人格的基本構成，也就是林崇德先生團隊所強調的兼具“人文底蘊”與“科學素養”的人[27]。

　　將求知作為人格完善的一個重要維度，豐富對“做人”中“人”的理解。 最后，傳統文化是一種強調倫理綱常的文化，這種文化對個體心理發展問題關注不夠，而在當代社會“解決大學生的心理問題對于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有著重要的意義”[28]，而“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29]更是成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層面，因此以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為典型特質的健康心理也應當成為大學文化關注的“做人”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 綜上所述，適應中國特色高等教育現代化建設的大學文化應當在堅持關注“做人”問題的基礎上，以時代性精神豐富對“做人”問題的理解，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豐富傳統文化對“內圣外王”德行的理解，以科學素養與健康心理補充對“做人”內涵的理解。伯頓·克拉克指出，高等教育組織具有“學科和專業研究領域的準院校性質”[30]，學科與院校構成的混合矩陣構成了高等教育系統的組織形式，前者表現為縱向的科層式組織形式涉及學校管理層面的問題，后者表現為橫向的學科式組織形式關乎具體科研教學層面的問題。

　　融貫西方求知理念的大學文化建設也應當從上述兩個維度進行思考，首先，從縱向層面看，大學文化的建設離不開學校從管理層面做好頂層設計，因地制宜地根據自身學校歷史傳統、現實辦學條件考慮兼具崇高德行、健康心理與科學素養的做人文化在自身學校的具體落實，并進一步從物質、制度與精神層面對本校具體大學文化的落實進行考慮，使適應本校實際的關注“做人”問題的大學文化更好地體現在校園環境、校風校訓、規章制度等方面，通過建設隱性課程資源實現對大學文化的教育。 合理組織從學校到學院再到各學生組織層面的學生活動，突出活動的育人性、注重活動過程的教育性，通過“做中學”的方式促進大學文化在學生扎根。 其次，從橫向層面看，應當抓住大學課堂教學的重要育人陣地，貫徹教育性教學原則，通過課堂教育使兼具崇高德行、健康心理與科學素養的“做人”文化。

　　其一，貫徹專業課教學的課程思政理念，在課程思政的育人過程中體現對學生“做人”，全面將立德樹人的根本追求貫徹到不同學科的教學中，并在傳授知識的同時注重培養學生的追知精神與科學規范，注重文理科之間的融貫，培養理科生的人文精神與文科生的科學素養。 其二，要保質保量地開足開齊專門課程對學生進行素養教育。 雖然在專業課中對學生進行大學文化教育能夠有效提升大學生的文化認同，但難以實現培養的專門性與系統性，因此有必要借助大學思政課、心理健康課等形式對大學生的道德品質、心理健康與科學素養進行專門、系統的培養。 這其中應當注意兩個關鍵問題：一方面應當開足開齊相關課程，作出專門規劃，規劃好相關課程開設的學期與課時量;另一方面，要注重教育的時效性，不能簡單地以灌輸的方式進行教學，更不能以知識考查的方式對學生進行評價，應當探索合情合理、生動有效的教學方式促進大學文化在學生心中的內化，并探索合理的評估機制，及時推廣好的教學方法，對存在的問題作出及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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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自期刊《黑龍江高教研究》2022 年第 7 期

　　作者信息：張淑婷1，喻聰舟2(1. 大連外國語大學，遼寧 大連 116044; 2. 哈爾濱師范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