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是新經濟的重要特征，電子商務是數字經濟的重要形式‍‌‍‍‌‍‌‍‍‍‌‍‍‌‍‍‍‌‍‍‌‍‍‍‌‍‍‍‍‌‍‌‍‌‍‌‍‍‌‍‍‍‍‍‍‍‍‍‌‍‍‌‍‍‌‍‌‍‌‍。比較來看，農耕經濟是點對點扁平化的經濟形態，工業經濟是輻射狀的經濟形態，而數字經濟是網絡狀的經濟形態‍‌‍‍‌‍‌‍‍‍‌‍‍‌‍‍‍‌‍‍‌‍‍‍‌‍‍‍‍‌‍‌‍‌‍‌‍‍‌‍‍‍‍‍‍‍‍‍‌‍‍‌‍‍‌‍‌‍‌‍。互聯網的出現使制造和商業從線下走到線上，從物理走向電子，極大地提升了交易效率，拓展了交易規模‍‌‍‍‌‍‌‍‍‍‌‍‍‌‍‍‍‌‍‍‌‍‍‍‌‍‍‍‍‌‍‌‍‌‍‌‍‍‌‍‍‍‍‍‍‍‍‍‌‍‍‌‍‍‌‍‌‍‌‍。同時，數字經濟帶來了制度挑戰，電子商務隨著產業的成熟，也逐步由政策轉向法律。

　　一、電子商務產業發展與政策轉型

　　根據2019年5月商務部發布的《中國電子商務報告2018》，2018年中國電子商務交易規模為31.63萬億元，其中網上零售額超過9萬億元，同比增長23.9%，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超過7萬億元，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已達到18.4%;電子商務服務業營業收入規模達到3.52萬億元;快遞業務量超507億件;電子商務相關就業人員達到4700萬人。根據艾瑞咨詢的數據，2019年Q3中國網絡購物市場交易規模達2.3萬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2%。近期，時逢新型肺炎疫情，絕大部分人都被困家中，網絡購物市場的重要性再次凸顯。

　　實際上1994年，我國正式接入國際互聯網元年，在交易中就已經開始出現電子商務模式。或者說，恰恰是電子商務的現實需求，倒逼了中國企業開始探索網絡空間——嘗試如何“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阿里巴巴的口號)。1997年，以中國商品訂貨系統、中國商品交易中心以及虛擬“廣交會”為代表的重大電子商務項目相繼推出，8848、阿里巴巴、當當網等電子商務平臺先后成立。1998年，我國第一筆互聯網電子商務交易成功。

　　1997年底，美國總統克林頓在加拿大溫哥華APEC會議上，提出各國共同促進電子商務發展，引發廣泛響應。IBM、惠普、Sun等國際企業宣布1998年為電子商務年。21世紀頭十年，隨著SaaS軟件服務模式的出現，網絡獲得軟件加持擺脫了僅作為信息發布渠道的角色定位，電子商務的物理鏈條得以打通。進而，隨著2010年代人工智能迎來第三次勃興，大數據、云計算等關鍵技術獲得突破，i-Commerce順勢而出。此時的電子商務，一改傳統銷售模式生搬上互聯網的窘況，互聯網主動營銷獲得巨大進展，主動、互動、用戶關懷等特點讓消費者獲得良好體驗。

　　當前，電子商務已經成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來源，特別是跨境電商在推動企業“走出去”、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方面居功至偉。電子商務近期又顯現出很多新的特點，提出新的制度需求亟待政策及時跟進。如隨著雙11、雙12等電商節日的日漸形成，大促與下滑間歇發生，且大促活動、防疫活動等期間存在欺詐等不法行為;移動端電商滲透基本完成，移動網購行為占比達86%，平臺內容日益豐富，APP使用時長明顯增加;電子商務日益與內容緊密結合，特別是2019年以李佳琦現象為代表的直播電商大火;以及，電商平臺數據反哺產業鏈、對上游產業鏈改造更加深入等等。總體上，電子商務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要素、新動力，極大地推動著我國經濟發展的數字化轉型。

　　二、從產業政策到電子商務法

　　電子商務作為一種商務模式，必然涉及電子合同、電子簽章、數據與用戶隱私、知識產權保護、糾紛解決等問題，制定規則對電子商務主體的行為進行規范是產業發展的需要。同時，作為經濟發展新產業，電子商務從誕生伊始也獲得了國家的大力扶持，政府出臺了大量的鼓勵性、優惠性政策。因此，在過去的很長時間里，電子商務的制度體系主要包括政策法規和技術標準，并且政策占據了重要地位。

　　20世紀末，國家信息主管部門成立了國家計算機網絡與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推動電子商務示范工程及政府上網工程，為制定政策法規創造條件、總結經驗。2001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網上銀行業務管理暫行辦法》，明確網上銀行業務的準入、申請、審批標準，為電子商務活動的開展提供金融支持。2002年7月，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信息化重點專項規劃》，其中明確指出信息化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要積極發展電子商務，加快信息化立法進程。在此綱要性文件指導下，隨著電子商務實踐的快速發展，從2004年開始，電子商務政策法規建設全面展開。

　　2004年，信息化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加快電子商務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了促進電子商務發展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及具體措施。2005年，國家密碼局頒布了《電子認證服務密碼管理辦法》。同年，《電子簽名法》開始實施。2007年，國家發改委、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聯合發布《電子商務發展“十一五”規劃》，首次從國家層面專門就電子商務的發展制定規劃，確立發展戰略。同年，商務部制定了《關于網上交易的指導意見(暫行)》、《商務部關于促進電子商務規范發展的意見》，引導交易各方規范市場行為。2008年，中國電子商務B2B市場交易額達到3萬億元;網購交易額也首次突破千億，在電子商務產業轉型升級的背景下，《電子商務模式規范》、《網絡購物服務規范》等規范性文件出臺。2009年，《關于加快流通領域電子商務發展的意見》發布，進一步明確了政府引導扶持電子商務的政策導向。2010年，國家工商總局頒布了《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行為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從事網絡商品交易及服務的當事人應當提交其真實信息資料。同年，中國人民銀行出臺了《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對第三方支付行業準入作出規范。總之，到十八大之前，對電子商務的規范以政策引導為主，兼有技術性或專門性規章及法律。

　　十八大以來，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等技術的飛躍，國家引導力度的加大、政府服務機制的優化以及市場主體的創新和參與共同促成了電子商務的爆發式增長。統計數據顯示，2012-2016年間，我國電子商務交易額年均增長率高達34%。電子商務不僅是新興產業，而且也迅速開始與其他產業深度融合，顛覆著全產業鏈的發展模式，并且開始承擔起扶貧、對外交流融合等戰略任務。針對電子商務的迅猛發展，從中央至地方，對跨境電商、農村電商(扶貧)、電商自貿區、電商快遞等電子商務各領域制定了大量的政策法規，僅2014年，國家就出臺了《關于跨境電子商務零售出口稅收政策的通知》等十大政策以促進電子商務的發展。

　　但是，電子商務在快速發展中也暴露出其存在的許多問題，僅靠指導性政策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大量的、單行的法規規章在解決部分問題的同時也容易形成重復規定或規定相沖突的問題，且法規規章在法律體系中效力層級較低。制定統一的、專門的電子商務法迫在眉睫。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要求，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2013年9月，中央批準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電子商務法成為其中重要的立法項目。2016年4月，電子商務法草案獲得起草領導小組通過;2016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審議;2017年12月，第二次審議;2018年6月，第三次審議;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第四次審議，表決通過了《電子商務法》。

　　三、《電子商務法》重點內容及完善建議

　　《電子商務法》是我國電商領域第一部專門性、綜合性法律，在發揮立法的引領推動作用、規范電子商務行為、明確各方權利義務、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第一，在電子商務領域明確了基本法及原則。《電子商務法》總則部分明確規定，國家鼓勵發展電子商務新業態，創新商業模式，促進電子商務技術研發和推廣應用，推進電子商務誠信體系建設，營造有利于電子商務創新發展的市場環境。國家平等對待線上線下商務活動，促進線上線下融合發展，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不得采取歧視性的政策措施，不得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市場競爭‍‌‍‍‌‍‌‍‍‍‌‍‍‌‍‍‍‌‍‍‌‍‍‍‌‍‍‍‍‌‍‌‍‌‍‌‍‍‌‍‍‍‍‍‍‍‍‍‌‍‍‌‍‍‌‍‌‍‌‍。國家重視電子商務物流及標準體系建設。國家維護電子商務交易安全、推動數據共享。這些是數字經濟的基本原則，也彰顯了國家依法推動電子商務產業發展的基本理念。

　　第二，明確行業和管理的基本概念。產業政策要準，首先是基本概念要明確、清晰。從廣義上講，法律也可發揮政策的作用，電子商務、電子商務經營者等概念必須予以明確。電子商務是指通過互聯網等信息網絡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經營活動。而電子商務經營者，既包括平臺經營者、平臺內經營者，也包括通過自建網站、其他網絡服務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經營者。因此，《電子商務法》不僅囊括了京東、天貓等電商平臺以及平臺內經營者的經營活動，也將提供生活服務的去哪兒、美團、摩拜單車以及物流快遞等，以及過去爭議較大、難以界定的微商、微店、代購的經營活動納入法律規制的范疇，為其經營行為建章立制。嚴謹、明確的法律概念是規范電子商務活動的前提，也符合科學立法的基本要求。

　　第三，專章規定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的法律義務。相較于其他經營主體，電商平臺自身既可能是經營者，也是平臺的維護者、管理者。《電子商務法》將其作為一類特殊的主體作出專門規定，賦予其更多的法律義務，如對平臺內經營者進行核驗登記的義務、創造平臺內公平交易制度規則、維護網絡安全、平臺內交易信息公示及保存義務、知識產權保護義務、消費者個人信息保護義務等。平臺違反法定義務的，要承擔相應法律后果，包括：責令限期改正、沒收違法所得、罰款、責令停業整頓、不良信用記錄、民事連帶責任、民事賠償責任等。當然，考慮到電商平臺作為交易中介，其監管能力有限，法律并非一味壓責，而是作出適當平衡，如平臺經營者在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上只承擔初步認定義務，但是平臺經營者不能借口無力對通知的真實性加以判斷，而拒絕或逃避采取必要的治理措施。如果因此造成知識產權人損害擴大的，應就擴大的損害承擔連帶責任。

　　第四，立法直接回應經濟社會熱點問題。如在數字經濟發展中，大家廣泛關注的大數據殺熟、知識產權保護、競價排名、搭售、刷單等問題。隨著大數據、算法在電子商務中的普遍應用，針對“用戶畫像”衍生的大數據殺熟甚至其他大數據悖論問題成為消費者反映強烈的問題。針對此，《電子商務法》明確規定經營者不得僅提供根據消費者興趣愛好、消費習慣等特征篩選的商品或服務，保護消費者的公平選擇權。此外，網絡零售市場交易規模和網絡購物用戶規模蓬勃發展的背后，潛伏著大量知識產權糾紛，電子商務成為知識產權問題爆發區，權利人“維權難、維權貴、維權慢”。為此，《電子商務法》第四十一條至四十五條專門規定了平臺經營者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其他電子商務經營者則適用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等一般性的知識產權法律規定。對采用“競價排名”機制對搜索結果進行排序的，電商法規定需顯著標明“廣告”二字。《電子商務法》第十九條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務，應當以顯著方式提請消費者注意，不得將搭售商品或者服務作為默認同意的選項。”既肯定合理的搭售行為，又為其戴上緊箍咒。對于電子商務中存在的刷銷量、刷好評、刪差評等行為，電商法也通過規定電商經營者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平臺經營者建立信用評價制度等方式給出法律解決路徑。

　　電子商務方向評職知識：電子商務論文能發SSCI期刊嗎

　　2019年1月1日，《電子商務法》正式實施。一年多來，業界密切關注該法的實施效果，并做出不少階段性測評。總體來看，電商法在合規經營、建立公平競爭秩序和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方面取得了顯著進步，過去擅自搭售、刷單、惡意評價等現象得到改觀。但是，其在實施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新問題，亟待進一步加強研究。筆者認為至少包括：

　　一是加強系統性立法研究。電子商務法作為一般性法律和綜合性法律，很多規定比較抽象、模糊，如“零星小額”“必要”“及時”“合理”等，實踐中如何界定、落實存在困難和爭議，亟需細化。電商法中規定的主體法律責任、后續糾紛解決程序和規則，需要和《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及知識產權法等相關法律權衡適用。

　　二是加強數字經濟新業態研究。互聯網技術的飛躍不斷創新著電商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電子商務法》中排除適用的電子商務交易，如金融產品服務、音視頻節目等發展迅速，其是否適用《電子商務法》需進一步明確，電子商務的范圍和主體界定需要細化。

　　三是加強行業監管新方式研究。電子商務法雖然對電商經營者收集、使用消費者個人數據等問題做出規定，但是在實踐中如何真正落實這些規定，監管部門如何對大數據殺熟等問題進行監管，電商平臺的算法程序是否應當公開等，需要加強商務、市場、工信、網信等部門聯合執法監管研究。

　　作者：李文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