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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故意傳播艾滋病的行為刑法上如何定性在我國一直存在爭議，這種爭議為司法實踐中對于此種行為的定性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對于故意傳播艾滋病行為的刑事立法模式選擇應當在了解我國國情的基礎上結合行為本身的特點作出。

　　關鍵詞 刑法論叢,故意傳播,艾滋病,立法模式

　　艾滋病的醫學全名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癥”，它是由人體免疫缺陷病毒引起的。這種病毒終生傳染，破壞人的免疫系統，使人體喪失抵抗各種疾病的能力。艾滋病被稱為“世紀殺手”，國際醫學界至今沒有治療艾滋病的有效藥物和療法。

　　目前，艾滋病在全球范圍內繼續呈蔓延之勢。據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和世界衛生組織于2006年11月21日共同發布的《2006年世界艾滋病報告》顯示，2006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30萬，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總數達到3950萬，同時全球又有290萬人死于艾滋病。我國衛生部于2006年11月22日也公布了我過的艾滋病現狀：截止2006年10月31日，全國累計報告艾滋病183733例，死亡12464人。

　　從這些觸目驚心的數據中我們不難看出，當今世界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是一個艱巨而長遠的任務，而故意傳播艾滋病的行為危害性就更加不容忽視。世界上很多國家在刑事立法時已經對故意傳播艾滋病的行為達成共識——這種行為需要受到刑事處罰。但是對實施這種行為的人定什么罪，處多久的刑，每個國家又有自己的不同考量和選擇。同樣，這個問題在我國也成了學者爭論的焦點。

　　一、國外立法模式

　　(一)獨立成罪模式豍

　　所謂獨立成罪，就是直接將艾滋病犯罪寫進法條，設置專門的罪名。目前采用這種模式的主要有俄羅斯、我國臺灣地區和美國的部分州。比如《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122條就專門設立了“傳染艾滋病罪”，對“故意將他人置于感染艾滋病的危險之中”，“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而傳染他人”，“對二人以上或對未成年人實施上述行為的”，以及“因不適當地履行自己職責而使他人染上艾滋病的”行為處以相應的刑罰。我國臺灣地區1997年12月16日通過了《后天免疫缺乏癥候群防治條例》的修正案，規定對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仍與他人有性行為或捐血供人使用者，即使無人受害，仍將被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重罪。

　　(二)非獨立成罪模式豎

　　非獨立成罪模式是指雖然定故意傳播艾滋病的行為進行刑事處罰，但沒有設置專門的罪名，而是囊括在其他罪名之下。這又包括兩種情況：

　　一是將其作為謀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論處。如美國佐治亞州規定，不管是否有預謀，對有意傳播艾滋病病毒(包括性交、讓人使用污染針頭、捐送血液、血制器、人體組或者器官)造成他人死亡者，按謀殺罪論處豏;芬蘭、應該等國家也采用此種模式。

　　二是將故意傳播艾滋病的行為納入傳播傳染病或者性病的相關責任法范疇進行處罰。如瑞士、奧地利、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都采用了此種模式。

　　二、我國《刑法》對故意傳播艾滋病行為可能成立的罪名

　　(一)投放危險物質罪

　　《刑法》第114條規定：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原體等物質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把故意傳播艾滋病的行為借用到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名之下，就要套用此條文中投放危險物質罪的行為方式——“投放傳染病病原體”。誠然，傳播艾滋病病毒危害了不特定多數人的安全，但是這種行為又不像放火或者決水那樣，一旦行為發生就會導致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安全、財產安全受到威脅。艾滋病病毒從被傳染到病發還有一段潛伏期，而且它的傳染模式是鏈條型的，不像炭疽菌之類的病菌傳染模式為網狀。如果行為人只是把艾滋病病毒傳染給特定的人，其主觀上也沒想過要危害公共安全的話，將其行為定為投放危險物質罪就會造成明顯的主客觀不相符。而且，投放危險物質罪是個危險犯，只要足以造成對不特定多數人安全的威脅就會構成犯罪。那么，傳播艾滋病病毒的行為要被定為此罪的話，我們該如果劃分“足以構成威脅”這個界限呢?所以，僅以投放危險物質罪來定義傳染艾滋病病原體的行為是不周延的，根本無法涵蓋傳染艾滋病的所有情況。

　　(二)故意殺人罪

　　故意殺人罪的行為模式是多樣的，一切以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為目的實施的行為都可以成為故意殺人的方法。把傳染艾滋病病毒的行為借用在故意殺人罪之下是有一定道理的。艾滋病是不治之癥，一旦傳染給別人就是剝奪了他人繼續生存的權利，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豐，這與用刀砍、用槍殺的方式在本質上沒有區別。但是，故意傳播艾滋病病毒的行為在刑法理論上有一個無法回避和解決的矛盾：故意殺人是結果犯，故意殺人的行為在理論上可以劃分為預備、既遂、未遂幾種形態，以故意傳播艾滋病病毒去殺人，行為人既是犯罪的主體，又是犯罪的工具，那么這種方式的故意殺人，它的預備階段是什么呢?是自己患上艾滋病還是患病以后開始接觸被害人?此外，艾滋病是有潛伏期的，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犯罪行為與犯罪結果之間的時間間隔可能會很長，在此期間，如果被害人是由于別的原因死亡，那傳播艾滋病的行為和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就要中斷，行為人的故意殺人行為就是未遂豑。故意殺人罪是重罪，未遂與既遂的不同必定影響量刑的不同。那么，為了司法公正，行為人故意傳播艾滋病后，我們是不是應該等被害人的病理潛伏期過完，才能判斷被害人是死于艾滋病還是死于其他導致因果關系中斷的原因，才能給行為人定正確的罪，量合適的刑?但是很明顯，我們的司法資源是遠遠做不到的。所以，支持將傳播艾滋病病毒的行為定為故意殺人罪的學者是簡化了犯罪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簡單地將感染艾滋病與死亡等同起來，忽略了行為與結果之間出現其他因素的可能性。

　　(三)故意傷害罪

　　將故意傳播艾滋病的行為定為故意傷害罪有一個優勢：定罪量刑的標準很統一。行為人一旦把艾滋病傳染給他人，那就肯定對他人的身體造成了傷害，一定是故意傷害罪既遂，并且一定是重傷。因為不管是否有介入因素，不管介入因素是是否導致被害人死亡或者再受傷，被害人在被感染的那一刻就已經是重傷了，他的免疫系統在感染的時候就癱瘓了。這就不會像故意殺人罪那樣出現未遂與既遂的巨大分水嶺。學界對于定故意傷害罪的缺陷主要集中與：行為造成的危害可能會與行為人受到的刑罰不相符。比如被害人被感染艾滋病病毒到死亡中間沒有發生任何導致因果關系中斷的其他事由，也就是說行為人故意傳播艾滋病的故意傷害行為直接導致了被害人的死亡，可行為人卻定了故意傷害罪而不是故意殺人罪。筆者認為這個問題遠比上述定故意殺人罪時出現的問題要好解決的多，定故意殺人罪出現的矛盾會導致我國刑法理論體系中最基本的內容動搖，而定故意傷害罪出現的問題卻可以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來解決。故意傷害罪的量刑幅度有三個檔次，也其中包含了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的量刑幅度。針對上述情況，完全可以在量刑幅度上做出選擇，來中和罪名無法準確揭示行為危害性的矛盾。法官在具體案件中可以綜合考量各種情節，適當從輕或者從重，完全可以做到罪責刑相適應。

　　(四)故意傳播性病罪

　　將故意傳播艾滋病的行為借用在故意傳播性病罪之下，理由在于：艾滋病通過性途徑可以傳播，理應屬于性病。豒我國1991年8月12日發布的《性病防治管理辦法》就將艾滋病納入了性病的范圍。本來在行為方式上，故意傳播艾滋病要更接近故意傳播性病罪，但是我國《刑法》第360條明確規定：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嚴重性病賣淫、嫖娼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這一條明確將傳播性病局限在了“賣淫、嫖娼”中，行為人如果不是在賣淫、嫖娼過程中傳播艾滋病，那就不能將其行為類推解釋為傳播性病。

　　三、我國可采的立法模式構想

　　筆者認為，獨立成罪的立法模式固然簡便易行，在刑法理論上也不會有太多的矛盾和爭議，但是從社會效果的層面看卻并不十分理想。將一種社會現象直接寫入刑法并且獨立成罪的方式會導致無限擴大刑法的適用范圍。如果故意傳播艾滋病要定一個罪名的話，是不是故意傳播肝炎也要定一個罪名呢，肝炎雖然沒有艾滋病危害大，但也會造成對人體機能的巨大傷害而且是個很普遍的社會現象。法律的生命在于解釋。不能總是單純地增加罪名，無限擴大刑法的內容，而應該盡量發揮現有刑法體系的作用。所以，我國在選擇立法模式時應當選擇非獨立成罪模式。

　　在非獨立成罪模式下，故意傳播艾滋病的行為應當借用在哪個罪名之下，筆者認為故意傷害罪最合適。之所以沒有選擇傳播性病罪，原因有：

　　1.我國《刑法》規定了傳播性病罪只能在賣淫、嫖娼中成立。法律規定之所以要賣淫、嫖娼才成立傳播性病罪，是因為一般的性行為傳播性病，被害人雖然對被感染性病的結果不是自愿，但對發生性行為卻是自愿的，而且據統計，95%的性病患者是通過不潔凈的性交感染的，賣淫、嫖娼是傳染性病的主要途徑。豓而司法實踐中我們發現，很多通過性行為被感染艾滋病的被害人都不是因為賣淫、嫖娼，而是因為正常的男女朋友關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感染，如果說傳播性病罪中的被害人在主觀上具有一定過錯——嫖娼本身就是違法行為而且作為一個普通人都知道不潔的性行為可能導致性病的常識卻仍然懷著僥幸心理的話，那在正常的男女朋友關系中被感染艾滋病的被害人就是完全沒有過錯的。針對這種情況，故意傳播性病罪的外延就不夠寬，不能夠囊括所有的故意傳播艾滋病的行為。

　　2.故意傳播性病罪的量刑幅度不能與故意傳播艾滋病的社會危害性相當。故意傳播性病罪只有一個量刑幅度——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很明顯，即使頂格判處行為人5年有期徒刑也會導致罪責刑不相適應，屬于具有嚴重危害性的行為定輕罪處輕刑，是無法做到定故意傷害罪然后選擇合適的量刑幅度以求達到行為與刑事責任之間平衡的。

　　因此，筆者認為，將故意傳播艾滋病的行為借用在故意傷害罪之下，無論從刑法理論還是司法實踐來看都是最合理的一種選擇。

　　綜上所述，本文通過對現有各國立法模式的借鑒，結合我國刑法規定的現狀以及司法實踐的需要和操作性，認為在現有司法資源的前提下將故意傳播艾滋病的行為納入故意傷害罪中去考慮，能最大限度地節約司法資源、平衡罪責刑之間的微妙關系，也能對故意傳播艾滋病的危害行為作出最合理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