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楊玄感的黎陽兵變是隋末較大的一次軍事政變，是隋末統治階級內部的第一次重要分裂。本文比較了楊廣與楊素父子的出身、對文中子王通和智顗的不同態度、楊廣與楊素的文學創作與交游情況以及“華陰諸楊”對他們的不同態度后發現：他們家族文化的不同是楊玄感黎陽兵變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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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大業九年(613)，煬帝伐高麗。同年，禮部尚書楊玄感反于黎陽。黎陽兵變是隋末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政變，其影響和意義是深遠的。其時，“濟陰孟海公起為盜”，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盂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勃海孫宣雅，各聚眾攻剽，多則十余萬，少則數萬人，山東苦之。翻然而，這些農民起義都不能阻止煬帝出征高麗。可就在遼東城即將攻破之時，“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人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為患?’”口隧解高麗之圍而還，軍資器械皆棄之不要。

　　為什么隋煬帝不懼怕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而懼怕楊玄感呢?因為這是隋末統治階級內部第一次重要分裂，對隋代政權的打擊是致命的。楊玄感發動兵變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起事時講：“我身為上柱國，家累巨萬金，至于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楊玄感世受國恩，卻冒著破家滅族之險，難道真是欲救黎民于水火嗎?對于黎陽兵變的原因。一向眾說紛紜。有人認為隋煬帝多年來壓抑權貴的政策是黎陽兵變的主要原因;有人認為隋煬帝繼位后出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是楊玄感起兵的主要原因;甚至有人認為隋煬帝設置進士科才是黎陽兵變的主要原因。

　　然而，向來論者都沒有注意到楊素父子與楊堅、楊廣父子不同的家族文化背景，因而沒能把握住楊玄感黎陽兵變的實質。家族文化的不同是黎陽兵變的根本原因。

　　一

　　一般認為，楊堅父子和楊素父子郡望都是弘農楊氏，視楊素為隋宗室，因此以為他們的家學傳統應該是一脈相承的。細細考察其身世，就會發現問題。

　　弘農楊氏是北朝顯赫大族，因其主要房支在華陰，故唐人柳芳《氏族志》將他們列入關中郡姓。楊素的確是漢弘農公楊播的后代，北齊名相楊情的族孫。從《元和姓纂》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可發現楊素的家世傳承體系十分清晰。另外，據陳寅恪先生說：“吾國中古士人，其祖墳住宅及田產皆有連帶關系……故其家非萬不得已，決無舍棄其祖塋舊宅并與塋宅有關之田產，而他徙之理。”田產之記載已然失傳，墳塋所在地則成為現在研究某家族重心的重要證據。楊玄感兵變后，“文升至華陰，掘楊素冢。”可見，楊素的祖墳在華陰，楊素死后也葬于華陰，我們可由此得出，他出自弘農楊氏無疑，且其家族重心亦在華陰。楊素家族屬于北方世家大族，繼承了北方大族好儒術的傳統，他們“通經律，重禮法，不常屬文，及不好老莊之書等，皆東漢儒家大族之家世傳統也”。弘農楊氏家傳儒學，楊情“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楊)情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余人”。“家傳儒學”、“族居”正是北方世家大族的特點。楊素和他的弟弟楊約也很有經術，史載“約有學術，兼達時務”，而楊素則受命于朝廷參與修“五禮”。

　　楊堅父子也號稱弘農華陰人。中古時期自稱出自高門的寒庶之士比比皆是，這是治中古史的常識。弘農華陰楊氏是世代簪纓之族，屬于北朝顯赫大姓，楊堅這一脈自稱弘農楊氏自然也可抬高自己的身價。當然，即使真是弘農楊氏，到楊堅時胡化已很深。《隋書·高祖紀》載：“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郡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鉉，仕燕為北平太守。鉉生元壽，后魏代為武川鎮司馬，子孫因家焉。元壽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寧遠將軍禎，禎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從周太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大司空、隋國公。”可見，早在北魏時期，楊堅祖先已居于北魏之武川。武川乃北魏對付北方柔然的六鎮之一，六鎮民風驍勇，胡漢雜居，東、西魏政權賴以建國，北周、隋、唐三朝統治者都出自武川鎮。楊堅的先人們已居于武川數代，楊堅的父親楊忠為宇文泰府兵十二大將軍之一，已被賜姓為普六茹氏。即使他們真是弘農楊氏之子孫，亦早胡化，與北方漢姓世族風俗、信仰迥異了。

　　我們從雙方的婚姻關系也可以看出二者區別。楊堅的父親楊忠娶妻呂氏出生于濟南貧家，“高祖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之后，求訪不知所在”。楊廣的母親獨孤氏是鮮卑人(《氏族略》第一)，本大柱國獨孤信的女兒，因此，楊堅、楊廣父子出身本不高貴，胡化又很深。楊索家族則不然，楊素妻鄭氏，為山東五姓之一，楊素為其子玄縱所娶清河崔氏，乃崔德之女。清河崔氏是山東一等高門，崔鑣“清河武城人也……世為著姓”。像其他北方士族一樣，楊素十分重視婚姻的門第。當蕭琮嫁從父妹于外族人鉗耳氏時。時為尚書令的楊素對蕭琮說：“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對粱武帝子孫蕭琮(蘭陵蕭氏)的“婚宦失類”很是可惜。

　　二

　　隋代最著名的思想家莫過于文中子王通，他們是隋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前者是儒學大師，后者是佛學大師。王通的“河汾學派”被后人認為“開貞觀之治”;智顗則創立了漢傳佛教第—個宗派“天臺宗”。

　　然而同是大思想家的王通和智顗入隋后命運卻迥異。智顗在隋代受到高度重視。隋文帝下敕書勸他“獎進增伍，固守禁戒……以同朕心”楊廣于開皇十年(590)末至揚州，前任秦孝王楊俊(楊廣的弟弟)已與智顗有過交往，楊俊“遣信延屈。(智齲)對使者曰‘雖欲相見，終恐緣差”一。楊俊聯系天臺宗沒有成功便離開揚州。佛教是隋文帝和他的皇后獨孤氏共同推崇的宗教。隋文帝生于佛寺之中。長于釋尼之手;獨孤氏則被王劭稱做“妙善菩薩”。楊廣在江都時多次去請智顗出山，賜號“智者大師”，執弟子之禮，以國師相待。楊廣“受菩薩戒疏”云：“弟子即日種羅睺業，生生世世還生佛家。”嗍羅喉羅是釋迦牟尼在俗時與耶輸陀羅所生之子，后成阿羅漢果。楊廣自比羅喉羅，則把他的父母比做了釋迦牟尼和耶輸陀羅，這一切都反映了楊堅家庭屬于典型的佛教徒世家。

　　文中子王通在整個隋代是不得志的，遭到隋朝兩代帝王的冷遇，其復興儒學的志向在隋代統治者面前化為泡影。仁壽三年(603)，王通見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結果未能見用。王通二入長安在大業初年，這次連煬帝面都沒有見到，只得作《東征歌》而歸。蘇威在南方推行“五教”的失敗和王通的遭遇足以證明在關隴貴族執政的隋代，儒學是沒有多大市場的。

　　楊素是北方漢人世族的典型代表，由于“遺子黃金滿篡，不如一經”(《漢書·韋賢傳》)的傳統，使其家傳儒學得以保存。王通盡管得不到隋代二位君主和公卿大夫的賞識，卻與楊紊、楊玄感父子過從甚密。《資治通鑒》載：“楊素甚重之(王通)，勸之仕”，當有人在楊素面前講王通壞話時，“(楊)素待之(王通)如初”。在王通的《中說》中也有很多地方提到楊素、楊玄感父子，《中說·周公第四》載：“楊玄感問孝。子曰：‘始于事親，終于立身。’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中說·王道第一》載：“越公(楊素)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范》三德。”甚至到了玄感起兵時，仍然欲召這個不得志的大儒，但這時的王通是清醒的，他很可能預見到這場兵變的失敗，答書道：“為我謝楚公(玄感)，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茍非其道，無為禍先。”(《中說·天地第二》)楊素父子與王通的交游表明他們有共同的文化信仰。

　　儒學在東漢以后，逐漸轉為私學，變成北方漢人世族家傳之學術。楊堅統一北方后，深知北方士族儒學及禮樂文化之深厚遠勝關隴貴族。楊堅要以漢文化的正統繼承者自居，必須重用北方士族。《隋書》載：“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詔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北史》載：“其年(仁壽二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李百藥等據齊禮參定。”《通鑒》載：“閏月(十月)，甲申詔楊素、蘇威與吏部尚書牛弘等侈定五禮。”對此陳寅恪先生說：“修撰五禮之薛道衡、王劭及與制禮有關之人如裴矩、劉焯、劉炫、李百藥等，其本身或家世皆出自北齊，以廣義言，俱可謂之齊人也。”北齊所轄地為山東諸境，盡管北齊亡于北周，其文化的發達卻遠非宇文氏的北周所能比擬。楊素與他們同修“五禮”。足見其并沒有像楊堅家族那樣胡化，仍能代表漢人世族，因而與胡漢雜糅的關隴貴族楊堅父子不同。《隋書》載楊素“后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于素”，這也是楊素信儒之明證。

　　三

　　楊素和楊廣都是隋代極富盛名的文學家，二人文學作品的意趣卻大為不同。楊廣的文章大部分都與佛教有關，《全隋文》錄他寫給“天臺宗”智顗的書信就有35篇之多。其詩歌中的佛學思想比比皆是，如《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燈夜升南樓詩》：“法輪天上轉，梵聲天上來。燈書千光照，花焰七枝開。月影凝流水，春風含夜梅。幡動黃金地，鐘發琉璃臺。”這正是“凈土三經”之一《阿彌陀經》所載的西方極樂世界。再如《謁方山靈巖寺詩》：“梵宮既隱隱，靈岫亦沈沈。平效送晚日，高峰落遠陰。迥幡飛曙嶺，疏鐘響畫林。蟬鳴秋氣近，泉吐石溪深。抗跡禪枝地，發念菩提心。”寫的是去靈巖寺的途中，路上幽深的景色和安靜祥和的氣氛讓他內心清靜，發念菩提之心。

　　隋代儒學衰退，佛教盛行，隋代詩歌中的佛教思想比比皆是。但楊素與王通一樣，以儒學的復興者自居，其文章和詩歌中與佛教有關的一篇也沒有，這并不符合當時的大氣候。《隋書·經籍志》記楊素集有十卷，今存詩六首，有三首十七章是贈于薛道衡的，如《贈薛播州詩》十四章，史稱其“詞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為一時盛作”，反映了北方士族良好的文化底蘊。楊素的詩歌中只有“麟傷世已季，龍戰道將窮”(《贈薛播州詩》)這樣道學氣很濃的篇章，表達了與王通一樣的憂世之心，擔憂儒學的衰亡。

　　四

　　隋煬帝在江都時曾置王府學士，“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嗍《隋書·柳辯傳》載：“(柳辯)轉晉王咨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琨等百余人以充學士。而辯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后示人。”楊廣熱愛南方，所置王府學士也大多是南方人。

　　楊素與薛道衡友善，楊素死后，“道衡嘆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薛道衡為北方士族，家學淵源，精于儒學，在北齊時就曾參與修過“五禮”，人仕后為北齊尚書令楊悟(楊素之叔祖)賞識。被時人譽為“鄭公業不亡”、“關西孔子”(指楊素之先人后漢大儒楊震)再現于世。這說明，北齊上層人士把薛道衡看成一個儒者，薛道衡和弘農楊氏文化傳統相同。

　　與楊素一同修“五禮”的薛道衡、王劭及與制禮有關的人如裴矩、劉焯、劉炫、李百藥等皆出自北方士族。楊素的親家崔德“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務……尋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楊素交往的人大多是北方士族。

　　楊素父子與楊堅父子代表了兩個不同的政治集團的利益，文化信仰上的巨大差異使楊素父子與楊堅父子間的關系難以調和，楊素集團一直遭到楊廣的迫害。盡管楊素以其出色的才能贏得高官厚祿，“然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楊素病重時。楊廣派人看望他，“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更活耶?”楊素死后，“帝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玄感頗知之。”楊素的弟弟楊約由于拜哭其兄之墳也遭免官，“后帝在東都，令(楊)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基，遂枉道拜哭，為憲司所劾。坐是免官”。嗍薛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煬帝看后不悅，“顧謂蘇威日：‘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借故將他殺死。道衡重要的一條死因就是他與楊素等人由于文化上的趨同而過從甚密之故。他們對非北方士族的文人如楊廣等心理上仍存有文化上的優越性，楊廣對他們這些北方世族的行為是不滿的。虞綽本為楊廣晉王府學士，也是楊玄感拉攏的對象，“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為貴倨，虛襟禮之(虞綽)，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游。其族人虞世南誡之日：‘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虞世南知道楊廣打擊北方世族的同時是不能容忍身邊人才被對方挖走的。楊玄感還曾經拉攏晉府學士王胄，“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王胄)交，數游其第。”嗍結果，二人皆被煬帝誅殺。

　　楊廣與楊素，一個是正宗的弘農楊氏，一個則是冒牌貨。因而，弘農楊氏對他們的態度是不同的。楊玄感準備解東都之圍人關中時，“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胡三省注曰：“華陰諸楊，玄感之宗黨也。”“華陰諸楊”在關鍵時刻支持楊玄感而反對楊廣，這表明了他們對楊素家族的文化認同，也表明了北方士族對隋煬帝政權的反對。

　　以上分析就不難懂得楊玄感為什么冒破家滅族之危險，放棄上柱國的地位而起兵反隋了。楊素父子代表的是北方漢人的世家大族利益，他們更傾向于東漢以來的經學傳統。楊堅父子代表了關隴貴族的利益，他們胡漢雜糅，對經學較為輕視，更傾向于佛教。文化傳統的迥異是楊玄感發動黎陽兵變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