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現代社會，一個真正的無歧視的自由價值觀的形成是新形成人群達到自由的必由之路。人們要求的并不僅僅是一種烏托邦的信念，更重要的是現實生活的改善。德沃金指出，所有的人都在實踐對優良生活的某種理解。移民中的精英應該反思的是作為，要在不斷與新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政治環境和陌生人群打交道的過程中實現新的現實自由。

　　關鍵詞：知網收錄期刊,歧視,消極自由,陌生人群

　　盡管人力資源和經濟資源的流動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競爭雖然殘酷，但是作為社會發展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的移民中的精英階層有責任也有義務通過自由價值觀的建立為移民者找到發展的出路。

　　一、陌生人群歧視觀念的產生——密爾的自由觀

　　密爾在《論自由》中曾說：“在與整個人類相比之下，只有少數的人其生活試驗如經他人采納，可能會在行之有素的做法上算是一點什么改進，但是這些少數人好比是地球上的鹽，沒有他們，人類生活就會變成一池死水。還不僅是靠他們來倡導前所未有的好事物，就是要保持已有事物中的生命，也要指靠他們。如果沒有新的事物要做，人類的智慧豈非就不必要了嗎?”[1]密爾強調天才和杰出人物為社會發展作出的貢獻。但是對于密爾天才的理解我們首先要做一個道德上的考察，如果一個杰出的個體擁有較高的智商那只是他為一定群體作出貢獻的必要條件，假設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才智貢獻給集體，那他的天才對于群體來說就是無用的。

　　“我這樣強調地堅持天才的重要性，堅持讓它在思想上和實踐上都得自由舒展的必要性，我深知在理論上沒有人會否認這個立場，但是我也深知在實際上卻是幾乎每個人都對它漠不關心的”[1]。所以密爾重視的并不僅僅是天才本身，而是天才產生的條件，以及如何發揮天才的特長問題“有天才的人乃是而且大概永是很小的少數，但是為了要有他們，卻必須保持讓他們生長的土壤。天才只有能在自由的空氣里自由的呼吸。有天才的人，在字義的命定下就是比任何人有較多個性的，惟其如此，也就比任何他人都更不能適應社會為了省去其成員形成個人性格之麻煩而準備下的那些少數模子而不感到有傷害的壓束”[1]。密爾的這種天才論的觀點是建立在天賦自由的基礎之上的，人人都擁有自由，正式這種自由給天才的生活帶來了悖論，他一方面超出眾人，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依靠平凡的不自由而維持自己的基本需要。但是平凡人恰恰擁有和他一樣的自由。

　　同時密爾也對天才作出了限制“我絕非在鼓吹那種‘英雄崇拜’，獎勵有天才的強者以強力抓住世界的統治，使世界不顧自身而唯他之命是聽。他所能要求的一切知識指出道路的自由。至于強迫他人走上那條道路的權力，那不僅與一切他人的自由和發展相矛盾，而且對這個強者自己說來也足以使他腐化。看來，在僅僅是一般群眾的意見到處都成為或者正在成為支配勢力的今天，對于這種傾向的一個平衡力量和糾正辦法，正要那些在思想方面利于較高境地的人們越來越多的發揮其斷然地個性。在這種環境中，那突出的個人特別不應當受到嚇唬不去做，而應當受到鼓勵要去做出與群眾不同的行動”。[1]

　　身份是我們識別一個人的基本依據，但是如果不問過程，而只就身份來對待個人，就會形成一種相對緊張的氛圍，使陌生人群中的個人悠閑自得，而新的個人的特長得不到最大的發揮，這樣的價值觀是兩個最不利的因素的結合，從而使人群的發展受到嚴重的挫折。甚至使社人群臨著崩潰的邊緣。所以，這樣的相對范圍內的精英更符合精英概念的內涵要求。這種精英的理念打破了陌生人群的神話，最終確立的是一種社會各群體的聯盟的形式。這樣的理解也把精英的概念歷時化了，使人們處在了一個充分競爭的社會，我們需要不斷地在新的環境中求證自己的精英身份。當然，在這樣的過程中，每個人都面臨空前的壓力和競爭，不合格者就要被淘汰出局。

　　但是密爾的論證是有著重大的意義的，我們雖然從它那里找不到自由的現實結果，但他對個體自由的推崇也成為我們每個人追求的個人的尊嚴的精神動力。在這個意義上他擺脫了傳統的功利主義只重視結果和忽視過程的弊端。

　　二、社區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伯林的消極自由

　　個人在市場經濟中自由流動，首先，擺在他們面前的無法融入陌生人群。因為這種個體在陌生人群面前遭到的境遇嚴重的限制和削弱了個體的創造力的發揮和對未來社會的美好愿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的自由權就被剝奪了，我們如何來理解這樣一種境遇呢?我們被剝奪的是一種什么樣的自由呢?我們如何能找回自己的自由呢?我從以賽·亞伯林身上找到了一些問題的出路，伯林提出了兩種自由的劃分，在他看來“消極自由是霍布斯式的免除限制的或阻礙的自由，就制度性和可行性方面而言，消極自由是法律和政治體制可以比較清晰實現，或者說，可以明確判斷出一種制度是否捍衛了個人消極自由。伯林在《自由論》中說：“自由的平等性;希望別人怎樣對待自己，就應該怎樣對待別人;最簡單與最普遍意義上的公正;這些東西是自由主義的道德基礎。”[2]可以說公正是每個人追求自由所要達到的最基本目標，因為這是一切價值實現的基礎，否則即使創造的價值也可能是奴隸被主人無償占有般的價值。現代個人面臨的最大價值選擇悖論就是，寧可成為富有的奴隸，也不愿做貧窮的自由人。這樣的價值選擇使人們根本意識不到存在著歧視問題，人們只要能在一個好的環境中獲得生存空間，他們就會安于現狀;而意識不到，人無論在任何環境下，都有人之為人的尊嚴不可侵犯。在滿足物質享受的同時，他們應該同陌生群體中個人享有同樣被尊重、被信任和知情重大事件的權利。但是，現實卻一再令我們失望。

　　不可否認，在人流動的過程中，個人身上所攜帶的文化基因是最難改變的。人一生當中始終不能忘記是其成長的文化氛圍，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和由之形成的價值結構。每個人在這些方面都存在著重大的差異。這種差異一方面帶來了豐富多彩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個人不同的文化特征，價值結構，宗教信仰也產生著相互影響。伯林說：“多元主義以及它所蘊涵的‘消極的’自由標準在我看來，比那些在紀律嚴明的權威式結構中尋求階級、人民或整個人類的‘積極的’自我控制的人所追求的目標，顯得更加真實也更人道，人類目標是多樣的它們并不都是可以公度的，而且他們相互之間往往處于永久的敵對狀態。”[2]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新的個體不能自喜自己有了不經努力就被尊重天然特權，同時，陌生群體也應該認真思考下怎樣以主動的姿態來面對這一觀念轉變。

　　在解決問題的時候，首先要解決的是互相尊重的問題，歧視的結果只能是雙方遭受最大的損失。只有消除歧視才能使尊重成為可能，特別是新的個人在新的環境中可能是弱勢的。這樣的現實就決定了新的個人的心理壓力沒有釋放的場所。很容易產生過激的行為，如果這樣的行為影響到他人的權利，那么自由就走向了反面。如果新的個人到達一個新的壓力比較大的群體，如農民工進入大城市。這種壓力是不言而喻的。長期的心理壓力不僅使新的個人的身心備受煎熬，最終也會影響到陌生人群的發展和穩定。因此，想要在激烈競爭的氛圍中得到一種相對有利的結果，無歧視的社區首先要做到文化上的互相尊重，特別是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和性別文化，學術文化的差異。其次，要努力形成新的人群的價值觀，這是一個人群穩固的精神紐帶，這樣的紐帶甚至也會形成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從而實現行為的轉化。第三，陌生群體，特別是陌生人群的精英要有遠見卓識。要盡最大的努力形成一種充分競爭的氛圍，給新的個人提供充分的競爭機會。這樣，才能最終實現社區真正充分的優勝劣汰。從而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出臺保障人群的充分自由的制度，形成真正的競爭局面。第四，新的個人也要勇于面對新的挑戰，盡快達到與陌生人群彼此認同，實現自己真正的價值。

　　三、充分的自由烏托邦色彩——文化多元主義的結論

　　在這一點上文化多元主義關于移民人群的論述給我們帶來了啟示。“移民正在要求一條更具寬容性或更具“多元文化”的整合途徑，這種途徑會允許甚至會鼓勵移民保持自己種族遺產的若干方面——即使他們將整合進靠主流語言運轉的共同制度。”[3]這種途徑是并不是一種妥協的途徑“移民堅持，他們應該有自由去維系某些涉及食物、穿著、娛樂、宗教等方面的古老習俗，并且應該有聯合彼此以維系這些常規的自由”[3]。

　　作為陌生群體應該對新的個人采取一種寬容的態度，這樣才有利于新的制度的建立和新的共同未來愿景的形成。而不能采取一種強迫的態度或者漠不關心的態度。

　　在這里威爾·金里卡給我們了一個批判性的理解：“在我心目中，這種要求包含兩個基本要素。第一，我們需要認識到，整合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而是要持續幾代人的艱苦過程。這意味著，基于過渡的考慮，要能夠對移民予以特殊的包容。第二，我們需要保證，那些共同制度——移民不得把自己整合進去——要能夠同等程度地尊重、承認和包容移民的身份和習俗，正如移民歷來對多數群體的身份和習俗予以尊重。這就要求對我們的社會制度予以系統地考查，去確定這些制度的規則和象征是否把移民置于不利地位”。[3]

　　現代社會，人們要求的并不僅僅是一種烏托邦的信念，更重要的是現實生活的改善，德沃金指出，所有的人都在實踐對優良生活的某種理解，包括那些生活目標很不明確的人。雖然人們的生活理想各不相同，他們都能從自己的生活經驗中提煉出這樣一條領悟;究竟怎樣才算是忠于優良生活的理想。我們都忠于某種良好的生活理想，為了實踐理想生活要求的那些內容無論這些內容是什么，我們都需要某些特定的事物。如收入和財富、機會和權力、權利和自由;健康、智力、活力、想象力以及其他天賦。只有當這些都獲得了充分發展的機會后，政府才真正實現自身的價值和求證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3]。

　　綜上，雖然新的個人的遭遇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但是，從轉型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我們在理解自由問題時，精神上的歧視，特別是新的個人在陌生群體當中所受到的歧視更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參考文獻：

　　[1] [英]密爾.論自由[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76-78.

　　[2] [英]伯林.自由論[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46-245.

　　[3] [加] 威爾金里卡.當代政治哲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118-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