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孟得斯鳩曾斷言:“任何擁有權力的人,都易于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公共權力濫用是一個實踐問題,也是一個理論問題,本文從權力濫用的表現形式及危害入手,具體分析其產生的原因,并從道德制約的途徑對其展開對策討論。

　　【關鍵詞】 論文都分哪些等級,權力濫用,道德制約,心理制約

　　一、權力濫用的表現及危害

　　權力濫用是指權力擁有者在權力行使過程中,逾越權力界限而對國家、社會或他人的利益造成損害,以滿足自身利益的目的和行為。公共權力是公民所賦予的,其設置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保障社會生活秩序,共同促進公共利益的實現,但如果權力不加以限制而肆加亂用,則會給國家和社會造成重大危害。

　　在現實生活中權力濫用主要表現形式為幾類:一是行政權力的范圍過大,經常越權行政,以權謀私;二是權力行使的手段不正當,權力行使者故意違反行政程序而使用權力,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的滿足自身利益;三是行政權力行使不到位,指的是權力行使者在其位而不負其責、不盡其職;四是曲解權力行使的目的,將公權力私化。

　　權力濫用會導致政府公信力的危機,使民眾對公共權力產生反感與不信任;會造成政治與經濟資源的浪費,甚至還會引發重大性的責任事故,不僅損害政府形象,也嚴重破壞社會道德風氣。

　　二、權力濫用的成因分析

　　權力濫用主要源于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之間的矛盾,它的實質是社會道德尤其是公務員道德的墮落。之所以現實中會有各種形式的權力濫用,主要有幾方面的因素:一是封建主義殘余思想的影響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使行政人員官本位思想濃厚,在行使權力時不愿被監督和制約,有些明知是不該做的行為卻還是做了。再加上改革開放以后,西方各種文化思潮滲透進來,使行政人員的人生觀、價格觀受到沖擊,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極度膨脹,權力濫用便隨處可見;二是權力配置的不科學、不均衡所致,我國行政組織結構長期是機構臃腫,造成權力過大、過于集中;三是權力運行過程中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尤其是沒有設置專門的倫理監督機構;四是法律不健全,對權力濫用者缺乏適當的懲處措施;五是體制轉軌時期,形成一些政策漏洞和制度空檔,權力行使者在行使權力時沒有明確的政策限定,比如行政程序法至今仍不完善,使行政人員自由裁量權的限度增大,很容易造成權力的濫用。

　　三、權力濫用的道德制約

　　對權力濫用的制約途徑主要有法律、社會和道德的制約。法律和社會對權力濫用的制約主要是通過外界的強制力或是群眾輿論來發揮作用,它們都是一種外在的約束,不能根本的消除權力濫用行為的動機。因此,為了更有效的制約權力濫用,還必須重視道德機制對權力的制約。權力濫用的道德制約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一)培養權力主體自覺的權力道德意識

　　道德意識是在長期的道德實踐中形成的,具有綜合性、穩定性和持久性的特征,它對個體行為的控制是自覺自愿的。如果行政主體具有很強的權力道德意識,他是不容易觸犯法律的,因為他能自覺地用道德規范來控制自己的行政行為。培養權力主體的道德意識,首先要強調權力主體個人的道德修養,使個體的道德積極性和主動性得到充分的發揮,通過道德修養將社會道德要求內化為自己的深刻信念,并將這種信念運用到實際的道德行為,最終才會終結成良好的道德品質。[1]

　　(二)權力行使方式的道德理性限度

　　權力行使的道德應是一種理性,理性精神具體表現為人類行為的正義取向和利益追求。它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調控手段,總是力圖防止社會混亂,使社會永遠處于連續、穩定的狀態之中,以達到理想社會的“大治”。道德理性也應用到政治領域,成為政治活動的價值參考,公眾將權力委托給行政人員,也是出于懷著美好的愿望將自己的價值取向賦予給公共權力,而權力行使者在使用權力時會充分考慮到民眾的需要和愿望,使權力行使帶上國家和民眾的意志性,塑造為一種政治精神。這種政治精神昭示的將是政治正義、政治利益和政治秩序。它不是道德意義上的,而是產生于現實生活的理念,有政治、生活要求的烙印,政治精神與道德精神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它們根源于道德,又以道德為評價標準和精神的皈依。所以權力濫用是對人類道德理性的背離,是對政治理性的背叛,必然遭到社會公眾的反抗。[2]

　　(三)權力行使過程的道德心理制約

　　道德心理對權力濫用的制約是一個逐漸的演變過程,主要包括三個階段:

　　1.畏懼感階段

　　公共權力在行使過程中,最基礎的保障是法律。無論是義務性、禁性規范,還是授權性規范,任何人都必須遵守,不得違反,否則就會受到法律的制裁,這使法律具備強制性的特征。法律制裁的基本目的在于對權力濫用及異化行為實施懲罰,以此來保護和恢復社會生活秩序。而正是由于人性對懲罰的天性畏懼,權力主體在權力行使過程中會一般會自覺地遵循法律章程行使權力。

　　2.義務感階段

　　義務和責任是道德規范作用實現的主要機制,因為法律的他律性只有靠自律的輔助才能實現,而義務感是產生自律的前提。如果人們沒有自愿守法的心態和義務感,法律也起不了作用。因此,要遏制權力濫用,就要加法律與道德有機的結合起來,培養行政人員的道德素質,使之內化為自身的道德意識,才能時刻謹記自己的責任和義務而正確、自覺的行使權力。

　　3.羞恥心階段

　　道德規范的實現還需要有違法的羞恥心所引發的自責心態來保障,法律只能以“必須怎樣”的命令要求、引導人們自覺自愿地按照有利于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方向行動,它無法保證每一個權力主體都做出正確的行政行為,只有在道德上的知恥才是守法最濃厚最持久的力量。正是由于權力主體具備違法羞恥之心,其在行使權力時才會自覺、積極的遵守法律。

　　因此,權力主體在心理上經歷了由畏懼感到義務感再到羞恥心的過程,權力主體如果沒有責任心和羞恥感等基本的道德心理做保障,那么社會的民主法治就難以實現,有了道德的心理防疫,才能從根本上防止權力的濫用。[3]

　　參考文獻:

　　[1] 錢娟,杜臻.我國公共權力腐敗的道德根源及其道德制 約 [J].齊齊哈爾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4.

　　[2] 廖孝英.論行政權力濫用的道德制約 [J].法制與社會, 2007,5.

　　[3] 周紅.論公權濫用及其道德制約周紅 [J].天水師范學 院學報,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