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史學家吳兢編纂的《貞觀政要》是值得重視的一部古典文獻。它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唐太宗作為杰出的政治家與魏征等諍臣在貞觀年間的歷史面貌。《貞觀政要》一書中蘊涵著豐富的政治倫理思想，如以仁義為本的民本觀、求諫兼聽得君道觀、防貪鄙的廉政觀、居安思危的自省觀等在當代仍然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關鍵詞：論文發表網站,《貞觀政要》,李世民,魏征

　　《貞觀政要》是唐代史學家吳兢編纂的一部史學著作，也是一部政治倫理的歷史文獻。全書十卷四十篇，分類編撰了貞觀年間唐太宗與大臣魏征、房玄齡、杜如晦的政治問答，大臣的諍議和奏疏，以及政治設施等。它系統地總結和全面地介紹了貞觀之治的歷史經驗，具有豐富的政治倫理思想。它不僅把從先秦到唐代以來的政治倫理思想進行了總結，而且在實踐的基礎上，上升到了理論層次，對后世從政者的政治倫理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將從以仁義為本的民本觀、求諫兼聽得君道觀、防貪鄙的廉政觀、居安思危的自省觀等方面展開論述，并挖掘其研究價值。

　　1以仁義為治的民本觀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貞觀政要·論政體》)(以下凡涉及《貞觀政要》，僅標識具體章節)反映出唐代社會中有識之士的民本思想。這種思想是對中國自先秦以來民本思想的繼承。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曾言：“養民以惠”(《論語·公孫長》)，主張執政者博施濟眾，執政者與民眾是魚水關系，“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魚也。”(《君臣鑒戒》)。孟子也曾提出執政者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盡心下》)，即“仁政”，所以，他指出：“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孟子·盡心下》)歷代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首先都需要安定民眾。《貞觀政要》開篇記載了唐太宗對國君與百姓關系的看法，唐太宗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他認為老百姓是君主和國家賴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礎，如果用損害老百姓的方法滿足君王的一己之私欲，就仿佛割自己大腿上的肉填飽肚子，結果只能是死路一條。正因為如此，唐太宗認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懼!”(《教戒太子諸王》)因此，唐太宗君臣明智地看待民眾，把君與民關系理解為舟水關系。

　　唐代的統治者們是從“亂世”中奪得政權，他們親眼目睹了民眾的巨大歷史推動力，為了汲取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唐太宗多次召集臣僚，探討和反思隋朝滅亡原因。唐太宗說：“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征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火，此皆朕所目見。”(《政體》)他自省道：“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于此，不覺惕焉震懼!”(《災祥》)魏征在其上疏中也有著非常深刻的分析，“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銳，三十余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君道》)所以，唐太宗君臣在政治統治中繼承和推崇傳統的民本觀，注重民心之所附，把民眾視為國家的根基。他們認為只有民眾衣食無憂，君主和國家才能穩固其統治。

　　唐太宗君臣在政治統治中繼承和推崇傳統的民本觀，其核心是“以仁義為治”貞觀初年，唐太宗說：“朕看占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一時，敗之亦促。既見前王成事，足是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望革近代之淺薄也。”(《論仁義》)唐太宗認為隋王朝的短命天亡，是由于片面實施嚴刑峻法的結果，因此唐王朝的統治需要以仁義為治。而且，《貞觀政要》一書還發腱和深化了以仁義為治的民本觀。如何使水載舟?唐太宗君臣提出了相應的措施。

　　一是“養民以惠”以“使百姓安樂”。貞觀二年，唐太宗對侍臣王畦說：“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饑乏。是時倉庫盈盈，豪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論奢縱》)貞觀四年，房玄齡奏言：“今聞武庫甲仗，勝隋日遠矣。”唐太宗則認為，“飭兵備寇雖是要事，然朕唯欲得卿等存心治道，務盡忠貞，使百姓安樂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豈無甲仗?適足以致滅亡，正是由于仁義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論仁義》)二是要任用賢才。貞觀二年，唐太宗對侍臣言：“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崇儒學》)唐太宗君臣認為，“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設令此人不能濟世，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干，為害極多。但亂世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擇官》)他規定縣令需要五品以上的官員的保舉，刺史則需要皇帝的直接選拔。同時，他還完善隋朝以來的科舉制度，廣泛地選拔人才。因此，唐太宗周圍人才濟濟，為其天下大治奠定了基礎。三是明德慎法。針對前朝的嚴刑峻法而激起民變的教訓，唐太宗認為實行仁政，強調明德慎罰。貞觀元年，唐太宗對侍臣說：“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存寬簡。”又道：“大辟罪，皆今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如此，庶免冤濫。”(《論刑法》)到了貞觀四年，判得死刑者，天下僅29人。百姓安居樂業、賢才的任用及明德慎法，最終出現了國富民強的貞觀之治。

　　2求諫兼聽的君道觀

　　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進入文明狀態的國家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亞細亞的古代方式”，一種是“古典的古代方式”。中國就屬于“亞細亞的方式”，氏族貴族直接轉變為國家的統治者，因此，在中國古代，統治者還保留著古代氏族首領的遺風，非常重視自身的道德修養，注重吸收下屬的建議。《貞觀之治》中的求諫納聽的君道觀豐富并發展了這種政治倫理思想。

　　君主要兼聽納下，廣開言路。貞觀二年，唐太宗問魏征：“何謂明君暗君?”魏征道：“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道》)他并以秦二世偏信趙高，梁武帝偏信朱異，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身死國滅來論證“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君道》)唐太宗很是贊賞魏征的意見。他總結隋朝滅亡的教訓時說：“隋煬帝暴虐，臣下緘口，卒令不聞其過，遂至滅亡。”(《求諫》)因此，他認為：“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求諫》)唐太宗被后人稱頌為“聞過即改，從善如流”(《災祥》)。

　　他不僅兼聽納下，廣開言路，而且還積極主動地求諫。他表示，“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妄有誅責。”(《政體》)“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朕聞卿等規諫，縱不能當時即從，再三思審，必擇善而用之。”(《行幸》)可見，為了求得“君臣長久，國無衰敗”，唐太宗一方面鼓勵臣僚“正詞直諫”、不要怕“犯顏忤旨”，而要盡情極諫;另一方面又保證不會“妄有誅責”，一定會“再三思審，必擇善而用之”。

　　據《貞觀政要》記載，貞觀八年，唐太宗對侍臣言：“朕每閑居靜坐，則自內省，恒恐上不稱天心，下為百姓所忽。但思正人匡諫，欲令耳目外通，下無怨滯。”(《求諫》)唐太宗為了發揮諫官的作用，對諫者“以師友待之”(《政體》)。他曾詢問魏征，為何臣僚常常不愿進諫，魏征說：“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疏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俯仰過日，”由此，唐太宗也明了，“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夫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竭誠者，乃是極難。”(《求諫》)所以，他對諫者持寬容大度的態度，“以師友待之”。為了充分發揮“諫官”的作用，他還詔命“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求諫》)同時，他對于百官的奏折，總是認真閱讀，“比有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粘之屋壁，出入觀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寢。”(《求諫》)因此，在唐代出現了眾多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耿直大臣，如魏征、房玄齡、杜如晦等人。

　　由于唐太宗君臣在進諫、納諫方面都持有積極態度，唐王朝領導集團內部形成了寬松進取的氛圍，君臣在為政治國的重大問題上，各抒己見，相互切磋，集中眾人智慧，能夠做出比較符合實際的決策。

　　3防貪鄙的廉政觀

　　唐代詩人李商隱詩云：“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儉來敗由奢。”唐代君臣以史為鑒，特別重視防貪鄙的廉政觀。唐太宗總結隋亡的教訓，認為隋朝的滅亡在于君臣的貪鄙。貞觀四年，他對侍臣說：“隋煬帝志在無厭，唯好奢侈，所司每由供奉營造，小有不稱意，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竟為無限，遂致滅亡。”(《儉約》)同時，他指出，貪鄙錢財，毀家又毀國實為不值。貞觀二年，唐太宗謂侍臣道：“朕嘗謂貪人不解愛財也。至如內外官五品以上，祿秩優厚，一年所得，其數自多。若受人財賄，不過數萬，一朝彰露，祿秩消奪，此豈是解愛財物?視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儀休性嗜魚，而不受魚，其魚長存。且為主貪必傷其國;為臣貪，必亡其身。”(《貪鄙》)

　　為了防止官員貪聚錢財，見利忘義，首先，唐太宗強調自律自制在防貪鄙中的重要性。《貞觀政要·貪鄙》記載：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日：“古人云：‘鳥棲于林，猶恐其不高，復巢于木;魚藏于泉，猶恐其不深，穴于窟下。然而為人所獲者，皆由貪餌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祿，當須覆忠正，蹈公清，則無災害，長守富貴矣。古人云：‘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為貪冒財利，與夫魚鳥何以異哉?卿等宜思此語為鑒誡。”唐太宗認為高棲樹林的鳥與深藏泉窟的魚為人所獲，“皆由貪餌故也”。由“魚、鳥”推知“人臣”，唐太宗看到了行賄對于領導者的腐蝕作用，所以他格外強調領導者的自律自制。居高位，食厚祿”的“人臣” 只有“忠正”、“公清”，才能“無災害”，“長守富貴”。因為“置餌者”無論如何總歸為外因，而“貪餌者”終歸為內因，因此，防貪鄙的關鍵終究在于“人臣”自身的自律自制。

　　其次，唐太宗崇尚儉約。貞觀初年，太宗謂侍臣道：“朕今欲造一殿，林木已具，遠想奉皇之事，遂不復作也。”還言道：“至如雕鏤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驕奢，則危亡之期可立待也。”他做出規定：“自王公已下，第宅、車服、婚娶、喪葬、準品秩不合服用者，一切禁斷。”(《儉約》)因此，20年問，風俗簡樸，衣著樸素，財帛富饒，無饑寒之弊。

　　同時，唐太宗對于各級官吏的貪婪，即使不足訴諸刑法，也要嚴厲斥責。貞觀六年，右衛將軍陳萬富，自九成宮赴京，違法取驛站麩數石。太宗賜其麩，令自負出恥之。(《貪鄙>)貞觀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修樓建閣，令當地父老服黃紗單衣相迎，又暗飼羊百余、魚數千，將饋貴戚。太宗批評他：“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復行。”(《貪鄙》)所以，貞觀年間出現了魏征、岑文本、溫彥博等清正廉政的官員。

　　4居安思危的自省觀

　　“居安思危”是唐太宗君臣的一種德治心理，是其推行民本觀、君道觀的心理基礎。目睹統一環宇、甲兵強盛的大隋王朝短命而亡，為了確保來之不易的唐王朝，唐太宗君臣持有一種居安思危的心理情愫。

　　貞觀十年，唐太宗與房玄齡、杜如晦等人討論創業與守成的關系。他謂侍臣道：“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房玄齡認為，天下大亂之時，群雄并起，攻城乃降，戰勝乃克。由此觀之，草創為難。魏征則認為，帝王之起，必承衰亂，群雄相互較量，到四海歸命，天授人與，這并不難。難在既得之后，帝王志趣驕逸。國家日益衰弊，禍由此起。以此而言，守天下則難。太宗評價道：“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征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比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文之難，當思與公等慎之。”(《君道》)經過討論，唐太宗君臣得出了“戰勝易，守勝難”(《慎終》)的共識。

　　從“守勝難”很自然地引出居安思危的自省觀。貞觀初年，唐太宗對侍臣說：“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朕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謙讓》)，并指出“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政體》)。到了貞觀后期，唐太宗日益驕傲自滿。貞觀八年，他對侍臣說：“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保此?白朕有天下已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即朕所賜。”(《政體》)同時，他陶醉于自己的功業之中。他說：“朕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北剪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定天下，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內義安。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災祥》)針對這種情況，貞觀十一年，魏征上了《諫太宗十思疏》，認為唐太宗“夫在殷憂，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魏征認為，唐取代隋后，“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于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個人享受應該知足。在上疏中，魏征還從理論上對居安思危的原則進行了，論證，指出必須重視民眾的力量。嚴刑酷法只能暫時壓服姓，一旦民眾的怨氣積壓就蘊涵可怕的危險。“怨不在大，可畏惟民，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因此，魏征建議唐太宗要在十個方面時刻提醒自己：“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而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慮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思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論君道》)十思就是強調君臣在守天下時居安思危，時刻反省，防微杜漸。

　　總之，《貞觀政要》蘊含豐富的政治倫理思想，除了本文所提出的以仁義為治的民本觀、求諫兼聽的君道觀、防貪鄙的廉政觀、居安思危的自省觀之外，還有誠信、公平、務農、孝友、慎終等思想，都是值得深入探究，挖掘其研究價值，發揮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