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法學雜志投稿,憲法,憲法生長,憲法哲學,憲政

　　摘要：通過對憲法誕生的討論，對憲法哲學建構的解讀，以及對憲法成長中功能和目的演變的描述，探析了憲法生長的環境和過程，并對中國憲法未來的憲政之路的完善提出了看法。

　　一、憲法的誕生：國家經驗的總結

　　近代以來，人類逐漸開始以民族國家作為群體組織生活的基本單位，從而取代了早先以朝代國家為基本生活單位的生存格式。在其后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人類“每經歷一段苦難深重的生活，都要通過憲法來確定為消除苦難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及社會的基本形態，從而進入新的歷史階段。”正如毛澤東主席所說：“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或者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后，頒布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這種情形如今似乎正在不斷地超越國家秩序的界限，地區性的聯盟和世界范圍的聯合國也都在努力尋求制定一部屬于自己的憲章或憲法。在此意義上，憲法無非是人們對以往歷史階段的生活經驗，尤其是國家層面上的經驗所進行的批判性總結，以期新的政權少犯些錯誤，統治得更長久。因此，可以說憲法正是隨國家的誕生和更迭而理所當然地誕生和更迭的。

　　對于由陌生人組成的人類公共社會來說，憲法無疑是重要的，甚至是必需的。原因首先在于憲法是一個國家內最高的和最有權力的政治階層所做的決策活動的結果，它構成了一個國家公法的核心;其次在于憲法蘊含了任何人都應當信仰的基本價值理念和道德規范;最后在于憲法提供了國家組織、運行的概括性范式。畢竟對一個國家來說，依憑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而自覺孕育出的憲法才是能在這個國家真正發揮作用，并且能讓這個國家以此為榮的有著無盡生命力的憲法。憲法中的任何舶來品，即便本身所包含的理念和制度設計看上去很美，但由于歷史土壤和現實基礎不同(甚至存在著天壤之別)，往往會因移植前的營養不良和移植后的水土不服，而在憲政的過程中變得暗淡無光或是面目全非。

　　基于此，公法學者所關注的憲法應當是視野上更為寬廣的憲法，而不應只關注現代意義上(18世紀以后)的憲法。也就是說，對憲法有關概念的理解始終要立足于人類社會長期歷史發展的過程。一旦我們認識到，憲法的本質其實是在總結前朝治國經驗的基礎上，用以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工具，那么在任何時候就不能再武斷地說封建社會(封建社會這個概念其實定義得并不準確，而封建二字本身也并不代表落后)沒有憲法，只不過它們的憲法還沒能發展到如今我們所擁有的憲法的層次。

　　由此，筆者認為憲法不應是狹義的，更不會把民主政治和限制政府權力作為自己的本質。換句話說，民主政治和限制政府權力只是手段，服務于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目的。它們充其量只能作為憲法內容的一個方而(且并不永遠是必要的)，而不可能是憲法本身。其次，分權本身是與法治相伴的。當我們連人治和法治各自的優劣和作用還不能真正弄懂時，根本不可能對分權的意義做出準確評判。因此，分權并不必然導致對政府權力的限制，更不代表對民主權利的保障。

　　應當指出的是，與中國憲法學者關注憲法的實質意義不同，西方學者更多地關注憲法的形式意義，因為在他們看來，給憲法下一個實質性定義幾乎是不可能的(憲法的內涵太廣了)。在我看來，憲法這個詞僅僅是對一種政治現象或統治事實的法律表示。為此，對憲法的理解應當從理念、制度、文本三個層次依次展開。

　　二、憲法的培育：需要一種有助于憲法生長的哲學

　　按照哲學界的分析，回歸現實生活世界是20世紀哲學的一個重大轉向。胡塞爾在其后期著作中所提出的帶有神秘色彩的“生活世界”的概念開啟了轉向現實生活世界的哲學之門，許多哲學家隨后群起呼應，追隨這種思想傾向和理論旨趣，從不同角度提出和闡釋了與之類似的概念和思想。

　　然而，遺憾的是，法學并不享有這種豁免權。對現實生活世界根基的遺忘成了中國法學自身最致命的缺陷，憲法學的研究也自然深受其害。這一缺陷日甚一日地將憲法學置于一種飄忽不定、高高在上的境地中國的憲法學要想擺脫這種窘境，獲得健康的生長，在我看來，就必須努力克服三個障礙，即概念化的思維模式、理想主義化的研究范式、政治化的實踐方式。

　　(一)概念化的思維模式

　　盡管中國法學界對歐洲的概念法學一直抱有～種警惕和批判的態度。但目前來看，概念法學所含納的概念化的思維模式仍然是中國憲法學研究中一種占支配地位的思維模式。概念化的思維模式所隱含的一個假定前提是，法學家可以通過邏輯的、語言的、歷史的分析建立起一個相對自足的法律概念體系，并借助這個概念體系來觀察、思考和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各種法律問題。其根本特點是從概念出發，觀察、分析和思考現實問題，以概念為中心來批判、規制和約束現實生活。盡管對任何一門學科來說，概念的提煉和概念體系的梳理都是學科成長和發展的基礎性工程，但是一旦把既有概念作為絕對真理和最高評判標準，單靠既有概念來觀察、解釋和批判現實生活世界，卻很少反過來從現實生活世界出發來檢視、批判和揚棄既有概念，那么該學科就只能在自己所建立的概念世界中兜圈予，而不能走向現實生活世界。久而久之，人們就會對該學科失去興趣中困憲法學研究就不自覺地犯了這種錯誤。

　　更為嚴重的是，中國憲法學研究中所使用的大量概念不是自創的本土概念，而是移植的西方憲法學概念。這些概念源于西方人的生活和法律實踐，反映著西方人的法律經驗和價值觀念，即便中西方的法律生活有相通之處，可畢竟存在不小的差異，因此我們不得不懷疑這些概念到中國之后的實用性。這種簡單的“拿來主義”所造成的結果通常是，越研究越覺得標榜民主、平等、法治、分權、權利本位的西方法律是良善的象征，而以專制、特權、人治、集權、義務本位為標簽的中國法律完全是罪惡的代表。創造了幾千年燦爛文明史而屢次讓西方人折服的中國人，居然一直被罪惡的法律所控制，這樣的結論恐怕沒有多少人會接受。倘若真是如此，筆者寧愿接受這種法律的控制，因為至少比起現在，筆者在西方人面前會更有尊嚴。

　　(二)理想主義化的研究范式

　　中國憲法學研究范式所蘊含的強烈的理想主義旨趣和追求也是妨礙中國憲法學走向現實生活世界的精神羈絆。這種理想主義化的研究范式與概念化的思維模式結合在一起，表現為學者們致力于，甚至是迷戀于建構或營造各種憲法的至善價值和理想圖景，并且想當然地認為中國憲政建設的目標就是實現這些價值和圖景，而全然不顧民眾是否需要、是否認可、是否歡迎。

　　從文革法制廢墟中走出來的憲法學者們面對法治新時代的到來，往往會情不自禁地按照自己的臆想去建構憲政模式，用引自西方的法治社會、人權保障、權力制約這些詞語去煽動人們的熱情，卻很少真正關注中國普通民眾在如今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下被允許得到什么，而什么又是民眾最關心的。在這里筆者只能說，今日民主最關心的不是抽象的法治社會而是實在的收入不是空洞的人權保障而是現實的就業、入學和就醫，不是泛泛而談的權力制約而是眼前的貪官何時鋃鐺入獄。

　　(三)政治化的實踐方式

　　憲法的理論實踐在很大程度上被扭曲為跟著黨和政府的政治走，理論聯系實際的學術研究轉變為對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闡釋、論證、歌頌和弘揚。很多學者甚至習慣性地認為凡是政治上重要的在學術上也一定重要，并不停地貢獻出自己的“應景之作”并以此為榮。筆者這樣說，當然不是反對大家關注和研究黨和政府所提出的路線、方針、政策，更不是主張學術研究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識形態化。恰恰相反，黨和政府的政治實踐乃是國人社會生活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學者理應關注這些政治實踐并認真對待。

　　綜上，為了獲得一種有助于憲法生長的憲法哲學，在構建時必須消除不利于憲法成長的障礙，弄清培育什么樣的憲法以及如何培育。目前，應當培育的是關注現實生活世界，研究現實問題能夠給民眾直接帶來實惠的憲法，也只有這樣的憲法才能茁壯成長，而不再只足一個外強中干的擺設。因而，目前所需要建構的憲法哲學也自然是一種歸現實牛活世界的憲法哲學。

　　三、憲法的成長：功能與目的的演變

　　通常意義上，憲法發展歷史可以分為古代憲法、近代憲法和現代憲法三個階段。在西方最早談論憲法且影響較大的是古希臘哲學家亞衛士多德，他在《政治學》一書中根據法律的作用和性質，將古希臘各城邦的法律分為兩類：一類為普通法律，另一類為憲法，即規定圍家機滅的組織權限的法律。

　　1215年的《自由大憲章》是憲法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其旨在限制國王權力，保障教會、領主的特權和騎士、市民的某些利益。但必須指出的是，“限制王權”的最大受益者是貴族而不是全體公民。憲法一詞的內涵發生巨變，則是在l7、18世紀歐洲立憲主義思潮產生巨大影響以后，特別是在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斷發展中，近代意義上的憲法才最終形成。

　　如今，憲法進入到現代憲法階段。憲法發生了質的飛躍，其內在價值不斷向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擴張，逐漸將憲法的功能發揮到極至。此時的憲法不僅是規范意義上的法律文件，更重要的是構成了共同體的價值基礎與價值秩序。“限制政府權力”也已不再是現代憲法的首要精神，而蛻變為實現人權的一種必要手段。現代憲法的內容雖涉及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但說到底就是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對立和統一。

　　同樣重要的是，憲法不僅僅是把國家權力控制起來，而且要保證國家機構的合理權力分配，使得中央和地方都能按照自身的特長和需要管理國家事務，且立法、行政和司法機關都在憲法規定的職權范圍內相互合作、彼此制衡。盡管如此，合理權力配置的最終目的也是使公民的權力和自由能夠獲得更加充分和有效的保障。

　　四、中國憲法的未來：憲政之路的完善

　　總結歷史是為了將來更好的發展。因此，研究憲法誕生和成長的過程，目的也是尋求對未來憲法發展有啟示的知識，使憲法在未來得到更好的發展，在近代西方意義上的憲政中發揮出更大的作用。由于各國歷史條件的不同，實現憲政之路也就不同。不同國家需根據自己的情況彌補缺陷，日益完善自己的憲政之路。

　　就中國的情況看，中國憲政的完善，必須處理好四個方面的問題：第一，由于憲政源于西方，是西方價值觀和西方文化下的東西，中國文化里面沒有憲政，因此要處理好憲政與中國文化的銜接問題。第二，要處理好憲法與社會現象之問的關系。憲法的發展必須深刻理解一個社會的發展，深刻體悟社會發展對憲法所提出的要求和所提供的發展空間。第三，要處理好憲法學和外國憲法學之間的關系，努力構建中國憲法學的基本價值體系。第四，要從規范的角度理順憲法與各部門法之間的關系，力求將憲政主義貫徹下去，使得憲法實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