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死者不具有民事主體資格,也不具備民事權利能力。但是,死者死后仍然有某些人格利益尚存,這些利益有受到侵害的可能性,有值得法律保護的價值。我國的司法實踐、理論學說和國外的立法、學說、判例均支持對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保護,并存在直接說、間接說和混合說的分歧。在正確處理與言論自由、歷史研究和藝術創作等利益衡量的關系基礎上,應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2條規定的“民事權益”作擴張解釋來對上述利益進行保護,并應明確保護范圍、保護主體和保護期限等具體問題。

　　關鍵詞: 司法職稱論文發表,期刊雜志發表,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護方法,保護范圍,保護主體,保護期限

　　一、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護的理論與立法現狀及評述

　　民法通說認為,人的民事權利能力始于出生、終于死亡。[1]《民法通則》第9條也規定:公民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據此,死者不具有民事主體資格,也不具備民事權利能力。但是,死者死后仍然有某些人格利益尚存,這些利益有受到侵害的可能性,有值得法律保護的價值,例如對死者的名譽、隱私、人格尊嚴、肖像等進行侵害,法律仍然不能袖手旁觀,仍需要對此進行保護。

　　在學說上,對死者人格利益的保護存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侵害死者的人格權的行為同時侵害了遺屬的人格權,遺屬可以以自己的人格權受到侵害為理由要求賠償。此說稱之為混合說。第二種觀點認為,侵害了遺屬對死者的虔敬之情。此說稱之為間接保護說。上述兩種學說存在的問題是:第一,死者的利益與遺屬的虔敬之情并非永遠一致。第二,當死者沒有遺屬時,對侵害死者人格權的行為是否就可以放任不管?第三種觀點認為死者仍然享有人格權,在其受到侵害時,遺屬可以代為行使訴訟權利,此說被稱之為直接保護說。德國學說和判例均支持直接說,典型判例是梅菲斯特案[2]。臺灣多主張間接說,其中蔣孝嚴案為代表性判例。[3]而我國司法實踐中一直在直接說、間接說和混合說之間搖擺,并未有支持某一學說的傾向。

　　英國和美國認為名譽、隱私的權利是受害人的專屬權,因此不能以他人的名譽、隱私受到侵害為由起訴,而且死者的名譽、隱私在受到侵害時,遺屬不能替代死者行使權利。但是在侵害死者的名譽、隱私的同時也侵害了遺屬自身的名譽、隱私時,屬于例外。法國有較多的關于死者肖像權和隱私權的判例,但是其理論構造并不十分明確,學說上也有分歧,其中侵害了死者近親屬對死者的感情這一學說比較權威。瑞士的判例和學說也基本傾向于認為侵害了近親屬對死者的懷念之情。[4]

　　在德國,學說與判例均認可死者自身的人格權不受侵害,具有代表性的判例是關于“梅菲斯特”案。德國審判實踐認為,在權利人死亡后,對于由一般人格權所保護的法益也應該予以尊重。否則,德國基本法的價值取向就不可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5]

　　需要指出的是,死者人格權保護主要分為三大部分,即對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保護、對死者人格財產利益的保護和對死者遺體的保護。基于研究主題,本文將集中探討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民法保護問題。

　　二、我國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護的發展歷程

　　1.司法解釋及司法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共出臺過5項關于死者人格利益保護的司法解釋或司法文件,分別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死亡人的名譽權應依法保護的復函》(1988年),該復函采直接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范應蓮訴敬永祥等侵害海燈名譽權一案有關訴訟程序問題的復函》(1990年),該復函也采直接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范應蓮訴敬永祥侵害海燈名譽一案如何處理的復函》(1993年),該復函采混合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5條(1993年),該解答采直接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7條(2001年),該解釋采間接說。

　　2.《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共公布了3起關于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護的案例,分別是:1992年第2期的《陳秀琴訴魏錫林、〈今晚報〉社侵害名譽權糾紛案》(荷花女案),1998年第2期的《李林訴〈新生界〉雜志社、何建明侵害名譽權糾紛案》(李四光案)和2002年第6期的《彭家惠訴〈中國故事〉雜志社名譽權糾紛案》(彭家珍案)。

　　3.發展歷程梳理—以司法解釋和公報案例為主線。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荷花女案件采用直接說。在該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吉文貞(藝名荷花女)死后,其名譽權應依法保護,其母陳秀琴亦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由此可以看出,法院認為死者依然享有名譽權,此實際為直接保護死者權利的直接說。

　　范應蓮訴敬永祥等侵害海燈名譽權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范應蓮訴敬永祥等侵害海燈名譽權一案有關訴訟程序問題的復函》中提出:海燈死亡后,其名譽權應依法保護,范應蓮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此即為直接說的觀點。然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范應蓮訴敬永祥侵害海燈名譽一案如何處理的復函》中又指出:被告行為構成對海燈名譽的侵害,但對范應蓮名譽的侵害較輕,可適當承擔民事責任。這體現出混合說的立場觀點。一個細微之處在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范應蓮訴敬永祥等侵害海燈名譽權一案有關訴訟程序問題的復函》中認為死者海燈的名譽權應依法保護,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范應蓮訴敬永祥侵害海燈名譽一案如何處理的復函》中認為被告的行為構成對海燈名譽的侵害,顯然認為死者并無名譽權。雖僅一字之差,卻反映出保護立場之不同。

　　李四光一案中,兩級法院皆認為死者名譽權受損,顯然采直接說,但與此同時又認為由于死者名譽權受損導致原告精神痛苦,原告也有權利獲得精神損害賠償,此為間接說立場。因此可以認為在本案中,法院采用了混合說。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條規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親屬因下列行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該規定是間接說的觀點。在該司法解釋出臺后的彭家珍案中,二審法院指出:彭家惠作為彭家珍烈士的近親屬對雜志社提起訴訟,是維護彭家珍烈士的名譽,而非自身的名譽權受到侵害,此為直接說觀點,與上述司法解釋所采間接說顯然不一致。

　　4.小結。從上文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采用了間接說的立場,在此司法解釋出臺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的案例中,一直在直接說和混合說之間搖擺,未能有統一鮮明的立場。而在該司法解釋出臺后的公報案例中,又未能顧及司法解釋的明文規定,徑直采用直接說。因此,可以認為對于死者人格精神利益民法保護這一問題,司法實踐并未形成統一觀點,一直在三種學說間搖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