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運用民族 8 省(區)2008—2020 年數據，構建計量模型實證檢驗農產品地理標志對民族區域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結果顯示：農產品地理標志能夠顯著促進民族區域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為此，課題組建議為更好地縮小民族地區貧富差距，應立足特色資源優勢，打造優質地標農產品，同時做好農產品地理標志可持續機制建設，進而推動產業鏈延伸。

　　關鍵詞：農產品地理標志;民族區域;城鄉收入差距

　　學術界關于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研究成果頗豐，大致分為要素類和非要素類兩類影響因素。其中，土地、信息和勞動力等要素類因素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影響。錢忠好和牟燕(2013)重點考察了土地市場化水平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關系，研究表明兩者之間存在倒 U 形關系 [2]。郭家堂和章玉貴(2019)研究發現互聯網對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具有顯著的阻滯作用 [3]。劉劭睿等(2021)認為勞動力轉移可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且該影響具有單一的門檻效應 [4]。此外，城鎮化、市場和政策等非要素類因素也引起眾多學者的關注。例如，曾珠和胡通偉(2018)認為城鎮化有利于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但其影響存在區域差異性 [5]。史曉紅等(2012)通過實證分析證實了中國持續擴大的城鄉收入差距與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農林水支出、城鄉社區事務支出等)有關[6]。然而，振興鄉村、農民收入得到提高才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關鍵。

　　時至今日，農產品地理標志已成為推動地方經濟發展、鄉村產業振興的重要抓手。已有研究主要是以定量的方法分析農產品地理標志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 [7-8]，且定量研究中大多數聚焦于宏觀、中觀層面。宏觀層面，劉華軍(2011)通過省際截面數據表明地理標志對區域農業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具有較強的正向效應 [9]，廖翼(2021)通過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實證得到地理標志農產品不僅帶動了本地農民增收，還通過經驗、技術外溢等帶動周邊農民收入增長[10]。中觀層面，各學者從某個省份入手，研究結論略有差異。邰秀軍等(2017)基于山西省的縣級數據和計量模型，證實只有農產品地理標志形成一定聚集程度才會對農民有減貧增收效應[11]。趙金麗等(2014)對江蘇省的地理標志資源進行實證分析，并未發現地理標志資源對農民收入的正向促進作用[12]。

　　綜上可知，目前學者們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研究頗豐，且主要集中在要素類影響因素研究，而關于地理標志的研究，主要認為地理標志能夠對農民的收入起到正向促進作用，但并未對城鄉收入差距進行深入研究。民族區域作為欠發達地區，擁有著豐富的地理標志農產品，但同時也由于地理區位因素導致其經濟發展較為緩慢，那么在農產品地理標志資源豐富的民族區域內，農產品地理標志能否促進農民增收，縮小貧富差距呢?對此，課題組通過構建計量模型，運用2008—2020 年民族 8 省(區)數據實證檢驗農產品地理標志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為更好地助力民族地區運用農產品地理標志資源縮小貧富差距提供相關建議。

　　1 　數據來源與變量選取

　　1.1　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農產品地理標志對民族區域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由于農產品地理標志數據從 2008 年開始公布，因此選擇 2008—2020 年共 13 年民族 8 省(區)的數據來探究農產品地理標志對民族區域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農產品地理標志數據來自全國農產品地理標志查詢系統，其余變量的數據均來自各省(區)統計年鑒。

　　1.2　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城鄉收入差距(disparity)。借鑒陸銘等(2004)的研究 [13]，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值進行衡量，當兩者比值增大時，說明城鄉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

　　2)解釋變量：農產品地理標志(landmark)。參考陳喜等(2020)的研究成果 [14]，本文地理標志采用數量累加的方式，即本年度地理標志數量為上年度末數量與本年度新增數量之和，由于本文的地理標志數據源自農業部數據，故不存在重復累加現象。

　　3)控制變量。在參考相關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基于數據可獲得性背景最終選擇了如下控制變量：①經濟發展水平(economy)，用人均 GDP 進行衡量;②城鎮化水平(urban)，用該地區城鎮人口數量占總人口數量的比值來進行衡量;③財政干預(finance)，用公共預算支出占 GDP 比重衡量;④產業升級(structure)，用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的比值衡量;⑤對外開放程度(open)，用進出口總額占該地生產總值的比值來進行衡量。

　　2 　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2.1　模型構建參考已有文獻

　　(詹新宇和崔培培，2017;劉榮增和陳燦，2019;劉華珂和何春，2021)，本文構建固定效應模型驗證農產品地理標志對民族區域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disparityit=β0+β1 landmarkit+β2 economyit+β3 urbanit+β4 financeit+β5 structureit+β6 openit+μ+εit其中，被解釋變量為城鄉收入差距(disparity);解釋變量為農產品地理標志(landmark);控制變量包括經濟發展水平(economy)、城鎮化水平(urban)、財政干預(finance)、產業升級(structure)和對外開放程度(open)。本文的模型采用固定效應回歸，控制了省份固定效應μ，εit為隨機擾動項。

　　2.2　變量的描述性

　　統計描述性統計結果。被解釋變量 disparity 的均值為 316.6，標準差為 45.26，最小值為 242.0，最大值為 428.1，說明整體上來看我國民族 8 省(區)城鄉收入差距較大，并且內部個體間城鄉收入差距的差異較大，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省區是城鄉收入差距最小省區的兩倍。

　　2.3　多元線性回歸結果分析

　　報告了農產品地理標志對民族區域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回歸結果，其中列(1)為未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列(2)為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列(1)顯示，農產品地理標志(landmark)對城鄉收入差距(disparity)的影響在 1% 的顯著水平上為負，系數為 -0.873，表明農產品地理標志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有積極作用。列(2)顯示，農產品地理標志(landmark)對城鄉收入差距(disparity)的影響在 1%的顯著水平上為負，系數為 -0.334，同樣表明農產品地理標志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有積極作用。列(1)與列(2)的結果說明，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農產品地理標志均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有積極作用。

　　2.4　穩健性檢驗

　　2.4.1 替換因變量

　　考慮到對于城鄉收入差距，除了可以用其收入比度量外，還能用其消費支出比值進行衡量，因此本文將因變量替換為城鎮居民消費支出與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的比值(gap)，重新對模型進行回歸。由結果可知，農產品地理標志(landmark)的系數無論是在未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方程還是在加入了控制變量的回歸方程中均為負數，且在 1% 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結論與上文的基準回歸結果一致，即農產品地理標志均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有積極作用。

　　2.4.2 工具變量法

　　為進一步解決遺漏變量和測量誤差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取工具變量回歸對模型進行檢驗。本文以滯后一期的解釋變量(L.landmark)作為工具變量，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控制可能的回歸偏誤。作為參照，列(1)報告了原模型的回歸結果，即列(1)、列(2)為第一階段的估計結果，列(3)為第二階段的估計結果。列(2)中工具變量 L.landmark 的估計系數為 1.118，在1% 的顯著水平上為正，即滯后一期的農產品地理標志正向影響當期的農產品地理標志，該方向和預期相符。

　　列(3)中 landmark 系數在 1% 的顯著水平上為負，和原模型估計結果一致，即農產品地理標志均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有積極作用，前文結論是穩健的。此外，在工具變量的選擇上，Anderson LM 檢驗顯著拒絕原假設，說明所選取的工具變量 L.landmark和內生解釋變量 landmark 相關，不存在識別不足的問題;同時 Cragg-Donald Wald F 值為 397.103，明顯大于 Stock-Yoga 弱工具變量檢驗的臨界值 16.38，拒絕了弱工具變量的原假設，說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工具變量的選取是合適的。

　　3 　結論與啟示

　　本文基于 2008—2020 年民族 8 省(區)的面板數據分析，實證研究了農產品地理標志對民族區域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上述研究表明：農產品地理標志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有積極作用。農產品地理標志作為農民致富的“金鑰匙”，成為推動地方經濟發展、鄉村產業振興的重要抓手。為更好發揮農產品地理標志的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1)立足特色資源優勢，打造優質地標農產品。“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農產品地理標志來自特定地域，是當地的農業“名片”和區域公用品牌，具有顯著的地域差異性。因此，各地政府要對中央地理標志農產品扶持政策梳理總結，引導地方因地制宜地出臺支持地理標志農產品發展的政策，積極挖掘當地的優勢資源，打造鄉村振興的特色板塊，提高農產品地理標志的競爭力和附加值，促進農民收入增長。

　　2)做好農產品地理標志可持續機制建設。其一，是要做好相關的引導支持。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和農業主管部門要積極鼓勵、引導農產品行業協會、農民專業合作社等申請注冊地理標志，加強申請注冊指導工作;其二，是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和農業相關部門要加強聯系與協作，形成多渠道、多元化的資金投入機制，完善地標農產品生產、研發、加工、銷售等環節的配套服務，合力推進農產品地理標志的可持續發展。

　　3)推動產業鏈延伸。當前農產品市場競爭不再是初級產品的直接競爭，可通過對地理標志農產品的延伸開發，通過全產業鏈向農業生產、產品加工和銷售、餐飲、旅游等一二三產業融合拓展，提升整體效應。

　　參考文獻：

　　[1] 張紅宇 . 農 民 收 入：實 現 共 同 富 裕 目 標 的 路 徑 選 擇[Z/OL].[2021-12-04].

　　[2] 錢忠好，牟燕.土地市場化是否必然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基于中國2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面板數據的檢驗[J].管理世界，2013(2)：78-89+187-188.

　　[3] 郭家堂，章玉貴. 互聯網能阻滯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嗎?：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 [J]. 上海經濟，2019(6)：57-73.

　　[4] 劉劭睿，廖夢潔，劉佳麗.勞動力轉移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線性影響研究[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7(6)：73-84.

　　[5] 曾珠，胡通偉.城鎮化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影響的區域差異性分析[J].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1)：20-28.

　　[6] 史曉紅，李金霞，陳磊.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對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性評價：基于DEA和CCR模型的面板數據分析[J].江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1(2)：91-95.

　　[7] 王育英 . 農產品地理標志促進區域農業經濟發展研究 [J]. 農業與技術，2018，38(23)：164-165

　　作者： *柳　鵬 ， 黃祥芳 ， 趙麗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