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野火是森林和多種植被生態系統面臨的最重要自然干擾，也是一種重要的自然災害;而人類活動已在全球范圍內顯著影響了野火的發生與分布，因此野火成為全球變化及其環境影響研究的關鍵議題之一。本文基于國際野火研究的文獻搜索和統計分析，從野火的觀測⁃評估⁃預警技術、野火時空格局研究、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對野火的影響、野火的環境⁃生態⁃進化效應等方面入手，綜述了自21世紀以來的國際野火研究進展。

　　概括起來，遙感技術的快速發展，推動了野火觀測的時空分辨率不斷提高，對野火時空格局的刻畫從單一因子向多重指標的火燒體系評估轉變。氣候變化在某些區域已經顯著影響了野火的發生頻率，預計隨著全球變暖野火風險將進一步加大，并且極端大火的發生機制和生態影響越來越受到關注。人類活動一方面通過增加火源提高了野火頻率，另一方面又通過提高生態系統管理的強度、撲救火災以及降低可燃物的連通性抑制了野火的發生。

　　植被在長期演化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適應火的功能機制，這些功能屬性影響著生態系統對野火的響應，并對火后生態恢復和重建具有科學指導價值。未來野火研究將向跨時空尺度、觀測和模擬深度融合、典型機制和大尺度效應相結合的方向發展。

　　關鍵詞：森林火災，野火，時空格局，全球變化，植被恢復，遙感，綜述

　　野火是全球生態系統中最重要的自然干擾過程之一，也是森林面臨的主要自然災害。在2003—2012年間，全球平均每年發生火災數十萬次，合計燒毀森林面積達6.7×108hm2，直接經濟損失達上千億美元[1]，對人類生命安全和社會財富形成巨大的威脅。同時，火災破壞地表植被，釋放大量溫室氣體、顆粒物和其他痕量氣體，加劇水土流失和空氣污染，是全球氣候變化的重要驅動因子之一[2⁃3]。

　　1997—2015年間，全球野火導致的碳排放約為2.0PgCyr-1(1Pg=1015g)，其中熱帶毀林和泥炭地焚燒導致的二氧化碳凈排放約為0.5PgCyr-1，對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升高的貢獻顯著[4]。盡管數億年作用至今的野火有其自然起因，如閃電，但目前人類活動已在全球絕大多數地區成為野火發生的首要起因。這更使得野火的發生、分布及生態與環境效應成為全球變化研究的焦點問題[1，5]。

　　另一方面，野火長期、廣泛地作用于陸地表面大多數生態系統，并成為許多植被類型和物種賴以存續的關鍵過程[6⁃7]。在熱帶、亞熱帶的半干旱和半濕潤地區，野火摧毀地表植被并重啟群落演替過程，對生態系統的物種組成產生了一系列影響[5]，也是控制樹木覆蓋度、影響木本植物功能性狀的顯著因素[6⁃8]。野火通過改變地表植被的組成、葉面積和高度，顯著調控了景觀和區域尺度的水文過程[9]。

　　在全球尺度上，野火通過對碳-水循環、地表反照率、大氣氣溶膠和云團性質的影響，最終可能改變地表能量平衡[10]。由于野火對于地表環境的多尺度影響，全球氣候觀測系統(GlobalClimateObservingSystem，GCOS)將野火干擾列為關鍵氣候變量(EssentialClimateVariable，ECV)之一。

　　據預測，隨著溫室氣體排放增加和全球氣候變化的加劇，未來全球多數地區，特別是高緯森林，將面臨更高的火災風險[11⁃12]。在上述背景下，國際野火研究近年來在火的觀測、模擬和影響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

　　本文依據對國際科學論文SCI數據庫和中國科技論文CNKI數據庫的野火研究文獻檢索結果，就野火探測技術方法、野火時空格局及其生態、環境和進化效應，以及全球變化對野火活動的影響等4個方面的國際、國內研究進展進行綜述，明確其前沿問題和發展方向，以期對國內的林火研究提供有益借鑒。鑒于絕大多數野火研究并不就其起因做“人為”或“自然”的區分，本文涉及的文獻包含且不區分上述兩類，而統稱為“野火研究”。

　　1野火研究的迅速發展

　　1.1研究論文的迅速增長

　　根據對ISIWebofScience數據庫的多主題詞搜索，近20年來野火研究的年發表量增長4倍，其中2004年和2011年是增長加速的兩個轉折點。總體上，火燒面積(burnedarea)和火燒體系(fireregime)構成了野火探測評估的兩大主題，兩者分別反映了野火研究在全球⁃國家尺度和區域⁃景觀尺度的關注焦點，并顯示了野火研究的時空多尺度特征。

　　此外，近十年來，對火燒斑塊(firepatch，firesize)、火燒烈度(fireintensity)和輻射能量(radiativepower)的研究也明顯增加。對野火的研究由過去側重于火燒面積單一因素，轉向運用多重屬性來定量刻畫野火活動的時空格局。

　　1.2林火研究的區域差異和國別分布

　　野火作為一種自然干擾廣泛存在于全球各種植被中，并成為部分植被類型(如稀樹干草原)得以維持的關鍵機制。在溫帶高緯森林和地中海氣候區、特別是北美、歐洲、澳大利亞以及南非，野火時空分布及火后植被恢復動態的研究歷史已久，發展較為成熟。該區域在野火研究占絕對主導地位，而中國、巴西和東南亞地區近十年來的林火研究迅速發展起來。日本盡管是溫帶海洋性氣候，林火較少，但相關研究也較發達。

　　同時，在ISIwebofscience數據庫中，以篇名為“forestfire”，研究國別為“China”的檢索詞組合，搜索迄今(至2018年底)收錄的SCI期刊論文，包括“article”和“review”類別，共計163篇。這些結果反映了過去10年我國林火領域的研究成果在國際學術界的展示與發展。

　　中國林火災害研究基本從2000年起開始在SCI期刊發表，2010年前每年發表在6篇以內，但自2010年起進入迅速增長期，2018年已達到26篇，表明中國林火研究已經逐漸進入國際學術視野(圖2b)。在中國學者迄今發表的合計163篇林火研究的SCI論文中，來自中國第一作者的有130篇，其中78篇為中國作者的獨立研究，占總數的60%，剩下的40%屬于與國際學者的合作論文;此外，還有部分文章的第一作者分別來自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芬蘭等9個國家，占全部論文的20.2%，其中美國合作者的比例占約40%。

　　1.3林火研究的主題分布

　　對WebofScience數據庫中搜集到的1146篇野火研究論文進行學科分類統計，其中林業科學(24.6%)和生態⁃環境科學(24.5%)論文占總數的一半，此外有地質(古環境)、大氣、自然地理、農業、植物學、遙感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等領域的論文占到3—5%的份額，除此以外，還有近1/4的論文分布在其他52個小類中。

　　由此可見，一方面，森林火災及其相關的生態和環境問題是國際野火研究的絕對核心主題;同時，野火及其效應和應對相關問題也是很多學科關注的對象，包括管理、經濟、社會、法律和政策各領域，具有非常廣泛的影響。將野火研究的對象按照火燒過程發生前、中、后三個階段來劃分，三者在SCI論文中的比例分別占22.1%、12.5%、64.4%。

　　其中，近2/3的研究是針對火燒發生后的生態和環境影響(30.6%)、火后植被和生境的恢復(10.5%)和生物物種對火的適應特征(7.7%)，以及大時空尺度林火分布格局及其驅動機制(9.3%+6.3%);對火前的研究集中在林火風險的評估與早期預警(10.5%)，尤其是針對天氣、氣候條件和可燃物的評估;林火預防及降低林火風險的森林管理技術研究占12.1%，如清除可燃物的計劃火燒技術等等。火中研究屬于過程研究，以林火本身的行為特征及其驅動機制為對象，主要包括林火發生早期的探測、蔓延面積及其烈度的評估和預測。具體內容詳見2，3，4，5部分。

　　1.4林火技術發明專利數量和構成的發展

　　以“forestfire”為主題詞，搜索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中迄今收錄的國際林火技術發明專利，合計得到373份。根據內容，將這些與林火相關的技術專利分為“滅火”、“防火”、“探測/監測”、“預警/警報”、“評估”、“模擬”六大類，在默認國際技術專利的收錄不完整的前提下，分析國際林火專利的年際變化和及其技術構成。

　　首先，國際林火相關的發明專利始于1951年，但在1980年以前數量很少。20世紀末，國際林火專利開始顯著增加，但自2010年以來發展已經平穩，甚至開始下降。就專利類別而言，在20世紀基本集中于火災發生的早期探測/監測、滅火和防火，在全部國際林火相關專利數中分別占41.6%、28.2%和22%(合計91.8%)，火災預警和評估在國際專利中分別占5.1%和1.6%。由此可見，與林火相關的國際技術發明明顯地偏重火前管理，包括早期林火探測/識別/定位和滅火技術，近十年來對防火技術專利的重視加強。

　　2野火探測技術和方法

　　2.1多尺度遙感平臺和信息技術在野火探測和監測中的應用

　　火災的早期發現對減少最終損失極為重要。傳統上，遠距離野火探測主要依賴于瞭望塔等地基設備和航空巡護，但往往效率低下，遺漏較多。目前，野火的早期探測和空間定位主要依賴衛星遙感手段。其中，中等分辨率衛星遙感產品應用廣泛，包括基于MODIS影像的火燒面積產品MCD45A1和MCD64A1[13]、歐洲空間局(EuropeanSpaceAgencyorESA)基于MERIS影像和MODIS火燒面積產品[14⁃15]，及全球0.5⁃度分辨率的各種野火排放氣體和顆粒物產品[16⁃17]。但此類遙感產品存在顯著低估小火斑面積而高估火點數量等問題[18⁃19]。

　　因此基于衛星遙感技術研發更為精準的火點和蔓延面積數據已成為趨勢，如ESA已經在研發基于Landsat和Sentinel⁃2衛星影像的10—30m精度野火產品。另一方面，隨著無人機技術的迅猛發展，未來區域⁃景觀尺度的無人機林火早期預警和火場態勢監控將成為主流技術。可以預見，隨著空間觀測技術和計算能力的進一步提高，野火探測、監控和火災風險評估技術已經進入高分辨率和大數據時代。

　　2.2火災探測和火險評估從單一指標向多指標轉換

　　早期研究運用的火燒信號比較單一，如著火區地面熱紅外輻射信號[20]、火輻射能量[21]、植被受損信息等[22⁃23]。近年來，利用衛星遙感技術獲得了更為豐富的綜合性野火數據，推動著野火多指標探測和時空格局及生態效應的綜合評價。

　　Archibald等[24]基于火燒面積、火的間隔期、輻射能量、火斑大小、擴散速度、及野火季節性六個因素來綜合量化野火體系(fireregime)，首次將全球分成五個火群區類型(pyromes)，是利用野火多指標進行宏觀格局分析的重要成果。Andela等[25]最近發布了一套基于MODIS的多指標野火斑塊數據集。可以預見，這些數據的應用將從多個側面深化對火過程的認識。

　　2.3林火行為和林火模型

　　林火行為研究為林火撲救和森林管理提供理論依據，而根據林火實驗和野火記錄，建立林火蔓延模型進行林火行為量化和可視化，具有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林火行為包括林火蔓延速度、火強度和火焰高度，其影響因子包括天氣、地形和可燃物[26]。Albini[27]發現風速與林火蔓延速度為非線性關系，不同可燃物類型影響火頭停留時間。

　　林火蔓延模型不確定性來源于火場的風速變化和風向變化，因為模型建立在無風或者固定風速基礎上，導致林火蔓延速度被低估[28⁃29]。不同林火行為會影響樹木燒焦高度、死亡率以及種子雨傳播距離，從而影響火后群落結構和物種組成[30]。

　　隨著計算機技術和遙感技術發展，林火蔓延模型進入二維甚至多維的空間模擬階段，常用的空間模擬模型包括美國Farsite模型[31]，加拿大Prometheus模型[32]和澳大利亞Phoenix模型[33]等，模型中還可以加入飛火、樹冠火等火行為模型以提高模型準確度。另外，為了物種保護和減少林火帶來的損失，氣候變化和砍伐等對林火行為的影響[34]或者將干擾加入景觀模型如LANDIS模型[35]，為森林可燃物管理和林火預防提供參考。未來高分辨率遙感數據的使用、多種可燃物模型的建立，以及景觀尺度的林火行為動態研究，將可以顯著提高模型預測能力和結果的可靠性。

　　2.4林火風險評估與預警模型

　　森林火險評價和預警系統以火災發生機制、森林可燃物載量、分布及可燃性、森林火后更新特征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對森林火災的預警預報和火后森林管理具有必不可少的技術支撐作用。美國和加拿大的森林火險評估技術發展和應用最為領先，均于1972年開發出國家森林火險等級系統。

　　1)加拿大森林天氣火險等級系統加拿大森林火險天氣指數系統(FWI)是加拿大森林火險等級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指標體系以時滯⁃平衡含水率理論為基礎，通過天氣條件計算可燃物含水率變化，再結合可燃物載量和分布確定潛在火險等級[36]。FWI系統根據加拿大短葉松成熟林研制，經實驗修訂后應用到其他樹種。

　　FWI系統的輸入因子包括氣溫、相對濕度、風速和降水量。預報結果包括6個指標，分別描述細小可燃物和腐殖質濕度、林火蔓延速度、可燃物載量以及火頭強度。該系統將森林火險與可燃物含水率密切結合的思路得到普遍認同，許多國家將其引進和本地化后形成了相似的火險天氣系統。該系統在北方森林區得到了成功應用。

　　例如，Flannigan等[37]運用FWI對加拿大森林火險的長期趨勢進行預測，結果顯示到2100年，森林火險在大部分地區呈增加趨勢，但東部地區下降。Stocks等[19]運用4個GCM模型研究了俄羅斯和加拿大北方林中氣候變化對林火體系的影響，并預測了2倍CO2濃度下的森林火險分布，結果顯示出現極端火險的區域將大大增加。

　　2)美國國家火險等級系統美國國家火險等級系統(NationalfiredangerratingsystemorNFDRS)是基于燃燒原理和實驗室試驗發展的物理模型。模型采用的常數和參數反映了各種可燃物、天氣、地形和危險條件之間的關系。用于計算火險等級指數的數據包括每日觀測的天氣指標，和用戶設置的可燃物和植被環境參數，如植被狀態、季節和綠度因子等，以利用模型結合當地條件來預測火險狀況。

　　NFDRS在美國的應用基于AVHRR的每周影像計算植被NDVI數據，以此估計活植被狀態，采用天氣信息管理系統(WeatherinformationmanagementsystemorWIMS)、FireWeatherPlusandWeatherPro和FireFamilyPlus三大系統來產生NFDRS的輸出結果。野火管理人員通過網絡系統獲得NFDRS信息。

　　互聯網展示全美國的每日火險圖，包括火險等級、死可燃物和活可燃物濕度、干旱指數、Haines指數和Burgan潛在火指數，為林火管理部門提供參考。美國氣象局、林務局從上世紀70年代起，就開始應用短期氣候預報進行中長期森林火險預測預報，其方法即是運用短期天氣預報結果的20年歷史序列確定林火氣象敏感區，再結合森林火險等級系統(NFDRS)給出森林火險的中長期預測。

　　在周時間尺度上，所有的NFDRS指數都得到良好的預測。迄今，國外已有的長期火險預測主要基于氣候因素，較少考慮植被變化。隨著衛星遙感技術、全球大氣環流模型和動態植被模型為基礎的火險預測模型的發展與整合，構建更為復雜的林火動態機理模型，在不同尺度揭示林火與氣候變化的耦合動態將是未來方向。

　　3野火時空格局研究

　　3.1對野火過程與火燒格局相互作用的研究日漸深入

　　隨著野火的多指標量化和多尺度模擬技術進步，對野火體系與其驅動因素和生態⁃環境效應之間的研究日漸深入。如Kasischke等[38]發現阿拉斯加地區野火產生的碳排放密度與火斑塊大小顯著相關，大火年份單位面積碳排放為較低火年份的近2倍。Hantson等[39]發現火斑塊大小符合冪函數分布，且冪指數受人為活動和氣候的顯著影響。

　　Rogers等[40]比較了歐亞大陸和北美北方森林的野火，發現兩區域火強度、森林受破壞程度和不同樹種對火的適應能力方面具有系統性差異。在野火模擬方面，多數植被模型基于火擴散過程模擬火斑塊大小和火燒面積。Yue等[41]首次比較了模型模擬與衛星觀測的野火斑塊大小和數量，發現模型低估了極端大火(extremefire或catastrophicfire)的數量。

　　3.2極端大火發生風險與生態⁃環境效應成為關注焦點

　　極端大火對生態系統具有較大破壞性，且隨著氣候變暖和干旱化可能變得更加頻繁[42]。因此，極端大火的發生機制、生態影響、風險評估、精準預報，以及旨在降低大火風險的適應性森林管理已成為科學界和公眾的關注熱點。Bowman等[43]研究了輻射能量前0.0025%的極端大火事件，發現其與一般野火在危險指數頻率分布上沒有差異，但前者涉及的人口密度顯著較高。

　　Sedano和Randerson[44]發現阿拉斯加地區大火的發生與大氣飽和水汽壓虧缺顯著相關。在全球變暖情景下，未來大氣水分虧缺會持續加劇，極端大火風險將會進一步增大。目前，關于極端大火的研究剛剛起步，預計未來得益于先進遙感技術和人工智能數據分析技術支持，方將能夠在極端大火的預測預報和環境⁃生態風險評估方面取得突破。

　　4全球變化對野火的影響

　　4.1氣候變化對野火的影響

　　根據ISIWebofScience數據庫，關于氣候變化和野火的研究自2000年以來呈指數增加趨勢，其中森林火災研究約占八成，而關于極端火災的研究約占20%。氣候變化對火災發生的顯著影響主要包括大氣CO2濃度增加和氣溫升高。首先，升溫和CO2濃度增加導致生長季延長，提高森林和草原的生物量從而增加地表可燃物載量。

　　其次，全球變暖增加了溫帶大氣層中的閃電數量[45]。美國大陸地區的閃電數量將增加50%，顯著提高野火風險[45⁃46]，研究預估美國加州2020—2049年將增加雷擊火19.1%[47]。Stocks[48]發現加拿大北方針葉林野火中，閃電導致的單次火面積遠大于人工火源。此外，閃電能解釋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近年來森林大火年際波動55%以上，可能會增加碳損失和促進北方森林向北擴張[46]。

　　第三，氣溫升高會提高大氣蒸發，從而加劇干旱和和提高野火風險，特別是在可燃物充足的森林地區。實際上，受氣溫升高影響，近50年來北美高緯森林野火面積呈上升趨勢[48]，野火面積受到氣溫變化的顯著驅動[49]。此外，野火頻率的季節分布也在變化。近期北美地區火季晚期的野火頻率顯著上升，火強度更大導致了更多的CO2排放[50⁃51]。氣候變化在全球尺度上已經顯著增加了野火風險，在受干旱影響的區域尤為顯著[52⁃54]。

　　另一方面，海溫指數(seasurfacetemperature)與林火發生也存在遙相關關系，其中ENSO(ElNiñoSouthern⁃Oscillation)是最重要的海溫指數，可預測全球1/3的過火面積[55]。ENSO對降水進行重分配導致極端干旱[56]，對林火的作用大小和時間取決于對林火天氣和可燃物特征的影響[57]。

　　在亞洲溫帶、東非和亞洲赤道地區形成林火風險天氣，在澳大利亞西北部、印度和南美洲等地則與生長季降水、可燃物負相關，限制林火蔓延速度[55]。ENSO引發林火發生的同時，也會增加CO2排放1.0ppm/yr[58]，熱帶地區厄爾尼諾期間比拉尼娜要增加133%的氣體排放[57]。1997—1998年ENSO引發的干旱影響全球大部分熱帶雨林[56]，碳排放量達3.0Pg，為近二十年最高[4]。

　　4.2人類活動及其變化對林火的影響

　　人類活動通過影響地表植被及可燃物狀態、主動產生火源和撲滅災害性火災顯著影響了野火的發生。Archibald等[58]的研究表明，在非洲大陸不同歷史時期，人類活動通過影響野火的不同方面改變了火的大小和季節性。約100萬年前，人類活動對火的頻率的影響最為重要，約10萬年前對火的季節影響最為重要，而到了約1萬年前則是通過改變可燃物的連通性顯著減少了野火面積。人類活動不僅影響野火的空間分布，也影響火的體系和分布。

　　如Stocks等[48]對加拿大地區1959—1997年間的野火分析表明，人為活動導致的火主要分布在南部離居民點較近的地區，而閃電導致的火則主要分布在中北部地區;且由于人為導致的火更易被發現和及其撲救，其火斑面積平均只有閃電導致的火斑面積的二分之一。

　　Achard等[59]對俄羅斯森林地區2002—2005年的火點分析表明，人為活動影響林區的火點密度是原始林區的6—7倍，表明人為活動在俄羅斯森林火災中占主導地位。在熱帶地區，特別是亞馬遜雨林和東南亞，農田、牧場和種植園的開墾導致了毀林和泥炭地的退化，而火常常被用作清除地表植被的手段[60]，這些人為活動導致的火災在氣候較為干旱的厄爾尼諾年份更加突出[61]。

　　5野火的環境、生態和進化效應

　　5.1野火的環境效應

　　野火導致大量溫室氣體排放，同時釋放顆粒物形成氣溶膠，后者散射太陽輻射、延長云壽命并提高云反照率，從而產生降溫作用;此外，野火又通過破壞地表植被來影響下墊面反照率、潛熱和感熱通量等，對大氣產生進一步反饋;最后，野火產生的大氣排放和氣候影響也會對植被生長產生反饋，從而在各種因素間形成反饋回路。由于火在地球系統中復雜而重要的作用，全球氣候觀測系統(GCOS)將野火干擾列為關鍵氣候變量ECV之一。

　　歐洲空間局在其歐洲氣候變化重大項目“ClimateChangeInitiative”中，將野火作為衛星觀測的優先變量(www.esa⁃fire⁃cci.org)。因此，參與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的絕大多數地球系統模式都包括了對野火過程以及生態影響的模擬[68]。野火對陸地植被碳循環的影響是評價野火生態作用的一個重要方面。

　　定量評估野火產生的碳排放，主要方法是利用可燃物量、燃燒比例和火燒面積進行計算。過去幾十年，通過野火燃燒的實地測量、衛星遙感和模型模擬，已經積累了大量可燃物量、燃燒比例和燃燒量的樣點數據[69]。

　　在全球野火溫室氣體排放方面，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建立的全球火排放數據庫GFED得到最廣泛應用。最新發布的GFED4s涵蓋了1997年以來的逐月排放數據[4]。在此基礎上，vanMarle等[70]結合全球沉積層中的黑炭信息和多個植被模型的火排放歷史模擬結果，重建了1750—2015的全球火排放數據，以供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使用。

　　6結論

　　自本世紀初以來，野火研究的國際進展主要體現在火的遙感觀測技術及其時空格局刻畫、野火風險模擬和預警、全球變化與野火關系以及野火的生態環境效應等方面。總結起來，得益于空間觀測技術的進步，野火觀測的時空分辨率不斷提高，觀測內容由火燒面積、熱點數量或輻射強度等少數指標向基于火燒斑塊識別的多指標數據集演變;野火時空格局的刻畫也因此大大豐富，實現了多尺度多指標的火燒體系定量描述。全球變化對野火時空格局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氣候變暖和部分區域干旱化，及人為活動對野火發生頻率的助長和對過火面積的控制。氣候變化影響著火點分布、可燃物狀態及蔓延條件三方面。未來野火風險總體上將隨著全球變暖而進一步加大，而極端大火的發生機制和生態影響越來越受到關注。

　　人類活動一方面增加了火燒頻率，另一方面又通過提高生態系統管理的強度、撲救火災以及降低可燃物的連通性抑制了野火的發生。野火顯著降低了陸地植被的碳匯能力，又通過大氣氣溶膠作用產生降溫效應。植被在長期演化過程中對火的脅迫形成了一系列適應性狀。這些性狀影響著生態系統對野火的響應，并對火后生態恢復和重建具有科學指導價值。未來野火研究將在探測、識別技術的推動下，向跨時空尺度的觀測和模擬深度融合、典型機制和大尺度效應相結合的方向發展，對野火風險動態評估和早期預警、火前預防和火后植被恢復的現實需求始終是野火研究的主要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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