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的存廢問題一直是法學界和社會各界人士討論的熱門話題之一。那到底死刑是不是應該廢除，廢除以后怎么辦等問題都是本文作者考慮的問題。在投稿論文優秀范文里，本文算是上乘之作了。

　　摘要：死刑不具有正義性、功利性和人權性, 廢除死刑是大勢所趨。在中國這樣一個如此倚重死刑的國家，廢除死刑的合適方式是逐步廢除死刑并完善相關的死刑替代措施。

　　關鍵詞：死刑存廢,正義,功利,人權,民意,死刑替代措施

　　死刑作為最嚴厲、最殘酷、最古老的刑罰方式，剝奪人最珍貴的東西—生命。其自身發展的歷程見證了刑法、法律甚至是人類文明的進步。啟蒙運動之后的資產階級革命使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得到傳播，在刑法中確定了罪刑法定、罪刑等價和刑罰人道三大原則，繼而對死刑進行了質疑。而18世紀的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的《論犯罪與刑罰》一書揭開了全面否定死刑的序幕。“在一個組織優良的社會里，死刑是否是真正有益和公正?人們可以憑借什么樣的權利殺死自己的同類呢”這樣的質問啟發著一代代有識之士的思考。各種觀點和學說經過兩百多年的交鋒，使得這一問題已不再陌生，主張廢除死刑已經成為主流觀點，但在中國這樣一個如此多而頻繁的適用死刑的國家，對于死刑的討論還是有益的。

　　一、死刑廢除的理論根據

　　(一)死刑不具有正義性

　　從歷史淵源來看，死刑是最原始的刑罰方法。它脫胎于原始社會的同態復仇，是“殺人償命”的樸素報應觀點的產物。美國著名法理學家德沃金曾說：“正義肇始于對犯罪，懲罰和債務的簡單又易懂的規則”。這也就說明了刑罰是基于社會正義而存在的，“如同法律是被看作正義的化身一樣，刑罰也常常被看作是對犯罪的公正反應。在此意義上而言，維護社會公正，伸張正義以及成為死刑的報應根據在倫理意義上的具體體現。”將死刑用于嚴重威脅生命的犯罪似乎是公平正義的。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主張正義應被被理解為社會正義，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具有決定意義，可以稱之為正義的正義。與社會基本結構相對的正義是形式正義，包括法律正義和制度正義等被社會正義決定并反映的正義形式。死刑也被當作是對犯罪的公正反應，在此意義上，維護社會公正，伸張正義，即成為死刑的報應根據在倫理道義上的具體體現。因此，死刑制度也屬于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相比，形式正義是相對的，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不同的階級都有著不盡相同的正義觀，形式正義始終帶有鮮明的時代性和強烈的階級性。死刑的存在體現了當代的正義觀，死刑的改變也可能隨著人的正義觀的進步而進步。具體到實踐中，就是不允許歧視人格，尊重人性，敬畏生命，平等地對待眾生，這是正義的本質立場。那種因犯罪人侵害了他人的生命而等價由國家剝奪他的生命的機械主義的方式違背了實質的正義。

　　(二)死刑不具有功利性

　　死刑的功利性往往是主張廢除死刑和保留死刑的學者都愿意引用來支持自己的觀點。

　　首先，不能否認的是，死刑是經濟的。從刑罰的執行成本上看，替代死刑的自由刑的成本明顯高于死刑。但我們認為并不是所有得失都用經濟效益來衡量的，生命的價值高于財富等其他任何事物，在已經損失的一個人的生命的同時剝奪另一個生命，顯然是這個社會更大的損失。

　　主張保留死刑的學者認為，死刑具有功利性，對犯罪人生命的剝奪同時就使其永遠無法繼續實施威脅他人生命安全的行為。以犧牲一人的代價保護了潛在的受害人的權益。可謂收益大于付出。但筆者認為即使犯了故意殺人罪的人的人身危險性也是不一樣的，而且在教育改造之后，犯罪人有兩個發展趨向，改過自新或是執迷不悟。而上述觀點成立的前提就是已被判處死刑的犯罪人只會繼續犯嚴重危害社會安全的重罪，所以在更大損失產生之前必須把行為人處死。如果剝奪人生命這樣一個嚴肅的問題取決于這樣一個模糊的可能性，顯然不具有說服力。

　　(三)死刑威懾力有限

　　正因為生命的價值高于一切，所以人們都最為珍視，相較于財產刑和自由刑，生命刑帶來的恐懼和威懾是不言而喻的。貝卡利亞認為終身苦役比死刑更殘酷，更具有威懾力。如果貝卡利亞的假設成立，有人反問到，為什么被判無期徒刑的罪犯少有因為監禁的痛苦而選擇相對比較輕松的自殺呢?人類求生的本能是超越理智的。而且犯罪人多少會因罪行愧疚，這種類似贖罪的感情會削弱自由刑帶來的痛苦。其次，讓犯罪人痛苦的是苦役，但在現今的文明社會，即使殺人犯的合法權益也是應得到保護的，苦役甚至有間接虐待的意味，并不是進步的。

　　我們一方面應肯定死刑威懾力的存在，另一方面應對其局限性加以分析。首先，每個人的心理和生理特點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死刑發揮其威懾力是有一定的前提的。其一：行為人知道自己的行為會觸動死刑條款。其二：死刑的動用有現實的可能性。其三：行為人畏懼死刑。只有在三種假設條件都滿足的情況下死刑方可發揮其最大的威懾力。其次，由于社會治安形勢的不同，死刑產生的威懾效果也有差別。一般而言，當治安狀況較好，社會較為安定時，死刑的威懾力能得到較好的體現，較輕的刑罰，足以懲治犯罪。反過來當社會動蕩不安，治安形勢嚴峻時，由于犯罪不斷增加，感染著其他不穩定分子，犯罪就會象瘟疫一樣迅速在社會里蔓延，這樣死刑的威懾效果較弱。但是，我們同時認為，在各國的實踐中，廢除死刑后未見嚴重犯罪的明顯增加，恢復死刑后亦未見犯罪率的明顯下降，可謂沒有實證基礎。

　　(四)死刑不符合對人權的尊重

　　貝卡利亞說：“體現公共意志的國家和法律憎惡并懲罰謀殺行為，而自己卻在做這種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殺人犯，卻安排一個公共謀殺犯，盡管已披上‘合法化’的外衣。”死刑的存在強調國家至上而忽視了人的人性和人權，這是專制社會而不是民主社會的基本特征，在強調、尊重個人人權和國際社會致力于人權保障的世界趨勢下，死刑的存在和運用不符合尊重個人生命的原則，理應被立即廢除。此外，死刑顯然是殘忍的。剝奪人的生命方法無論多么先進，也無法消除犯罪人面對死亡的恐懼、絕望和行刑時不可避免的痛苦，不能否認這也是對人權的踐踏。死刑一旦執行，錯誤無法挽回，而廢除死刑可以在社會營造出一種尊重生命的人文氛圍。

　　死刑保留論者懷疑對犯罪人人權的保護是對受害人人權的蔑視。實則保護犯罪人人權與保護被害人人權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不能混為一談。保護犯罪人人權在對其實施刑罰處罰的前提下進行的，犯罪人的一些權利已經被剝奪，作為社會對其行為的否定性評價。除了懲罰，改造也是刑罰的應有之意。“以命抵命”是同態復仇的原始報應觀點，它是機械的，形式的，是對生命的漠視。另一方面，在被害人已經死亡的情況下，再處死犯罪人，這是對被害人權利的保護嗎?還是再一次損害了人權?

　　(五)死刑與民意

　　中國人民對死刑的信賴和偏好已經不需要統計數據的證明。因此，這是死刑廢除之路上不能不考慮的因素。由于我國幾千年的重刑主義傳統和自改革開放之后就失控的犯罪率，民眾對死刑的支持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但我們也應冷靜的認識到普通大眾對死刑的看法是膚淺和片面的，而且民意的最大特點就是容易被外界因素左右，如媒體感性而主觀的報道，片面的分析，容易誤導和煽動民眾。法國學者托克維爾在其傳世之作《論美國的民主》中提到了“多數人的暴政”。他說：“如果你承認一個擁有無限權威的人可以濫用他的權力去反對他的對手，那你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多數人也可以這樣做呢?許多人團結在一起就改變了他們的性格了嗎?面對艱難險阻的時候他們的耐力能因其力量的強大而強大嗎?至于我，可不相信這一點，我反對我的任何一位同胞有權決定一切，我也決不授予某幾個同胞以這樣的權力。”多數并不天然孕育著正確，多數的意志若無制度的制約，最容易演變為暴政。事實上，立法本身就有一種引導民意的作用，立法機關應當把民意向正確的方向上引導，這是立法機關義不容辭的任務。

　　二、死刑廢除之路

　　正如菲利在《實證犯罪學》中曾指出，犯罪是一種社會疾患，因此，不可能完全指望通過刑罰將犯罪消滅，應當尋找社會的救治辦法。注重對犯罪的綜合治理，鏟除產生犯罪的社會土壤，才能達到抑制犯罪的目的。最好的刑事政策是最好的社會政策。死刑的廢除只有社會經濟、文化、倫理和政治等條件都成熟后，水到渠成。抱殘守缺和極端冒進都不是死刑廢除之出路。

　　對于分階段逐步廢除死刑的方案，趙秉志教授提出的構想是：

　　第一步，廢止非暴力犯罪死刑。第二步，廢止非致命性普通暴力犯罪死刑。第三步，廢止致命性暴力犯罪與戰時暴力犯罪死刑。屆時，我國全面廢除死刑，才可以說建成了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趙秉志教授的構想有步驟漸進的改革我國死刑制度，充分考慮了我國的現實問題，具有很強的可行性。可喜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已經在廢除死刑之路上邁開了有力的步伐。除了取消十三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外，還完善了死刑的相關刑罰制度，為廢除死刑作了有益的準備。我國對死刑倚重的原因之一是與之銜接的自由刑不夠完善。死刑偏重，生刑偏輕。較低的有期徒刑上限，不嚴密的緩刑、假釋制度，加之執行中的漏洞使有期徒刑和無期徒刑懲罰力度降低，沒能有效的懲治犯罪，繼而加深了人們對死刑的依賴。

　　刑法修正案八將死緩的實際服刑期限從“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改為“二十年有期徒刑”，對其中累犯、八項重罪和有組織暴力性犯罪被判處死刑期緩期執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在依法減為無期徒刑或者二十年有期徒刑后，不得再減刑。死緩制度是我國刑法中的一大創新，對過渡死刑和限制死刑起了重要作用。但死緩制度也有弊端，死緩二年后可減為無期徒刑，無期徒刑至少執行十年以上，也就是理論上，死緩實際執行期限最少為十二年。被判處死緩的犯罪人的罪行是非常惡劣的，動輒只執行十幾年有期徒刑，刑罰過輕。在人們嚴格控制死緩的判刑呼聲下，刑法修正案八作了有益的嘗試。相似的，對假釋制度也作了細化、嚴格的規定。引入社區矯正制度，幫助改造后的犯罪人回歸社會。將有期徒刑數罪并罰的上限從二十年修改為二十五年。加重自由刑以漸進的過渡到死刑，彌補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斷層。也有人提出將來可以用附賠償的長期自由刑替代死刑。死刑適用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如果不判處死刑，無法平息被害人及其親屬的報復心理，無法撫平犯罪給被害方造成的精神痛苦。基于此，許多學者提出，在這樣的案件中，如果犯罪人能給予被害人(包括其近親屬)巨額的金錢賠償，雖然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未嘗不是彌補物質損失，緩解精神痛苦的一種方式。這種以金錢賠償等方式取得被害人或其近親屬的諒解而免于死刑的作法在實踐中已有不少嘗試。刑法修正案八開始了逐步廢除死刑的立法之路，今后我們將在借鑒外國的成功經驗和結合我國特殊國情基礎上探索適合自己的死刑廢除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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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釗作俊著《死刑限制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