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出版領域涉及較多語言文字工作，語言文字規范化是出版物質量管理的基本要求，出版領域是語言文字治理的重要領域，有必要有效實施語言治理。從《關于全面加強新時代語言文字工作的意見》來看，出版領域需要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主體，提升語言文字規范化水平，堅定文化自信和語言自信，傳承和傳播中華語言文化。為了解決出版領域的語言文字問題，建議開展出版領域語言文字規范化體系建設，提升出版從業人員及研究人員語言素養和語言能力，推進民族語言文字成果雙語出版，推進服務于特殊人群的出版等。

　　關鍵詞  出版領域;語言文字;治理體系;規范化

　　語言文字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語言政策的制定、立法及司法語言的使用等，都服務于國家治理。新中國成立以來，根據社會發展需要，國家先后實施了文字改革、語言規范化標準化信息化、語言立法、語言服務等多項語言治理措施，為國家和社會發展起到了重要推進作用。2021年11月，《關于全面加強新時代語言文字工作的意見》(國辦發〔2020〕30號)(以下簡稱《意見》)發布。《意見》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以國辦名義下發的全面加強語言文字工作的指導性文件，該文件對語言文字工作做了全面部署，指明了新時代語言文字工作的前進方向和發展路徑。出版物以語言文字為主要載體，國家語言文字政策對出版領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作為重要的語言文字政策文件，《意見》提出了哪些要求，出版領域存在哪些較為突出的語言文字問題，如何根據《意見》有效實施語言治理，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1  出版領域語言文字治理的必要性

　　語言文字規范化是出版物質量管理的基本要求。《圖書質量管理規定》和《報紙期刊質量管理規定》是出版物質量管理的重要文件，均涉及語言文字規范化相關要求及差錯計算方法。出版物語言文字規范包括文字、語音、標點符號、量和單位、科技名詞等內容。出版物文字的使用需要遵循《通用規范漢字表》，該字表整合了之前的幾種字表，是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漢字規范;出版物中漢字的讀音需要遵循《漢語拼音方案》和《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GB/T16159-2012)相關規定;標點符號需要遵循《標點符號用法》(GB/T15834-2011)、《中文出版物夾用英文的編輯規范》(CY/T154-2017)相關規定;數字的使用需要遵循《出版物上數字用法》(GB/T15835-2011)相關規定;量和單位的使用需要遵循《國際單位制及其應用》(GB 3100-1993)、《有關量、單位和符號的一般原則》(GB 3101-1993)和13個關于各專業領域中量和單位使用的國家標準的規定;科技名詞需要使用國家審定公布的規范名詞。

　　此外，《出版管理條例》《網絡出版服務管理規定》也提到，網絡出版物使用語言文字，必須符合國家法律規定和有關標準規范。盡管針對出版物質量已經制定了一系列文件，但出版領域語言文字問題依然普遍存在。落實依法治國的要求，完善國家語言文字治理體系，優化語言文字治理結構，是當前語言文字工作的重要方向。多層次、全方位語言文字治理體系的構建，離不開社會各領域的共同努力。構建語言文字治理體系，需要各領域在實踐中發現問題并提出治理需求和建議，以便相關部門精準施策，制定法規或準則。出版領域涉及大量語言文字工作，是語言文字治理的重要領域。出版領域的語言文字治理，需要明確出版領域語言文字相關規定在國家語言文字治理體系中的層級，協調解決與國家標準、相關法律法規之間不一致的問題，探索和優化出版領域語言文字相關規定的制定、實施、監督及評估機制。

　　2  從《意見》看出版領域語言文字治理的基本要求

　　2.1  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主體《意見》指出，要“牢固確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主體地位”，“加強教材建設，確保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規范標準的貫徹落實”，“在民族地區中小學推行三科統編教材并達到全覆蓋”，新聞出版等系統相關從業人員“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水平應達到國家規定的等級標準”。這些規定或涉及教材出版，或與新聞出版從業者相關，出版領域必須遵循。首先，出版領域需要始終堅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主體地位，任何地區的任何出版機構都不能背離這一宗旨。我國的通用語言文字指普通話和規范漢字，就出版工作來說，除有聲讀物外，主要涉及規范漢字的使用。不論是外語類出版還是民族語言類出版，都必須堅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主體地位，不能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主體地位有所損害。其次，需要加強教材出版管理，確保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規范標準的貫徹落實。

　　教材出版非常重要，尤其是中小學教材，肩負著基礎教育的重任，一直備受關注。因此，國家政策對中小學教材出版具有深遠影響。隨著國家政策的調整，出版機構也需要根據出版物市場情況適時作出調整，在全面貫徹執行國家語言文字政策的前提下，推進出版事業的發展。再次，新聞出版等系統相關從業人員的通用語言文字水平須達到國家規定的等級標準。也就是說，通用語言文字水平不能達到一定等級的人員，不夠資格從事新聞出版工作。這項規定有利于提升出版行業人員素質，也是推廣普及通用語言文字的重要舉措。

　　2.2  提升語言文字規范化水平

　　《意見》指出，要“加大行業系統語言文字規范化建設力度，強化新聞出版等領域語言文字監督檢查”，“將語言文字規范化要求納入行業管理內容”，“加強對新詞新語、字母詞、外語詞等的監測研究和規范引導”，“加強地名用字、拼寫管理”，這些規定，對出版管理提出了要求。

　　首先，出版領域需要強化語言文字監督檢查。出版領域一直十分重視出版質量，語言文字規范是出版物質量檢查的重要內容。近些年來，各種校對軟件在協助檢查語言文字差錯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出版領域的語言文字監督檢查工作也將逐步向專業化、專項檢查方向發展。其次，需要將語言文字規范化要求納入出版行業管理。2015年，新聞出版行業標準《學術出版規范 科學技術名詞》(CY/T119-2015)頒布，要求出版物使用科技名詞首選國家科技名詞審定機構公布的規范詞。

　　其實，科技名詞規范化只是語言文字規范化的組成部分，出版行業有待制定的語言文字相關標準還有較大拓展空間。在落實語言文字規范化要求的管理模式方面，也還需要更多的探索。再次，需要規范引導出版物中涉及的新詞新語、字母詞、外語詞，加強地名用字和拼寫管理。許多新詞、字母詞及外語詞的使用還不夠成熟穩定，大眾使用傾向還不十分明確，如果缺乏引導，可能會造成混亂。很多這類詞語是出版物中無法回避的，出版對于這類詞語的傳播具有重要作用，盡早加以規范引導，是非常必要的。地名用字和拼寫的管理，也具有類似的性質，需要加強管理和規范。

　　2.3  堅定文化自信和語言自信，傳承和傳播中華語言文化

　　《意見》指出，要“加強中華優秀語言文化的研究闡釋”，“加強中小學經典詩文教育”，“加強中國當代學術和文化的外譯工作”，“大力提升中文在學術領域的影響力，提倡科研成果中文首發”。這些重點工作都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相關內容的出版是傳承和傳播中華語言文化的重要方式。首先，要加強關于中華優秀語言文化的學術出版。中華文化是一座寶庫，很多內容值得深入挖掘，加強研究闡釋傳統文化必將推進相關成果的出版。出版領域有必要做好總體設計和選題策劃，以達到更理想的出版效果。

　　其次，要加強關于中小學經典詩文的教育出版。中國古代詩文資源非常豐富，但如何分級，如何以中小學生喜聞樂見的方式呈現出來，需要出版界和學術界共同努力。最后，還要堅定語言文化自信和學術自信。就學術研究來說，學位論文是研究人員接受學術訓練、從事研究工作的開端。意見強調，“除國家另有規定外，學位論文應當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撰寫”。學位論文以規范漢字書寫，為作者日后科研成果中文首發奠定了基礎。就學術出版來說，將會有越來越多的科研成果以中文呈現，服務于中國科技發展和社會需求，出版物的吸引力和含金量將會有較大提升，有利于提升中文在國際學術領域的影響力。

　　3  從《意見》看出版領域面臨的語言文字問題

　　3.1  出版領域的語言文字規范化建設有待加強

　　就出版領域來說，現有的語言文字規范標準還無法完全滿足出版高質量發展的需求。首先，字形規范研制有待加強。出版印刷領域在漢字規范應用方面具有很強的示范作用，解決好這個領域的難點問題，將有力促進全社會漢字應用水平的整體提升。就漢字字形來說，諸如通用印刷漢字字形的優化、繁體字字形的標準、簡繁對應關系的明晰化、類推簡化的范圍等問題，至今仍未能取得高度共識。[1] 就異形詞的規范來說，也需要不斷擴大覆蓋面，以滿足出版領域的需要。

　　其次，字音規范研制有待加強。《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的發布及修訂對普通話中的常用異讀詞具有很好的規范作用，但具體到科技領域，還是存在一些無法妥善解決的異讀問題。如含“薄”的科技詞“薄板”“薄層”等、含“巷”的科技詞“井巷”“分巷”等的標準讀音如何確定，需要語言學界和科技界達成共識，制定相關標準。[2] 再次，新詞規范研制有待加強。一方面，網絡詞語是新詞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學者提出，對無害的、有積極意義又可以生動表達含義的網絡詞語，完全可以保留在作品中，可適當加引號，并在合適的位置提供背景說明文字;粗俗不健康的語言要堅決剔除。[3] 對于語言學界來說，有必要跟蹤研究并公布相關數據，引導規范使用網絡詞語。另一方面，科技新詞的規范也備受關注。由于牽涉面廣，科技詞定名往往落后于實際需要，相關出版物無所遵循的情況比比皆是。

　　3.2  出版從業人員及研究人員語言素養和語言能力有待提高

　　報紙和期刊出版中的語言文字差錯依然存在，在編校質量的各個指標中占較大比重。2020年12月，上海市新聞出版局發布關于2020年上海報紙編校質量檢查情況的通報：共檢查報紙79種，其中22種報紙編校質量優秀，占比27.9%;52種報紙編校質量合格，占比65.8%;5種報紙編校質量不合格，占比6.3%。語言文字問題如用字差錯、用詞差錯、表達差錯等是其中存在的典型性問題。[4] 2021年，上海市新聞出版局發布了上海市期刊協會對本市期刊進行編校質量檢查的結果，共檢查期刊616種，其中563種編校質量合格，占比91.4%，53種編校質量不合格，占比8.6%。

　　出版界高度重視出版質量，堅持實施繼續教育培訓，且語言文字規范使用為培訓的重要內容。然而，繼續教育培訓效果有待改善。相關學者對483位學術期刊編輯做了調查，結果顯示僅45.57%的被調研者更傾向于選擇相關部門提供的在線繼續教育培訓，僅27.21%的被調研者認為“網絡培訓內容豐富且有價值”而選擇在線培訓;超過80%的被調研者表示會認真學習微博/微信公眾號推送的自己感興趣的學習內容，超過80%的被調研者愿意參加在線學術會議。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出版專業技術人員在線繼續教育面臨教學資源和教學質量雙重困境，官方認定學時的培訓內容和形式還存在較大改進空間。[6]

　　3.3  既要以通用語言文字為主體，又要推進民族語言文字成果的出版

　　如何在堅持通用語言文字主體地位的同時推進民族語言文字成果的出版，是民族出版面臨的首要問題。近些年來，民族語言文字相關文件為民族語言文字成果的出版指明了方向。2010年發布的《國家民委關于做好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管理工作的意見》中提出要做好“雙語”教學工作，研究制定“雙語”激勵機制和培訓計劃，組織編寫雙語讀物等。

　　2016年，國家民委、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公務員局出臺了《關于推進民族地區干部雙語學習工作的意見》，且相關地區據此制定了具體實施方案。2017年，國家民委印發的《“十三五”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工作規劃》中提到：大力加強雙語人才隊伍建設，科學穩妥推行雙語教育，建設雙語人才基地，推進雙語人才培養培訓，開展雙語和諧鄉村(社區)建設工作等。可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成果雙語出版對于堅持通用語言文字的主體地位具有重要意義，但如何做好雙語出版，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最大化，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就雙語教育來說，不同層次、不同階段、不同教學對象的雙語教育多種模式必然對教材出版提出更高要求。如何對雙語教育進行長遠規劃，采取有效措施保證教材質量，保持教材的生命力和競爭力，是教育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要認真思考并加以研究的重要課題。

　　3.4  如何服務于特殊人群

　　我國特殊人群基數較大。據《2019年殘疾人事業發展統計公報》[8]，1 043.0萬殘疾兒童及持證殘疾人得到基本康復服務，其中視力殘疾人112.2萬、聽力殘疾人73.1萬、言語殘疾人4.4萬，全國有殘疾人康復機構9 775個;全國共有特殊教育普通高中班(部)103個，在校生8 676人，其中聾生6 083人、盲生1 629人、其他964人。殘疾人中等職業學校(班)145個，在校生17 319人，畢業生4 337人。就出版領域來說，出版了《國家通用手語詞典》;國家通用手語和國家通用盲文相關學習應用程序正式上線，進入聾校、盲校的部分義務教育階段教材;使用國家通用盲文的新書發稿824種，發稿字數6 477萬字，完成圖書713種。

　　就盲文出版來說，我國盲文出版事業已由單一紙質出版發展到目前盲文、大字、有聲、數字出版、無障礙影視等多形態出版。盲文出版在滿足盲人閱讀和學習需求的同時，還存在數量不足、信息滯后、針對性不強、出版成本過高等問題。[9] 就手語出版來說，《中國手語》《國家通用手語常用詞表》作為工具書為手語學習提供了便利，根據《國家通用手語常用詞表》編訂的教材《中國手語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面向初、中、高不同手語水平的學習者，還附有聾人手語老師的視頻演示。但如何滿足特殊人群多樣化的精神需求，如何改變因盈利難而忽視特殊人群的現狀，依然是一個難題。

　　4  出版領域語言文字治理建議

　　4.1  開展出版領域語言文字規范化體系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在政府主導下，先后公布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1955)《漢字簡化方案》《漢語拼音方案》《簡化字總表》等系列規范標準。2000年以后，又陸續公布了《通用規范漢字表》《國家通用盲文方案》《國家通用手語常用詞表》等規范標準，標準建設領域不斷拓寬。語言文字規范標準建設應面向教育、行政、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等語言文字應用重點領域的需求，加強調研評估，完善具備多領域服務能力的語言文字規范標準體系 [10]，已成為共識。出版領域語言文字規范化體系建設離不開相關國家機構之間的工作協調機制。

　　就術語標準化的層面來說，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職能各有不同，也存在交叉，但以上機構在成果發布方面一直缺乏足夠科學完善的協調機制。因此，在語言規范化相關機構之間建立全面協調機制，是出版領域語言文字規范化體系建設的基本條件。出版領域語言文字規范化體系建設還需要出版領域和語言領域通力協作。首先，出版領域需要深化研究，積極探索領域內具有普遍性系統性的語言文字問題，并將相關重點和難點提供給語言學界;其次，語言學家需要會同出版領域專家，結合語言相關標準的總體情況和出版領域的實際困難和實際需要，制定科學系統、切實可行的規范化方案;再次，廣泛征求語言學界及出版界專家意見，經過試用和修改，形成最終方案，并確定為行業標準。

　　5  結語

　　出版是一項生產和傳播知識、傳承人類文明的實踐活動，與各行各業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隨著出版業的快速發展，出版學交叉融合的學科屬性日益突顯。語言治理對出版業發展的影響不可忽視，從秦始皇統一中國時實施的“書同文”政策，清代設立的推廣官話的機構——“正音書院”，到新中國成立后的文字改革、語言文字規范化、推廣普通話等，都是中國歷史上語言治理的重要舉措，對于出版領域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目前學術界關于語言治理與出版之間關系的相關研究還十分缺乏，本文以《意見》為契機探討出版領域語言治理問題，希望能引起出版學界的重視，做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參考文獻

　　[1]  王立軍. 當代漢字應用熱點問題回顧與思考[J]. 語言文字應用，2020(2)：52-61.

　　[2]  王琪. 淺談科技異讀詞的規范問題[J]. 中國科技術語，2016(4)：16-18.

　　[3]  葉北寧. 淺談網絡語言對出版的影響及應對方式[J].遼寧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6(2)：101-102.

　　[4]  上海市新聞出版局關于2020年上海報紙編校質量檢查情況的通報[EB/OL].(2020-12-16)[2022-01-15].

　　[5]  上海市新聞出版局關于2021年本市期刊編校質量檢查情況的通報[EB/OL].(2022-01-14)[2022-01-15].

　　[6]  沈秀. 出版專業技術人員在線繼續教育的現狀、問題與路徑：基于483位學術期刊編輯的調查研究[J]. 傳播與版權，2022(1)：73-77.

　　作者：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