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文化運動發生已過百年，它是中國近代一次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思想啟蒙運動‍‌‍‍‌‍‌‍‍‍‌‍‍‌‍‍‍‌‍‍‌‍‍‍‌‍‍‍‍‌‍‌‍‌‍‌‍‍‌‍‍‍‍‍‍‍‍‍‌‍‍‌‍‍‌‍‌‍‌‍。 新文化運動曾對傳統儒學進行了大量的批判與否定，但全盤否定不是新文化運動對傳統儒學的真實態度‍‌‍‍‌‍‌‍‍‍‌‍‍‌‍‍‍‌‍‍‌‍‍‍‌‍‍‍‍‌‍‌‍‌‍‌‍‍‌‍‍‍‍‍‍‍‍‍‌‍‍‌‍‍‌‍‌‍‌‍。 本文試圖通過梳理新文化運動與儒學的復雜關系，厘清新文化運動對傳統儒學的真實態度‍‌‍‍‌‍‌‍‍‍‌‍‍‌‍‍‍‌‍‍‌‍‍‍‌‍‍‍‍‌‍‌‍‌‍‌‍‍‌‍‍‍‍‍‍‍‍‍‌‍‍‌‍‍‌‍‌‍‌‍。

　　【關鍵詞】 新文化運動; 傳統儒學; 繼承發揚

　　新文化運動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一場思想啟蒙運動。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 帝國主義列強忙于一戰，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發展，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壯大，強烈要求實行民主政治，發展資本主義。

　　辛亥革命結束后，封建政治、封建經濟、封建思想、意識形態仍和以前一樣，民主共和觀念并未真正深入人心，人民群眾的精神世界依舊是麻木的，早期留洋回國的知識分子認為是封建傳統文化桎梏了人民的思想，只有破除封建思想，引進西方思想，重新在人們腦海中構建一種新的價值觀，才能挽救中國。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1916年，《青年雜志》改名為《新青年》，編輯部搬到了北京，新文化運動正式開始，以“民主”和“科學”作為宣傳口號反對以儒學為主的封建傳統文化。

　　一、新文化運對孔教的批判的原因

　　民國初年，康有為回國后積極在各地建立孔教會，孔教會以封建文人、清朝遺老為主要成員，孔教運動在國內迅速發展，掀起一股尊孔復古的熱潮。 1913年8月15日，嚴復、梁啟超等人聯名向國會兩院請求將孔教定為國教及將孔教加入憲法，這些主張大多沒有得到實現，但袁世凱仍與孔教運動相互勾結，以實現復辟帝制。

　　1913年初，袁世凱頒布《整飭倫常令》，聲稱“中華立國，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經”。 6月，通令恢復學校祀孔。 1914年9月28日，袁世凱率百官到孔廟祭孔。 12月23日到天壇祭天，穿古衣冠，行大拜禮。 1915年12月12日，袁發布命令承受帝位。 13日，接受百官朝賀，大加封賞。 31日，袁下令1916年改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準備于1月1日即皇帝位。 1916年3月22日，袁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廢除“洪憲”年號。 在袁世凱短短83天的鬧劇后，張勛又帶領辮子軍企圖復辟帝制，最終仍以失敗告終。

　　兩次復辟帝制的失敗，使陳獨秀和李大釗看到了孔教與帝制的關系。 陳獨秀在《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中指出：“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①，李大釗在《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中指出：“孔子是‘歷代專制之護符’。 ”②君主專制以儒學為思想基礎，實現思想專制。 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人們追求思想的自由便被禁錮，致使許多優秀的思想都不為人知。 正是思想的局限、視野的狹隘，導致中國在方方面面逐漸落后于西方。 新文化運動的目的是想效仿法國大革命，啟蒙和解放國民的思想，使中國確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 因此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對康有為倡導的“尊孔”深惡痛絕，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倒退，是阻礙國民思想進步，由此對孔教深惡痛絕，反儒運動也由此興起。

　　二、新文化運動對儒學的批判

　　(一)對綱常禮教的批判

　　新文化運動對儒學的批判，主要圍繞董仲舒提出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三綱規定了封建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妻之間的特殊道德關系，是君權社會的產物，具有明顯的階級尊卑區分，與西方的共和制、人人平等思想水火不容。

　　對禮教的批判最著名的便是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 在《狂人日記》中，魯迅借著“狂人”的口，憤怒地揭穿延續幾千年的封建禮教的真面目：“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 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③魯迅通過描寫一個被視為“狂人”的正常人的心理獨白告訴大眾，在長期受到封建禮教的控制和禁錮后，人們不但不自知，反而會不自覺地維護封建禮教，并將這種行為一代傳向一代，致使偽善盛行。 封建禮教對女性造成的傷害尤為深重。 魯迅的另一篇文章《祝福》中的祥林嫂也是被這種禮教“吃”掉的，善良的祥林嫂在失去丈夫后想依靠自己能力生活，但因為禮教，她在婆婆和大伯的命令下被迫改嫁; 也是因為禮教，改嫁后被視作不忠貞、不干凈的人而被社會所不容，最終悲慘死去。 祥林嫂只是被封建禮教壓迫的女性之一，儒學思想本身就帶有男尊女卑的色彩，自程朱理學后，儒學對女性的壓迫日益加重，有無數婦女犧牲在“節烈”的名義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觀念流傳百世，魯迅認為應該將婦女從“節烈”的枷鎖下釋放出來。

　　(二)對封建宗法家族制度的批判

　　新文化運動對孝的批判源于一篇文章《非孝》，該文章寫作于1919年11月，作者是浙江一師的一名學生，他原本是一個堅定的儒學衛道者，但在經歷母親患了嚴重疾病后，父親認為母親已是必死之人，不必再花錢去治療，便把錢用到了別處，當母親逐漸病重時，他的父親更是不管不問，每天只給她喂點硬鍋巴和腐爛的蔬菜，父親的冷酷使他萬分失望，一方面他想幫助他的母親治病，但他又不想違逆他的父親。 在左右為難后，他整個人由此發生轉變。 他在《非孝》這篇文章中指出，傳統的“孝”是一種不自然的、單方面的、不平等的道德，而人類應該是自由、平等、互助、博愛的，“孝”的道德與此不和，所以應當反對。

　　新文化派以《非孝》的發表為契機，開始大規模討論傳統孝道的合理性，對傳統孝道進行批判。 吳虞寫了一篇檄文《說孝》，指出：封建孝道就是要“把中國弄成一個‘制造順民的大工廠’”。 1919年，胡適發表白話詩《我的兒子》，提出了著名的“無后主義”，他的詩里含有西方近代民主主義的父子平等思想。 魯迅也隨之創作了《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提出了新型父子關系應以“無我的愛”為基礎，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應該是對等的，彼此是相互尊重。 1926年，魯迅在《二十四孝圖》中進一步批判了儒學的孝是荒謬、虛偽、迂腐甚至有時是變態的。

　　孝的本意是對父母和養育之人的奉養，但被儒家和封建統治者改造后，變成了家族專制和君主專制的工具。 儒家的“孝”思想是專門為尊者、長者、上者設計的，絲毫沒有考慮到卑者、幼者及下者的權利，個人在家庭、宗族中經常沒有選擇的自由，一切都以家族榮耀為重，因而這種孝是不公平、不平等的。

　　三、新文化運動對傳統儒學的真實態度

　　新文化運動以民主、科學為口號，以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文化為主，對歷史的意義在今日已有目共睹，但國內學界一些學者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以徹底“反傳統”的代價“全盤西化”，割裂了傳統與現代的聯系，致使中華文化斷層，新文化運動也因此被扣上了“激進”的帽子。

　　百年回望，今天再去看待這場運動時，新文化運動中的確有一些態度強硬而激進的思想行為，但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均受過傳統儒學的教育，他們對于傳統文化的批判也并非盲目的而是有針對性的，他們對于傳統文化的態度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對儒學的猛烈批判主要是因為辛亥革命后，人們的思想觀念仍受傳統禮法制約，中國大地上不斷有人企圖利用儒學復辟帝制，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認為只有大量引進西方民主的觀點，沖擊傳統儒學的文化主導地位，使國民思想解放，使中國走上民主的道路。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自古矯枉必須過正，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思想深深影響中國的大多數民眾，新文化運動若是不采取徹底的、疾風暴雨的方式，是不可能喚醒民眾、解放人民思想，推翻封建帝制的。 1919年12月，胡適曾在文章《“新思潮”的意義》中指出：“要反對調和，因為評判的態度只有是與不是，好與不好，沒有古今中外的調和‍‌‍‍‌‍‌‍‍‍‌‍‍‌‍‍‍‌‍‍‌‍‍‍‌‍‍‍‍‌‍‌‍‌‍‌‍‍‌‍‍‍‍‍‍‍‍‍‌‍‍‌‍‍‌‍‌‍‌‍。 調和是社會的一種天然趨勢。 人類社會有一種守舊的惰性，少數人只管趨向極端的革新，大多數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 這就是調和。 調和是人類懶病的天然趨勢，用不著我們來提倡。 我們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數人也許勉強走了三四十里。 我們若是先講調和，只走五十里，他們就一步都不會走了。 所以革新家的責任只是認定‘是’的一個方向走，不要回頭講調和。 ” ④

　　同時，在這篇文章中，胡適還提出通過整理國故(即梳理、研究、評判舊有的學術思想)，達到再造文明的地步。 1935年，胡適在《獨立評論》中說：“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 但我同時指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 現在的人說‘折衷’‘中國本位’，都是空談。 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 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 我們不妨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的。 ” ⑤

　　因此，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并不是要否定或拋棄中國固有文化、移植西方文化，全盤西化，而是研究傳統文化、吸收西方文化，再創造新的文化，之所以采取較為激進的方式，是出于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下思想與政治建設的嚴峻情形和矯枉必須過正的理念。 新文化運動并未徹底與傳統文化決裂，對于傳統文化仍然是堅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

　　注釋:

　　①陳獨秀：《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新青年》1916年10月1日，第二卷第二號。

　　②李大釗：《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甲寅》1917年2月4日。

　　③彭明：《五四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頁。

　　④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1919年12月1日，第七卷第一號。

　　⑤胡適：《編輯后紀》，《獨立評論》1935年3月17日，第142號。

　　作者簡介：蔣鎣霞，女，江蘇泰興人，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社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