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笛卡爾的理性觀是柏拉圖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它為西方近代哲學引致了深刻的變革，并開創了認識論轉折的理性主義新浪潮。作為哲人—科學家的笛卡爾，其科學理論體系依托于實踐化的經驗研究，其理性主義學說因而展現了鮮明的實用化特征。笛卡爾思想體系中所蘊涵的懷疑—批判方法、觀察—實驗法、科學實在論等理論觀點皆彰顯了哲學實用化及理性實踐性的基本特質。笛卡爾理性觀迄今仍保持了對于西方現代哲學的相當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與歷史意義。

　　關鍵詞：笛卡爾;理性觀;分析性;科學實踐

　　英國哲學史專家柯普斯登在其多卷本著《西洋哲學史》中有這樣的評價：“一般來說，近代哲學開始于笛卡兒，或由法蘭西斯·培根開始于英國，而由笛卡兒開始于法國。”[1]作為西方近代哲學之父，笛卡爾是認識論理性主義的典范性代表。之后，對笛卡爾思想的繼承發展生發出波瀾壯闊的哲學研究浪潮。從科學史視角看來，“有一個欣欣向榮的笛卡爾主義傳統，甚至于，牛頓在自己獨特的自然哲學形成之前(1665年初之前)也是一個笛卡爾主義者，其作品的成功則很大程度上歸之于世紀之末笛卡爾主義的消亡”。[2]

　　隨著近代笛卡爾主義演進為現代新笛卡爾主義、乃至后笛卡爾主義，笛卡爾理性觀的影響依然占據了現代哲學的研究問題域。在其繁富斑斕的理論體系中，笛卡爾秉持了嚴謹的懷疑與批判精神、開創了革命性的新哲學體系，其理性觀蘊含了面向科學實踐、呼應社會發展的鮮明實用化趨向。依據科學實踐的有關學理標準，我們可以將笛卡爾理性觀總括性地展開為開創性、批判性、實踐性與實在性等四個基本維度。

　　一、革命性的哲學使命：笛卡爾理性觀的開創性及其歷史影響

　　理性主義從來就是西方哲學的主流思潮。作為近代哲學之父，笛卡爾繼承并發展了西方古代哲學的柏拉圖主義，將理性主義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現象學大師胡塞爾說道：“事實上，笛卡爾開啟了一門全新的哲學。”[3]3但是，與柏拉圖將理性神秘化與形而上學化不同，笛卡爾主義建立在近代科學技術的新成果基礎上。在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人文主義浪潮之后，笛卡爾將人的自我意識提升到全新的層面，其關于科學理性的探索打開了聚焦于人類主觀能動性的新局面。笛卡爾認為新哲學的使命在于：探尋任何比教條式理論更確定的哲學基礎。他以“我思，故我在”(egosum,egoexisto)作為自己理論體系的出發點，這個論斷后來成了哲學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實驗之一。

　　笛卡爾認為這是他所追尋的哲學第一原理，也是“知識的出發點”[4]。笛卡爾理性觀保留了感知覺及感性認識的重要定位，并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經驗主義的必要而基本的作用。理性建立在具體的科學實踐中，理性也是貫通與提升人的認知能力的直接依托。在笛卡爾的原初語境中，理性與理智、智力、心靈、精神、思想構成了近義詞系。作為一種新形態的理性主義，它強調科學研究的嚴謹分析方法，以此開創了西方哲學的新階段。康德如此評價笛卡爾：如果說德謨克利特是古代的第一位哲學家，那笛卡爾則是近代哲學的開創者，他們都改進了哲學研究的傳統方法。[5]23

　　當人們將現代分析哲學的淵源追溯到黑格爾和康德之時，從科學方法論的視角來說，笛卡爾的分析方法顯然是現代分析運動的卓越先行者。在笛卡爾看來，分析“是指導的最好和最真方法，這是我在沉思中唯一運用的方法”。[6]156笛卡爾的分析方法可以用“窮其可能、縱覽全貌、一絲不茍”來形容，他如此描述：“我們先逐步將復雜和模糊的命題還原為簡單命題，然后，從所有最簡單的直覺開始，嘗試通過相同的步驟來追溯所有其它的知識。”[7]

　　分析不僅展現在理論思考層面，在具體科學研究中也必須做到條分縷析、步步深入。“即使在物理學中也沒有滿足的理由，除非它們涉及到所謂的邏輯或分析的必要性。”[8]這種嚴謹分析態度衍生出了后來愛因斯坦所贊美的理性精神。笛卡爾的分析理性對現代分析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作為現代分析哲學之父，弗雷格接受了笛卡爾關于物質(事物世界)和思想(觀念世界)之間的區別;像笛卡爾一樣，他認為有必要對觀念論的懷疑主義做出回應，后者主張觀念之外無物存在。[9]158弗雷格之后，英國的分析運動經由羅素—維特根斯坦—賴爾等人蓬勃發展起來。

　　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高度贊揚了笛卡爾認識論及批判—懷疑方法論的開創性成就，并指出，笛卡爾認識論的破壞性比其建設性有著更突顯的歷史意義，其思想的兩面性甚至“把他造就成兩個重要而背馳的哲學流派的源泉”[10]。于維特根斯坦而言，其早期思想是分析運動的理論典范，其晚期理論則發生了后實證與后現代的激進變化，并由此對笛卡爾主義展開了嚴厲批判。這種批判也對后來的賴爾、普特南與羅蒂等人產生了重要影響。賴爾在名著《心的概念》中對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做了詳盡批判，將其中機械之軀與理性之心的關系諷為“笛卡爾的神話”，即“把人當作一個神秘地隱藏在一架機器里的幽靈的看法”，以此反對心理主義以及早期行為主義的機械論取向。[11]

　　但賴爾也婉轉地暗示，盡管笛卡爾二元論及其心靈實體化思想是錯誤的，但他對心靈概念的定位卻有著進步的歷史意義，也有利于并有待于認知科學更深入的研究探求。在美國實用主義思潮中，皮爾士直接繼承了笛卡爾的懷疑—批判原則，認為懷疑是探究之源。在皮爾士看來，單個人不能合理地期望達到我們所追尋的終極哲學，這只能通過哲學家共同體(communityofphilosophers)來實現。[12]

　　實用主義的初始本意在于其詞源“實踐主義”。隨之，詹姆斯進一步將實用主義思想推向前進。詹姆斯將情感理論追溯到笛卡爾的研究成果;事實上，他關于人類心靈的理論觀點也受到笛卡爾的全面影響。[9]200之后，奎因—喬姆斯基—普特南—羅蒂等人的理論譜系形成了新實用主義新進路。奎因的理性觀是典型的新笛卡爾主義;在他看來，“邏輯，一如任一學科，旨在對真理的追求。所謂真理乃是確定性的陳述，真之追求則是努力將真陳述與假陳述辨別開來。”[13]喬姆斯基則將笛卡爾理性觀擴展到現代分析運動的語言學核心領域。他指出，笛卡爾主義語言學的中心論調是：語法結構的普遍特征貫穿了所有的語言，并反映了心靈的基本屬性。[14]至于普特南與羅蒂，他們更多地在后實證主義批判立場上提出了對笛卡爾主義的深刻反思。

　　羅蒂認為，早期分析哲學運動總體上仍受制于新笛卡爾主義與新康德主義的束縛，而以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和杜威為開拓者的后實證主義則掀起了后分析運動的狂飆，關于認識及其知識的表象主義“自然之鏡”需要被打碎，取而代之的應是面向人的社會歷史實踐及其生活意義的人文主義教化。[15]值得一提的是，笛卡爾作為法國哲學先驅，其思想對西方大陸哲學也產生了同樣的重要影響。胡塞爾將自己的現象學先驗哲學體系直接稱為新笛卡爾主義，他說：“在過去的思想家中，沒有人像法國最偉大的思想家勒內·笛卡爾那樣對現象學的意義產生過如此有決定性的影響。

　　現象學必須將他作為真正的始祖來予以尊重。”[3]1胡塞爾的學生海德格爾在現象學基礎上創立了存在主義學派，他的存在(Dasein)概念則直接淵源于笛卡爾的存在(Being)、自我(Ego)以及物自體(self-subsis⁃tence/perse)。后來，德里達在后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中對后笛卡爾主義做了激進批判。另外，笛卡爾理性觀也對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及其直覺主義產生了相當影響，后者又直接影響了詹姆斯和懷特海等人，并間接地促進了現象學運動的發展。甚至于，在數學領域，直覺主義流派的代表人物布勞維爾將直覺原則追溯到笛卡爾在十七世紀對解析幾何(analyticgeometry)的發明。[16]

　　二、時代性的科學方法：合理的懷疑與激進的批判性

　　威爾遜指出：“通過將知識的批判置于哲學探究的首要前沿，笛卡爾開辟了近代時代(themod⁃ernera)，這已經是哲學史的老生常談。”[17]194在其廣泛多樣的理論體系中，笛卡爾始終視批判性為其重建哲學的核心使命。他的合理懷疑與大膽批判的精神鮮明地體現了科學方法的歷史時代性。首先，笛卡爾提出了“懷疑的批判”的方法論原則。在笛卡爾哲學思想中，方法論的核心在于對概念與信念的批判性分析。[18]在笛卡爾看來，面對任何問題，我們都要保持懷疑的批判態度。

　　一方面，懷疑一切：“在經驗和思想的生活中是確實可靠的每一種東西，都要對其懷疑一番，從而進行方法上的批判。”[3]40懷疑是徹底而全面的，不能放過任何蛛絲馬跡;任何能引起哪怕一絲疑慮的東西都應被視為懷疑的可行理由。這種懷疑還必須是基于理性思維的懷疑，即建立在科學方法論的基礎之上。廣義上說，笛卡爾懷疑方法的關鍵在于分析方法，其中又生發出演繹主義與還原主義的雙重路徑，前者以數學形式的演繹推理為認識手段，后者強調基于機械論原子主義的分析—綜合研究程序。

　　因而，“通過在方法上發現存有問題的事物，分析揭示了演繹推理的正確路徑。……要是忽視了那些最微小的細節，結論的必然性就沒有保障。”[6]460另一方面，懷疑一切的宗旨服務于問題的解決，通過依次徹查所有相關因素、排除無關因素、把握問題本質，進而對問題作更深入的探究，獲致認識的確定性與真理性。懷疑用于釋疑，批判的出發點與目的都是建設性的。在西方近代哲學的開創期，笛卡爾基于理性分析的懷疑原則與培根的經驗歸納法可謂相輔相成，并對后者做了重大補足。

　　其次，笛卡爾在相當程度上反對經院神學的精神禁錮及其客觀唯心主義實質。盡管其形而上學觀包含了上帝創世論的基礎成分，并且在得知伽利略遭受宗教審判打擊之后他被迫采取了妥協式的暗度陳倉策略，但笛卡爾通過對人的心靈的客觀認知定位及其理性與人性的致力宣揚，開創了主體性哲學的全新體系，將源自柏拉圖理性主義的西方哲學發展到新的歷史形態。在將神性不斷轉換為理性的形而上學自然化進程中，笛卡爾不但促進了太陽中心說的社會影響，更通過自然哲學理論維護了物質運動的客觀規律，也為牛頓力學體系的深廣社會化鋪墊了歷史伏筆。

　　再次，笛卡爾對傳統的哲學及科學理論基礎提出了摧枯拉朽式的全面批判。在他看來，傳統形而上學的封閉性阻滯了人們的認識，經院神學囿于上帝的創世論依據也忽視了上帝所賦予自然和人類的神圣創造性與主觀能動性。通過對傳統、權威與宗教信條的基于科學理性的斗膽質疑，笛卡爾以科學的觀察和邏輯的證明進一步宣傳了新物理學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并從各個方面對傳統物理學理論發起了激烈批駁。笛卡爾沉思的最終目的在于：“六個沉思旨在發現摧毀亞里斯多德原理的物理學基礎”[19]。最后，笛卡爾的自我批判精神也直接面向科學實踐。

　　在其思想理論的發展過程中，他勇于懷疑、甚至不惜放棄先前不成熟的觀點。在早期思想中，笛卡爾重視研究對象的形式屬性，煞費苦心地用各種量化或圖形解釋的方式來描述研究問題，甚至認為物理學也無非就是幾何學;但隨著觀察與實驗的深入，尤其是其機械力學、氣象學、生理學等研究領域的拓展，他開始認識到經驗與實踐的重要性。以至于，他“決定放棄只有抽象的幾何。

　　……而這個中緣由在于，我有更多的時間來創設一門不同類型的幾何學，后者關聯于自然現象的解釋。”[20]這種自我批判性體現了其理論體系自身的演進步階，更承載著笛卡爾作為哲人—科學家的實踐精神。如王太慶先生所言，“笛卡爾是機械唯物論的創始人，但他不僅有創立它的功績，也有舍棄它的勛勞。他不像有些人那樣只知作繭自縛，而以科學家的實事求是精神自強不息，在機械論碰了釘子的時候開動腦筋另辟途徑，向辯證法靠攏。他在數學上的偉大發明解析幾何，就是其中光輝的一例。”[21]也許，笛卡爾批判性的破壞力度遠大于其建設性的功勞，其機械論的決定論立場也內在地抑制了或自反于其批判性的本質;但是，對于確定性基礎的不屈訴求始終構成其哲學研究事業的核心目標。

　　二十世紀哲學中，弗雷格、羅素、胡塞爾、杜威以及維特根斯坦等大哲們對于確定性問題的探究拓展了這種生生不息的研究理路。笛卡爾思想的批判性引致了哲學舊體系的崩潰，也揭開了新體系的誕生。誠如胡塞爾所言：“現代性始于笛卡兒，因為他率先追求從理論上滿足不容置疑的真理，將之置于懷疑的論據基礎上。他第一個使其理論成為關于世界的普遍領域，一個預設了激進懷疑的否定性領域，并將之作為辯護的支撐，即其本身之確切認識的主體性。”[22]

　　三、理性的實踐基礎：觀察實驗與科學知識的實踐性

　　笛卡爾認為理性能彌補和超越經驗的內在局限性，這種理性建立在大膽懷疑、嚴謹分析與精確論證的方法基礎上，同時也具有經驗認識中觀察實驗的重要作用。在他看來，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有著內在的關聯，一如身體與心智的有機結合促成了健全的理性。人們掌握的知識越多，經驗就變得越發必要，在其研究中，“我用的都是數學的和有證據的推理，我的所有結論都由真的觀察資料所確證”[23]。因而，實踐性構成了笛卡爾理性觀的基本特質，其中包含了他對于經驗、觀察實驗與功利實用性等幾方面的觀點。

　　首先，在經驗重要性之外，笛卡爾突出了觀察與實驗對于科學研究與哲學思考的重要性。笛卡爾不但創立了解析幾何，也是折射光學與氣象學的先驅。作為科學家的笛卡爾在其具體科學研究中采取了親力親為的觀察與實驗方法。他在擺動力學原理的分析中指出，空氣阻力取決于其冷熱、干濕、清濁以及很多其它因素，最終的擺動阻力值還因材質(鉛或鐵或木頭)、形體(方或圓或其他形狀)和其他眾多因素而變化。他的光學研究除了涉及到折光原理與棱鏡制作，還詳細描述了眼睛、光線、視線以及屬于反射光學和普通光學的所有情形。為了解釋血液運動及心臟的生理功能，他反復解剖與觀察各種動物的器官結構及其功能。

　　可以說，笛卡爾秉持了近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實踐精神，將科學知識建立于觀察實驗基礎上，也將其自然哲學依托于不斷發展的實驗哲學。“這位法國哲學的創立者，雖在原則上，為一唯理論者，精神論者，但在實際上，卻近于經驗論者與唯物論。”[24]這看起來似乎很迷惑：笛卡爾既是一個認為知識來自于理智的理性主義者，同時又是一個視實驗和觀察為知識事業本質的實驗主義者。這種哲學困境的相融性恰恰在于，經驗訴求乃是建構演繹科學方法的本質部分。[25]234

　　其次，笛卡爾自覺地面對理論現狀的既有問題與發展困境，將實踐性置于與批判性等同的地位。笛卡爾研究的終極理想在于：反對思辨哲學、發現實踐哲學，獲取對人生有益的知識，成為支配自然界的主人翁。為此，笛卡爾反對套話連篇的經院邏輯，強調邏輯技能的訓練及其與數學演算的結合，指出邏輯能使人正確地運用理性去發現真理。笛卡爾強調理論的實踐性與知識的效用性，但他并非處于狹隘的功利主義立場。

　　一方面，在科學方法論方面，笛卡爾的懷疑法與分析法都旨在建構有確實真理性、并切合科學技術發展的新理論體系。一如康德之言：“在跨學科的科學方法論實用性方面，是笛卡爾開創了這條路徑。”[5]264另一方面，笛卡爾不是終結了哲學，而是寄望將本體論、認識論和形而上學的主要問題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就需要有堅實的實驗觀察基礎。在對古典邏輯以及舊形而上學的批判中，笛卡爾將其方法與理論的創新使用建立于具體的科學研究過程。

　　在笛卡爾哲學思想的語境下，哲學并非一門指導性的課程，而是一種具體的活動;相應地，除了通過深入浸潤于哲學的實踐活動，別無其他捷徑。笛卡爾認為哲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基于人類的實際利益;在知識之樹的分類描述中，他將道德科學樹立為智慧的最終層次，科學之真歸依于道德之美。以笛卡爾看來，人們必須用經驗和理性來分辨善惡、認清好壞，理性為人們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四、實踐性的理論框架：笛卡爾的科學實在論取向

　　在當代科學哲學中，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間的爭執愈演愈烈，這種兩極競合困境鮮明地體現于“科學大戰”中。作為近代哲學理性主義的開拓者，笛卡爾理性觀在機械唯物主義的總體立場上蘊含著科學實在論的濃郁取向。“無論如何可以說，笛卡爾對實在論的承諾及其包括實在論的物理科學所提供的物質概念的世界絕對概念，對他來說是根本的。”[26]笛卡爾認為，存在著不同層次的實在性，即可依據不同的范疇標準將實在性區分為各種不同的特色類別：物質的自我本體、感覺與心理活動的神經生理學構造、心靈的先驗實體性、關于上帝的本體論證明等，這些都是客觀實在。還存在著不同等級的實在性，如本體客觀實在性與偶性的實在性、形式實在性與實質實在性，等等。

　　結語笛卡爾理性主義思想體系所展示的開創性、批判性、實踐性與實在性等基本特征都表明了其理論立場的實踐化特征。他不僅是近代實驗科學的先行者，也是近代實踐哲學的開拓者。在笛卡爾關于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經驗與理性的矛盾之后，康德將問題提升到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以及判斷力的更復雜綜合高度，黑格爾則構建起宏大的歷史理性辯證法體系。一直到馬克思，理論與歷史、知識與實踐的關系問題才得以真正的合理解決。顯然，笛卡爾以理性主義旗幟引領了實踐哲學的發展，因此開創了西方自然哲學的實踐化浪潮，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于人類理智的演進步階與科學知識的認識論本質而言，笛卡爾無疑是邏輯理性現代化與實踐化的雙重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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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鄒順宏1，杜國平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