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箭儀是遼代禮儀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遼史》《金史》《契丹國志》中記載的遼代箭儀有瑟瑟儀、射鬼箭、勘箭儀、正旦驚鬼、上巳節、重九節以及再生儀七種禮儀，遼墓中也出土了大量與箭儀相關的文物，包括箭鏃、箭、箭囊、箭筒等實物及相關壁畫。遼代的箭儀既有契丹本民族的特點，又融入中原文化因素，是契丹文化和中原文化相融合的產物。

　　關鍵詞：考古學;遼代箭儀;特點

　　契丹建國以前，由于長期過著氏族生活，只有一些簡單的風俗。《遼史》中記載：“遼本朝鮮故壤，箕子八條之教，流風遺俗，蓋有存者。自其上世，緣情制宜，隱然尚有質之風，遙輦胡剌可汗制祭山儀，蘇可汗制瑟瑟儀，阻午可汗制柴冊、再生儀。其情樸，其用儉。”[1]遼太祖阿保機即位以后，為了加強皇權，于太祖七年(913年)“定吉兇儀”[2]。從此遼朝開始施行禮制。

　　一、遼代箭儀略說

　　箭是遼朝禮儀中具有特殊地位的禮器之一，與之相關的有瑟瑟儀、射鬼箭、勘箭儀、正旦驚鬼、上巳節、重九節以及再生儀七種禮儀。箭儀作為一種長期的文化積累，凝聚了契丹民族深刻的人文理念和思維方式。

　　據《遼史》《金史》記載，瑟瑟儀有如下程序：按照等級，皇帝射兩次，親王、宰相及臣僚射一次;用手帕標志要射的柳枝，離地幾寸的地方要削去樹皮露出白地，先是一人馳馬前導，后一人馳馬用無羽橫鏃射之;如果射斷柳枝，以手接住，并飛馳而去者為優勝者，給與冠服;瑟瑟儀第二天植樹，前段為祈雨，后段仍然是射柳[3]。

　　據《遼史》記載，射鬼箭大多是在秋冬月份舉行。祭祀是射鬼箭的重要內容，皇帝出師前要先告廟，祭拜“三神主”，要殺青牛白馬祭祀天地。祭時，常依托于一棵獨樹。將出征時，牝牡麃各一獻祭。戰勝敵人后，以白、黑羊祭天地。遼帝每次親征在出師、行軍途中、班師時都必須進行射鬼箭之儀。射殺的對象為死囚、俘虜等。太祖初年，射鬼箭已經成為一種極刑被確立下來，與梟磔、生瘞、炮擲、支解并列[4]。

　　據《遼史》記載，勘箭儀整個儀式由受箭、呈箭、勘箭等活動組成。將箭作為勘合的對象，說明箭在契丹社會中不僅是一種重要的遠程武器，同時也是軍事權力的象征，皇帝巡幸歸來須內外勘同后開門，也示留守之慎之意[5]。

　　據《遼史》記載，正旦驚鬼整個儀式中，先擲丸，根據擲出帳外的數量不同，舉行不同的儀式。若所得數量為奇數則為不祥，巫人會執箭繞帳高呼，在帳內進行燒地拍鼠之儀，以示消除不祥之意[6]。

　　據《遼史》記載，上巳射兔是上巳節當日要射木頭刻成的兔子，然后騎馬比賽，先射中兔子即為獲勝，輸的一方要下馬跪著向獲勝的一方敬酒，獲勝方則騎在馬上將酒一飲而盡[7]。

　　據《契丹國志》記載，重九射虎是，重陽節當天，天子率領群臣部族射虎，射不獲或者射得少的人，被判輸，要罰他們請“重九”宴[8]。

　　據《遼史》記載，遼朝只有皇帝、太后、太子和部族首長可以舉行再生儀[9]。契丹皇帝于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擇吉日行再生禮。先在禁門北，準備好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輿。并在再生室東南倒植三岐木。在舉行儀式這天，皇帝要脫衣服、光腳進入再生室，三次從岐木下過，并臥在木邊，老者擊箭袋說“生男孩兒了”，太巫用巾蓋上皇帝頭，皇帝起來，群臣稱賀，再拜。事先選好的七位老人每人把為皇帝起的名字系在采緞上，進獻皇帝，皇帝選好一個名字后，賜給老人物品。群臣則進獻小嬰兒的包被，彩結等物。皇帝祭拜先帝后再宴請群臣[10]。

　　二、考古學視閾下的遼代箭儀

　　據《易經·繋辭下傳》記載，弓箭最原始的形態為“弦木為弧，剡木為矢”[11]。之后，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們用木頭、竹子、動物的筋和膠等合制成弓，稱為“復合弓”。箭是搭在弓上發射的武器，主要由鏃、桿、羽、栝四個部分構成。在內蒙古、遼寧、河北、北京及其周邊地區發掘的遼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遼代鐵箭鏃實物，筆者將其分為七類，分別為甲類A型、B型、C型，乙類，丙類，丁類，戊類A型、戊類B型，己類，庚類(見表1)。

　　在遼代史籍中記載，“箭削樺為簳”[35]“紅錦袋皂雕翎羱角骲頭箭十，青黃雕翎箭十八……”[36]在遼墓也出土了箭桿實物。赤峰大營子遼墓中出土鐵桿鏃，鋌細長，鋒作柳葉形，存長15.5厘米，刃寬0.9厘米[37]。在內蒙古霍林郭勒遼墓中出土木桿鏃，鐵鏃為四棱尖刀狀，長5厘米，寬1.8厘米，厚1.6厘米，尾部有一圓銎，可安裝箭桿。箭桿長70厘米，直徑0.5-0.7厘米之間。箭桿細端纏上薄薄的樺樹皮，插進鐵鏃圓銎里，從而使箭桿安裝牢固。箭桿尾端刻一個“凹”字形槽，槽搭弦上，彎弓射出。箭通長75厘米。箭桿為硬質富有彈性的木條[38]。分析可知，遼代鐵箭鏃的種類較多，箭桿木質，箭羽以雕翎為主。

　　遼墓中也出土有盛箭的器物。在內蒙古陳巴爾虎旗巴彥庫仁遼代墓葬中出土一件箭囊，其為縫制，筒形，口窄底寬，口部一側邊向內斜收，端部有根殘斷的皮條，兩件“八”字形銅飾件鉚在斜邊上，另一側邊略外敞。口下部正中位置挖空一塊，呈橫向圓角長方形。兩側邊中部略內弧，底部為圓邊。口部及一側邊以明線縫合，另一側邊是在兩張皮革的側邊斜向內暗線相縫，表面無縫線，長57.3厘米，口寬22.8厘米，底寬31.8厘米[39]。在內蒙古霍林郭勒遼墓中也出土一件箭囊，其為樺樹皮縫制，出土時保存完好。

　　半圓形長筒，筒長70厘米，寬18厘米，厚8厘米。囊底為1厘米厚的木板[40]。在遼墓壁畫中也有相關內容，《鷹軍圖》[41]中，6個騎馬者排列成兩排三隊，均身披鎧甲，頭戴盔，腰挎箭囊。《廳堂圖》[42]中，在紅色幾案左側懸掛有箭筒，側開式筒蓋翻垂。《獵虎圖》[43]中，射獵者腰間掛有箭箙。《騎獵圖》[44]中，有一契丹獵人正拉弓射箭，左腋下掛有箭囊。在慶陵東陵前室北甬道西壁左側人物畫像，其右肋之下懸掛一個箭筒，箭筒里盛有箭束[45]。分析可知遼代盛箭用的器物大致存在兩種形制，即縫制的箭囊、用樺樹皮制成的箭筒，在狩獵的過程中一般放置在獵人腰部。

　　據《金史》載，瑟瑟儀中“以無羽橫鏃箭射之”[46]。通過考古材料發現，所謂橫鏃箭可能箭鏃鋒部扁平，刃部較寬，與甲類箭鏃類似，亦有可能包括戍類箭鏃。遼代軍事上所用的箭鏃為矛式鏃、三翼鏃、菱形鏃、柳葉形鏃[47]。射鬼箭儀式中，均以人為射殺對象。此種類型的箭可能箭鏃鋒部尖銳，接觸點小，與乙類、丙類、丁類、己類箭鏃類似。在上巳射兔儀中，所射的對象是“以木為兔”，可能與射鬼箭所用箭鏃相同，利于集中力量射擊目標。

　　勘箭儀中，東上閣門使執雄箭，勘箭官執雌箭，所執的雌雄箭可能為木箭[48]。因史料記載有限，正旦驚鬼儀式中巫人所執弓箭亦可能為木箭。契丹民族用于狩獵的為寬刃箭鏃[49]，即重九射虎儀中所用箭鏃可能與甲類、戍類相似。再生儀中包含老者擊箭袋說“生男孩兒了”這一活動。箭袋的形制可能為縫制的箭囊或用樺樹皮制成的箭筒。

　　三、小結

　　遼代箭儀內容豐富，儀式莊重，是契丹文化與漢文化相互融合的產物。遼代箭儀既有契丹本民族特色的瑟瑟儀、射鬼箭、勘箭儀、正旦驚鬼、再生儀，又有中原文化特點的上巳節、重九節。《新唐書》記載：“天子適射兔苑中，跨鞍若飛，敢異議者斬。”[50]唐代射兔也是一種射箭活動，人們用木頭雕刻成兔子，然后騎馬比賽，看誰先射中兔子即為獲勝，輸的一方要下馬跪著向獲勝的一方敬酒。九月九日重九日，中原漢族歷來有賞菊、飲酒、登高、插茱萸等習俗。契丹族的上巳節、重九節很可能來自中原漢族地區，同時也反映出契丹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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