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帕斯卡·基尼亞爾是法國當代著名作家，其著作豐碩且屢獲文學大獎‍‌‍‍‌‍‌‍‍‍‌‍‍‌‍‍‍‌‍‍‌‍‍‍‌‍‍‍‍‌‍‌‍‌‍‌‍‍‌‍‍‍‍‍‍‍‍‍‌‍‍‌‍‍‌‍‌‍‌‍。 受家庭影響，基尼亞爾自幼便開始接觸語言學，對語言產生濃厚的興趣，因此，對語言問題的思辨構成其作品的重要內容‍‌‍‍‌‍‌‍‍‍‌‍‍‌‍‍‍‌‍‍‌‍‍‍‌‍‍‍‍‌‍‌‍‌‍‌‍‍‌‍‍‍‍‍‍‍‍‍‌‍‍‌‍‍‌‍‌‍‌‍。 基尼亞爾探尋語言的原初，認為語言是后天獲得之物，人獲得語言意味著獲得身份，也意味著失去最初的真實世界和整體性，失去自主權‍‌‍‍‌‍‌‍‍‍‌‍‍‌‍‍‍‌‍‍‌‍‍‍‌‍‍‍‍‌‍‌‍‌‍‌‍‍‌‍‍‍‍‍‍‍‍‍‌‍‍‌‍‍‌‍‌‍‌‍。 作家指出，語言作為純獲得之物的本質決定了它會隨時消失，跟講話者分離。 在這個意義上，基尼亞爾把語言視作“私敵”，用寫作這個能夠在表述的同時保持沉默的絕妙方式質疑、對抗約定俗成的語言，其作品因而成為沉默文學譜系鏈上極為重要的一環。

　　【關鍵詞】基尼亞爾 語言 私敵 沉默

　　引言

　　帕斯卡·基尼亞爾(Pascal Quignard, 1948-)是法國最具實力和創新性的當代作家之一。 自上世紀60年代末出版第一部作品以來，他已有80多部作品問世，被譽為“熔歷史想象、文學虛構、藝術審美、哲學思辨為一爐的創造性寫作”。 基尼亞爾的創造性寫作跨越多個學科，游移在文學體裁的邊界，并實現多體裁的融合。 盡管基尼亞爾的作品以雜糅為特征，但總圍繞著原初(origine)主題展開。 而作家對原初的探尋在作品中通過一條主線呈現出來，這條主線就是語言(langage)問題，“對語言的憂慮處在帕斯卡·基尼亞爾作品的核心地帶。 ”那么，對基尼亞爾來說，語言是什么?

　　1998年，基尼亞爾出版《秘密生活》(Vie secrète)，在這部被稱為不朽之作并獲法國文化大獎(Prix France Culture)的作品中，作家寫到：“當語言尚未以令人討厭的聲波形式在空氣中傳送時，還不是我的敵人，但自此之后則成了我的私敵。 人們不會心血來潮地把音樂、文學視作生命中的最愛。 如果人們只是想生存下去，話語無非就是一些難以信任的新鮮事物，一些微不足道的東西。 ”

　　為什么語言悖論地成為做“語言工作”的作家的私敵? 私敵的蘊意是什么? 如何評價基尼亞爾作品中語言和寫作的關系? 本文將從基尼亞爾對語言的思辨出發，提出沉默是其文學創作的思考路徑之一，以期引發更為深入的對基尼亞爾作品的閱讀和探討。

　　一、天賦還是獲得?

　　眾所周知，20世紀初，學術界出現一次巨大的轉向，即語言轉向，語言問題一躍而成為人文科學的研究熱點，人們在人類學、哲學、心理學等眾多領域對語言進行多維度的研究和探討。 而語言的原初，由于人類最初語言體驗記憶的缺失，以及對語言如何出現、何時產生等問題的無從回答，成為語言研究的焦點問題。

　　關于語言的原初，學界主要持有兩種觀點：以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為代表的語言天賦論，認為語言是人的生物屬性，人類語言存在普遍語法(grammaire universelle); 與語言天賦論相對立的語言文化論，強調語言是社會的產物，本質上屬于社會行為。

　　生于二戰后且自幼接觸語言學、對語言產生濃厚興趣的基尼亞爾不可避免地受到20世紀初百家爭鳴的語言理論影響，作為文學者，作為最純粹最古典意義上的“文人”(魏柯玲：99)，基尼亞爾對語言和語言原初問題的思考——借用作家自己偏愛的術語，思辨——從未間斷，并在作品中反復提及多次論述，他博采眾家之長，更看重探求的過程，而不是唯一的答案或確定的知識：“別忘了我不言說確實無疑的東西。 我讓我出生的語言在其痕跡上前行，這些痕跡和閱讀還有夢混雜在一起。 ”

　　如果基尼亞爾言說“不確定”，那么，對于語言的原初，他的觀點是什么? 認為語言是人固有的普遍能力? 還是相反，認為語言跟寫作、藝術一樣，是后天獲得之物? 基尼亞爾在《小論著》(Petits traités)中不無直接地指出：“語言為萬物之源，卻非語言之源。 ”他通過“向前回溯的運動”去界定“萬物之源之源”。

　　首先，基尼亞爾把愛神(Eros)定義為張力，認為這種張力沒有意識，就像人睡夢中性器官的勃起，人因無意識的性勃起而心生恐慌，從而引發語言出現。 在基尼亞爾看來，語言最初用來命名人內心的恐懼。 在這個意義上，夢是語言原初的重要維度之一。 隨后，基尼亞爾指出語言出現跟狩獵有關：“在捕殺獵物的想法中，(語言)已經剝掉獵物的存在(樹林，羽毛，獠牙，皮，肉)。 ”也就是說，語言原初是捕食前的準備。 不難看出，基尼亞爾對語言原初的思考帶有明顯的悖論：狩獵活動表面上一言不發，事實上卻是語言行為。 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在基尼亞爾眼中，作為萬物之源的語言帶有無法消除的不確定性。 除此之外，作家還認為，語言自產生之日起，就帶有不可抹去的集體特征，屬于集體行為，因而有可能引發分裂和恐懼。

　　在此需要強調的是，起初，人獵殺野獸是為保證自己的存活; 后來，狩獵發展成人殘殺人，即對同類的殺害。 基尼亞爾認為，既然人通過模仿捕殺獵物，也通過模仿殺害同類，那么同理，模仿也是文學的原初。 語言的原初帶有獵殺體驗的痕跡，是觸碰已失之物的最佳方式。 在這個意義上，“語言是對已失之物的唯一復興。 ”

　　如果說夢中無意識勃起的性器官、狩獵行為、人人之間的殘殺促成話語的生成，那么交流、表達、滿足需要就成為語言的主要功能，即通常所說的“語言是人類重要的交流工具”，另外，語言對文明的推進也起到了不可否認的作用。 然而，在基尼亞爾看來，事實卻并非如此：“展現和繁衍生命的肉體是其(生命)唯一的真實面目。 話語并不構成其臉面。 生命的存在并不依賴于語言。 言語只是一種奢侈品，沒有它，生命依舊可以繼續。 當我們說話時，并非生命的本源在說話……這也就是話語的無用之處，遠勝于其危害。 ”(基尼亞爾，2014：54)作家運用各種否定強調語言功能的不在場，并指出，語言不是人的本質。

　　如果語言不是人的本質，那么如何定義人的本質? 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曾在其《童年與歷史》(Enfance et histoire)法語版序言中寫道：“人不局限于‘知道’，不局限于‘說’，人既非‘智人’(homo sapiens) 亦非‘語人’(homo loquens), 而是 ‘智語人’(homo sapiens loquendi)。 ”基尼亞爾贊同阿甘本的觀點，但同時指出，人的“智語人”特征不明顯，因而他選擇從人非“智”非“語”的否定性出發，像達爾文、海德格爾、超現實主義者、巴塔耶和結構主義人類學家那樣，重新審視人類中心論，表明人-語言-文化之間的割裂和分離關系，因而“人類的動物本性始終是其作品的內容，包括捕食性反射、在進化過程中持續存在的一種記憶和本質上的非線性時間等方面。 ”

　　在確定動物性為人的本質后，基尼亞爾的語言原初觀也隨之明晰，在他看來，“語言不是我們的反射行為。 ”(Quignard, 1993: 57)語言不是人固有的，而是后天獲得的一種能力。 由此，基尼亞爾認為，在跟語言的關系中，人的自主權是缺失的，是不在場的，語言隨時有可能跟人產生分離：“語言沒有生命。 語言不是活組織。 語言不經歷純粹意義上的增殖或衰退。 它既無再生也無衰落。 ……語言也不是悖論的約定符號的發聲系統。 甚至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系統’，語言制造符號嗎? ……語言不服從‘熵’，不新生，不滅亡‍‌‍‍‌‍‌‍‍‍‌‍‍‌‍‍‍‌‍‍‌‍‍‍‌‍‍‍‍‌‍‌‍‌‍‌‍‍‌‍‍‍‍‍‍‍‍‍‌‍‍‌‍‍‌‍‌‍‌‍。 ”(Quignard, 1990: 149)

　　基尼亞爾更是進一步指出，語言雖然沒有生命，但卻擁有無所不在的權力，隱藏在一切話語之中。 因而，人與語言之間體現出某種服從關系。 也就是說，一方面，生命和語言之間處于分離、割裂的狀態; 另一方面，語言對個體施加權力，人變成語言的囚犯，遭受語言的控制。 對于這一點，巴特(Roland Barthes)也曾明確地表示：“我總是不得不選擇陽性或陰性，對我而言，中性或復合性是禁止的; 甚至，我還不得不用‘你’或‘您’來標明我與他者的關系：對我而言，情感或社會中斷是拒絕的。

　　因此，經由結構本身，語言指涉某種致命的異化關系。 說話，或者，談論，不是我們不厭其煩所說的交流，談論是奴役。 ”基尼亞爾贊同巴特的語言異化論，認為講話者在自我命名和命名世界的時候，異化就已經出現。

　　語言不僅對個體施加權力，還具有欺騙性。 在作者看來，“言語就是說謊。 ”(基尼亞爾，2007：45)，“我們身上所有的語言，都不是根基，都在被盜用，它是一個騙子。 ”基尼亞爾對語言的效用產生質疑：“世界上所有的聲音中，最貧瘠的聲音是語言聲音。 世界上所有的聲音中，最有害的是語言的聲音：語言的聲音讓人以為是它們賦予世界意義。 ”(Quignard, 1990 : 598)也就是說，如果認為任何事物都有其確定的意義，所有的問題也一定有答案，那么所有的語言行為都將歸于失敗。 跟19世紀的主導美學不同，當代世界呼吁意義的不確定性。 正是在這一層面上，基尼亞爾通過文學創作來闡釋語言何以以及在何等程度上不產生明確的、唯一的、確定的意義。

　　在基尼亞爾眼中，語言不僅功能不在場，還帶有欺騙性，那么語言還是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所說的“存在之家”嗎? 應該說，基尼亞爾否定和質疑語言，但他的否定和質疑具有生產性和主動性，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語言仍帶給世界意義，只不過這意義是超出的意義，是意義的缺失。

　　二、失去的獲得，獲得的失去

　　在基尼亞爾看來，語言——獲得之物——的本質，決定了語言隨時可能跟講話者分離，詞語隨時可能消失在每一個人的嘴邊。 語言的原初跟產前世界、出生創傷和經由母親嗓音獲得緊密相關。 人自出生就跟母體分離，出生即分離是基尼亞爾作品中不斷復現的主題，分離意味著離開原初世界而進入另一個世界，進入“最后的王國”。 出生導致原本的整體成為碎片：“出生不是開始，而是世界的改變。 這只是旅途的一個邊界。 我們從連續性轉換到非連續。 我們從‘主’體過渡到‘個’體。 ”(Quignard, 2002: 194)

　　跟其他學者的觀點尤為不同的是，基尼亞爾認為，語言在產前世界就已經存在，我們一直在母體中聽到語言。 而且，母親的嗓音即語言永久性地留在孩子體內，作為孩子-母體之間原初整體性的象征。 跟母親的嗓音一起永久留在孩子體內的，還有語言創造的一切，包括身份、自我、欲望等等。 基尼亞爾用“被割喉的喉嚨”來指稱獲得語言和擺脫語言之間的張力：“每個人的‘我’不僅不確定，而且是分離的，借用的。 這個‘個體’來自女人的性器官。 這個‘自我’只是語言的回聲，語言是他‘先’人的語言，他跟‘先’人獲得語言的方式毫無差別……”(Quignard, 2005 : 96)

　　語言作為后天的純獲得，無法擺脫他人語言、所接受的教育、日常環境和社會大環境的影響，簡言之，個體語言只能源自于他者的語言，缺乏獨特性。 如果把出生比作一張白紙，他者的嗓音在白紙上面早已寫下姓名、特征、命運等等，也就是說，對孩子而言，永遠都不可能擺脫母親的嗓音。 在這個意義上，獲得語言意味著失去，失去“最初的王國”，并在失語、遺忘或臨近死亡時失去語言。 另外，獲得語言也意味著獲得身份，獲得不確定的、虛構的身份。 根據拉康(Jacques Lacan)的鏡像理論，“我”是他者語言的建構，基尼亞爾則進一步指出：“身份是家庭滴入的寓言。 ”(Quignard, 2005 : 100)在此，作家用動詞“滴入”生動地再現出身份語法建構的緩慢過程。

　　對孩子來說，獲得語言意味著進入社會，同時意味著失去個體的獨特性，獲得社會歸屬和同一性，獲得跟其他人別無二致的身份。 但是，如果想擺脫這個身份，擁有獨特的嗓音和自我，就需要脫離所獲得的語言。 也就是說，獲得語言和使用語言之間產生某種力量關系，這種力量關系就是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所提到的語言-言語之間的張力，或本維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所認為的言語-話語或符號-語義之間的對立。 這種張力或對立，在基尼亞爾筆下，變成反抗，用以反抗語言本身，反抗語言的意義，反抗語言作為權力所匯集、所強加的形式或影響。 換言之，基尼亞爾試圖跟以往的文學決裂，他想通過自己的文學創作而遠離集體聲音。

　　“漸漸地每個人開始‘相信他的像似性’。 同樣，某天，每個意識開始相信，我們通過他人對我們身體的命名而獲得身份。 然而，信仰就是對名字的呼喚做出回應。 對于這個奇怪的信仰，我們可以是不信神的。 ”(Quignard, 2005 : 117)作家用形容詞“不信神的”以簡單直接的方式表達自己對母語的蔑視和反抗，渴求遠離由母語而獲得的自我，通過蔑視、反抗、決裂，脫離社會的、文化的、身份的關聯，而獲得新的自我。

　　“作家角色歸于社會決裂和對沖動個體化的征服。 ”(Quignard, 2005 : 125)基尼亞爾用沖動(pulsion)這個典型的心理學術語強調“集體的我”跟社會決裂，成為“個體的我”; 并指出作家需要或應該質疑、超越以往的寫作模式，逃脫過去的控制。

　　基尼亞爾的小說人物大多逃離過去，過著不可見的生活：《世間的每一個清晨》(Tous les matins du monde)的主人公圣科隆布(Sainte Colombe)在夫人去世后拒絕國王的邀請，把自己關在桑樹枝葉叢中的棚屋里，全身心投入音樂之中; 《羅馬陽臺》(Terrasse à Rome)中的莫姆(Meaume)把“一張丑八怪的臉藏在意大利拉韋洛城之上的懸崖”; 《符騰堡的沙龍》(Le salon du Wurtemberg)中，施諾涅(Charles Chenogne)在經歷家人、好友離世后，退居到童年的貝格海姆(Bergheim)，記錄，幻想; 《阿瑪利婭別墅》(Villa Amalia)的主人公安娜·希登(Ann Hidden)發現男友情感背叛后，徹底離開之前的生活，“把一切都抹去”。

　　基尼亞爾認為，逃脫過去意味著離開奴役，通過跟過去決裂而獲得生活和精神的雙重自由。 應該說，其他人也能夠像基尼亞爾筆下的人物一樣拒絕規劃生活的奴役，“但在其他地方的生活真的會令人專心致志嗎? 會更有利于創作嗎? 徹底的孤獨真會是一份鮮美的甜品嗎? ”(基尼亞爾，《阿瑪利婭別墅》：67)也就是說，創作是否意味著必須割裂社會聯系? 意味著必須自我放逐?

　　針對這個問題，基尼亞爾指出：“圣托馬斯用了abalietas(變異)這個詞。 他想以此說明，從他人而生的、建立在他人之上的、受他人教導的每個人類造物都只能ab alio(根據他人)，只能根據一種頑強的相異性的意愿和偶然性而運行‍‌‍‍‌‍‌‍‍‍‌‍‍‌‍‍‍‌‍‍‌‍‍‍‌‍‍‍‍‌‍‌‍‌‍‌‍‍‌‍‍‍‍‍‍‍‍‍‌‍‍‌‍‍‌‍‌‍‌‍。 我們僅僅是些衍生物; 語言，身份，軀體，記憶，我們身上的一切都是衍生出來的。 我們身上的我(ego)的建立，比起通過他人的也就是ab alio的起源、家庭的傳遞 、社會教育、習慣傳統、道德宗教、語言服從來，呈現出更多的脆弱性和更少的容積。 ”(基尼亞爾，2007：125)

　　通過對abalietas的論述，基尼亞爾思考作家、藝術家的身份和地位。 他發現無論是17世紀王家港(Port-Royal)的冉森派隱修士，還是沉浸在書本中的讀者，都能夠在個體聲音和集體聲音中選擇前者，遠離社會生活，放逐自我，離群索居，在自我選擇的王國中安頓下來，安頓在這里具有現實和精神兩個層面的重要意義，“只有在那間草屋里他的靈魂才是完整的，只要一走進那間草屋，就會對創作充滿信心。 他就是在那兒，……創作了他那些最美的作品。 ”(基尼亞爾，《阿瑪利婭別墅》：63)

　　基尼亞爾認為 “人類生命依賴語言，如同箭依賴著風。 ”但是，即使我們是他者的創造物，即使我們無法完全放棄語言、身份、文化和母親的嗓音，我們可以拒絕以貨幣和服從為基礎的權力形式，以沉默的方式“遠離語言和社會”，而“不遠離性愛和死亡”(基尼亞爾，2014 : 70)，選擇擁有靈魂的秘密生活。

　　1994年，“向往沉默、安靜和含蓄”的基尼亞爾辭去一切社會職務，遠離社會活動，潛心閱讀和寫作：“為什么在1994年4月的一天，當天氣晴朗時，當我走出盧浮宮時，我突然加快了步伐? 有一個加快了步伐的人穿過了塞納河，他看著……他跑過去……他一下辭去了身上所有的職務。 ”(基尼亞爾，2007：145)在這則小型自我虛構中，主語人稱代詞從第一人稱單數“我”轉換到第三人稱單數“他”，“卡夫卡曾驚訝地、滿懷喜悅地指出，當他能用‘他’來替代‘我’時，就走進了文學。 ”基尼亞爾通過人稱的轉換再現生活和虛構的連續性，“我”作為作品人物擴大到普通個體。

　　如果說，在《游蕩的影子》中，仍然能夠讀出基尼亞爾對集體生活的服從，在徹底辭去所有職務后出版的作品中，作家則明確地表示拒絕集體指令，遠離社會生活和語言，抵達沉默：“我來，我出發。 我重新出發。 再次出發。 我在一片黃色的荒原之上建造出新的居所。 /我的生活，曾依附于幸福和認可的生活，擺脫約定的價值的束縛：歲月的不可預見，靈魂的暴力，遠離世界的欲望，沉默語言的跳躍，粗野的獨立，比自由更加嫉妒的，更加可疑的，更加難抵達的地區。 ”(Quignard, 1995: 197-198)

　　三、從缺失到沉默

　　作為純獲得之物，語言極為脆弱，隨時會造成缺失，基尼亞爾指出：“我所指稱的缺失是所有人的共同體驗。 其特點在于完全不可言說，在于我們身上有完全不可言說的具體經驗，作為命運的語言獲得和死亡的不可言說，……”(Quignard, 1993 : 63)也就是說，遺忘、變聲、死亡等情況會造成詞語的消失，這是因為任何言語都是不完整的，語言的不完整和限制促使基尼亞爾從事文學創作，寫作是作家對抗語言-私敵的最佳方式。

　　基尼亞爾指出：“作家選擇自己的語言，而不被語言控制。 跟孩子相反，作家不服從于語言控制，他脫離語言控制并進行寫作。 ”(Quignard, 1995: 15)也就是說，作家通過質疑、對抗母語來控制語言。 由此，基尼亞爾的作品在語言的邊界游移，詞語在他筆下從習慣用法中跳躍出來，往往多體裁并置，呈現出碎片化和不連續性等特征，成為“不確定敘事”或“不可論述的寫作”。

　　因此，基尼亞爾作品無法進行傳統意義的分類，體裁的無法判別正是其創作的鮮明特征，也就是說，與其探討體裁問題，不如對具體文本進行處理。 在一次訪談中，基尼亞爾拒絕對小說進行定義，他說：“它(小說體裁)是所有體裁的另一個，是定義的另一個。 跟體裁還有普遍化的東西相比，它是去體裁，去普遍化的。 在存在‘一直’的地方，放置一個‘有時’，在存在全體的地方，放置‘個別’，這樣，您開始接近小說。 我能帶給您的，是弦樂器制造者的定義，是知識的定義。 ”。

　　另外，基尼亞爾認為語言缺失是行動的源泉，而語言缺失適合于音樂家、孩子和作家：“在語言中，作家被簡單地定義為stupor，導致大部分作家是口語的被禁止者。 ”(Quignard,1993 : 10)基尼亞爾自己曾經歷兩次失語：“我曾兩次失去語言。 18個月時，我不講話……童年時的抑郁狀態發生在我們搬到勒阿弗爾之后，當時母親臥病在床，而一直照顧我的一位年輕的德國女人離開了我。 我叫她Mutti。 我變得緘默不語。 ” (Quignard,1993 : 59 et 61)德語中Mutti的意思是母親。 這個年輕的德國女人的離開，讓基尼亞爾經歷第一次沉默。 作家第二次失語發生在16歲，他對于這一次沉默的原因選擇閉口不提。

　　基尼亞爾對他所經歷的兩次失語進行重新建構，他認為在重新建構語言中，一切都是虛構。 也就是說，失語，語言缺失是個體無法逃避的命運，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作家必然也不例外，“從某種意義上，所有的偉大作家都是失語者。 ”“寫作的人目光集中，身體一動不動，手伸向前方，朝向逃離的語匯。 ”(Quignard,1993 : 12)而寫作的手尋找語言的缺失。

　　寫作即尋找，是作家的生命需求：“我不因欲望、習慣、愿望、職業而寫作。 我寫作是為了繼續活著。 我寫作是因為這是沉默言說的唯一方式。 沉默言說，無聲言說，尋找缺失的詞語，閱讀，寫作，是一回事。 ”(Quignard,1993 : 62)寫作能夠在沉默的同時言說，能夠在表述的同時保持沉默。

　　什么是“沉默的言說”? 柏拉圖(Platon)在《斐多篇》(Phèdre)中明確指出，文學是沉默的聲音。 基尼亞爾認為，“沉默的言說”是寫作的原初，因為文字是沉默的，而且一直不變，無法表達世界的變化，另外，寫作者對其讀者一無所知。 因此，寫作造成分裂，閱讀不是交流，最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也不是交流。 柏拉圖曾預見，隨著印刷術的發展，閱讀會變成孤獨的行為，而隱藏在語言沉默中的作者跟詭辯家差不多，都是不出現和不真實的人。

　　而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則區分朗誦話語和神圣話語，認為后者更接近寫作：“跟神圣話語相同，被書寫的東西來自我們未知的地方，既無作者，也無原初，因而朝向更原初的東西。 ”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在其《沉默的言語》(La parole muette)中，提出小說是“無體裁的體裁”，“自古代文明起便開始承載沉默-多語的文學權力‍‌‍‍‌‍‌‍‍‍‌‍‍‌‍‍‍‌‍‍‌‍‍‍‌‍‍‍‍‌‍‌‍‌‍‌‍‍‌‍‍‍‍‍‍‍‍‍‌‍‍‌‍‍‌‍‌‍‌‍。 ”朗西埃判定寫作是多語和沉默的書寫。

　　由此，從柏拉圖到布朗肖、朗西埃，再到基尼亞爾，都“試圖使語言解除約束。 試圖打斷對話。 試圖不服從馴服。 試圖擺脫兄弟姐妹和祖國。 試圖擺脫所有宗教。 ”(基尼亞爾，2007：117)概言之，文學就是沉默的言說：“與說話不同，寫作止于沉默，它的語言在個人眼睛下變成沉默之物。 寫作者所尋找的，不是通用語言世界里飛翔的、不可見的符號。 在語言的徹底沉默中，在與之相對的完全可見的語言面前，靈魂遠離秩序，在符號周圍、在空白周圍、在聲音的遠方，到處搜尋。 它思考著既非言說又非意指的另一種事物。 而這另一種事物，就是文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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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作為出身于著名的語言學世家、接受過傳統嚴格的語言學教育、對語言問題持續思考、并潛心從事語言工作(閱讀和寫作)的當代杰出作家，基尼亞爾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用自己獨特的方式探尋語言的原初和本質，最后，通過文學創作，通過沉默的言說，對抗語言這個私敵，將有聲的語言化為無聲的文字，讓“語言到達他未知的地方，拋棄社會的、分享的、奴化的語言; 他要創造出差別，并自我隱退。 ”

　　作者：劉娟